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圣人说的话对不对？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出自《论语·季氏》篇，原文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其礼何？’子曰：‘如其政，不问其礼。’季康子曰：‘如其心何？’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曰：‘君子道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闻之，曰：‘三人者，予所不能及也。’ ”
这话的背景是孔子与鲁国大夫季康子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对话。季康子问了关于礼的问题，孔子回答说，只要政事办好了，就不必深究礼的问题。接着，季康子又问关于“心”的问题，孔子答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在历史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甚至直到今天，人们对它的解读也千差万别。它到底对不对？这涉及到对“民”、“由”、“知”以及“圣人”的理解，也牵扯到政治哲学中关于权力、民众和知识的核心命题。
字面意思的解读：
最直接的理解是，统治者可以引导民众去遵循某种方式（“由之”），但不必让民众明白这种方式背后的道理或原因（“不可使知之”）。这里的“由”可以理解为“遵循”、“执行”、“照办”。“知”则指“明白”、“了解”、“洞悉”。
从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民生凋敝。孔子周游列国，试图恢复周礼，以达到社会和谐稳定。当时，统治者通常掌握着信息和知识，民众的认知水平相对较低。孔子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可能看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让普通民众都去深入思考政治的复杂性、礼仪的深层含义，或者统治的必要性，可能会引发混乱和质疑，甚至动摇社会秩序。
“可使由之”： 可能是指，统治者有责任设计和推行一套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制度和礼仪，而民众则应该被教育和引导去遵守这些制度和礼仪。这是一种“教化”或“训导”的思路。
“不可使知之”： 这里的“知”可能不是指完全的无知，而是指不被允许去“知其所以然”，不被允许去质疑、去批判，或者不去深入探究统治的逻辑和背后的权力运作。这可能源于一种“民愚”的观念，认为民众容易被煽动，一旦过多地了解政治的复杂和黑暗面，反而会产生动乱。
理解这句话的几个维度：
1. 现实政治的考量：
效率与稳定： 简单地让民众“照办”，可能比让他们参与讨论、理解原因更有效率，也更能维持表面的稳定。尤其是在信息不发达、教育程度低下的时代，过度的信息公开和参与可能带来风险。
统治的必要性： 统治者可能认为，某些政治决策和统治手段，其复杂性或甚至是残酷性，是不适合让普通民众完全知晓的。知道得太多，反而会引起不满和反抗。
精英政治的倾向： 这句话也可能反映了一种精英政治的倾向，即政治决策和治理应该由少数有德行、有智慧的精英来完成，而民众则只需要执行和遵守。
2. 对“知”的负面理解：
“知”在这里是否包含“过度的知”、“不合时宜的知”？如果民众知晓了太多政治的阴暗面、权力的运作逻辑，或者统治者本身的局限性，会不会导致对现有秩序的普遍怀疑和动摇？
“知”是否会带来“惑”？孔子在前面也说了“知者不惑”。那么，在这里“不可使知之”是否是出于担心民众“知”了之后反而“惑”，或者“知”了之后产生不必要的“忧”？
3. 辩护与批判：
辩护者： 可能会认为，这是孔子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教化所提出的“权宜之计”。在那个时代，民众的普遍素质和理解能力有限，过度启蒙可能适得其反。这是一种“愚民政策”的早期雏形，但出发点可能是“为民着想”，怕民众受害。
批评者： 认为这句话是反民主、反启蒙的，是为统治者压制民众、维护特权提供理论依据。它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将民众视为被动的工具。如果统治者可以“不可使知之”，那么统治的合法性又从何谈起？“知”是公民参与和监督的基础，没有“知”，又何谈“由”的合理性？
孔子是否真的如此认为？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季康子问政时，孔子对季康子提出的一个回答，而不是孔子向普罗大众宣讲的政治理念。孔子本人的政治思想是复杂的，他强调“仁政”、“德治”，希望通过教育和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提升民心。
从孔子整体思想来看： 孔子也说过“民可使也，未可乐也”（《论语·子路》），意思是民众可以让他们去实践（好的政道），但未必能够让他们一起享受安乐。这可能暗示民众在政治参与上的局限性。
“君子道三”的对照： 在同一篇中，孔子还说了“君子道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他虽然自谦，但也在标榜“知”的重要性。这与“不可使知之”似乎存在一种张力。
“知”的多义性： 这里的“知”是指知识，还是指智慧？是指信息，还是指是非判断能力？如果“知”是指对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那孔子肯定希望民众有。如果“知”是指过度介入政治纷争，扰乱心性，那他可能不希望。
更深层次的思考：
1. “知”与“惑”的辩证关系： 诚然，知识可能带来困惑，但无知不代表就没有困惑，无知带来的困惑往往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启蒙的目的恰恰是通过“知”来化解“惑”，而不是因为害怕“惑”而阻碍“知”。
2. 知情权与政治参与： 在现代社会，知情权被视为基本人权。民众需要了解政府的运作、政策的制定，才能有效参与公共事务，监督权力，表达诉求。
3. “民”的定义： “民”是应该被蒙蔽的客体，还是应该被赋权的参与者？这是判断这句话对错的关键。如果认为“民”是需要被引导的、被管理的，那么这句话可能“有其道理”。如果认为“民”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那么这句话就是错误的。
结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从其字面意思和当时的语境来看，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秩序的现实考量，甚至带有某种“愚民”的色彩。
然而，从现代文明和政治进步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是站不住脚的。 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都要求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剥夺民众的“知”的权利，也就剥夺了他们参与和监督的能力，为专制和腐败提供了温床。
因此，说孔子“对”还是“不对，取决于你站在哪个历史视角，以及如何理解“民”和“知”这两个概念。如果将其视为孔子对季康子的一种政治策略性回答，或许可以理解其“无奈”或“现实”。但如果将其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原则来推崇，那它无疑是落后且有害的。
圣人的话，并非一定百分百正确，或者说，其“正确性”往往带有时代局限性和特定语境。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这句话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标本，让我们去反思政治权力与民众认知之间的永恒张力。
这话的背景是孔子与鲁国大夫季康子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对话。季康子问了关于礼的问题，孔子回答说，只要政事办好了，就不必深究礼的问题。接着，季康子又问关于“心”的问题，孔子答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在历史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甚至直到今天，人们对它的解读也千差万别。它到底对不对？这涉及到对“民”、“由”、“知”以及“圣人”的理解，也牵扯到政治哲学中关于权力、民众和知识的核心命题。
字面意思的解读：
最直接的理解是，统治者可以引导民众去遵循某种方式（“由之”），但不必让民众明白这种方式背后的道理或原因（“不可使知之”）。这里的“由”可以理解为“遵循”、“执行”、“照办”。“知”则指“明白”、“了解”、“洞悉”。
从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民生凋敝。孔子周游列国，试图恢复周礼，以达到社会和谐稳定。当时，统治者通常掌握着信息和知识，民众的认知水平相对较低。孔子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可能看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让普通民众都去深入思考政治的复杂性、礼仪的深层含义，或者统治的必要性，可能会引发混乱和质疑，甚至动摇社会秩序。
“可使由之”： 可能是指，统治者有责任设计和推行一套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制度和礼仪，而民众则应该被教育和引导去遵守这些制度和礼仪。这是一种“教化”或“训导”的思路。
“不可使知之”： 这里的“知”可能不是指完全的无知，而是指不被允许去“知其所以然”，不被允许去质疑、去批判，或者不去深入探究统治的逻辑和背后的权力运作。这可能源于一种“民愚”的观念，认为民众容易被煽动，一旦过多地了解政治的复杂和黑暗面，反而会产生动乱。
理解这句话的几个维度：
1. 现实政治的考量：
效率与稳定： 简单地让民众“照办”，可能比让他们参与讨论、理解原因更有效率，也更能维持表面的稳定。尤其是在信息不发达、教育程度低下的时代，过度的信息公开和参与可能带来风险。
统治的必要性： 统治者可能认为，某些政治决策和统治手段，其复杂性或甚至是残酷性，是不适合让普通民众完全知晓的。知道得太多，反而会引起不满和反抗。
精英政治的倾向： 这句话也可能反映了一种精英政治的倾向，即政治决策和治理应该由少数有德行、有智慧的精英来完成，而民众则只需要执行和遵守。
2. 对“知”的负面理解：
“知”在这里是否包含“过度的知”、“不合时宜的知”？如果民众知晓了太多政治的阴暗面、权力的运作逻辑，或者统治者本身的局限性，会不会导致对现有秩序的普遍怀疑和动摇？
“知”是否会带来“惑”？孔子在前面也说了“知者不惑”。那么，在这里“不可使知之”是否是出于担心民众“知”了之后反而“惑”，或者“知”了之后产生不必要的“忧”？
3. 辩护与批判：
辩护者： 可能会认为，这是孔子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教化所提出的“权宜之计”。在那个时代，民众的普遍素质和理解能力有限，过度启蒙可能适得其反。这是一种“愚民政策”的早期雏形，但出发点可能是“为民着想”，怕民众受害。
批评者： 认为这句话是反民主、反启蒙的，是为统治者压制民众、维护特权提供理论依据。它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将民众视为被动的工具。如果统治者可以“不可使知之”，那么统治的合法性又从何谈起？“知”是公民参与和监督的基础，没有“知”，又何谈“由”的合理性？
孔子是否真的如此认为？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季康子问政时，孔子对季康子提出的一个回答，而不是孔子向普罗大众宣讲的政治理念。孔子本人的政治思想是复杂的，他强调“仁政”、“德治”，希望通过教育和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提升民心。
从孔子整体思想来看： 孔子也说过“民可使也，未可乐也”（《论语·子路》），意思是民众可以让他们去实践（好的政道），但未必能够让他们一起享受安乐。这可能暗示民众在政治参与上的局限性。
“君子道三”的对照： 在同一篇中，孔子还说了“君子道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他虽然自谦，但也在标榜“知”的重要性。这与“不可使知之”似乎存在一种张力。
“知”的多义性： 这里的“知”是指知识，还是指智慧？是指信息，还是指是非判断能力？如果“知”是指对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那孔子肯定希望民众有。如果“知”是指过度介入政治纷争，扰乱心性，那他可能不希望。
更深层次的思考：
1. “知”与“惑”的辩证关系： 诚然，知识可能带来困惑，但无知不代表就没有困惑，无知带来的困惑往往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启蒙的目的恰恰是通过“知”来化解“惑”，而不是因为害怕“惑”而阻碍“知”。
2. 知情权与政治参与： 在现代社会，知情权被视为基本人权。民众需要了解政府的运作、政策的制定，才能有效参与公共事务，监督权力，表达诉求。
3. “民”的定义： “民”是应该被蒙蔽的客体，还是应该被赋权的参与者？这是判断这句话对错的关键。如果认为“民”是需要被引导的、被管理的，那么这句话可能“有其道理”。如果认为“民”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那么这句话就是错误的。
结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从其字面意思和当时的语境来看，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秩序的现实考量，甚至带有某种“愚民”的色彩。
然而，从现代文明和政治进步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是站不住脚的。 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都要求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剥夺民众的“知”的权利，也就剥夺了他们参与和监督的能力，为专制和腐败提供了温床。
因此，说孔子“对”还是“不对，取决于你站在哪个历史视角，以及如何理解“民”和“知”这两个概念。如果将其视为孔子对季康子的一种政治策略性回答，或许可以理解其“无奈”或“现实”。但如果将其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原则来推崇，那它无疑是落后且有害的。
圣人的话，并非一定百分百正确，或者说，其“正确性”往往带有时代局限性和特定语境。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这句话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标本，让我们去反思政治权力与民众认知之间的永恒张力。
网友意见
早先，我也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属于洗地。但是，现在想来，很有道理。文言动词有“使动用法”，为何还要用“使”表“使动”？“使”跟动词，表“使动”，在先秦文章里还有其它例子吗？如果想表达愚民，“民可由之，不可知之”，用“知之”表“使之智”不是更通吗？
其实这句话很大程度是由读者自己决定的，某种意义上说怎样解读，读出的是自己的内心。
内心光明的人读不懂黑暗，内心阴暗的人看啥都是阴谋。知乎上一大热点不就是阴谋论吗？比如西游记里说圣人大棋，隋朝灭亡是世家换代言人之类的。
这句话，按孔子一贯的逻辑，他可能那么直白的说可以让做，不可以告诉他为啥做吗？
当然我的话不一定有道理，这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反正孔子说好话就是装模作样只说不做，说坏话那就是要天打五雷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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