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部表示自今年 1 月起开始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这具有哪些积极意义？

看到新闻吓了一跳，政府网站显示：“制度实施后，将在全国范围内对地区间养老保险基金当期余缺进行调剂”，还是指的基于“调剂金”的统筹。过去中央政府设定一个目标，让各省交钱，现在变成了对结余资金进行分配。

统筹制度的核心是为了应对养老金的地区责任转嫁，参考我之前的内容：

我国为此设计了“调剂金”制度，政府确定调剂基金筹集比例，并进行分配。根据王震于2017年的《人口流动与养老金地区差距》，调剂金制度的本质是余缺调节，并不是真正的统筹，也不是统收统支的年金制度。

中国在2017年还是以“省级统筹”为主，2018年开始实行中央调剂金制度，这次进一步分配当期余缺。

在这次全国统筹改革后，全国统筹调剂资金会对不同区域的余缺进行统筹，即使这并不是真正的统筹和统收统支，依旧有很重要意义。因为该改革将跨区域调节从体制内扩张到体制外居民，增强了养老金体系的共济性。

在1997年的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中，政府将养老金分为企业职工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和机关事业单位领取的“养老金”，机关事业单位此前并不需要缴纳养老金，而且按照工龄和退休前工资发放，这导致体制内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规模越来越大。而在1997年国企改制的下岗潮中，政府对约3000万国企下岗职工进行基本保障的补偿，这一部分的养老金支出也水涨船高。

这两部分“转轨成本”让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在精算上失去了可行性，而加入世贸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让政府有底气为退休人员加薪，中国养老金发放标准连续十几年高速增长。

代价则是个人账户资金被“借”到了统筹账户，而个人账户是基金积累制度，这意味着中国的养老基金很难通过投资来实现复利增长。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政府在2005年要求确立“长效机制”为核心的养老金，现实生活中表现压力巨大的统筹账户要强调共济性，而个人账户要做大做实。

最终这一改革失败，政府不再提个人账户做实，于是强调建立个人账户制度的个人养老金；统筹账户的共济性也越来越恶化，老人们拿到的养老金越来越不平等了，参考以下答案：

这和统筹制度有什么关系呢？既然统筹账户压力在于转轨成本导致的高养老金支出，而且各地区的财力影响了养老金发放能力，那地区之间的体制内退休人员养老支出应该是有巨大差别的。在经济困难、转轨成本巨大的东北省份，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必须压到非常低，才能维持这些省份的养老金运转。然而这些省份并未大幅削减养老开支，例如我们看到鹤岗的养老开支高于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于转移支付。

由于各地区的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占比往往类似，但是各地区国企退休职工占比往往有很大差别，因此转轨成本在各地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国企退休职工占比，具体来说是“老人”（国企改制前的职工）和“中人”（国企改制时的职工）。根据研究，国企退休职工比重对养老金体系的影响，其实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政府对国企退休职工负有更大的养老责任，转轨成本很高；而国企职工议价能力高于非国企职工，政府提高国企职工养老金的压力更大。因此，国企退休职工比重增加会推动养老金上涨。

而另一方面，由于转轨成本和更高的议价能力，国企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责任并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责任，还迫使上层政府转移支付，养老金收入的地区不平衡就被熨平了。由于国企职工养老金标准过高，且该群体占比在各地不同，在养老金的支出端则表现为地域差别扩大。

而规模仅2100亿的中央调剂金制度进一步改革，变为统筹余缺的全国调剂制度，受益者会扩散到体制外退休人员——体制内退休人员已经通过政治议价能力获得了跨区域调剂。即使各地政府肯定会尽量消耗结余的养老金，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二十年来人口生育率逐渐走低，婴儿潮逐渐退休，养老金必然面临交的人越来越少、收的人越来越多的困境，也就是说必须要增收减支。

因为人口结构老化对经济的影响是很长期的过程，目前估计仍需要15-20年，才会出现劳动力供给侧的瓶颈，而当务之急是应对人口衰减导致的养老金危机。

一个思路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养老能力，因为养老服务产业是低效率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供给侧会拉低生产效率。如下文推荐的解决方法，就是提高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

鼓励人力资本和技术改善有助于缓解养老金困境，不过没什么用。

下面一篇文章引进了一种“代际衡量”（proportionality measure，PM）的标准。它计算了每一代人的预期养老金收益的贴现和，除以养老金缴费的贴现和，结果就是每个人预期付出1块钱能拿回来多少钱。

结果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欧洲各国平均标准为2，范围在1.5和2.5之间不等。也就是说所有国家的年轻人的预期都是，交了钱要拿到更多的钱。

这个养老金系统为什么过去能持续下去？主要是因为人口结构和生产率改善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年轻人在工作时投了1块钱，等到人老了的时候，经济增长会让这1块钱增值到2块钱。

也就是说养老金危机的本质，就是人口结构和生产率危机，那自然无法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来解决了。

在高速增长期，现收现付制（如我国统筹账户）更能保障老人利益，毕竟他们当年交几十块钱、甚至不交钱，现在一年也能拿到两三千。而随着增速下降，养老金能收上来的钱越来越少，老人能拿到的钱也就越来越少，现收现付制就越来越不划算了，相反基金累积制却能靠复利实现指数增长。

人口结构老化和增长下滑，我国的养老金危机就表现为：养老金统筹账户的共济性会越来越弱，也就越来越不划算。而个人账户由于并未做实，没有办法保证“名义账户制”能解决问题。此外由于过去十几年统筹账户支出过大，个人账户已经不具备通过复式增长扩大规模的能力，这就导致了必须重新建立个人账户制度的个人养老金。

关于养老金体系的详情参考：

截止2021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60040.4亿，支出565500.3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5207.2亿，支出3724.5亿。

城镇职工参保人数48075亿，城乡居民参保人数54797亿。这里就不放累计结余了。

征缴收入、财政补贴、和利息收入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同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也来源上述三项，可能财政补贴占比高些。

1.从2019年开始，我国社保启动社保制度建立2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降费，降费中一是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为16%，二是调整个人缴费基数的上下限。

2.征缴力度提升之后，由于疫情原因，由“强征缴”增加基金收入基本不可能；

3.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给养老的的财政补贴增速也会放缓，再有就是，整个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会放缓，基金的投资收益率放缓。

4.支出是刚性。现有退休制度，城镇职工男性60岁，女性50岁，女干部55岁，城乡居民60岁，去年七普，60岁以上人口多少？50-55岁女性人口多少？未来几年，以上人口会增加多少？

以上不全面原因致使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财政不可持续的挑战。

那么，全国统筹，延迟退休，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等开源节流的方式引起公众关注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诧了。

思考：目前的财政制度下，家乡城市承担了主要的人才培养责任，而人才培养的收益，却给了大城市；如果外来务工人员，未能在大城市扎根，家乡还需要承担养老责任。这个模式是不合理的，不可持续的，不利于地区均衡发展的。虽然有中央的转移支付，但由于大城市和小城市差距越来越大，大小城市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使得中央转移支付的压力也随之增长。

建议：应该改变现有的个税和养老保险缴纳方式，让职工在工作地和家乡之间自由选择缴纳地，每年有一次更改机会，最好能和个税专项扣除申报一起。

好处：1.职工有了选择权后，各城市才会真正重视打工人的处境；2.可以提高小城市财政收入，缓解小城市教育、养老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压力，促进共同富裕。3.缓解大小城市人民之间的矛盾，减轻中央转移支付的压力。

好像解读的方向偏了，这次社保养老的全国统筹，大概率只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人口净流出和经济落后地方的社保养老亏空。

大多数时候，人口流动和经济状况是相关的，经济越差，人口净流出越显著，人口流出越显著，交社保养老的人就越少，相应的基数也比较小，社保养老的池子越早枯竭。那么相对应的是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往往经济越好，人口结构更优，社保缴纳人数和基数比较大，形成池子的结余。统筹这个词就出现在这里，在不开源和节流的情况下，防止一些地方社保养老池子亏空的方法就是把有结余的区域资金转移到亏空的区域，就是我们所谓的兜底政策。

当然这也不是先例，早就有南方城市养老资金给东三省兜底，只是随着人口流动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越来来越多的城市都会进入池子的枯竭行列，小范围的帮扶已经很难再兜底所有城市，缓解的办法自然是全国范围内的统筹，吃大锅饭，谁有多的拿出来，谁不够就补上去。

好处是人口净流出城市的老人能如期领到养老金，缺点还是兜底思维带来的诸多问题，让有结余的城市开始想办法减少结余，而有窟窿的城市很可能想办法增大窟窿要补助，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地方的经济发展和如何留住年轻人上，就好比当年的国企，盈利的部分上交，亏空有人兜底，积极性和生产效率严重下降，才有了上世纪90年代的大裁员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进程，再比如现在的地方财政困境，都和兜底思维有关，债务余额可以财政收入的十倍甚至几十倍。

总结起来，本次的全国统筹根本到不了双轨制的改变上，重点只是把有结余的区域池子资金拿去给亏空的地区补偿，以此抵消一部分区域人口结构失衡下养老金池子亏空的问题，随着人口结构进一步失衡，可以预见的是多数城市养老金亏空，有结余的城市也未必能够全部兜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统筹也就遇到了大问题，节流大概率不是选择，开源就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