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为何取消了比部?
要说元明清为何取消“比部”，这事儿得从头捋。首先，我们得明白“比部”是啥玩意儿，它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里扮演过什么角色，然后才能看清楚它为什么会被历史的车轮碾过。
“比部”的前身：汉唐时期严谨的法律划分
“比部”这个词，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尤其是汉朝，就有了它的雏形。那时候，律令是非常重要的治国工具，法律的条文被细致地划分，就像给各种犯罪行为都打上了标签，归入不同的“部”。比如，有“户律”、“囹圄律”、“盗贼律”、“兴亡律”等等。
唐朝时期，律法更是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著名的《唐律疏议》就把刑法分成了六个部分：名例、户律、食律、户缓、盗贼、工律、刑律。注意，这里面并没有一个直接叫做“比部”的独立大项，但“比”的思想，也就是“比较”、“类比”犯罪行为，并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定罪量刑的精神，贯穿了整个律法体系。
比如，在定罪量刑时，会考虑犯罪的性质、情节、主从、轻重等等，这些都需要“比较”才能确定。而“比”的含义，更是在一些具体的罪名划分和处理方式上有所体现。举个例子，盗窃不同数量的财物，判罚自然不同；谋反和一般的叛乱，罪名和惩罚也天差地别。这种“比”的概念，就是为了实现法律的公平和严谨，确保罪与罚的对等。
为什么到了元明清，这种“比部”的直接划分就渐渐模糊甚至消失了呢？
这背后有很多原因，是社会、政治、法律观念演变的结果，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皇帝的个人好恶。
1. 法律体系的融合与演变：
从“律”到“令”、“格”、“式”： 到了元明清，虽然唐朝的《唐律》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法律的形态也变得更加多样。除了“律”（基本法），还有“令”（行政法规）、“格”（具体细则）、“式”（司法文书格式）等等。这种多层次、多形式的法律体系，使得原先那种相对独立的“部”的划分，变得不如早期那么清晰。
法律条文的“大杂烩”： 尤其是明清时期，律法的编纂更倾向于将各种犯罪行为“打包”处理，不太强调早期那种按社会功能或犯罪对象来划分出独立的“部”。比如，一些涉及经济性质的犯罪，可能就分散在不同的篇章里，而不是像汉唐时期那样，有一个专门的“食律”来管。
2. 政治集权与皇权至上的加强：
皇权高于一切： 元、明、清三个朝代，尤其明清，皇权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皇帝的意志在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相比于早期法律追求的“分类严谨”，后来的皇帝更关注法律是否能有效地维护其统治和国家稳定。
“比部”的“独立性”被削弱： 早期律法中，虽然有“比”的思想，但那些“部”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法律对不同社会领域的“关注点”和“处理方式”。随着皇权越来越集中，皇帝可以直接干预司法，法律的“分类”似乎就没有那么“独立”和“客观”了。司法判决更多地会围绕皇帝的旨意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来展开，而不是严格遵循某个“部”的既定规则。
“刑过不追”、“事不相沿”的思潮： 这种说法并不是说完全抛弃了前朝的法律，而是说皇帝拥有最终解释权和修改权。如果前朝的法律在某些方面不合时宜，或者与当朝统治的理念相悖，皇帝可以随时调整，而不是被“比部”的僵化分类所束缚。
3. 犯罪形态的变化与“大罪化”的倾向：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犯罪：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更多复杂的经济犯罪，这些犯罪的性质可能横跨多个领域，很难简单地归入早期划分好的“部”。
政治犯罪的“泛化”： 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朝，对官僚政治的控制非常严密，也出现了许多针对官员、针对统治的犯罪。这些犯罪往往被视为对皇权和国家秩序的直接挑战，很容易被“大罪化”，并上升到政治层面处理，而不是仅仅归为某个“比部”可以概括的犯罪。
“罪莫大于死”的思维： 随着刑罚的演变，尤其是死刑的广泛使用，许多罪名最终都可能导向严厉的惩罚。这种“大罪化”的倾向，也使得对犯罪进行精细的“比部”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4. 法律编纂体例的变化：
《大明律》与《大清律例》的特点：
《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朝的根本大法，它在继承《唐律》的基础上，内容更为充实，体例也有所调整。虽然《大明律》的六个部分（名例、户律、仕律、刑律、工律、兵律）与《唐律》的六部分（名例、户律、户缓、盗贼、工律、刑律）在名称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例如它有“仕律”（针对官僚犯罪）和“兵律”（针对军事犯罪），而《唐律》的“户缓”和“盗贼”被整合或调整。但即使是《大明律》，也没有一个直接以“比部”命名的独立部分。
《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在《大明律》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的“例”（清朝皇帝发布的行政命令或司法判例），使得法律内容更加庞杂。它的体例也与《大明律》类似，同样没有独立的“比部”。
“例”的重要性： “例”在明清法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许多具体的案件处理方式、新的罪名、或者对原有法律条文的解释，都体现在“例”中。这种“以例补律”的方式，使得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变得更加灵活，但也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早期按“部”划分的清晰界限。
总结一下：
元明清时期取消“比部”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是原先那种强调按犯罪性质进行独立“部”划分的法律体例，在实践中逐渐模糊或消失了。 这并不是因为“比”这个概念本身被否定了，而是因为：
法律体系本身在发展演变，出现了更多的法律形式和内容，不再适合早期那种相对单一的划分方式。
政治集权与皇权至上使得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更加灵活，不再拘泥于僵化的分类。
犯罪形态的多样化和政治化，使得许多案件需要更综合、更灵活的处理。
法律编纂的体例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例”的作用越来越大，进一步改变了法律的结构。
所以，与其说“取消了比部”，不如说法律的“比”的逻辑，已经内化到整个法律体系的运行之中，但不再以一个独立的、形式化的“比部”来呈现。 法律条文的编纂、判案的逻辑，依然需要“比较”各种情况，但这种“比较”是贯穿始终的，而不是被局限在一个特定的“部”里。这是一种法律现代化和政治集权化过程中的自然演变。
“比部”的前身：汉唐时期严谨的法律划分
“比部”这个词，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尤其是汉朝，就有了它的雏形。那时候，律令是非常重要的治国工具，法律的条文被细致地划分，就像给各种犯罪行为都打上了标签，归入不同的“部”。比如，有“户律”、“囹圄律”、“盗贼律”、“兴亡律”等等。
唐朝时期，律法更是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著名的《唐律疏议》就把刑法分成了六个部分：名例、户律、食律、户缓、盗贼、工律、刑律。注意，这里面并没有一个直接叫做“比部”的独立大项，但“比”的思想，也就是“比较”、“类比”犯罪行为，并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定罪量刑的精神，贯穿了整个律法体系。
比如，在定罪量刑时，会考虑犯罪的性质、情节、主从、轻重等等，这些都需要“比较”才能确定。而“比”的含义，更是在一些具体的罪名划分和处理方式上有所体现。举个例子，盗窃不同数量的财物，判罚自然不同；谋反和一般的叛乱，罪名和惩罚也天差地别。这种“比”的概念，就是为了实现法律的公平和严谨，确保罪与罚的对等。
为什么到了元明清，这种“比部”的直接划分就渐渐模糊甚至消失了呢？
这背后有很多原因，是社会、政治、法律观念演变的结果，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皇帝的个人好恶。
1. 法律体系的融合与演变：
从“律”到“令”、“格”、“式”： 到了元明清，虽然唐朝的《唐律》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法律的形态也变得更加多样。除了“律”（基本法），还有“令”（行政法规）、“格”（具体细则）、“式”（司法文书格式）等等。这种多层次、多形式的法律体系，使得原先那种相对独立的“部”的划分，变得不如早期那么清晰。
法律条文的“大杂烩”： 尤其是明清时期，律法的编纂更倾向于将各种犯罪行为“打包”处理，不太强调早期那种按社会功能或犯罪对象来划分出独立的“部”。比如，一些涉及经济性质的犯罪，可能就分散在不同的篇章里，而不是像汉唐时期那样，有一个专门的“食律”来管。
2. 政治集权与皇权至上的加强：
皇权高于一切： 元、明、清三个朝代，尤其明清，皇权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皇帝的意志在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相比于早期法律追求的“分类严谨”，后来的皇帝更关注法律是否能有效地维护其统治和国家稳定。
“比部”的“独立性”被削弱： 早期律法中，虽然有“比”的思想，但那些“部”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法律对不同社会领域的“关注点”和“处理方式”。随着皇权越来越集中，皇帝可以直接干预司法，法律的“分类”似乎就没有那么“独立”和“客观”了。司法判决更多地会围绕皇帝的旨意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来展开，而不是严格遵循某个“部”的既定规则。
“刑过不追”、“事不相沿”的思潮： 这种说法并不是说完全抛弃了前朝的法律，而是说皇帝拥有最终解释权和修改权。如果前朝的法律在某些方面不合时宜，或者与当朝统治的理念相悖，皇帝可以随时调整，而不是被“比部”的僵化分类所束缚。
3. 犯罪形态的变化与“大罪化”的倾向：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犯罪：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更多复杂的经济犯罪，这些犯罪的性质可能横跨多个领域，很难简单地归入早期划分好的“部”。
政治犯罪的“泛化”： 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朝，对官僚政治的控制非常严密，也出现了许多针对官员、针对统治的犯罪。这些犯罪往往被视为对皇权和国家秩序的直接挑战，很容易被“大罪化”，并上升到政治层面处理，而不是仅仅归为某个“比部”可以概括的犯罪。
“罪莫大于死”的思维： 随着刑罚的演变，尤其是死刑的广泛使用，许多罪名最终都可能导向严厉的惩罚。这种“大罪化”的倾向，也使得对犯罪进行精细的“比部”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4. 法律编纂体例的变化：
《大明律》与《大清律例》的特点：
《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朝的根本大法，它在继承《唐律》的基础上，内容更为充实，体例也有所调整。虽然《大明律》的六个部分（名例、户律、仕律、刑律、工律、兵律）与《唐律》的六部分（名例、户律、户缓、盗贼、工律、刑律）在名称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例如它有“仕律”（针对官僚犯罪）和“兵律”（针对军事犯罪），而《唐律》的“户缓”和“盗贼”被整合或调整。但即使是《大明律》，也没有一个直接以“比部”命名的独立部分。
《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在《大明律》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的“例”（清朝皇帝发布的行政命令或司法判例），使得法律内容更加庞杂。它的体例也与《大明律》类似，同样没有独立的“比部”。
“例”的重要性： “例”在明清法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许多具体的案件处理方式、新的罪名、或者对原有法律条文的解释，都体现在“例”中。这种“以例补律”的方式，使得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变得更加灵活，但也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早期按“部”划分的清晰界限。
总结一下：
元明清时期取消“比部”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是原先那种强调按犯罪性质进行独立“部”划分的法律体例，在实践中逐渐模糊或消失了。 这并不是因为“比”这个概念本身被否定了，而是因为：
法律体系本身在发展演变，出现了更多的法律形式和内容，不再适合早期那种相对单一的划分方式。
政治集权与皇权至上使得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更加灵活，不再拘泥于僵化的分类。
犯罪形态的多样化和政治化，使得许多案件需要更综合、更灵活的处理。
法律编纂的体例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例”的作用越来越大，进一步改变了法律的结构。
所以，与其说“取消了比部”，不如说法律的“比”的逻辑，已经内化到整个法律体系的运行之中，但不再以一个独立的、形式化的“比部”来呈现。 法律条文的编纂、判案的逻辑，依然需要“比较”各种情况，但这种“比较”是贯穿始终的，而不是被局限在一个特定的“部”里。这是一种法律现代化和政治集权化过程中的自然演变。
网友意见
我对这方面没多少研究，看了一些文章和史料，再结合我的积累，做一个不一定对的分析：
唐朝以前的“比部”就不讨论了，唐宋的比部是一个部门，其主要职能是核查记载人口或财物的账；
比部在北宋被划归户部，到了南宋又长期被都官兼其事：
《旧唐书·志二十三·职官二》：
(刑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门。
凡税天下户钱，以充州县官月料，皆分公廨本钱之利。羁縻州所补汉官，给以当土之物。关监之官，以品第为差。其给以年支轻货。镇军司马，判官俸禄，同京官。镇戍之官，以镇戍上中下为差。凡京师有别借食本，每季一申省，诸州岁终而申省，比部总勾覆之。凡仓库、出内、营造、佣市、丁匠、功程、赃赎、赋敛、勋赏、赐与、军资、器仗、和籴、屯牧，亦勾覆之。
《宋史·志一百一十六·职官三》：
建炎三年，诏比部兼司门。隆兴元年，诏都官、比部共置一员。自此都官兼比部、司门之事。
比部郎中、员外郎，掌勾覆中外帐籍。凡场务、仓库出纳在官之物，皆月计、季考、岁会，从所隶监司检察以上比部，至则审覆其多寡登耗之数，有陷失，则理纳。钩考百司经费，有隐昧，则会问同否而理其侵负。
元佑元年七月，用司马光奏，悉总于户部。三年，厘正仓部，勾覆、理欠、凭由案及印发钞引事归比部。
建炎以后，或以都官兼比部、司门之事。
元朝没有恢复比部，查账应该是由“照磨(照刷磨勘)”这个官职主要负责的，几乎所有部门都设有照磨（其中一部分设置有“照磨所”这个部门）：
《元史·志三十五·百官一》：
(中书省)照磨一员，正八品，掌磨勘左右司钱谷出纳、营缮料例，凡数计、文牍、簿籍之事。
左三部照磨所，秩正八品，照磨一员，掌吏、户、礼三部钱谷计帐之事。
初以右三部照磨兼刑部系狱之任，大德七年始置专官。
明朝初在刑部下恢复了比部，毕竟“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后来拆分掉了：
《明史·志四十八·职官一》：
(刑部)尚书，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
洪武元年置刑部；
六年，增尚书、侍郎各一人，设总部、比部、都官部、司门部，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二人，惟都官各一人。总部、比部主事各六人，都官、司门主事各四人；
二十三年，分四部为河南、北平、山东、山西、陜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十二部，浙江部兼领云南——部各设官，如户部之制。
期间明朝仿照宋制、在刑部之外设置“磨勘司”，职能与比部是有一定重合的，后又废除：
《宋史·志一百一十五·职官二》：
都磨勘司，端拱九年置。判司官一人，以朝官充；掌覆勾三部帐籍，以验出入之数。
《明史·志四十九·职官二》：
三年，置磨勘司，凡诸司刑名、钱粮，有冤滥隐匿者，稽其功过以闻。
[洪武三年置磨勘司，设司令、司丞。七年增设司令一人，司丞五人，首领官五人，分为四科。十年革。十四年复置磨勘司，设司令一人，左、右司丞各一人，左、右司副各一人。二十年复罢]
很多部门依然保留有照磨，都察院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之一的户科等也有查账的职能：
《明史·志四十八·职官一》：
户部、刑部、都察院各照磨所......各布政司照磨所......顺天、应天二府照磨所......各按察司照磨所......各府照磨所。
《明史·志四十九·职官二》：
十三道监察御史......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仓库，查算钱粮。
《明史·志五十·职官三》：
户科，监光禄寺岁入金谷，甲字等十库钱钞杂物，与各科兼莅之，皆三月而代。
清承明制，应该是没有做过很大的调整，更没有恢复过比部。
不一定对的结论：
元朝把查账这个职能给“去中心化”了，没有恢复在南宋被都官兼掉的比部，但几乎所有部门都设有照磨；
（我目前还不太清楚，宋朝是否几乎每个部门都有照磨这样的官职）
明朝集中了一部分查账职能，例如说废除了很多部门的照磨，但始终没能彻底集中起来：
《明史·志四十八·职官一》：
（洪武）二年革（中书省？）照磨、检校所、断事官。
《明史·志五十一·职官四》：
（洪武十三年）六月罢各府照磨，二十七年复置。
清朝在明朝的基础上应该是有所集中，但也没有彻底集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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