为什么同是挟天子，董卓和曹操结局大不相同？
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董卓和曹操的结局为何天差地别？这绝非偶然，而是二人在策略、手段、政治嗅觉以及时代背景下的深刻差异所致。要细说起来，得从好几个层面剖析。
一、 挟持的“天子”与“挟持”的性质不同
首先，他们挟持的“天子”虽同为汉献帝，但当时的具体情境和献帝本人的地位，以及朝廷内部的权力结构，是不同的。
董卓： 董卓挟持献帝是在汉灵帝驾崩、少帝刘辩被废、陈留王刘协被立的混乱时期。当时的朝廷，外戚与宦官势力衰败，但内部士族、官僚集团依然盘根错节。董卓作为西凉军阀，以武力强行闯入洛阳，强行废立皇帝，是将献帝置于自己的绝对军事控制之下。他挟持的不是一个“合法”即位的皇帝，而是一个在他武力威慑下，刚刚登基、根基未稳的傀儡。更关键的是，董卓挟持献帝，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掠夺”和“控制”的行为，是为了稳固自己即将到手的权力，顺便搜刮钱财。他并未试图去“安抚”或“拉拢”朝中士人，反而多有杀戮，彻底将自己置于正统汉室的对立面。
曹操： 曹操迎接献帝，发生在董卓被杀之后，李傕郭汜之乱造成的更大混乱之中。此时的洛阳已成废墟，献帝被流离失所。曹操的到来，可以说是在“救驾”，虽然其中也夹杂着他自己的政治算计。他将献帝带到许都，并非强行掳掠，而是以一种“保护”和“尊重”的姿态出现。他尊重了献帝作为“天子”的身份，并未像董卓那样随意废立。曹操的“挟持”更多的是一种“借势”，他需要一个合法的天子作为政治旗帜，来号令天下，平定四方。他是在利用天子的权威来增强自己政治上的正统性和号召力。
二、 政治策略与手段的差异
这是最核心的区别。
董卓： 董卓的策略简单粗暴，基本是“武力至上”的逻辑。他用兵屠城，残暴统治，激起了天下人的共愤。他对士大夫阶层多加猜忌打压，将原本可以争取的支持者推向了敌人。例如，他把吕布当成打手，却被吕布反杀。他焚烧洛阳，迁都长安，更是将汉室的象征意义和士人心中的“洛阳情结”一同摧毁。他的统治手段，就是在刀尖上跳舞，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变成敌人，最终自己也成了众矢之的。
曹操： 曹操的策略则要高明得多，也复杂得多。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核心，但更注重“德”。 曹操虽然挟持了献帝，但他并没有像董卓那样肆意妄为。他尊献帝为“君”，自己在朝廷中担任丞相，但名义上是为汉室效力。他下诏讨伐，是以天子的名义。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局面，反而让他有了更大的政治操作空间。
拉拢士人，收揽人心。 曹操深谙“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推行“唯才是举”，打破门阀制度，吸引了大量有才能但出身不高的人才，也争取了部分不满旧朝的士人。他善于利用朝廷的资源，发布“求贤令”，对反对他的人也未必赶尽杀绝，而是采取分化拉拢的策略。
军事与政治相结合。 曹操的军事实力很强，但他也明白光靠武力无法长久。他用军事上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用政治上的手段来支持军事行动。例如，他虽然在官渡之战大败袁绍，但之后依然在北方处理政务，稳定后方。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实际操作。 虽然这话是后世对他的评价，但他的行为也确实体现了这种实用主义。他敢于在关键时刻做出不符合传统道德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往往是为了更大的政治目标，并且他会尽量用一种“合理化”的方式来包装。
三、 自身条件与能力
董卓： 董卓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将领，他有勇有谋，但政治头脑相对简单。他擅长打仗，但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处理复杂的政治关系。他的野心非常明显，就是想取代汉朝，自己称帝。但他的能力不足以支撑这种野心，也无法收服人心。
曹操： 曹操同样是杰出的军事家，但他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能审时度势，懂得进退，能够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巧妙地结合起来。他有远见，有谋略，能够看清大势，并为之制定长远计划。他的用人哲学，以及对社会矛盾的理解，都远超董卓。
四、 时代背景与客观条件
董卓时期： 汉朝虽然衰败，但士人心中的汉室正统观念依然存在。董卓这种公然的残暴行为，是对这种观念的直接挑战，自然会招致强烈的反对。
曹操时期： 经过董卓、李傕郭汜等人的折腾，天下已经乱到了极点，百姓对汉室的失望感也在加剧。这种混乱的局面，反而为曹操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人们渴望一个能够带来稳定和秩序的领导者，即便这个领导者并非纯粹的汉室忠臣。曹操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种真空，他所代表的秩序和稳定，对许多人来说具有吸引力。
五、 最终走向的根本原因：建立秩序还是破坏秩序
最根本的区别在于：
董卓： 董卓在很多层面上，是“破坏者”。他破坏了汉朝的权威，破坏了洛阳的都城，破坏了士大夫对朝廷的信任。他虽然试图建立自己的统治，但他的方式是建立在破坏之上，所以根基不稳，也无法长久。
曹操： 曹操虽然挟持天子，但他的根本目标是“重建秩序”。他虽然有自己的政治野心，但他的许多行为，例如屯田、兴修水利、恢复生产，都是在为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做准备。他是在旧的秩序崩溃后，尝试建立一个新的、更有效率的统治体系。他利用汉室的象征，是为了让这个新秩序看起来更具合法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总结来说，董卓的结局是咎由自取，他的粗暴、残暴和政治幼稚，让他成为了公敌，最终被内部的背叛所杀。而曹操则凭借其政治智慧、卓越的军事才能、高明的政治手腕以及对人心的洞察，成功地在乱世中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并为后来的曹魏政权奠定了基础。他懂得如何利用“天子”这面旗帜，但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实力和手段，赢得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并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所以，挟天子，董卓是“挾”，是赤裸裸的控制；曹操是“借”，是巧妙的利用。一个是毁灭，一个是建设。结局自然大相径庭。
一、 挟持的“天子”与“挟持”的性质不同
首先，他们挟持的“天子”虽同为汉献帝，但当时的具体情境和献帝本人的地位，以及朝廷内部的权力结构，是不同的。
董卓： 董卓挟持献帝是在汉灵帝驾崩、少帝刘辩被废、陈留王刘协被立的混乱时期。当时的朝廷，外戚与宦官势力衰败，但内部士族、官僚集团依然盘根错节。董卓作为西凉军阀，以武力强行闯入洛阳，强行废立皇帝，是将献帝置于自己的绝对军事控制之下。他挟持的不是一个“合法”即位的皇帝，而是一个在他武力威慑下，刚刚登基、根基未稳的傀儡。更关键的是，董卓挟持献帝，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掠夺”和“控制”的行为，是为了稳固自己即将到手的权力，顺便搜刮钱财。他并未试图去“安抚”或“拉拢”朝中士人，反而多有杀戮，彻底将自己置于正统汉室的对立面。
曹操： 曹操迎接献帝，发生在董卓被杀之后，李傕郭汜之乱造成的更大混乱之中。此时的洛阳已成废墟，献帝被流离失所。曹操的到来，可以说是在“救驾”，虽然其中也夹杂着他自己的政治算计。他将献帝带到许都，并非强行掳掠，而是以一种“保护”和“尊重”的姿态出现。他尊重了献帝作为“天子”的身份，并未像董卓那样随意废立。曹操的“挟持”更多的是一种“借势”，他需要一个合法的天子作为政治旗帜，来号令天下，平定四方。他是在利用天子的权威来增强自己政治上的正统性和号召力。
二、 政治策略与手段的差异
这是最核心的区别。
董卓： 董卓的策略简单粗暴，基本是“武力至上”的逻辑。他用兵屠城，残暴统治，激起了天下人的共愤。他对士大夫阶层多加猜忌打压，将原本可以争取的支持者推向了敌人。例如，他把吕布当成打手，却被吕布反杀。他焚烧洛阳，迁都长安，更是将汉室的象征意义和士人心中的“洛阳情结”一同摧毁。他的统治手段，就是在刀尖上跳舞，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变成敌人，最终自己也成了众矢之的。
曹操： 曹操的策略则要高明得多，也复杂得多。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核心，但更注重“德”。 曹操虽然挟持了献帝，但他并没有像董卓那样肆意妄为。他尊献帝为“君”，自己在朝廷中担任丞相，但名义上是为汉室效力。他下诏讨伐，是以天子的名义。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局面，反而让他有了更大的政治操作空间。
拉拢士人，收揽人心。 曹操深谙“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推行“唯才是举”，打破门阀制度，吸引了大量有才能但出身不高的人才，也争取了部分不满旧朝的士人。他善于利用朝廷的资源，发布“求贤令”，对反对他的人也未必赶尽杀绝，而是采取分化拉拢的策略。
军事与政治相结合。 曹操的军事实力很强，但他也明白光靠武力无法长久。他用军事上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用政治上的手段来支持军事行动。例如，他虽然在官渡之战大败袁绍，但之后依然在北方处理政务，稳定后方。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实际操作。 虽然这话是后世对他的评价，但他的行为也确实体现了这种实用主义。他敢于在关键时刻做出不符合传统道德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往往是为了更大的政治目标，并且他会尽量用一种“合理化”的方式来包装。
三、 自身条件与能力
董卓： 董卓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将领，他有勇有谋，但政治头脑相对简单。他擅长打仗，但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处理复杂的政治关系。他的野心非常明显，就是想取代汉朝，自己称帝。但他的能力不足以支撑这种野心，也无法收服人心。
曹操： 曹操同样是杰出的军事家，但他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能审时度势，懂得进退，能够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巧妙地结合起来。他有远见，有谋略，能够看清大势，并为之制定长远计划。他的用人哲学，以及对社会矛盾的理解，都远超董卓。
四、 时代背景与客观条件
董卓时期： 汉朝虽然衰败，但士人心中的汉室正统观念依然存在。董卓这种公然的残暴行为，是对这种观念的直接挑战，自然会招致强烈的反对。
曹操时期： 经过董卓、李傕郭汜等人的折腾，天下已经乱到了极点，百姓对汉室的失望感也在加剧。这种混乱的局面，反而为曹操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人们渴望一个能够带来稳定和秩序的领导者，即便这个领导者并非纯粹的汉室忠臣。曹操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种真空，他所代表的秩序和稳定，对许多人来说具有吸引力。
五、 最终走向的根本原因：建立秩序还是破坏秩序
最根本的区别在于：
董卓： 董卓在很多层面上，是“破坏者”。他破坏了汉朝的权威，破坏了洛阳的都城，破坏了士大夫对朝廷的信任。他虽然试图建立自己的统治，但他的方式是建立在破坏之上，所以根基不稳，也无法长久。
曹操： 曹操虽然挟持天子，但他的根本目标是“重建秩序”。他虽然有自己的政治野心，但他的许多行为，例如屯田、兴修水利、恢复生产，都是在为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做准备。他是在旧的秩序崩溃后，尝试建立一个新的、更有效率的统治体系。他利用汉室的象征，是为了让这个新秩序看起来更具合法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总结来说，董卓的结局是咎由自取，他的粗暴、残暴和政治幼稚，让他成为了公敌，最终被内部的背叛所杀。而曹操则凭借其政治智慧、卓越的军事才能、高明的政治手腕以及对人心的洞察，成功地在乱世中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并为后来的曹魏政权奠定了基础。他懂得如何利用“天子”这面旗帜，但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实力和手段，赢得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并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所以，挟天子，董卓是“挾”，是赤裸裸的控制；曹操是“借”，是巧妙的利用。一个是毁灭，一个是建设。结局自然大相径庭。
网友意见
你确定董太师那一波操作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我怎么感觉他是在过把瘾就死？
董卓，其人乃是西凉军阀而已。论身份、地位明显不入士人之眼，根本算不上层人物。其进京本是奉大将军之命而来，只不过大将军在诛杀宦官时出了意外，让董卓的人马趁机捡漏控制了东汉中央。
士族对这一西凉军阀本身毫无好感，然后董卓又在朝廷倒行逆施，废立皇帝，奸淫公主，胡作非为。士族本是读书人出身，起码基本的人臣之道还是懂的，可以说士族是一个有信仰，有底线的群体。
董太师这一土匪式地执政风格与学阀士族的价值观相差太远，士族跟他没有合作基础。
蔡文姬的《悲愤诗》节选：“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董卓打仗的方式，是胡人的方式。农民和士大夫都很难接受。
其实一句话，面对的难度不同从而角色不同，导致结果不同。
董卓挑战的是完整的汉朝朝廷，他作为边地武人没有朝望，在中央毫无根基可言，即便以武力掌控皇权，他的班子也无法融入汉朝政权的运行，最多是执掌军队。出身不给力，本身也不招人待见，加上暴力夺权，没有几个人是真心支持他。
这种情况下董卓还搞废立，倒行逆施，本性毕露，已经是人神共愤，他的结局有多惨？但凡他提拔的人，大都反他，阴他，可以说是汉朝公敌，人人喊打。
董卓的角色是秩序破坏者，他挑战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庞然大物，所以受到的反噬最大。
曹操挑战的是流浪的汉朝朝廷，朝廷有名无实，有上顿没下顿，全靠救济苟延残喘。同样以武力控制汉朝，曹操这入手难度简直不要太低。他本身的名望权谋与麾下的人望质量皆远超董承、杨奉、韩暹这些人，兼提供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正是流浪朝廷所亟需。
他只是借着汉朝的名，把自己的权力升格成假借天子之命，本质上还是自己的班底在运作。其他割据势力本就是要扫荡的目标，有了汉朝天子这层皮，则事半功倍。当然不是说汉朝内部对此没有抵抗，只不过曹操接手时就牢牢掌控着军政，对方面临的难度根本远超曹操。
曹操的角色是秩序“拯救者”，他挑战的是一个虚有其表，奄奄一息的空壳流浪政府，所以受到的反噬相对小得多，收益多于反噬。
固然董卓与曹操的才具相差是原因之一，但也不能忽视董卓集团和曹操集团根本差异。曹操集团可以称之为政治集团，而董卓却是军事集团甚至只是军队。把朝政放在它手里会捏坏，却难掌握控制；含在口中可咬碎，却难消化吸收。
一般的武力挟持天子，董卓、董承、杨奉、韩暹这些人的能力、资源、权谋、人望、班底都不如曹操。更何况董卓和曹操介入的时机与局势有天壤之别，本身就是BUG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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