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史书对商鞅的评价都很苛刻？
1. 法律严苛，甚至显得不近人情：
商鞅变法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其严苛的法律。他推行的“连坐法”规定，一家人犯法，全家都要受罚，甚至邻里也可能受到牵连。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慑犯罪的作用，但在当时的社会观念看来，过于残酷，缺乏人情味。
具体的例子： 《史记·秦本纪》中记载了商鞅“明为爵赏，重为刑罚”的原则。他设立了“什伍”制度，将人民五户或十户编为一伍，互相监督，一家有罪，邻伍共同受罚。这种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很容易造成无辜者受牵连，加剧了社会的不安感。
“焚书坑儒”的先声？ 虽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性质不同，但商鞅对书籍的轻视，以及对儒家学说的排斥，也被一些史家解读为对思想自由的压制。他强调“事功”，认为“劳力者赏”，不读书也可以富强，这与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产生了直接冲突。
2. 政治手段的无情与冷酷：
商鞅的变法不仅仅是法律上的改革，更是触及了秦国旧贵族的利益。为了推行变法，他采取了极为强硬和无情的手段，甚至不惜牺牲人情。
“秦人不积，言秦国之善者，皆罪。” 这种舆论压制，虽然是为了维护变法的稳定，但在后人看来，是一种极端的思想控制，不允许任何异议存在。
废除井田制，触动贵族利益。 井田制是周代贵族政治的基石，废除它意味着动摇了旧贵族的根本。商鞅通过强大的政治手腕，强力推行，必然会引发强烈的反弹。
以身试法，却最终招来杀身之祸。 这是最能体现他政治手腕和命运悲剧的一点。他为树立法律的权威，在变法之初曾亲自处死自己的太子（或说是太子的老师，具体细节史书有不同记载，但都体现了法律的严酷）。这种以“亲亲”为代价的“法治”，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作用，但在道德上却显得过于冷酷。而他自己最终也被昔日太子（即秦惠文王）下令车裂，也使得后人对他的评价带上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意味，认为他的极端做法也为自己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3. 儒家史观的主导与反感：
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长期以来由儒家学派掌握。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注重人伦道德，以及“德治”而非“法治”。商鞅的变法，特别是其重法轻德、以刑代礼的做法，与儒家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
“仁义不施，而国勇”， 这是儒家对商鞅式强权政治的根本性批评。在儒家看来，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建立在人民的恐惧之上，而应建立在道德感召之上。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儒家强调评价一个人要看其言论和行为是否符合道义，而商鞅的变法，虽然带来了实效，但在道德层面的争议，使得他在儒家史家眼中很难得到正面评价。
史书作者的立场。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典范，其许多观点深刻影响了后世。司马迁本身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对商鞅的评价，自然带有明显的儒家视角。他看到了商鞅变法的强大效果，但同时也对其“刑过于百姓”而感到不满。
4. 历史叙事的选择性与偏见：
史书的撰写往往是带有选择性的，为了塑造某种价值导向，也可能会放大或弱化某些方面。
强调负面，忽略正面： 许多史书在描述商鞅时，更倾向于放大其严刑峻法和政治冷酷的一面，而对变法带来的积极影响，如富国强兵、扫除旧贵族势力、奠定秦国统一天下的基础等，可能在叙述上有所保留，或者将其归功于秦国君主的英明。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但“胜利者的反思”也重要： 商鞅最终虽然变法成功，但他的结局却是悲惨的。这种“功败垂成”的悲剧色彩，也容易让后人对其行为进行审判，认为其过于极端，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覆灭。而这种对失败者的“反思”，往往会集中于其行为的“过失”之处。
5. 时代局限与后世解读的差异：
商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动荡时期。他的变法是针对当时秦国积贫积弱的现实而采取的激进措施。然而，后世生活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自然会以更高的道德标准来审视他。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今天的我们，可能更看重人权、自由等概念，而商鞅生活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他的许多做法，虽然在今天看来不符合人道，但在当时却可能是一种有效的生存之道。
对“法家”的普遍看法。 法家思想在中国古代一直处于一种“有用但不可取”的尴尬地位。其强调法治、严刑峻法、君主集权的做法，虽然被视为国家强大的利器，但其对人性的压抑和对传统的破坏，也让儒家等主流思想对其深感警惕。商鞅作为法家代表人物，自然也承担了这种普遍的负面评价。
总结来说，史书对商鞅的评价之所以苛刻，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自身法律的严苛和政治手段的冷酷， 触及了当时社会的道德底线和利益格局。
儒家主流史观的长期主导， 对其“法治”和“重刑”的反对。
历史叙事中存在的选择性与偏见， 倾向于放大其负面效应。
后世评价标准的变化， 对其行为进行道德审判。
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商鞅在许多史书中，被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改革者，一个“严刑峻法”的代名词，即使他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身上也始终笼罩着一层“严苛”的标签。
网友意见
又是商鞅批判大会吗？经常见一些半吊子提到商鞅就抄一段 强国弱民，仿佛他自己遭了商鞅多大迫害一样。这些人也不看看自己，你一个穷鬼，也配人家殚心竭虑的去弱你？
什么是民？不在官身即为民。比如徐阶退休回老家，良田千倾，门生遍地，也自称草民，被强制夺地后，也要求县官大人为民做主，这和普通大头老百姓是一回事吗？
还有，资本家们说起商君书和商鞅一副切齿之恨的样子，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搞的却还是商君那一套，他自己俨然就是那个被尊的君，说一不二，底下用严刑峻法，赏罚之术，更绝的是是罚九而赏一和商君书如出一辙。把厂里公司里的所有人都变成工具人，按照同一频率一起振动。
就这还有人觉的996很好，只要给够钱就好了。既然如此，人家商君也设立了军功爵制度，大秦子民不怕苦不怕累就怕没爵位，后世诸位又有什么好替人抱怨的呢？
现实就是这么吊诡。一边批判商君书，一边商君之术大行其道。一边被商君术拿捏着，一边还浑然不觉给商君术辩解着。看到纸上的商君书觉的可怕，现实中觉得还能忍受甚至还很享受甚至是种福报。
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汉族，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
负面评价
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蔑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正面评价
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商君列传可分为商鞅如何成功，以及为何会败亡。太史公曰主要集中在后者。太史公对商鞅的评价和他本人身处的时代以及思想倾向有极大关系。但他作为一名史家也会书写商鞅的变革及功绩。
对于商鞅的评价，需要分两部分。
1.承认他的功劳
不论秦汉，对商鞅变革使秦变强基本都是承认的。
战国策.蔡泽见逐于赵.秦策:蔡泽得少间，因曰：“商君、吴起、大夫种，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愿矣。（又见史记.蔡泽传）
即便是贾谊在过秦论中
史记.秦始皇本纪.过秦论: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鬬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孟子荀卿列传: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
货殖传: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太史公自序: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
汉书.地理志: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伯，东雄诸侯。
汉书.食货志: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仟伯，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
（这段话主要是批评商鞅之法，但仍承认其“雄诸侯”）
申商之法也有人学习。
史记.袁盎鼂错列传:鼂错者，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
太史公自序: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
汉书.武帝纪: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汉书.东方朔传: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
所以，说史书对商君评价苛刻，不错，但不够完整。
2.对秦及商君之法的批评。
另外也需要看到，时人对商君的严厉批评。
商君之法严酷，极易致怨。（晁错含泪点赞。）
商君列传:赵良言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
太史公曰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这与儒家所倡导的德治礼治正好相反，故而遭到了贾谊董仲舒等人的反对，司马迁曾学于董仲舒会受其影响。
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汉书.贾谊传: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董仲舒传: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汉初”过秦“大背景。
汉初反思秦过，反对秦法严酷不独儒家。刘邦废秦法而“约法三章”（后萧何增为九章。）皆是汉初改秦严法大势。
汉书.刑法志: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雳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汉书.五行志:渐将日甚，善恶不明，诛罚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岁，秦灭亡奥年。
司马迁身处武帝一朝正是从无为到”有为“，甚至过度作为的时期。汉初无为而治百姓休养生息，从孝惠到景帝，边境虽时有冲突（除七国之乱外），基本没有大的战争。
至于武帝仓廪充实，百姓自足，国家富裕。武帝开始大兴功事，打击了周边势力，极大拓宽了大汉疆土，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加之武帝本人奢侈。
武帝后期，吏治败坏，不得不大量启用酷吏，法令繁琐时人不能尽读，司马迁感同身受自然会反对酷刑严法。比起国强民弱，他更偏向于不折腾也可以理解。
史记.孝文本纪: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史记.平准书: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闲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馀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闲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獘以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3.商鞅结局不好，常被用作反面例子。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
汉书.贾邹枚路传:（邹阳从狱中上书）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
叙传: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李斯奋时务而要始皇，彼皆蹑风云之会，履颠沛之势，据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而焦瘁，福不盈眦，祸益于世。
司马迁虽受儒家影响，但其父谈却推崇道家，马迁又通百家之言，所以无需勉强把他归类儒道或其他什么“家”，史记自序言"成一家之言"，本就是从历史角度观测天下大势。所以即便他批评商鞅，也不会湮灭他的改革。
1、史书谁写的？
2、商鞅变法损害的是谁的利益？
这两个问题历史课本上都有答案，你需要做的是把这俩答案串起来就完了。
很多人有有一种误解，认为商鞅严刑峻法是为了重典治国。
实际上商鞅只不过是为了制造刑徒而已，我们都知道有句话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问题是秦国没有那么多东西赏赐。天才商鞅得想出一个办法，先把一个变成罪犯，然后把抵消刑罚作为一种奖赏。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些人脑补的什么平民得到了好处是扯淡，秦国百姓会因为很多很轻的犯罪或者干脆就是被连坐而倾家荡产或者欠国家的钱，然后不得不去耕战还债。天才的商鞅还想出一个惊为天人的办法，一般的国家打仗这粮食总得国家出吧。秦朝不一样，他们打仗成本极低，因为打仗的粮食要士兵自己准备，没有就借贷，如果打仗赢了，士兵拿军功抵债，如果打输了，有钱的士兵家里出钱，没钱的倒欠一笔只能指望下次再多挣军功，秦国不亏。
商鞅治国的逻辑简单的说就是多多连坐，多多重刑，人越多越好，刑越重越好，这并不是为了处罚百姓，而是为了获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刑徒或者空手套白狼从百姓身上白嫖。
很多年轻人看到商鞅很讲信用，又讲法就喜欢得不得了，这和当年那些老秦人是一样的。他们看到商鞅要分田地给他们，还以为商鞅是个好人，殊不知商鞅大天才分田是为了让他们犯罪以后可以抄没粮食，他们看到商鞅军功授爵以为自己能够通过奋斗成为人上人，殊不知商鞅搞了一大堆法等着削他们的爵，商鞅只需要通过一赏一罚一毛钱没花还倒挣一笔，老秦人便为秦国的耕战机器付出一切财产和生命。秦人在秦法刚开始他们就是拿了商鞅的赏于是赞成，但是时间一长就发现商鞅赏赐的都被严刑峻法罚回去了，而且连原本的一点财富都被一并拿走了，老秦人成为了事实上的契约奴隶。不得不怀疑商鞅是不是p社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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