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和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确么？
要评价商鞅和孔子关于“民”的论述是否“正确”，首先需要明确“正确”的标准是什么。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种政治或社会思想的“正确性”往往是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统治者的目标以及实际效果紧密相连的。因此，我们不能用单一的、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而是需要结合他们的主张、目的以及历史影响来理解。
商鞅的“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商鞅推行变法，其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巩固秦国的统治地位。他的这一论述，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时代背景与目标： 战国时期，各国都在进行变法改革，以求生存和扩张。秦国当时相对落后，商鞅的目标是通过严酷的法律和高效的组织来改变这一现状。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服从命令、努力耕战的民众，而不是一个能够参与政治决策、质疑改革方向的民众。
“不可与虑始”的含义：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民不应该被允许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战略的思考中。商鞅认为，普通民众的视野有限，容易被眼前利益所迷惑，也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如果让他们参与决策，很可能会阻碍改革，甚至危及国家利益。因此，治国者应该掌握决策权，而民众只需要执行。
“可与乐成”的含义： 一旦政策被制定并开始实施，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效，民众就可以参与其中，享受改革带来的好处。商鞅强调的是“农战”，他希望民众能够专注于农业生产和军事服役，通过辛勤劳动来获得物质上的富足和战功的荣耀。当国家因为这些努力而强大，民众自然会感到快乐和满足。
变法的手段： 商鞅的变法以严刑峻法著称。他通过奖励耕战、惩治懒惰、废除井田制、实行郡县制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增强了秦国的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民众的要求是绝对的服从和高效的执行。民众的“乐成”，更多的是一种物质激励和成果共享，而非参与感和成就感。
评价：
积极方面： 从富国强兵、建立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角度来看，商鞅的主张在当时是非常有效的。他成功地将秦国打造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众在遵守法律、积极耕战的情况下，确实能够获得物质上的改善和国家发展带来的“乐成”。
局限性与批判： 然而，这种模式将民众视为被动的工具，剥夺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权和思想自由。它建立在高度压制和控制之上，缺乏对民众主体性的尊重。长远来看，过度的压制容易滋生不满，也限制了社会的多元发展和思想的创新。一旦统治者失策，民众缺乏参与和监督，就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因此，从现代政治文明和人本主义的角度看，商鞅的这一论述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说是不“正确”的。
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的这一论述，出自《论语·雍也》：“子贡问曰：‘君子政治，何如？’子曰：‘先行其言，而未可行也，是以君子悖而怨者，曰：‘先行其言，而未可行也。’夫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在上，风在下。夫风吹草动，而怨者，岂草之过也。’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需要强调的是，孔子在这里的“由”并非“被动听从”，而是“顺应”、“遵循”或“引导”。而“知”也不是“全然无知”，而是“参与决策”、“理解全部缘由”。
时代背景与目标：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他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周朝的秩序，建立一个以“仁”为核心的理想社会，强调德治和礼治。他认为君子应该以身作则，用道德感化民众，而不是依靠严酷的法律。
“民可使由之”的含义：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民是可以让他们去顺应、遵循，去行动的。孔子相信，当统治者以身作则，以德化民，用合乎礼义的制度来引导民众，民众是可以被引导着去做正确的事情的。这里的“由之”是一种顺势而为，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和谐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强制。
“不可使知之”的含义： 这句话并非简单地剥夺民众的知情权或思考权。孔子认为，普通民众的眼界和能力有限，他们不必，甚至不适合去理解国家政治运作的全部复杂性、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长远的战略部署。如果让普通民众去理解所有这些，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纷扰、质疑和混乱，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统治者需要承担起“知”的责任，去理解和规划，然后通过“由之”的方式来引导民众。
“先行其言”的补充： 孔子前面提到“先行其言，而未可行也”，这句话非常重要。它表明，君子（统治者）在要求民众去做某事之前，自己必须先做到，并且要考虑事情是否“可行”。这暗示了对决策者的高要求，他们需要有远见和担当。
评价：
积极方面： 孔子的思想强调了统治者的道德责任和德行示范作用，将民众视为需要被引导和教化的对象，而非单纯的工具。他试图通过道德和礼乐来维系社会秩序，追求一种更温和、更具人情味的治理方式。这种思想对于培养民众的道德感和文化素养是有积极意义的。
局限性与批判： 然而，同样地，这种观点也存在将民众视为被动接受者的倾向。虽然孔子强调“德化”，但“不可使知之”的说法，依然将政治决策的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君子”手中。它依赖于统治者的“德”和“智”，如果统治者本身就有问题，或者“君子”的“知”是片面的，那么民众就可能被误导而无所适从。在现代民主社会看来，剥夺民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都是不符合政治文明原则的。
总结与比较
将商鞅和孔子的论述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虽然都是针对如何治理民众，但出发点和方式却有显著不同：
目标： 商鞅更侧重于国家力量的建设和稳定，富国强兵是其首要目标。孔子则更关注社会秩序的恢复和道德的提升，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的“仁”之社会。
方式： 商鞅 reliance on 法律、奖惩和集权。孔子 reliance on 道德、礼乐和教化。
对民众的角色定位：
商鞅：民众是执行者，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被剥夺了参与决策的权利，但可以分享成功的果实（“乐成”）。
孔子：民众是需要被引导和教化的对象，同样不被允许参与到复杂的决策中（“不可使知之”），但可以通过德行和礼乐来引导他们走向“善”（“可使由之”）。
“正确”与否的再思考
如果非要说“正确”，那么：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特定目标，这两句话都有其“功效”和“合理性”。 商鞅的说法帮助秦国实现了快速崛起，虽然代价高昂。孔子的说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并对后世的儒家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从普适性、现代性和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两者的说法都显得过于片面和具有局限性。
商鞅的“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过于强调被动服从和物质激励，忽视了民众的主体性和参与感，其背后是赤裸裸的权力逻辑。
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虽然比商鞅温和，但依然将民众置于被动地位，将决策权高度集中，缺乏对民众参与权和知情权的充分保障。
因此，与其说他们“正确”，不如说他们的论述是特定时代背景下，服务于特定政治目标的思想产物。它们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我们理解不同时代的政治哲学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而需要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现代社会强调公民参与、知情权和政治民主，这与商鞅和孔子时代的核心理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区别。
商鞅的“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商鞅推行变法，其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巩固秦国的统治地位。他的这一论述，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时代背景与目标： 战国时期，各国都在进行变法改革，以求生存和扩张。秦国当时相对落后，商鞅的目标是通过严酷的法律和高效的组织来改变这一现状。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服从命令、努力耕战的民众，而不是一个能够参与政治决策、质疑改革方向的民众。
“不可与虑始”的含义：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民不应该被允许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战略的思考中。商鞅认为，普通民众的视野有限，容易被眼前利益所迷惑，也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如果让他们参与决策，很可能会阻碍改革，甚至危及国家利益。因此，治国者应该掌握决策权，而民众只需要执行。
“可与乐成”的含义： 一旦政策被制定并开始实施，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效，民众就可以参与其中，享受改革带来的好处。商鞅强调的是“农战”，他希望民众能够专注于农业生产和军事服役，通过辛勤劳动来获得物质上的富足和战功的荣耀。当国家因为这些努力而强大，民众自然会感到快乐和满足。
变法的手段： 商鞅的变法以严刑峻法著称。他通过奖励耕战、惩治懒惰、废除井田制、实行郡县制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增强了秦国的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民众的要求是绝对的服从和高效的执行。民众的“乐成”，更多的是一种物质激励和成果共享，而非参与感和成就感。
评价：
积极方面： 从富国强兵、建立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角度来看，商鞅的主张在当时是非常有效的。他成功地将秦国打造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众在遵守法律、积极耕战的情况下，确实能够获得物质上的改善和国家发展带来的“乐成”。
局限性与批判： 然而，这种模式将民众视为被动的工具，剥夺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权和思想自由。它建立在高度压制和控制之上，缺乏对民众主体性的尊重。长远来看，过度的压制容易滋生不满，也限制了社会的多元发展和思想的创新。一旦统治者失策，民众缺乏参与和监督，就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因此，从现代政治文明和人本主义的角度看，商鞅的这一论述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说是不“正确”的。
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的这一论述，出自《论语·雍也》：“子贡问曰：‘君子政治，何如？’子曰：‘先行其言，而未可行也，是以君子悖而怨者，曰：‘先行其言，而未可行也。’夫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在上，风在下。夫风吹草动，而怨者，岂草之过也。’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需要强调的是，孔子在这里的“由”并非“被动听从”，而是“顺应”、“遵循”或“引导”。而“知”也不是“全然无知”，而是“参与决策”、“理解全部缘由”。
时代背景与目标：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他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周朝的秩序，建立一个以“仁”为核心的理想社会，强调德治和礼治。他认为君子应该以身作则，用道德感化民众，而不是依靠严酷的法律。
“民可使由之”的含义：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民是可以让他们去顺应、遵循，去行动的。孔子相信，当统治者以身作则，以德化民，用合乎礼义的制度来引导民众，民众是可以被引导着去做正确的事情的。这里的“由之”是一种顺势而为，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和谐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强制。
“不可使知之”的含义： 这句话并非简单地剥夺民众的知情权或思考权。孔子认为，普通民众的眼界和能力有限，他们不必，甚至不适合去理解国家政治运作的全部复杂性、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长远的战略部署。如果让普通民众去理解所有这些，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纷扰、质疑和混乱，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统治者需要承担起“知”的责任，去理解和规划，然后通过“由之”的方式来引导民众。
“先行其言”的补充： 孔子前面提到“先行其言，而未可行也”，这句话非常重要。它表明，君子（统治者）在要求民众去做某事之前，自己必须先做到，并且要考虑事情是否“可行”。这暗示了对决策者的高要求，他们需要有远见和担当。
评价：
积极方面： 孔子的思想强调了统治者的道德责任和德行示范作用，将民众视为需要被引导和教化的对象，而非单纯的工具。他试图通过道德和礼乐来维系社会秩序，追求一种更温和、更具人情味的治理方式。这种思想对于培养民众的道德感和文化素养是有积极意义的。
局限性与批判： 然而，同样地，这种观点也存在将民众视为被动接受者的倾向。虽然孔子强调“德化”，但“不可使知之”的说法，依然将政治决策的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君子”手中。它依赖于统治者的“德”和“智”，如果统治者本身就有问题，或者“君子”的“知”是片面的，那么民众就可能被误导而无所适从。在现代民主社会看来，剥夺民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都是不符合政治文明原则的。
总结与比较
将商鞅和孔子的论述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虽然都是针对如何治理民众，但出发点和方式却有显著不同：
目标： 商鞅更侧重于国家力量的建设和稳定，富国强兵是其首要目标。孔子则更关注社会秩序的恢复和道德的提升，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的“仁”之社会。
方式： 商鞅 reliance on 法律、奖惩和集权。孔子 reliance on 道德、礼乐和教化。
对民众的角色定位：
商鞅：民众是执行者，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被剥夺了参与决策的权利，但可以分享成功的果实（“乐成”）。
孔子：民众是需要被引导和教化的对象，同样不被允许参与到复杂的决策中（“不可使知之”），但可以通过德行和礼乐来引导他们走向“善”（“可使由之”）。
“正确”与否的再思考
如果非要说“正确”，那么：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特定目标，这两句话都有其“功效”和“合理性”。 商鞅的说法帮助秦国实现了快速崛起，虽然代价高昂。孔子的说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并对后世的儒家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从普适性、现代性和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两者的说法都显得过于片面和具有局限性。
商鞅的“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过于强调被动服从和物质激励，忽视了民众的主体性和参与感，其背后是赤裸裸的权力逻辑。
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虽然比商鞅温和，但依然将民众置于被动地位，将决策权高度集中，缺乏对民众参与权和知情权的充分保障。
因此，与其说他们“正确”，不如说他们的论述是特定时代背景下，服务于特定政治目标的思想产物。它们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我们理解不同时代的政治哲学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而需要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现代社会强调公民参与、知情权和政治民主，这与商鞅和孔子时代的核心理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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