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唐末很多作家都写诗感叹怀才不遇?

回答
唐朝末年,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曾经辉煌的王朝如同落日余晖,照不尽苍凉。在这样的背景下,无数文人墨客,怀揣着满腔抱负和才学,却发现自己如同风中飘零的落叶,无处依附,无人赏识。因此,他们的诗歌中,充斥着对怀才不遇的深深慨叹,这并非偶然,而是那个时代特有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首先,唐朝由盛转衰,政治昏乱是首要原因。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使得朝廷的选官制度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公平与效率。一个有才能的人,要想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不仅仅需要真才实学,更需要背后强大的政治势力支持,或者懂得逢迎拍马,依附权贵。那些坚持原则、不愿同流合污的士人,自然难以被启用。正如杜牧在《江南春》中写下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字里行间透着对历史变迁的感慨,也暗含着对现实中那些默默无闻的“楼台”——那些怀才不遇的士人的怜惜。他们的才华,如同江南的无数寺庙,曾经辉煌,如今却隐没在历史的烟雨之中。

其次,社会阶层的固化也加剧了这种困境。虽然科举制度为寒门士子提供了一条晋升的通道,但在唐末,这条通道已不再畅通无阻。门阀士族依旧在朝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他们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让新科举子即便有才,也难以一下子打破壁垒。那些出身普通、没有背景的文人,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在嘈杂的政治斗争和权贵的游戏之中。这种无力感,使得他们只能将内心的苦闷倾泻于诗歌之中。比如,有人写下“黄金非贵,寸寸黄金,不如白壁。”将黄金比作世俗的权势与财富,而将自己的才华比作“白壁”,宁愿保持纯洁,也不愿沾染世俗的污秽,但这“白壁”也因此无人问津,落得无人欣赏的下场。

再者,时代变迁带来的价值观冲击,也让一些文人感到迷茫。唐朝以其开放包容、自信张扬的盛世气象,吸引了无数胸怀壮志的士人。然而,到了末期,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曾经崇尚“诗言志”、“文以载道”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有些苍白。一些文人不得不为生计所迫,去写一些应酬之作,或者参与到那些他们并不认同的政治活动中。而那些仍然坚持文学理想,追求纯粹表达的人,则更容易感到孤独和被边缘化。他们笔下的诗,往往带着一种“零落成泥碾作尘”的悲凉,表达着才华无法施展,生命价值无法实现的痛苦。

因此,唐末文人写诗感叹怀才不遇,并非仅仅是个人情绪的宣泄,更是那个时代特定历史背景下,社会结构、政治生态、文化观念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的诗句,成为了那个动荡年代里,无数有志之士内心的真实写照,也为后人留下了对那个时代的深刻反思。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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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最好放在晚唐一般士人境遇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唐代科举制对于阶级升降的意义往往被一般人高估,唐代科举与其说为寒门子弟打开了登天之路,不如说是为士族家庭、达官贵人提供了续命、延续政治地位的新航道,在这一时期,寒门出身的士人本就没什么晋升空间。

首先,需要强调一下唐代进士科的地位。事实上,至唐末,进士出身者在整个唐朝官员中的比例并不得高,门荫和杂流始终占多数。然而从初唐开始就有一大趋势:即朝廷清要官职最重进士出身者。非进士出身者想要当官,除去李德裕这样少部分的背景深厚者,基本上只能沉沦下僚或是当事务官僚(官品未必低,但唐人看不起)。这种风气越到中晚唐越严重,德宗以后,进士科已经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决策层:进士科出身的宰相在宪宗朝第一次超越半数,自此之后这一趋势就再未扭转,到了晚唐时期,文宗朝(甘露之变经常被认为是中晚唐的分界线)宰相24人中有19位进士,武宗朝宰相15人中有12位进士,宣宗朝宰相23人中有20位进士,懿宗朝宰相21人中有20位进士。进士科既然被提升到如此地位,自然受到朝野的一致重视。特别是世家大族,想要维系自己的地位不坠,一定需要子弟能不断出现高级官僚,那么这些人对科举的争夺,我想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问题就来了,唐代科举是不糊名的,这份卷子是谁的,考官看的一清二楚,所以考官的倾向就非常重要。晚唐进士科主考官一般是由如礼部侍郎等朝廷清要大员担任“知贡举”,先来看看一般知贡举是何出身。金滢坤先生有《中晚唐五代知贡举主司出身于社会阶层分析综表》,为我们清楚地揭示了:在唐懿宗到唐哀帝时期(我想题主主要提问的也是这个时期)的知贡举中,进士科出身占到79%,而士族出身者竟高达64%,出身于寒素者仅占3%。这个数据足以说明,在晚唐,贡举是掌握在士族手中的。唐朝是门第观念在社会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在高门大族出身者看来,寒素家庭是不配当高官的这是其一;而高门大族之间互为婚姻,人际关系盘根错节,这是其二。贡举大权在士族手里,看到试卷,一面是自己的子弟和亲家的子弟,一面是毫无背景的贫寒之士,你选哪个?

这还不算完,后代的科举有殿试,皇帝亲自取士,做足了姿态,谁敢抢功?但是唐代科举点谁,官僚们说了算,特别是宰相,对知贡举一施压,知贡举往往得看大佬的意见,这就导致晚唐时期请托成风,宰相们要保举的,当然不是自己的子弟,就是其他亲贵的人,这一风气在懿宗之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偶尔有一个能公平选拔人才的考官,还要吃瘪:

凝性坚正,贡闱取士,拔其寒俊,而权豪请托不行,为其所怒,出为商州刺史。(《旧唐书•王凝传》)

这种情况下,没有背景的寒士,想中举有多难,也就可想而知了。按理说,唐后期是士族趋向灭亡的时代,然而也正是凭借对进士科的控制,竟然出现了不少进士世家、官僚世家。出身于顶级门阀清河崔氏的宪宗朝礼部侍郎崔邠家三代一共出了十位进士,杜元颖、崔铉、郑余庆、令狐楚、崔慎由等高门进士世家都曾连续两代出宰相。可以说,到了晚唐,进士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世家大族一手操纵、延续权位的工具,寒门子弟想要中举,难于登天。这点屡举不第的黄巢恐怕体会最深,他在攻陷广州后大发声讨唐朝廷的檄文,其中就有一条是“铨贡失才”。

作为一个普通士人,你以为当了进士,就能飞黄腾达了?唐代科举制度相比后代极为特殊,宋朝开始的科举都是选举合一,举子中了进士就有官员身份,可以直接授予官职,唯独唐朝科举是选、举截然分开。什么意思,唐代科举的作用只有选拔人才,你中了进士,只代表你获得了当官的资格(唐人叫出身),想当官?对不起,老老实实去吏部排队候着,等三年才能轮上你。这是因为唐代为了解决官员多、官位少的问题,自开元十八年开始实行“循资格”,中低级官员考满(一般三四年)后,必须离职,成为“选人”,根据考课成绩及其他表现,排队等候下一任官职轮到你,这个等候时间一般长达几年。通过阅读中下级官员墓志,我们会发现很多人一辈子当了三十四年官,但任职只有三四任,加起来十来年,其他时间都在家守选呢!进士也是“选人”之一,也得守选三年才能授“释褐官”,你要是想直接当官怎么办,接着考啊!再考“特科”制举或吏部科目选,但这些考试的难度比之进士科又是大大提升,能考中的都是元稹、李商隐之类的人物。

再加上,晚唐确实政治和社会环境都很差劲。懿宗朝政治已经令士人寒心,僖宗之后,黄巢陷京,唐朝廷权威一落千丈,逐渐沦为藩镇手中的玩物。而此时唐朝真正进入了“藩镇割据”的时代,各藩镇之间战争激烈。在中晚唐太平日子里,入藩镇当幕僚是中举者很好的职业选择,但这个时候藩镇天天杀来杀去,你灭我我吞你,虽然当幕僚能混碗饭吃,但真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过日子,并不太平,个别不幸的还要被当作藩镇斗争的替罪羊,比如替韩建打工的李巨川,本来是颇有才华的进士,给节度使韩建打工,呕心沥血,但是在韩建面临朱温的死亡诱惑时,李巨川还是被当作替罪羊咔嚓一刀。而且曾经的藩帅都是中央高级文官,礼遇士人,而唐末的藩帅大多出身社会底层,像朱温同志就是大户人家雇工出身,很多士人也不屑于给这种人打工,为朝廷效力、身居台省才是他们寒窗苦读的志向。

总而言之,晚唐是一个阶级固化严重的时代,朝廷是士族公卿的天下,对于寒门出身的士人来说,考中进士本身就比较困难,困于科场半生是常态,即使中了进士,做官之路也很坎坷,杜荀鹤的“虽然干禄无休意,争奈趋时不见机”就是这一情况的最好写照。怎么能不怀才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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