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死搞得我好乱！！！谁来解答？
商鞅这个人，你得知道，他不是秦国本地人，是卫国来的。在秦孝公眼里，他可是个宝贝，一个能把秦国变得强大起来的改革家。你想啊，当时的秦国，在列国里也算是个“后进生”，跟中原那些强国比起来，差了不少。而商鞅，就是来给秦国“开挂”的。
他推行的变法，可不是小打小闹。从确立爵位、奖励耕战，到废井田、开阡陌，再到统一文字、度量衡，还有那严苛的法律，桩桩件件都是触动利益的大事。你说，这样的改革，能不得罪人吗？秦国原来的贵族阶层，他们的特权被大大削弱了，以前那种靠祖荫就能享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换成得自己努力去耕地、去打仗才能获得封赏，你说他们心里能没有怨气？
秦孝公在的时候，商鞅那是说一不二，有君王撑腰，他这个改革力度是相当大的。秦国因此变得强大，这一点毋庸置疑。对外，打败魏国，收回河西之地；对内，国家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至少在变法的层面上是这样）。商鞅可以说是在秦国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秩序。
然而，这世上哪有永远的靠山呢？秦孝公去世了，他的儿子秦惠文王（也就是公子渠）继位。这可就关键了。你想，一个新君王上位，总得有个立威的过程，而商鞅，在这个新君王眼中，可能就成了“旧臣”，而且是权势太大的“旧臣”。
更重要的是，商鞅本身的性格也是出了名的严苛。据说，他为了推行法令，连自己的车马也违反了规定，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惩罚，是直接把自己的儿子（或者说是庶子，历史记载不一）也给处罚了，这件事情在当时肯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的执法，是不分亲疏贵贱的，这一点固然是变法成功的关键，但也意味着他得罪的人是真的不少，而且这些人都在等着机会。
秦孝公一死，商鞅就像是失去了保护伞。新君王秦惠文王，虽然也认同变法的好处，但他年轻，而且身边肯定围绕着那些对商鞅不满的旧贵族。这些贵族们，一直憋着一股气呢。他们抓住了机会，就向秦惠文王进谗言，说商鞅的坏话，说他权势过重，说他变法过于严酷，说他有不臣之心等等。
秦惠文王，年轻气盛，又可能觉得商鞅对他的掌控欲太强，或者确实被那些反对的声音说服，也可能觉得商鞅的严酷法则也到了自己头上（毕竟他自己的庶长子都被商鞅处罚过），总之，他对商鞅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于是，当商鞅在秦国的时候，秦惠文王就下令要逮捕他。商鞅这个人，毕竟是身经百战、胆识过人，他立刻就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也知道秦国国内肯定有人要置他于死地。他想逃跑，想回到自己的封地——商邑。
但是，他的变法规定，人民不许私自离开自己的居住地。现在他自己要逃跑，这不就成了“犯法”了吗？而且，秦国的官员，不管心里怎么想，也得执行君王的命令。他们奉命追捕商鞅。
最后，商鞅跑到一个边关的客栈，想要住宿。客栈的老板，也是按照商鞅自己制定的法令，要求他拿出身份证明。商鞅当然没带，而且他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客栈老板害怕承担责任，就没有让他入住。你想，这多么讽刺，自己制定的法律，最终也把他自己给限制住了。
于是，商鞅被捕。秦惠文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同时也向那些反对商鞅的大贵族们展示自己的决心，就将商鞅处死，并且是车裂（五马分尸），这个刑罚是极其残酷的，用来警示世人。
所以，商鞅的死，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他改革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加上他自身性格的严苛，以及新君王上位后的政治斗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结局。他的死，也一度让秦国的变法进程有些受阻，但他奠定的基础，终究还是让秦国一步步走向了统一。你说，这样一个人，他的结局是不是充满了历史的沉重感？
网友意见
战国是一个“偏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恰恰让偏执的人会取得偏执性的成功。其实解答你的问题也不难，只要看看商鞅与秦孝公的几次会面就可以了。
史记原文（一）：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
商鞅第一次与秦孝公见面并没有直接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而是给秦孝公谈“三皇五帝”之道，君主对此非常不满意，甚至直接说商鞅是个”妄人“。
史记原文（二）：
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第二次见面，商鞅大谈”王道“，然并卵，秦孝公仍然没兴趣。
史记原文（三）：
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
第三次见面后，秦孝公说出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那就是：“不要跟我扯“三皇五帝、王道圣君”的事情，我只要求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秦孝公追求的就是短时间迅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其他东西都是鬼扯。在这一偏执的要求下，道家太虚，儒家太慢，墨家太不着调，兵家太狭隘（能强兵无法富国），所以法家成为了唯一选择。
题主所谓“保全自己”之类的话，那完全是开了上帝视角倒看历史的想法。商鞅是一个偏执的人，他不会想那么多，他偏执于变法事业，偏执于富国强兵，因为他相信强大之后的秦国不会亏待他。可惜并非所有的秦国君主都会像秦孝公那样偏执地站在他背后，可惜政治终究不会那么简单。
我前段时间写过一篇文章《秦孝公与商鞅》，这篇文章也许对你会有所帮助。我现在将原文贴出来：
战国是一个精彩纷呈，群星闪耀的时代。这个时代里有张仪、苏秦等人纵横捭阖于列国王庭之上；也有儒家、墨家、道家等流派论战于思想的盛宴之中；还有春申、孟尝、信陵、平原等公子的养士风流；更有白起、李牧、廉颇等在沙场上的生死存亡。这一时期，天下的能人志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他们既为名也为利，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
在众多的国君与士的故事里，我个人觉得秦孝公与商鞅是那个时代的最佳”CP”。这两位大神在性格上有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偏执”，秦孝公偏执于对商鞅的支持，商鞅偏执于自己的变法将秦国一改到底。这两位时代的弄潮儿“偏偏得正”，最终使得秦国脱胎换骨，由西陲的弱国一跃而成虎狼之秦。
孝公与商鞅的故事还得从一道诏令说起，秦孝公即位第一年发布了一道求贤令，其原文下：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这段求贤令分三层意义来解读，第一层意思是秦孝公回忆了秦穆公时代秦国的辉煌，这一回忆是为了告诉天下士人秦国有称霸的先例，秦国本身的客观条件不差。第二层意思是秦国因为国君和人才等人为原因导致了衰败，目前秦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第三层意思是表明秦孝公求强求治之决心，并向天下能够强秦者开出天价薪资待遇。
整段求贤令读下来，最吸引我的是“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这两句，这八个字就说明了一切。作为一国之君，秦孝公直面事实，以一种超低姿态来说出自己内心的苦闷和羞耻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羞耻感越强求强的决心也就越大。即便过了两千多年，我们现在读起求贤令，秦孝公那种诚意十足，虚怀若谷，一心求强的气息扑面而来。
此时身在魏国但始终未被魏王重用的商鞅也看到了这篇《求贤令》，于是他积极响应秦孝公的号召离魏入秦。在宦官景监的引见下，商鞅第一次见到了秦孝公。《史记》明确记载了这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你他妈的从哪里找来这样一个坑货，这样的坑货能强秦？）”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这对战国最佳“CP”的第一次见面，既没有一见如故更没有如鱼得水，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失败。
失败一次没关系，五天后偏执的商鞅继续走景监的关系，于是在景监的安排下这对“CP”又见面了。具体情况请看《史记》原文：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第二次见面，虽然孝公这次没那么恼火了但是仍然不满意，景监又被国君给骂了，生气的景监只好再骂一次“商坑君”。
虽然商鞅已经连坑两次景监了，但商鞅并没有打算放过他，还是死皮赖脸的求景监再安排一次。战国时代的人有时候真的很可爱，商鞅专门坑景监一个人，景监居然也愿意一直被坑。已经上了贼船的景监没办法只好再安排了，于是商鞅第三次与孝公见面。还是来看看《史记》原文的记载：“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这一次的见面效果比前三次好多了，但是孝公还是没有启用商鞅，与此同时商鞅也没有再去坑景监了。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孝公经过前三次与商鞅见面，某天突然觉得商鞅应该是个人才。于是，孝公主动向景监提出要见商鞅。
孝公与商鞅的第四次会面具体情况如《史记》原文：“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看到这种状况，事后问商鞅是如何“忽悠”住国君的。商鞅答道：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不要跟我扯“三皇五帝、王道圣君”的事情，我只要求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
这最后一次会面非常成功，商鞅把孝公同样拥有的偏执基因给激发了出来，国君对商鞅只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在短时间内富国强兵，称霸诸侯。终孝公一生，他只对商鞅也只提出了这一个要求。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孝公打算重用商鞅主持变法，并且贯穿始终地对商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支持。
通过马拉松式的四次面试后，虽然秦孝公已经打算启用商鞅来变法强国。但是当时秦国旧贵族势力依然强大，况且商鞅的那套变法改革是完全未经实践检验的陌生理论。孝公也是“恐天下议己”，于是孝公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也为变法做宣传，安排了一场王庭大辩论。这场辩论的正方是改革派的商鞅，反方是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裁判是秦孝公本人。此番舌战堪称千古绝辩，实在是精彩绝伦，我现将原文粘贴如下：
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 商鞅 ，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辩论结束后，秦孝公宣布商鞅获胜，并授予实权总负责秦国变法之事。商鞅接过君主的授权，迅速开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变法改革。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无视一切反对，手持变法利剑，人挡杀人，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如果说变法之前的秦国已经是重病缠身的话，那么偏执的商鞅给出的治疗方法就是“猛药治重症”。
我们先来看看商鞅开出的第一张药方（第一次改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从以上《史记》原文中可以看出，商鞅对秦国改革的涉及面非常广，非常深。包括了生活习俗、社会等级制度、农业生产、军功爵制等。简单点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编织了一张全民监督网。让普通百姓相互监督、检举、连坐以确保改革时期的社会稳定；二、鼓励分家。挖掘劳动力促进小农经济发展，增加国家赋税收入；三、建立军功授爵制。鼓励全民参军争功，贵族无军功不再受爵。这一举措打破了贵族对爵位的垄断，让平民有大量机会受爵，从而让秦国军队战斗力迅速提高。
商鞅这一剂猛药下去，重病的秦国马上就开始有不良反应了。先是，秦国百姓每天都有很多人去首都上访表达对变法的不满。后来，太子也对新法不满，于是以身试法。但不要忘了，商鞅是个偏执的人，他的思路是既然猛药有不良反应，那就说明药的剂量还不够。于是商鞅表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他先将议论的百姓放一边，直接挥剑劈向以太子为首的势力。《史记》原文：“将法太子。太子（有可能未成年），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秦献公之子，秦孝公之兄弟），黥（在脸上刺字以示羞辱）其师公孙贾。
秦国的百姓和其他贵族看到商鞅这波操作后立即变乖，《史记》原文：“明日，秦人皆趋令”。当商鞅的法令行之十年后，秦国已经大变样。《史记》原文：“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这个时候秦国的百姓也尝到了变法的甜头，于是当初那波上访反对变法的人，现在跑来国都表示支持变法。偏执的商鞅本来就要惩罚当年那些反对者，没想到这次他们主动送上门了，于是商鞅果断采取措施：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偏执与刻薄寡恩尽显）
经过商鞅第一波治疗后，秦国由重病缠身迅速恢复成了健康状态。但是这也仅仅是让秦国恢复了元气而已，离秦孝公的富国强兵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为了兑现当年商鞅许下的诺言，为了保证法家理想的实现，商鞅继续将改革向纵深推进，于是开始了第二次变法。
这一次商鞅开出的药方更加猛烈：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以上是《史记》的原文。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这一次改革涉及范围、层面比前一次更大，改革的力度更加彻底深邃。总结起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用法律的形式强制分家，禁止大家制。这一措施是将劳动力的挖掘发挥到极致。在第一次变法中，如果不分家就只是加倍收税。加倍增税只能将中产以下无法承担税收的家庭分离出去，但是那些世家大族完全交得起赋税，从而还是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因此这次改革断绝了贵族用钱赎买的路子，让分家制度落实得毫无例外和妥协；二、统一度量衡，颁布统一标准。在当时的秦国不同的地方度量衡标准不一样，这就给政府的税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了减少行政成本这次改革就强推了统一标准；三、深化调整土地政策。重新丈量土地登记在册，把贵族们闲散的土地收回，使政府完全掌握全国土地数量，并合理分配手中土地，从而使得军功受爵赐田制度发挥的作用更大；四、调整行政区划，将郡县制推而广之。这一措施进一步将地方权力向中央收缩，使得秦国中央集权再度加强。
这第二剂猛药下去后，秦国脱胎换骨，国富兵强终成虎狼之秦。举国上下都积极配合国家的“农耕”与“军战”的战略目标。秦国经过国医商鞅之手，由弱转强虎视山东。秦强的外在表现有两点：其一、外交层面，不得与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被打破。山东六国以及周天子对秦国刮目相看。《史记》记载：“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秦国再也不是那个“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的西陲弱小了；其二、军事层面，改革后的秦国军事实力剧增，连连获胜。元里之战，秦军斩首七千，夺取魏国少良。安邑之战，秦军长途奔袭成功占领安邑。河西之战，秦军俘获魏军主将公子卬，大败魏国军队。
战国是一个风云际会，自由征伐的时代，各方能人志士在这个舞台上极尽其能地表演。商鞅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了他的雄才大略与经天纬地，作为法家的优秀弟子，他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将法家带到了唯我独尊的地位。秦国也由此傲视群雄，成为战国最强。不夸张地说，商鞅变法为秦国最终一统天下打下了深厚的基石。
公元338年，秦孝公去世了，这位甘为人后的国君看着已经成为战国至强的秦国，心满意足地走了。秦孝公一生最精彩之处在于他重用商鞅并且信任无比，始终如一，甚至可以说他几乎把君主实权都让渡给了商鞅。他为了强秦，甘愿退到权力的二线，甘愿成为“虚君”，甘愿默默地站在商鞅的背后。正因如此，商鞅才能够将内心的变法鸿篇转换为手中改革之利剑，从而斩断旧贵族的利益链条，将秦国之旧疾一扫而空。秦孝公与商鞅绝对是一段千古君臣佳话。
商鞅变法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秦孝公无条件地支持。在秦孝公看来，只要能让秦国强盛他什么都可以牺牲，权力可以放，亲情可以弃，名声可以丢，他的强秦决心与志向大过任何一位秦君。在我看来，秦孝公在秦国的历史地位比肩于嬴政，其他君主皆在其下。秦孝公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他是虚怀若谷，一心求强的贤君；他是用人不疑，持之以恒的明君。他更是秦国由弱转强，终成虎狼之秦的圣君。
孝公一去，商鞅也时日无多了。公元337秦惠文王嬴驷继位，他就是当年被商鞅变法之利剑惩罚过的那个太子。坦诚地讲，当年太子犯法，商鞅只惩罚了太子的老师而没有惩罚其本人，可以算得上是网开一面。但是秦惠文王并没有感恩，也没有站在秦国国君的高度来思考商鞅的历史地位，他在保守派的压力下毅然选择车裂商鞅，并灭商君之家。
关于商君之死，古往今来讨论极多，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读罢《史记 商君列传》，默然良久。风雨云台曰：黄泉之下，景监引商君再见孝公。孝公曰：“秦国负卿，嬴驷负卿。”商君谢曰：“臣不负君上，足矣！”
商君
东寒雨冷夜西行，烈酒暖身战秦庭。
英主举杯思穆霸，庶长挥剑欲强秦。
安得思虑身后事，一扫沉疴与病形。
虎视山东狼啸月，笑谈身殁趋车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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