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赃唐初期有两个比较BUG的军队组织来源,都是不怎么花钱的。
一就是均田制下的府兵,首先均田制的广泛推行确切是在唐代,北周和隋代的均田制在制度上明显优越于唐(比如北周和隋代奴婢也有权授田、土地禁止买卖限制了大地主阶层),但推行不力啊,也就是说北周和隋代的均田制仅仅是在关陇地区推广,这也就造成隋代军队依然依靠关陇府兵而不能依靠整个中原。唐代的均田制虽然有对大地主阶层妥协,但凑凑合合推广全国,这使得自耕农阶层、富农阶层灰常强大。府兵的衣服、口粮、生活用具都是由府兵个人承担,政府为此可以节省一大笔开支。开元之前,唐朝中央负担的军费仅仅只有每年200万贯,这什么概念呢。我铁血强宋一年的军费要4800万贯,还尼玛处处挨揍。赃唐在开元前的军费只有铁血强宋的1/24啊!
为什么赃唐这么抠门,军队战斗力还能得到保障呢?
原因不外乎就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刚刚推广,一段时间内还不能够被大地主阶层侵蚀光。国家的中坚阶层——富农、自耕农很多,自耕农家庭专注于种地的,可以以庸代役,多花点钱不服徭役。自耕农专注于打仗的,可以自幼习武,然后家庭花大钱供养他去上战场砍头攒功勋,到时候屌丝逆袭成勋贵。所以说实话,初唐的军事战争的开支,都转移到了普通自耕农的身上,而且自耕农还心甘情愿自己掏钱给政府培养优质炮灰。这有点像啥呢,像TG的土改,土改后农民抢着争着去当兵。
而在其他朝代或者唐朝后期,为什么这样行不通了呢?因为均田制、租庸调制完蛋了,大地主阶层强大了。没多少自耕农了,农民不是沦为佃户就是奴婢,不但没钱也没有精力去给政府当炮灰了。政府招募军队,就只能用财政开支来训练养活一批破产农民、市井流氓、少数民族军阀,这个开支无形中就增加了几十倍。
二就是草原游牧部落。唐朝在扩张战争中,几乎每一次战争都有草原游牧部落的参与。唐朝政府给他们的唯一优待就是不收赋税,但说白了,在古代你要是能从游牧部落身上收到赋税那才叫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所以说这个优待其实就是一纸空文,本来你就没办法从他们身上薅羊毛的。还不如征调他们作战。
比如平定阿史那贺鲁、完全消灭西突厥的战争。唐朝只出了汉兵几万人,却征调了五万回纥兵、十几万西突厥仆从军。这五万回纥兵和十几万西突厥仆从军,唐朝基本上是不花钱的。
再比如唐朝在西域首建节度使时,西域只有几千汉兵,怎么维持战争需要呢。很简单,把从海南岛流放多年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献叫来,然后收拢几万帐西突厥人,这一下大略十万人的军队就有了,而且还不花钱。
但是,拉拢草原游牧部落还不花钱,也是有前提的,就是必须要战胜不能战败,要有胜利后的战利品可以劫掠,否则人家跟着你当炮灰是脑子犯浑了嘛。所以为什么本来好好地服役唐军的东突厥人暴动复辟了,最大原因就是唐朝多次征调东突厥人参与对吐蕃的战争,结果败多胜少,东突厥人得不到一点好处,还屡屡送命,也只能造反了。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丝绸之路的兴盛,使得唐朝的军事打击对象,都不是汉朝匈奴那样的穷渣渣,而是都富的流油。尤其是西突厥地区也就是西域和中亚,那都是财宝汇集之所。程知节一次收降几千胡人,就因为贪胡人财货而将胡人悉数杀害。你要是把这几千胡人换成汉朝的匈奴人或者明朝的蒙古人,你能抢个啥啊,毛都没有啊。所以在对西突厥和中亚的战争上,唐朝完全可以做到以战养战,甚至只需要嘴一张,征调附近臣属国的钱粮来完成战争需求,而为唐军作战的草原部落也会眼红战后的分赃,争先恐后地玩命。这点就比如高仙芝在中亚的数次作战,要么有拔汗那国给唐军提供钱粮,要么自己抢劫一番,基本上不花中央财政。
而为什么唐军在吐蕃和后突厥方面,却经常进展不大呢?这也很简单,吐蕃和后突厥相比于西突厥地区,太尼玛穷了。
所以说,初唐能四处扩张,不是说初唐富,耗得起。而是初唐时期自耕农力量强大,他们自发地为政府承担了大量军事开支。主要作战对象因为丝路商贸而都很富裕,所以有很多习惯抢劫的草原部落也抢着要给唐军当炮灰,一起在战争中分赃,就此而已。
先说结论:
某甲外族不独舆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舆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於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後三百年间中国舆四夷更叠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
这话不是我说的,说这话的是大唐黑陈寅恪先生。
贞观时代,主要的对外战争分为草原(东突厥、薛延陀)、西域(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东北(高句丽)三个方向。但正如陈先生所说,贞观时代的战争,更多地是因势利导以小搏大的胜利。例如,灭东突厥有薛延陀与回纥叛乱的背景、灭薛延陀则有回纥叛乱的背景,高昌等国都非大国,比较成功的是征吐谷浑,而高句丽则没有攻下。
回到问题里所述,贞观时代的国力显然依靠战争红利的加成,比起历经文景两代休养生息的汉武帝时还没有那么深厚。而不断胜利的原因,除了最终军事上的一锤定音,如上所述,天可汗在外交上的运筹帷幄才是小投入大产出的根本原因。直到遇到高句丽这样的硬骨头,以唐太宗时代的国力是不可能复制之前的一蹴而就的。
之后唐廷国力不断强盛,但是周边各族也在东北亚民族大爆发背景下的养蛊竞赛中,不断进化成长。无论是唐高宗、唐玄宗时代都是既有大胜又有大败,当然没有唐太宗时似乎战无不胜的印象来的深刻。
然后,照例要吐槽一下@关毛 老爷的歪理邪说。他的回答总接下来两条,一条是府兵无敌,一条是战争红利。后者部分同意,前者纯粹扯淡——或者说,至少过时了70年了。
府兵制神话历史非常悠久,与之相辅相成的均田制神话。最早的起源是中晚唐人李繁的《邺侯家传》,历经安史之乱后,唐人追忆贞观荣光,无限美化想象唐初的制度,提出“北破突厥,西灭吐谷浑,南取林邑,东灭流求,皆府兵之力也。”这种思潮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宋代,范仲淹、王安石军政改革都试图复活这个“兵农合一”的府兵制神话。——当然,这个调调如今已经落伍到快有七十年没人提了。
府兵制的实质,我以为更接近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武士阶层,而不是什么自带干粮的自耕农土八路。
唐代均田制规定丁男、中男受田百亩——看上去很美对不对?我家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有没有?——然而实际上,以唐代的生产力一丁根本不可能耕种百亩,贞观时灵口丁男所受不超过三十亩。那么真正能保有百亩田的,至少是雇1-2个佃户的小地主。随着参加战争获得勋田,这个小地主的受田能够不断增加,雇佣更多的佃户、奴婢扩大生产——这是府兵-均田体制下的受益者阶层。
真正的自耕农阶层,唐代军籍史料里大把“应受田百亩,实受田十几二十亩”的府兵,实际上和军事农奴没有区别——作为家庭唯一的丁壮,上番、行军则无法耕种农田,当兵所虽然免去租庸调税,但是根本抵不上府兵制规定的自备兵器装备乃至口粮的消耗。最后的结果,只能逐渐沦为上面有地主身份的府兵的佃户、奴婢,甚至代其服兵役的炮灰。
关毛说府兵制进行不下去,是因为租庸调制和均田制完蛋了,大地主阶层强大了——这话其实没错,只是因果颠倒了,本身有缺陷的府兵制就是这个大糖药丸的元凶之一。
由于以上分析,便明白府兵制是游牧社会的落后组织,中国早进入封建社会,拓拨族及其继承者却把那种制度再施行于中国,拉向后走,维持了二三百年已嫌太久,如何再能继续下去呢?
by大唐黑・岑仲勉
我把府兵比作中世纪封建领主武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初唐府兵的主要职能是上番宿卫,而非对外战争的主力。唐人自己总结的好,“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这个是什么?这不就是后来弱宋的“守内虚外,强干弱枝”么?
初唐对外战争的模式是,少量府兵核心+大量兵募炮灰。所以外战的主力其实是比府兵更苦逼的兵募。“兵募”虽然有个“募”字,但在历史学分类时却被不客气地分为征兵制,而非募兵制。因为兵募是在战争前,临时性一次性地征募士兵,他们没有府兵免税、勋田等奖励,但是承担的装备、干粮等负担却与府兵相差不远,那么能够吸引其参军的,又回到最初所说的战争红利了。
而贞观以后,对外战争陷入长期化胶着化,战争红利不足以吸引百姓应募从军,于是唐廷征兵的手段干脆就成了拉壮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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