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为什么宁愿当和尚也不愿意跟薛宝钗过日子？

答案很多人都说了，但都没有展开细说，这就给了我机会。

按照《红楼梦》前80回的脂批以及梁归智先生的探佚，薛宝钗是在林黛玉死后，才嫁给了贾宝玉，成亲没多久，就迎来了抄家，贾宝玉夫妇流落街头，幸得蒋玉菡、袭人夫妇收留，这才得以生活，因此脂砚斋有批语：花袭人有始有终！

再如第19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己卯本有一条脂批：补明宝玉自幼何等娇贵。以此一句，留下下部后数十回“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等处对看，可谓后生过分之戒，叹叹！

也就是说，贾府抄家之后，贾宝玉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冬天吃着酸菜，围着破毡子勉强过活，而薛宝钗和贾宝玉之间的矛盾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被放大到了极致——两人价值观产生剧烈冲突！

当然，贾宝玉和薛宝钗本身价值观就不一样，但在贾府未抄家之前，因为优渥的生活环境，这种价值观的差异被无形缩小了，可其后贾府抄家，贾宝玉、薛宝钗被实实在在的生存问题难住时，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就变成了横亘在两人之间的天河。

对于这一点，第21回的脂批也有透露：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此是宝玉三大病也，宝玉看此世人莫忍之为毒，故后文方有“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玉一生偏僻处。

也就是说，贾家败落后，贾宝玉夫妇带着麝月流落街头，幸得蒋玉菡夫妇救济，才得以勉强生活，可贾宝玉仍然不从实事，不改以前厌恶“国贼禄蠹”的作风，而宝钗却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想必日日规劝宝玉，两人价值观发生冲突，加上一地鸡毛的生活，最终贾宝玉在经历黛玉之死、家族消亡、柴米油盐的折磨，选择了顿悟，于是悬崖撒手，出家为僧，丢下了宝钗、麝月。

其实《红楼梦》中，真正了解贾宝玉的人并不多，细细算下来就这么几个：林黛玉、薛宝钗、妙玉、尤三姐。

至于其他人，贾政、王夫人，乃至是最溺爱贾宝玉的贾母，亦或者是从小陪着宝玉的小厮茗烟儿，他们都不了解贾宝玉的真实想法。

贾政、王夫人一心只想让儿子好好读书，立身功名，将来光宗耀祖，但贾宝玉内心是什么想法，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也不想了解。

贾母倒是冷眼观察过贾宝玉，她看着贾宝玉每天和姊妹、丫环们厮混在一起，就觉得贾宝玉是不是年龄大了，知道男女之间那点事儿了，可细细观察，又不是这样，最终贾母得出结论：难不成是个女儿，错投了胎不成（第78回）；

贾宝玉的小厮茗烟，虽然从小就跟着贾宝玉，但他也看不透贾宝玉在想什么，他只是单纯地以为贾宝玉喜欢女孩，厌恶男子。于是第43回，正值金钏生日，贾宝玉带着茗烟去祭奠跳井自尽的金钏，茗烟不知道贾宝玉在祭奠谁，于是傻乎乎地在一旁跪下祈祷：保佑二爷将来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又托生这须眉浊物了。

贾宝玉为何喜欢女孩，厌恶男人？没几个人真正明白。

贾宝玉之所以厌恶男人，是因为在男子本位主义的封建社会，男人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女人只能作为附庸来存在，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日针织诵读而已。可也正是因为这样，女子反而能保持本身的纯洁，避免社会的沾染，不会沦为“国贼禄蠹”之列，这才是贾宝玉喜欢女孩，厌恶男人的根本原因。

对于已经受到世俗沾染，为了点柴米油盐算计来算计去的女人、婆子，贾宝玉则称她们是“鱼眼睛”；同时对保持自身高雅，放浪形骸的男人，他也会喜欢，比如秦钟、北静王、蒋玉菡、柳湘莲等。这足以证明贾宝玉不是厌恶男人，而是厌恶一个“俗”字！

林黛玉、妙玉、尤三姐都懂贾宝玉，所以对她沉溺女儿堆中的行为，都表示了理解，薛宝钗却是一个异类，她懂贾宝玉，但同时她并不支持贾宝玉的做法。

薛宝钗博学广识，这份渊博的文化素养，让她能一眼看穿贾宝玉的内在想法，比如第22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贾宝玉因为一句“这个戏子倒像林妹妹的模样”，无端被夹在林黛玉、史湘云之间，被两方怒怼，一时想不开，于是就从《南华经》中寻找精神寄托，结果看到“巧者劳而智者忧”这样的句子，大受启发。

他觉得技巧出众的工匠，就免不了过度辛劳的命运；过度聪慧的人，就免不了忧虑过多的结局，而自己因为太过重视情，结果反而被情所困，比如眼下，自己若是能做到不在乎林黛玉、史湘云的感受，自然就可以怡然自乐（所谓天下最重情之人，亦可能是最无情之人），所以他就写下一篇《寄生草》：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回头试想真无趣。

结果薛宝钗看到这篇《寄生草》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悟了”，可见薛宝钗是了解贾宝玉的思维模式的。可了解归了解，她并不赞同贾宝玉的这种价值观，所以才会反复规劝贾宝玉，希望他能“立足经济之道，委身孔孟之间”，而也正是因为薛宝钗了解贾宝玉，她明白贾宝玉身上有很大的潜力，一旦他的三观能“正”过来，是能有一番前途的。

而且即便站在今天的价值观角度，薛宝钗也无疑是对的，可问题在于贾宝玉有“情极之毒”，他是听不进去这些规劝的话的，宝钗劝得多了，贾宝玉还骂她“一个清净女孩，也堕入了国贼禄蠹之列”。

贾宝玉与薛宝钗，一个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两人三观上就有本质差别，薛宝钗在屡次规劝贾宝玉无果后，必然会意识到贾宝玉不可能悔改的现实，所以我个人认为，单从主观意愿上来看，薛宝钗应该是不愿意嫁给贾宝玉的。

也正因此，宝钗才会屡屡打趣宝黛，比如第45回，她调侃林黛玉“只差一副嫁妆，如今也愁不到这里”；第25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贾宝玉病情稍好，林黛玉在一旁念“阿弥陀佛”，薛宝钗又打趣她：“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今宝玉和二姐姐病，又是烧香还愿，赐福消灾；今儿才好些，又要管林姑娘的姻缘了”。

所以依照薛宝钗的洞察能力，她应该早就看出自己和宝玉不合适，宝玉、黛玉才是最般配的，但不得不说，薛宝钗应该很欣赏贾宝玉的这种哲学境界，所以她时不时会去怡红院找贾宝玉聊天，这种行为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换句话说：贾宝玉和薛宝钗很适合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而非做日日相处的夫妻！这一点宝钗自己比谁都清楚。

可最终他们还是逃脱不了命运的碾压，黛玉身死，贾宝玉和薛宝钗成亲，但紧接着就赶上了贾府大厦将倾的结局，贾宝玉、薛宝钗流落街头，幸得蒋玉菡夫妇接济，才得以勉强生存下来，可没有了封建贵族优渥生活的保护，贾宝玉再也没办法单纯地活在象牙塔里了，加上与宝钗价值观不同，两人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贾宝玉每天看着花鸟鱼虫，自言自语，薛宝钗则要想着下一顿饭怎么吃，这日子要怎么过？

贾宝玉最终顿悟，抛下薛宝钗、麝月，悬崖撒手，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有着“情极之毒”，一个极端重情之人，一旦开悟，他之前多重视情，就会变得有多绝情，只是可怜了薛宝钗，山中高士晶莹雪，落得这般结局。

更新：昨夜赶出来一篇贾宝玉的人生观分析文，亦可以当做这篇回答的一个小小注脚，有对贾宝玉感兴趣的读者可参看这篇：

贾宝玉之厌恶，是“变了味儿”的仕途经济

细究贾宝玉的内在心理，他并不是真正厌恶仕途经济，诚如第三回《金陵城起复贾雨村，荣国府收养林黛玉》，贾宝玉给林黛玉起字“颦颦”，受到探春的质疑，认为这是贾宝玉自己杜撰出来的，贾宝玉的回答却值得读者细思：

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了《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第三回

贾宝玉内心其实并不反感《四书》这样的儒家经典，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贾宝玉是完全赞同儒家的。

儒家提倡“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从修身养性，自我内治为开始，到“治国、平天下”的外治为终端的人生过程，即通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个人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变。《孟子》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便是对个人如何实践儒家价值观的细化阐述。

而要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就必须有进阶途径——科举功名！可在贾宝玉看来，那些嘴上说着要践行儒家价值观，造福天下的仕途学子，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而是将科举考试、立身功名，当做个人追求功名利禄、金银钱财的一个工具！毫无疑问，这样的科举功名，已然背离了儒家最初的目的，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笔者不禁想起一个小故事：一位母亲问孩子：“你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职业呢？”小孩回答：“我要做一个医生。”在一旁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就开始讨论开了：“当医生好，不但工资高，那些患者家属还塞红包，我们家宝宝真有志向。”孩子在一旁喃喃说道：“当医生不是为了救人的吗？”众人愕然。

贾宝玉之所以厌恶仕途经济，根源正在于此，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科举功名，当官做宰已然背离了“兼济天下”的初衷，而成了掠夺金银财富以及人前显贵的一个道具。

贾宝玉自己就是贵族阶层，这让他可以接触到其他达官显贵，可这些人却大多都是贾雨村、孙绍祖之流，他们人品卑劣，为了个人利益不惜以权谋私，害人性命，所以贾宝玉很厌恶跟这些人在一起讨论仕途经济之道。第三十六回，贾宝玉与袭人之间对“文死谏武死战”的论点进行了争辩，期间贾宝玉的论辩可谓振聋发聩，且看原文记载：

宝玉谈至浓快时，便笑道：“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第三十六回

在贾宝玉看来，主张“文死谏，武死战”的官员，其实根本目的是为了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万古流芳的美名，其行为却于君于国无利，自己把美名挣了，徒留下一堆烂摊子，这哪里叫兼济天下？哪里符合儒家最初“治国、平天下”的初衷？

除了贾宝玉，近代还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也曾提出过类似观点，那就是鲁迅，他曾在《文学上的折扣》中提到：《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蠭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现在的文人虽然改着了洋服，而骨髓里却还埋着老祖宗，所以必须取洧或折扣，这才显出几分真实。

宝兄与鲁迅之言，异曲同工，均是凉水灌顶之句，值得细细品味，参悟。

“情不情”，成为贾宝玉的心灵寄托

由于贾宝玉看透了仕途经济的虚伪，所以他不愿意与那些士大夫相处，也不愿读书学习，立身功名，于是他转而追求真实，由此“情”便成了他唯一的心灵寄托，再加上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曹雪芹塑造贾宝玉之形象，应该受到二袁“性灵说”以及李贽的“童心说”的影响），最终贾宝玉形成了“情不情”的人生观趋向。

何为“情不情”？第一个“情”乃是动词，指“体贴痴情”之意，后面的“不情”二字，则为动词，指天下无灵魂、无情感乃至无生命之物，也就是说，贾宝玉并非只对人“体贴”，而是对世间万物皆以一颗真心相待，这一点在《红楼梦》文本中的佐证例子可谓数不胜数。

譬如第十九回，宁国府大摆酒戏，贾宝玉却无心喝酒听戏，他去干什么了呢？他想起宁国府有一书房，房中挂着一幅美人图，他担心这么热闹的场景，那画上的美人岂不寂寞？于是他巴巴地赶去书房去陪画上的“美人”，且看原文记载：

宝玉见一个人没有，因想：“这里素日有个小书房，内曾挂着一轴美人，极画的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得我去望慰她一回。”说着，便往书房中来。——第十九回

对于贾宝玉而言，宇宙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只要具备“美”的特征，不管是人是物，贾宝玉都会对其倾尽体贴之情，所以我们看到，贾宝玉对着天上的飞鸟、池中的游鱼、飘零的落花，时常长吁短叹，感慨人生，这都是基于他“情不情”的情感需求而引发的。

同时，贾宝玉偏爱女孩，也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的男子本位主义下，女儿无法真正干涉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但这也间接地让女孩们能始终保持自身的纯洁，而不至于沦为他所厌恶的“国贼禄蠹”。

而不可忽略的是，尽管贾宝玉秉承“情不情”的原则，对女孩、花鸟鱼虫、天地万物给予了最大的“痴情体贴”，可反过来，他所喜爱的女孩与天地万物，并没有给他实质性的理解反馈，换句话说，他始终处于孤独状态。

比如贾宝玉称“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并且在贾府日常生活中经常为丫环们“背黑锅”，藕官烧纸，贾宝玉替她开脱（第五十八回）；彩云偷王夫人房中的玫瑰露给赵姨娘，贾宝玉也自己担了这个责任（第六十一回），贾宝玉对女孩们给予了最大的理解和帮助，但却几乎没人真正理解他。

袭人、史湘云、薛宝钗都反复规劝贾宝玉应该好好读书，立身功名，薛宝钗甚至采用激将法的方式，当着众人称贾宝玉是“富贵闲人”；贾府的小厮们也都认为贾宝玉是个不中用的，第六十六回，兴儿曾言贾宝玉：外头人看着好个清俊模样儿，心里自然是聪明的，谁知是外清而内浊。可见贾府上上下下，大家都认为贾宝玉是个无用之人，空长了一副好皮囊。

细数下来，只有林黛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真正了解贾宝玉，并支持贾宝玉，这给了贾宝玉内心极大的慰藉，让他暂时从孤独寂寞状态走出来，毕竟自己还有一个同类——林妹妹！（后期黛玉性情逐渐宝钗化）所以，贾宝玉最终的“悬崖撒手”，选择出家，跟林黛玉的逝世是有极大关系的。

出家为僧，贾宝玉最后的精神出逃

现世的仕途社会价值，不被贾宝玉所认同，他只能将生命价值寄托在“情”上，将所有痴情体贴，全部给了家中的女孩们，以此作为自己的“事业”，可一个情字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贾宝玉的内心归属需求，一方面封建社会的大环境注定阻止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情感抱负，另一方面贾宝玉自己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贾宝玉虽然盛赞女孩们，可他终究在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下长大，身上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纲常伦理思想的烙印，他虽然有“天地灵秀只钟情于女儿”的言论，可真要让他在心中为众人排位，他还是以贾母、贾政、王夫人为先，就连林妹妹，也只能排到第四位，第二十八回曾有记载：

宝玉道：“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们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就说个誓。”黛玉道：“你也不用说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第二十八回

可见贾宝玉虽然蔑视科举功名，但封建纲常伦理在他心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也正是因此，才出现“贾宝玉盛赞女孩们，可在女孩们受迫害他却袖手旁观”的奇怪现象。

第三十回，宝玉与金钏调笑，被假寐的王夫人当场逮住，王夫人顺手就给了金钏一个耳光，骂其为小娼妇，而贾宝玉呢，他“早一溜烟去了”，因为他不敢违抗作为母亲的王夫人；

再有第七十七回，王夫人以莫须有的“女儿痨”为由将晴雯从怡红院中撵走，贾宝玉虽然伤心，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晴雯被撵走，最终在姑舅哥哥的破屋中凄惨死去。贾宝玉的心灵深受封建纲常伦理的束缚，他既不敢向王夫人求情，也不敢向贾母求救（这等于向奶奶告母亲的状，乃大不孝之举），只能默默看着这些女孩们被迫害。

所以贾宝玉越是重情，就越被情折磨，这已然注定了他最终会走上“由情开悟”的结局，即悬崖撒手，遁入空门。

早在书中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曹雪芹就已然埋下了这个因果。彼时正值薛宝钗生日宴，因为宴会上有一个戏子长得像林黛玉的模样，被史湘云直言点出，贾宝玉担心湘云会因此得罪黛玉，于是他向湘云使眼色，又被林黛玉看在眼里，最后反而被林黛玉、史湘云两个人厌弃，夹在两人中间受气，最后贾宝玉由情开悟，写下一首《寄生草》：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回头试想真无趣。

贾宝玉被情所困，进而由情开悟，这也是他精神出逃的唯一选择，贾宝玉心中一直都有“悟”的意识，比如第七十七回，晴雯被撵走后，贾宝玉自知无力救晴雯，于是他干脆狠下心来称：“从此休提起，权当她死了，不过如此。”

但并不能因此批判贾宝玉无情，这是他欲救而不能救，夹在“情”与“纲常伦理”之间的最终妥协，而非他主观意愿上的无情。

而贾宝玉的最终结局：林黛玉去世，贾宝玉被迫迎娶薛宝钗，不久后贾家又被抄家，贾宝玉夫妇只能流落民间，受蒋玉菡、袭人夫妇搭救，才勉强度日，在这样的情况下，贾宝玉丧失了心理上的象牙塔，他的情感寄托也随之破产，最终他只能选择悬崖撒手、遁入空门，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亦是他无可奈何的精神出逃。

三更，评论区中有读者提到了薛宝钗对仕途经济的态度，其实薛宝钗对仕途经济的态度也是理想化的，比如第四十二回，薛宝钗规劝林黛玉不要看杂书的时候，曾有过这么一段话：

宝钗道：“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男人们读书明理，富国治民，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他也糟蹋了书，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到没有什么大坏处。”——第四十二回

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出薛宝钗其实对待仕途经济的态度和贾宝玉是一样的，只是贾宝玉更为激进，一方面他有“情极之毒”，思想极端；另一方面贾宝玉能频繁接触到这些仕途经济之人（贾雨村、孙绍祖等人，书中记雨村每来贾府，必定指明要见贾宝玉），所以他对这些国贼禄蠹的庸俗深有所感，比宝钗要深刻的多。

同时由于贾宝玉的极端，他对所有规劝他科举入仕的人都采用了“一刀切”的对待方式，所有才有薛宝钗稍微规劝几句，贾宝玉抬腿就走的情节（第三十二回，袭人之言），换句话说，贾宝玉误会薛宝钗了。所以若从单从仕途经济的角度来看，宝钗和宝玉的态度是一样的，贾宝玉厌恶，薛宝钗也不喜欢，所以她才说“读了书，到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他也糟蹋了书”。

可从人生观，价值观来看，贾宝玉和薛宝钗又不是一类人，贾宝玉对仕途经济彻底失望，从未有过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的想法，但宝钗不一样，她还是积极生活的，第六十七回，尤三姐拔剑自刎，柳湘莲剃发而走，薛姨妈、薛蟠感慨唏嘘，泪流满面，唯独薛宝钗想着让哥哥去请伙计们吃个饭，犒劳犒劳，免得看起来不像话，更有诗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可见其壮志在心，两人对待人生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最现实、最直接的矛盾。

最近看《论语》，补充一下之下的回答。

孔子和贾宝玉，都不赞同“文死谏武死战”

《红楼梦》第36回贾宝玉和袭人交谈，言语间提到了关于“死亡”的问题，期间贾宝玉有一段驳斥“文死谏武死战”的言论：

宝玉谈至浓快时，便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第36回

最后贾宝玉得出结论：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贾宝玉这番议论，可谓惊天动地，“文死谏武死战”，自古以来便是如此，甚至文官武将将其当做座右铭，貌似这样做属于“舍生取义”，名留青史，符合儒家价值观，实则是个天大的谬误。

贾宝玉的话点到为止，并没有展开说，比如既然“文死谏武死战”皆非正死，那么对文官武将而言，这个所谓的“正死”是什么呢？处于太平盛世，或处于政治昏暗时代，文人武将应该如何做？我们细细论来。

细按红楼，就会发现，贾宝玉其实并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离经叛道之徒，甚至可以说他深得儒家思想的精髓，比如《红楼梦》第3回“林黛玉进贾府”，贾宝玉曾和妹妹贾探春之间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宝玉笑道：“我送妹妹（林黛玉）一个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好。”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第3回

从此处贾宝玉的口气看来，他对儒家经典《四书》其实并不反感，甚至他认为四书才是经典，后世的另类杜撰太多，皆不符合四书之本义。

四书之《论语》乃孔子言行之著作，细细看来，孔子和贾宝玉的思路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不赞成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譬如《论语》泰伯篇十三：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孔子认为，君子不进入将有危难的国家，不居留在发生动乱的国家，天下清平就出仕做官，为国家做贡献，世道昏暗的时候，则选择隐居，静静等待时机。

孔子此言，看似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世道好了就出来做官，世道不好就隐居了，那么这个乱世谁来治理呢？

实则孔子在传播一种“正死”的价值观，这一点与贾宝玉一样，身居乱邦，不但妨碍学习和善道，还会遭受池鱼之殃，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不正是这种池鱼之殃的直接体现吗？用通俗的话说，孔子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存实力，静待时变，而不是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小命给交代了。

而在贾宝玉的价值观中，他之所以反对“文死谏武死战”，是因为这些死都对社会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譬如《三国演义》中益州从事王累，自悬于城门之上，阻止刘璋在涪城迎接刘备，刘璋不从，结果王累自割断绳索，坠地而亡：

人报：“从事王累，自用绳索倒吊于城门之上，一手执谏章，一手仗剑，口称如谏不从，自割断绳索，撞死于此地。”刘璋教取所执谏章观之......王累大叫一声，自割断绳索，撞死于地。——第60回

毛宗岗评曰：黄权、李恢之识同于王累，而王累之忠则过于此二人。

可王累之死，有何价值？除了自己换来千古忠名，对国家社稷有什么实际作用？刘璋还是要迎接刘备，益州还是要被他人所占，保护益州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又在哪里？可见毛宗岗亦简单以所谓的忠臣来看待王累，亦堕入俗论之中。

《论语》中，孔子不止一次提到这么问题，再如《论语》公治长第五曾赞颂宁武子这个人：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宁武子这个人，国家有道，他便显露自己的才智，为国效力，国家无道时，他就选择韬光养晦，最后孔子得出结论：宁武子的聪明，别人能学到，但他那种韬光养晦的“愚蠢”，别人就学不会了，这便是“大智若愚”之境界。

由此观之，宝兄非但不是一个离经叛道之人，反倒深得儒家思想之精髓，正如宝玉所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何尝不是后世自己杜撰出来，强行加到儒家身上的一个劣端呢？

后期，性生活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