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唐朝以后长安为何成为废都?

回答
唐朝之后,长安确实经历了从万国来朝的国际都会到逐渐衰落的转折,最终虽然依旧是重要的城市,但那种独步天下的“帝都”气象已然不在。将长安称为“废都”可能有些绝对,但其地位的下降和功能的改变是毋庸置疑的。这里我们来细说一下这其中的原因。

一、政治中心的转移:王朝更迭的必然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五代十国的分裂: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分裂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这些朝代存在时间短,更迭频繁,政权很不稳固。虽然后唐和后晋曾以洛阳为都,但总体而言,北方政权的根基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宋朝的建立与迁都洛阳: 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他最初也考虑过以长安为都,但出于多种考虑,最终选择了洛阳作为临时国都,之后又定都开封(汴京)。
地理位置与经济: 开封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下游,水陆交通便利,经济繁荣,人口稠密,更适合作为全国性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而长安,虽然历史悠久,但其地理位置相对偏西,远离当时的经济重心。
军事防御: 当时北方辽(契丹)和后来的西夏、金等民族政权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开封四面平坦,易守难攻,且靠近主要防御地带。长安虽然在历史上也曾是军事重镇,但在面对来自北方和东北方向的强大敌人时,其战略纵深和防御优势不如开封明显。
政治遗产: 长安作为唐朝的都城,带有浓厚的“前朝”印记。新建立的宋朝,为了塑造自身的合法性和独立性,或许也倾向于选择一个相对“新”的政治中心,以区别于唐朝。

二、经济中心的转移:南方经济的崛起与北方经济的衰退

长安的辉煌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唐朝强大的国力和繁荣的经济,而唐朝的经济重心,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就逐渐向南方转移。

安史之乱的影响: 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但对北方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长安及周边地区受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经济凋敝。此后,北方经济的恢复速度远不及南方。
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 随着南方人口的增长、农业技术的进步(如稻作技术)、商业贸易的繁荣,南方成为了全国的经济重心。经济的流动和人口的聚集,自然也吸引了政治中心的转移。
经济动脉的变化: 陆上丝绸之路在唐朝之后虽然依然存在,但其重要性相对下降。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逐渐上升,而这明显有利于南方沿海港口城市,而非远离海岸的长安。

三、军事战略的变化:防御重点的改变

唐朝时,长安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前线屏障。但宋朝以后,来自北方的强大民族政权,如辽、西夏、金、元,其军事力量和地理位置与唐朝时期的突厥等有所不同。

开封的战略地位: 如前所述,开封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在面对来自北方和东北方的强大敌人时,其作为全国战略后方的作用更为突出,也更便于集中全国的兵力进行防御。
长安的防御困境: 长安位于关中盆地,四周环山,地形上易守难攻,但同时也相对封闭,一旦被围困,补给困难,且不利于大军出击。面对拥有骑兵优势的北方民族,长安作为前线的战略纵深相对有限。

四、城市功能的弱化与演变

长安作为唐朝首都,其功能是多方面的:政治中心、经济枢纽、文化中心、宗教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在唐朝灭亡后,这些功能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弱化。

政治中心的丧失: 随着宋朝定都开封,长安失去了作为全国最高政治权力中心的地位。虽然之后北宋、西夏等也曾在长安附近建立过政权,但都未能恢复其作为全国帝都的影响力。
经济功能的萎缩: 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和交通运输方式的变化,长安作为丝绸之路东端重要节点的地位受到影响。虽然仍然有商业活动,但已无法与曾经的辉煌相比。
文化与宗教的影响力: 长安作为佛教、道教的重要传播地,文化底蕴深厚。但在新的朝代,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崛起,其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自然会相对减弱。
城市规模的缩小与改造: 随着人口的减少和经济的衰退,长安的城市规模也发生变化。唐朝的宏伟宫殿和坊市格局,在后来的战乱和建设中,或被毁,或被改建,或逐渐荒废,很难完全保留下来。例如,大明宫、太液池等宏伟建筑在唐末战乱后便逐渐荒废,许多被破坏或改作他用。

五、历史的惯性与地理限制

虽然长安地理位置的某些缺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暴露得更加明显,但历史的惯性也起到了作用。许多城市的发展都有其地理和经济的“磁场效应”,一旦失去了核心的政治和经济吸引力,想要恢复到巅峰状态是极其困难的。

总结一下,唐朝以后长安的“废”并非指其彻底消失或毫无价值,而是其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相较于唐朝的极盛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衰落,不再是全国的中心。 这一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治中心的转移是决定性的,而经济、军事和地理等因素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趋势。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新的经济和政治重心不断形成,长安这座古老的都城,也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一个重要的但不再是唯一的角色。它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但“废都”的说法更多的是对其昔日辉煌的一种对比和感叹。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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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有一个可供探讨的问题是,曾经辉煌无比的长安,从唐代以后1100多年,为何没有一个王朝,在此立都建国呢?

纵观中国自古至今,历代王朝、割据政权以及各个少数民族,曾经建立过217处都城,但这些都城,绝大部分都如昙花一现;只有长安,曾经在长达1077年的时间里,先后做过11个王朝的首都,可谓千古一城。

但是这种王气,在公元907年唐代灭亡以后,似乎就衰竭了;中间除了个迅如流星般的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外,长安(西安),从此再也无法跟王气沾边。

难道,长安的王气已尽?

了解这个奥秘,我们先从黄巢说起。

1黄巢的怒击


唐僖宗中和三年(881年),在多次反攻,终于攻破黄巢军队占据的长安城后,来自唐帝国各路勤王的藩镇军队,如猛虎饿兽般,冲入了这座千年古都。

《旧唐书》记载,黄巢军队在从公元881-883年占据长安城的三年时间里,虽然在城内到处屠戮杀人,但长安城的主要建筑,仍然“九衢三内,宫室宛然”;但是883年,来自各路藩镇的唐军在攻破长安城后,却像流氓土匪一样,开始到处抢劫,“纵火焚剽”长安城,以致整座帝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而辉煌壮丽的大明宫,更是烧得只剩下了含元殿。




▲黄巢之乱,是长安城沉沦千年的开始。

经历了这场动乱的晚唐诗人韦庄,在他的诗歌《秦妇吟》中,描写了长安城劫后的苍凉: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苍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此前,尽管经历了安史之乱、吐蕃短暂攻占,以及朱泚兵乱,但是长安城并没有大的损伤,在经历简单的修复后,到黄巢起义前,这座大唐帝国的首都,仍然“神丽如开元(盛世)时”。

而黄巢之乱,是长安王气毁灭的开始;此后,长安城内外接连兴起的政治动乱,将彻底毁灭这个千年古城立都的根基。

2军阀的毁灭


追究唐代以后的王朝,为何不在长安立都,从唐朝末年开始,频繁的政治动荡与破坏,是至为关键的因素。

从公元883年到904年,短短21年间,包括黄巢之乱在内,长安城先后经历了四次超级打击:

在黄巢兵变后两年,公元885年,掌握禁军的宦官田令孜,与藩镇军阀王重荣、李克用争战失败,在挟持唐僖宗退出长安时,田令孜下令,在长安城全城放火,以致整个帝国首都“宫阙萧条,鞠为茂草”,“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




▲剧照:军阀朱温,是长安城的最终毁灭者。

尽管此后有小幅修复,但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军阀李茂贞又从岐州(陕西凤翔)攻入长安,并在城内到处杀人放火,至此,整个长安城“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

而长安城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毁灭性打击,则是来自朱温。

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据《旧唐书·昭宗纪》记载,朱温命令长安全城军民:

“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木)材,浮渭(水)沿(黄)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这座千古名城,最终被军阀朱温下令彻底拆毁,以营建洛阳和开封的宫室。

一座古都开封的崛起,是长安的毁灭。

3长期动荡


政治动荡,长安自古有之,但为何这次,却彻底伤了元气?

纵观长安城历史,不算西周,从秦朝开始到西汉、西魏、北周,以及隋唐两代,长安城屡屡遭毁,却能屡屡重建复兴;但从唐末开始的这波政治动荡,却开启了长安的长期危机。

唐朝灭亡后,进入五代十国,长安周边却仍然战乱不断:到后汉乾祐元年(948),赵思绾夺取长安后,与后汉军队进行对峙,当时,整个长安城已经从盛唐时期的百万人口,减少到了只有十万人;而经历后汉这场战争后,长安城的人口,最终锐减到了一万多人,相比巅峰时期,长安城人口锐减达99%。

北宋初期,有鉴于开封无险可守的致命隐患,赵匡胤曾经想过先迁都洛阳,最后再迁都长安:


“太祖曰:迁洛未久,又当迁雍”。

对于自己的迁都计划,赵匡胤解释说:“吾将西迁者无它,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徇周(朝)汉(朝)之故事,以安天下。”显然,赵匡胤也认识到了,长安坐拥关中平原、“被山带河”的地理优势所在。

但在经历唐末、五代的动荡之后,当时长安城已经残破不堪,所以赵匡胤的计划是,先迁洛阳,再往长安,但在弟弟晋王赵光义等一系列臣子的反对下,赵匡胤最终只能放弃了自己的这个计划,赵匡胤最后感慨地说,不迁都洛阳、长安:

“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的预测是正确的。151年后,北宋靖康二年(1127),南下的金兵最终攻破几乎无险可守的开封,北宋亡国。

但五代十国后的长安,也确实难以立都。

北宋时,宋人由于用兵西北,以致长安一带长期动荡;南宋时,长安一带又成了宋人与金人、蒙古人争战的前线,可以说,从883年的黄巢之乱开始,一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的近四百年间,整个长安及关中地区,一直处于不间断的政治和军事动荡中。

长安的这个动荡周期,甚至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此,长安王气丧尽。

4森林的破坏


但政治的动荡,只是长安王气消失的表象,潜藏在这股长近四百年的动荡背后的,是长安,一些赖以立都的基础条件的破坏和毁灭。

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关中平原原始森林的毁灭、水资源的锐减、自然气候的剧变,以及漕运的断裂——只有这些,才是导致长安自唐末1100年来,一蹶不振、不能立都的根本原因。

俗话说:物极必反。实际上,在做了1000多年首都后,从唐朝开始,长安在巅峰时期,就已经风雨飘摇,一系列自然生态危机,已经在撼动这个古都的根基。

经济地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做:消聚性衰退,说的是一个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就会开始衰落,而长安,正是这种消聚性衰退的典型案例。




▲八百里秦川的森林被砍伐,为长安城种下了生态恶果。

以森林资源为例,作为中国古籍最早记载的“天府之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地区,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布的生态环境优美之地;但是从秦汉开始,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从城市营建到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大规模的农业开垦,已经使得关中平原周边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当时整个关中地区:“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田尽而地”,到了唐朝最鼎盛的唐玄宗时期,整个长安城周围,已经没有巨木可以供应采伐,以致伐木工人要从陕西,长途跋涉到岚州(今山西省岚县北)、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等地,才能取得营建宫室所用的巨木。

对此,唐朝诗人杜牧,曾经在讽刺秦朝的《阿房宫赋》中,指古,也是话今地揭露出:


“蜀山兀,阿房出”。

5水资源的锐减


在森林资源消失的同时,是长安周边水资源的日益枯竭,以及“八水绕长安”的衰退。

先秦时期,关中地区由于河流、湖泊众多,因此水源丰富,而长安周边,更是有“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水环绕,在水资源的滋润下,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便利:“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但是从战国末期、秦汉开始的大规模森林砍伐,首先使得失去了森林涵养的关中地区,水资源开始急剧减少。到唐代末年,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来越小,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北宋时,“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淌水过河的地步。




▲“八水绕长安”的衰退,是长安城风水幻灭的开始。

据统计,从唐宋开始,关中地区有关“水清、涸竭、断流”的记载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22年(1684)至雍正5年(1728年)的45年间,作为滋润长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记载的断流,更是达六次之多。

6水旱蝗灾并起


随着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水土流失,也越发严重,这就使得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率增大:有雨则洪水泛滥,无雨则干旱成灾。

据统计,自唐朝武德七年(624)至开元二十九年(741)的100多年里,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共发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灾害:其中有10次旱灾,7次水灾,以及3次蝗灾。

陕西省气象局和气象台,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统计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朝开始,关中地区的水灾和旱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八世纪,竟然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而关中地区这种频发的自然灾害,也使得长安城,逐步进入一个生态崩溃的大环境。




▲公元前2世纪-19世纪:关中地区旱灾、水灾趋势图。

据统计,在整个唐帝国289年历史中,共有240个年头发生水、旱、蝗等各种灾害,在帝国政治清平、军事强盛时,长安城和唐帝国尚可对付,然而当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实力江河日下时,这种频发的灾害,就逐渐成为摧毁帝国的致命因素。

唐朝中期以后,长安城周边关于“关中饥馑”,“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饥荒严重,陆游饿殍,人相食”的记载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早在先秦时期,就因为沃野千里、拥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关中平原,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到唐朝中后期时,已经变成了“地迫而贫```土瘠民贫”的穷困之地。`

在此情况下,长安的危机,越来越迫切。

7耕地锐减、粮食紧缺


随着森林、水资源的日益枯竭,长安周边气候开始逐渐变化:

这种表现,首先是关中地区大量水、旱、蝗灾的发生;然后,在自然的干扰下,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

粮食供应,出问题了。

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在25万左右;但到了盛唐时,长安城最高峰时期,人口达百万之巨。

与人口的急剧膨胀相比,唐朝时,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可耕地却越来越少。

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关中地区的水资源日益枯竭,水利灌溉也越发衰退——据唐朝的《通典·州郡四》记载,西汉时,关中地区有灌溉农田4.45万顷;但到了唐朝大历年间(766-779),这个数字锐减到了0.62万顷:

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民以食为天,没有地,没有粮,长安,怎么生存?

所以缺粮,从唐帝国诞生开始,就是一个困扰长安城的魔咒。




▲耕作用地日趋衰减、长期缺粮,是唐代长安城挥之不去的噩梦。

由于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发,关中地区可耕地越来越少,所以,长安城内需要外地接济的粮食缺口:从唐朝初年的每年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膨胀到了最高峰时期的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唐朝初期、中期,唐高宗、唐玄宗就曾经因为长安城缺粮,而不得不迁到洛阳“就食”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于是群臣就请唐中宗学习他的父亲唐高宗,到洛阳“就食”,没想到不恤民情的唐中宗却发了火,说:“岂有逐粮天子邪?!”

唐朝贞元二年(786),由于向长安运输粮食的漕运道路,被藩镇阻隔,整个长安城都陷入缺粮境地,以致禁军发生骚动,这时,刚好有3万斛米运到了长安周边,唐德宗听说后,几乎流下眼泪跟太子说:

“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8漕运断裂


而大唐长安城的最终毁灭,以及失去立都的基础,漕运的断裂,是最致命的打击。

唐朝时,随着长安及关中地区人口的不断膨胀,以及可耕作土地的急剧减少,本身经济实力已经大幅削弱、长期缺粮的长安城及关中地区,只能是依靠江淮一带的粮食和财赋,来维持日益庞大的首都和帝国的运转,当时,甚至有一个说法是,供应长安的粮食运输,是:

“斗米斗金”。

但从安史之乱以后,这种仰江淮为生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

实际上,在安史之乱以前,面对经济中心日益东移、南迁的趋势,唐王朝要吸取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当时,江淮地区的粮食、财赋,要经由黄河进入渭水供应到长安,但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漕运,是维系长安城和大唐帝国安危的生命线。

在自然天险的阻碍之外,由于关中地区森林滥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因此黄河和渭水,泥沙积屯也很严重,行船非常艰难,因此以致到唐朝中叶以后,从渭水到长安的一些漕运水渠,甚至经常因为泥沙堵塞航运,不得不边挖沙、边行船: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衰竭,和部分河流、水渠的干涸,到了唐朝末年,运输船经由渭水和漕渠行驶进入长安的记载,最终越来越少,几乎完全消失。

自身无力生产,又没有漕运补充,长安作为首都的血脉,也就断了。

而在自然环境的恶化之外,从安史之乱以后,日益骄横的藩镇,也经常阻断江淮地区供应长安的粮食和财赋。在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漕运断了,那么长安城中的大唐王朝,就成了瓮中之鳖——王朝的喉咙,随时会被军阀掐断。

在此情况下,脱胎于黄巢部队的军阀朱温,最终于公元904年强迫唐昭宗,迁都到更靠近江淮地区和黄河水运的洛阳,并彻底拆毁长安城,以建设洛阳。

两年后,906年,朱温又强迫唐哀帝“禅位”,随后朱温即皇帝位,灭大唐,改国号为大梁。

在此情况下,唐代长安城,最终完全覆灭。

9从西北到东北


除了长期的政治动荡,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以及自然气候的变化,长安衰落和无法立都,还潜藏另外一个中国军事政治的密码:

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不断东移南迁,与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的衰落相比,黄河中下游的开封、江淮一带却越来越繁华富庶;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中心,也从西北,逐渐转移到了东北




▲唐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军事、民族斗争中心,从西北转移到了东北。

在宋代以前,自古“戎马盛于西北”,从秦代的犬戎,汉代的匈奴,到隋唐时期的吐蕃突厥等,都曾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因此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热点,主要集中在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上。

所以在宋代以前,立都长安,控制关中平原,进可以出击西北草原和华北平原,守可以倚仗蜀道、退驻成都平原,无论是北进还是南下,长安,都是宋代以前,中原王朝制内御外的超级宝地,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正是扎根于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意义,长安城在宋代以前,才能立都千年。

但从唐朝中期以后,随着东北方向的契丹、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的相继崛起,中国的军事政治地理格局,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此情况下,防守东北方向的北京,其军事、政治地理价值日益突显;而随着中华帝国边疆形势的变化,长安也逐渐从帝国的中心,沦落成了一个相对配角的边缘地位,最终变成了中国西北的一个军事经济要地,如此而已。

10首都的东渐北移



至此,长安城最终彻底衰落。

此后五代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别以黄河流域的洛阳和开封为首都;北宋则以开封,南宋以临安(杭州)为都;而元明清三代,更是最终奠定了北京,作为此后800年间中国首都和军事政治要地的基础。



▲唐代以后,中国的定都,逐渐从西向东、从南向北迁移。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首都和历史重心,最终逐渐实现了从西到东(长安—洛阳—开封)、从南向北(杭州—南京—北京)的东渐北移“十字架”运动。

11古都的幻灭


而在长安城和唐帝国即将覆灭前的几十年,唐代会昌五年(845),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在一个帝国日益衰残、心情不佳的傍晚,登上了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乐游原。

他站在制高点上,俯瞰着这座千年古都,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大唐帝国和这座作为首都的城市,已经接近黄昏末日。

此后,随着五代十国及两宋的长期动荡,长安周边“畜产荡尽```十室九空”;关中地区,在宋代时,最终沦落成为“壤地瘠薄”、“土旷人稀”“恶地”




▲秦汉时作为“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从唐代开始逐渐衰落。

后来,南宋时人李献甫(1195-1234)在《长安行》中写下了,那个业已衰落不堪的长安和关中平原:

“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

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

那座古都,最终覆灭在了,破碎的时空里。

从此,再未崛起成为:龙兴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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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季 邀啦

我说句直话吧:

关中利于争天下但其实不利于守天下

历代定都关中的朝廷,要么如周人一样,起自西方,面临着东方大敌;要么就是秦国的路子,由于继承关系在政治上被要求定都于斯。真正平定天下后,深思熟虑要定都关中的,只有朱元璋一例,但是最后他没迁。反倒是其他一开始定都关中的朝代,除秦与西汉外都会在稳定控制关东的时代,于关东制造一个备份首都,由天子带着朝廷经常性地前往关东生活工作。

搞清楚为什么定都关中的统一王朝,会喜欢在关东备份首都,其实就能很好地解释唐朝以后关中——即本题题干中的长安——因何失去首都区地位

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关中的生物承载力不高

讲真,关中是“八百里沃土”、“天府之国”没错,但它也就那么大啊。以西汉为例,关中平原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四十分之一(0.025)左右。它就算竭尽全力,那自然也只能供给起四十分之一的人口,强求它凭自身供应更多的人口,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首都聚集效应”,不仅会发生在今天的北京市,也会发生在古代的京兆尹辖区呀。西汉末左扶风、右冯翊、京兆尹加起来管有240万人口,当时全国人口最多6300万,则三辅——亦即关中平原——承载了全国0.04左右的人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中平原等于是超负荷运作,很容易让朝廷感觉到生存压力,进而想搬迁首都。

更何况关中的“沃土”,也需要挤挤水分的。

为什么秦国要修郑国渠?

为什么汉代要修白公渠?

为什么汉武帝要开成国渠?

为什么唐代要开三白渠?

我懒得翻水利文献了,总之就是关中的土也不是一直优良的。既有冰河时代遗留的盐碱地、沙地,也有由于长期超负荷住人被屎尿腌得盐碱化的土地,同时多得是缺水灌溉的旱地。这些土地严重影响了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上限,导致关中能承载的人口很难突破300万大关。而对于统一王朝而言,它们的“首都圈”光政府相关的人口(包括军队和各种家属、仆人等)就很容易逼近百万之巨。若久都关中,真的很难养活这么些人啊......

其次,山河险要让关中的物资输入变得困难

魏惠王总结了古代救灾、养活没饭吃的人的基本套路: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总之就是“把人运到有饭的地方”,或者“把饭运到有人的地方”。关中的地理形势,让它易守难攻,同时也让“把人运出去”和“把饭运进来”,变得十分困难。

首先谈一下“把饭运进来”的困难。

举个官场的例子吧。赵宋有个叫“三门白波发运司”的机构,专门管理汴梁到长安之间的黄河—渭河水运,牵涉到京畿、京西、陕西三个路,管辖河道长度约六百公里。与之对等的有一个叫“江淮六路发运司”的机构,负责收集荆湖南北路、淮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总共六个路的物资,运到汴梁,管辖河道长度......半个长江一条汴河吧。这两个都是文官待制以上可任,理论上可以算平级机构。宋人将这两个差异巨大的机构,算作平级,应是考虑到了黄河水运,特别是三门峡水运的困难性。

三门峡地理因素导致的水运困难,其他答案有讲,我就不多言了。主要提一下古人为了解决三门峡问题创造出的方法——即绕过三门峡

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 即于河岸傍山车运数十里。 至三门之西,又 置一仓。每运至仓, 即般下贮纳。

谁都知道货运直达比中途中转要省很多时间和消耗,三门峡这里闹得要中转两次,其间的消耗那自然是:

巨万。

如上,饭是真的难以进入关中,所以大家一般都采取“把人运出去”的办法。

远自汉武帝周游河北,近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就食东都”,都是现成的例子,我不展开讲了。但这些例子背后折射的,其实是大统一王朝在承平日久之后,由于关中平原生物承载力的有限,必然要去更广阔的平原(华北平原)以求养活朝廷和聚集在首都的附属人口之现实。

综上所述,关中地区确实比较难以应付天下太平后的情况,是不利于“守天下”的地区。

下面我简要地讲一下大统一朝廷,其各自定都的情况吧:

西周:原住民,后来去修了洛邑,周王长期在洛邑经营东方;

秦:周王封他在此,还没来得及挑战关中生物承载力极限就完蛋了;

西汉:景帝时第一次从关东调粮食入关,武帝时形成三河(河东、河内、河北)米数十万石入关的定例,同时由于迁富户作陵邑的副作用,民间有自发向关中运输粮食的动力,就这样关中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还是很低的,足见关中生物承载力对人口的负面影响;

东汉:“关中遭王莽变乱,宫室焚荡,民庶涂炭,百不一在。”且汉初刘邦想都洛阳、新初王莽想都洛阳、甚至更始帝都想都洛阳......

魏晋:住在汉朝的城里;

南朝:我们承认长安和洛阳是两京来的......

北魏:“中华正统在洛阳”;

西魏北周:被挤到没人的关中去的......成天都想打下洛阳,周武帝要么住洛阳要么住邺城硬是把长安托付给了杨坚;

东魏北齐:邺城的墙厚,太行的山高啊;

隋:杨坚起家雍州,杨广还是跑到洛阳去了;

唐:前期住在长安,要经常去洛阳吃饭,后期住在长安不用去洛阳吃饭,因为连年战乱保证了关中的人口一直没超过200万......开元时关中平原所在的京兆府、岐州、华州、同州有49.4819万户,约247万人,元和时,以上地区总计25.5098万户,约127万人......当然后期武宗-宣宗中兴大唐,关中的人口还是增长了起来,搞得唐懿宗和他儿子因为粮运不进来饿了两个月......

再往后,五代蜗角之国,根本没有运粮食进关中的能力,除了后唐象征性都了一下长安洛阳,其他人都老老实实地窝在汴梁吃饭。宋人因循苟且,继续窝在汴梁吃饭。

而且宋人其实不止吃江淮六路发运司运来的南方饭,梁山泺里走来的山东饭、大名府下运来的河北饭,大宋汴梁城一概通吃。

再加上个南方大开发啊,西夏烦得要死啊之类的侧面因素,宋金就都不考虑关中作为都城了。金哀宗那么衰了,照样是宁愿死河南不愿入关中,他们对于关中难于吃饭的认知可谓根深蒂固。

大元: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开平进河北遇到的第一个大城市就是金中都,那就金中都吧;

大明:其实以大明后期国用一半花在漕运上的态度,朱元璋完全可以定都西安,只要疏通一下黄河入海口就能保证南米西运,比起现实中为了给京杭大运河蓄水搞得淮北民不聊生还要好一些,可惜啊......

大清:一开始挺穷,将就着用大明的遗产,后来时刻准备回老家,也就不搬迁了。

哎呀,总之就是:

关中本身有局限性,定都于此本就必然会面临窘迫的境地,然后加上其他答案里提到的天气变化啊、东北的敌人啊之类的因素,还有懿文太子病死之类的偶然,促成了关中丧失首都圈地位,长安成为废都

【奉狗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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