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罗马帝国是家天下吗？
首先，我们要明确中世纪的罗马帝国是指哪个“罗马帝国”。通常情况下，我们提到中世纪的罗马帝国，更多是指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西罗马帝国早在公元476年就已经灭亡了，虽然其遗产在中世纪欧洲有所延续，但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以罗马为中心的帝国实体。所以，当我们谈论“家天下”的罗马帝国时，我们主要是在分析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展现出了“家天下”的某些特征。
1. 皇位继承的“血脉”倾向：
在拜占庭帝国，虽然理论上皇帝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尤其是在早期，有时会涉及元老院、军队和教会的推举），但血缘关系在皇位继承中的作用却是非常显著的。许多皇帝都是通过继承父位，或者与前任皇帝有血亲关系而登上皇位的。比如，著名的马其顿王朝（8671056年）和科穆宁王朝（10811185年），其皇位都基本上是父子相传，甚至祖孙相传。
“共治皇帝”制度： 皇帝常常会册立自己的儿子或近亲作为“共治皇帝”（symbasileus），让他们在自己生前就开始参与帝国政务，并为他们登上大位铺平道路。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培养接班人”的策略，极大地强化了血缘传承的观念。
篡位与王朝更迭： 当然，拜占庭的历史也充满了篡位者和王朝的更迭。许多时候，一个将军、一个有野心的大臣，甚至是相对普通的士兵，可以通过军事政变来夺取皇位。但一旦他们成功，他们往往也会倾向于让自己的家族世袭权力，建立新的王朝。例如，阿莫里王朝（820867年）的建立者米哈伊二世，就是通过兵变登上皇位的，但他的子孙也继承了皇位。
“皇帝”作为一种头衔和地位： 皇帝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职位，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带有神圣色彩的头衔。这个头衔，或者说这个“家族”的荣誉，在许多时候被视为可以传给后代的。
2. 皇室家族的特权与统治：
与中国古代的“家天下”类似，拜占庭的皇室家族也拥有巨大的特权。
财富与权力集中： 皇室家族是帝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群体。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财富和封地，并且能够通过联姻、任职等方式将权力渗透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皇室成员的社会地位： 皇室成员（皇子、皇女、亲王、公主等）在社会等级中拥有远超普通贵族的地位，他们往往担任帝国的重要官职，拥有独特的封号和待遇。
对国家机器的控制： 皇帝及其家族通过对军队、官僚机构、教会的任命和控制，实际上是在运作一个围绕皇室家族建立的国家机器。
3. 意识形态的强化：
拜占庭帝国在意识形态上，也极力将皇权与神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皇帝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上帝的代理人。这种神圣光环，也使得皇位的继承，在某种程度上，也带上了“天命”的色彩，而“天命”自然更容易被认为是属于某个“正统”的家族。
神权政治： 皇帝不仅是政治领袖，更是教会的保护者，有时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精神领袖”。他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这种使命感也更容易延续到他的子嗣身上。
宣传与象征： 拜占庭的艺术、文学、仪式，无不围绕着皇帝及其家族展开，强调他们的荣耀、他们的血统，以及他们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说拜占庭帝国是“家天下”也存在一些需要谨慎的地方，它和中国古代的“家天下”也存在明显的区别：
制度的复杂性： 拜占庭帝国有着一套非常复杂和成熟的官僚体系，军队、财政、司法等部门都有其运作的规则和制度。皇帝的权力虽然至高无上，但他也需要依靠这套体系来运作。这不像中国古代某些时期，皇帝的个人意志可以完全凌驾于一切。
选举因素的残留： 尽管血缘很重要，但“选举”的因素，尤其是在王朝建立初期或面临继承危机时，依然会扮演一定角色。例如，军队和教会的认可，有时是政变成功的关键，也包含了某种程度的“推举”意义。
“权力”的本质： 拜占庭的皇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力”的争夺和传承，而不是一种“家产”的直接继承。皇帝的权力来自于他对军队的控制、他对官僚体系的驾驭，以及他对帝国神圣合法性的维系。虽然家族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最终还是“权力”本身在流动。
“天下”的界定： 中国的“天下”更多是指一个文明和文化共同体，而拜占庭的“罗马帝国”则更多是一个政治实体，一个继承了罗马政治遗产的“帝国”。
总而言之，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与其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家天下”，不如说是一个“家族统治”非常显著的帝国。 皇权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可以由家族成员继承，皇室家族也因此享有巨大的特权和影响力。但是，其复杂的官僚体系、偶尔出现的选举因素以及对“权力”而非纯粹“家产”的争夺，使得它与中国古代那种将国家视为皇帝私人财产的“家天下”模型，在细节上存在着差异。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拜占庭的皇帝，是“家”的最高代表，而“帝国”则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这个“家”的活动舞台和权力来源。 这种模式，使得拜占庭在继承上，比许多欧洲其他封建王国更加具有“家族化”的倾向，也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家天下”的影子。但究其根本，它仍然是一个拥有强大中央集权和复杂官僚体系的帝国，皇帝的权力，更多的是源于他作为“皇帝”这一至高无上地位的象征和实际运作能力，而家族，是这一地位最常见的载体。
网友意见
皇帝名义上掌管着罗马国家，不过他也只是一个管理者，不是国家的主人，更谈不上什么“家天下”。。
在东罗马社会，罗马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这样的：“所有的物品要么属于公共的，要么属于私人的。公共事物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社会；私人事物则属于个人所有”。因此，“公法”和“私法”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公法保护公共利益和国家，而私法则保护私人利益。
东罗马历史学家批评皇帝将公共资金浪费在私人用途上。六世纪晚期的尤阿格里奥斯（Euagrios）认为查士丁尼不是一个好皇帝，他对查士丁尼建造的大量教堂表示反感，并提醒那些支持这种做法的人“是在用自己的资源”来支付这些教堂的费用。斯克里茨（Skylitzes）批评米海尔四世花费“政府和公共资金”来表现虔诚，并为他为了登上皇位所犯下的罪行赢得宽恕：“他在用别人的钱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这里的“别人的钱”指罗马人民的钱财）”，斯克里茨说。普塞琉斯批评君士坦丁九世把帝国财政部的钱浪费在情妇身上，他还批评佐伊和狄奥多拉掏空了国库给她们喜欢的人送礼物。在这些案例中，统治者被指控以有害于罗马人民的方式使用公共资金。
其他叙事也反映了这种思想观念。九世纪的《致利奥六世的训诫篇章》就是其中之一，这篇文章的主要作用便是提醒皇帝，他们的唯一职责是促进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他们的私人利益。在这种类型的文本中，为统治者而不是被统治者的利益行事被认为是暴政的标志。在这篇写给利奥六世的经文中，作者提醒皇帝不要太看重物质财富。“此外，你的财产并不属于你自己，而是属于你统治的同胞们，尤其是穷人和外来者” 。当然，在这番劝诫的背后，有一种观念认为所有的财富其实都属于上帝（虽然文章并不会直接说明）。无论如何，这只会强化共和传统强加给皇帝的服务者的角色。同样的观念后来又有不同的表述：“宫殿今天属于你，但是明天就不属于你了；明天它将属于别人，后天则属于他之后的人，因此宫殿永远不属于任何人。由于它经常易手，所以它并没有真正的主人”。当然，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任何类型的财产都符合这个道理。
这种观念的非神学表述在科穆宁时代尤为明显，这个王朝的统治方式使得传统的假设不再成立，因此暴露了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物。现代历史学家已经证明了科穆宁王朝是如何推动帝国走向个人或者家族统治的，血统开始变得愈加重要。那个时代的人注意到，公共与皇室之间以及共和国所有人和保管人之间的区别被削弱。这并不是因为罗马人开始重新发现共和的价值，而是他们意识到以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正在被科穆宁式的统治风格所破坏，并对此深感不满。早在阿莱克修斯一世（1081~1118）统治初期，安条克主教约翰·奥克西特（Ioannes Oxeites）就向皇帝抱怨说：“事实证明，您的亲属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场灾难。他们更关心的是为自己牟利，而不是为公众谋利”。约翰建议建议阿莱克修斯“做任何事情都要听从军队、教会和所有其他人的建议……将审时度势的姿态放在心中”。
左纳拉斯（Zonaras）正是用这种话术评价自己的政治生涯，他也站在共和的角度批判了科穆宁王朝的统治。左纳拉斯赞扬了阿莱克修斯的道德品质，但是补充说人们对一个统治者的期望还要更高：
（统治者）也必须关注正义，为他的臣民们有所付出，遵循国家从古至今的行为准则。但是阿莱克修斯意欲改变国家的形态……他并没有将政治事务看作是全民的、公共的事务，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国家的管理者，而是他们的主人。他认为宫殿是他自己的私人宅邸，并在公开场合如此宣称……他没有根据才能选拔人才，而是任人唯亲。
显然，左纳拉斯这番对于共和价值观的论述旨在引起读者的同情。左纳拉斯批评其他一些皇帝把公共资金用于自己的私人目的。他碰巧相信那个时代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改变。谈及君士坦丁堡的建立时，他注意到占星家瓦伦斯（Valens）预言新的首都将维持696年之久：
但是时间早已超过696年，我们的首都却依然屹立不倒，所以我们要么认为他的预言是错误的、有瑕疵的，要么我们就应当认为这个年份是国家遵循罗马传统的时限——在这段时间里，元老院受人尊敬，公民健康幸福，国家的管理井然有序并且遵纪守法。而当统治者认为公共的事务是自己的私产并将其用于私欲的时候，这个政权将变为暴政。
尼基塔斯·科尼亚兹（Niketas Choniates）对曼努埃尔·科穆宁也持有同样的批判，他说：“统治者喜欢挥霍公款，就好像那是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一样，他把自由人当作奴隶对待”。
当然了，科穆宁的掌权并不是为了实施激进的反共和行为，我们必须对左纳拉斯的批判持保留态度，因为他似乎属于科穆宁家族接管后失去权力的阶层。科穆宁并没有废除共和传统——至少他们，可能还包括他们的大多数臣民都不会这么想。他们的治理体系，虽然更为个人化，却是应对一系列危机时发展起来的。我们完全可以说科穆宁家族是罗马国家的拯救者。然而，左纳拉斯的评论揭示了他和其他人的共识，即皇帝对公众信任的责任以及私人和公共利益的区别。保罗·马格达利诺（Paul Magdalino）在分析左纳拉斯的批判时指出，科穆宁家族与其支持者并没有改变罗马国家的共和模式，而是以传统的理由为自己的政权辩护（尽管他们掩盖了已经发生的变化）。当时，并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割裂：科穆宁诸帝基本上还是宣称自己是罗马皇帝，与他们的前辈们没有什么不同。此外，迪米特里·安戈洛夫（Dimiter Angelov）还指出，巴列奥略时期的许多作家同样评价他们的皇帝如何认真地维护公共利益的完整性，公共利益是由臣民委托给他们的，而不属于他们个人。
这种帝国“监管权”的观念可以追溯至帝国早期。提比略一世宣称，士兵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公众，而马尔库斯·奥勒留则宣称，国库属于元老院和人民：“此外，我们居住的是你们的房子”。我们可能会把这仅仅看作是一种空谈或者“夸张的说法”，但实际上，这个扎根于深处的共和意识形态，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与罗马国家密不可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皇帝和其他皇帝的言论并没有澄清权力的事实，这正是许多历史学家真正追求的。
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区别体现在作家如何评价包括皇帝在内的各级官员。阿米亚努斯（Ammianus）批评瓦伦丁尼安把家庭放在公共利益之上，他选择了他的兄弟瓦伦斯作为帝国的副皇帝。但是瓦伦提尼安决定不支持瓦伦斯对抗叛军普罗科匹厄斯，因为后者只与瓦伦斯有私人恩怨。普罗柯比认为贝利萨留“被所有罗马人唾骂，因为他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居然在处理自己的家庭事务”。皇帝君士坦丁十世强迫他的妻子尤多西亚发誓她不会在他死后（1067年）再婚。但是后来她与元老院和牧首：
一致认为，为了全体罗马人民而深谋远虑应该是他们的指导标准：在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的私人愿望之上，优先考虑共同利益是合理的。不可能允许私人愿望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因此，人们认识到，如果因为一个人过于嫉妒而不允许他的遗孀与另一个人在一起，会导致皇位继承的混乱，这将会损害公共利益并损害罗马帝国。这种观点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在十二世纪晚期，塞萨洛尼基的尤斯塔西厄斯（Eustathios of Thessalonike）在1185年诺曼人围攻帝国期间，严厉谴责了管辖他所在的城市的总督大卫·科穆宁，尤斯塔西厄斯认为他“忽视、轻视了公共利益，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就像一个完完全全的叛徒”。当总督的个人地位变得岌岌可危时，他继续“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的灾难来取代威胁他个人的危机”。
十一世纪末的阿塔利特斯（Attaleiates）谴责了整个统治阶级以解释他那个时代的衰落：
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罗马人的领导者们和皇帝，以公共利益为借口，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和上帝所憎恶的事情。指挥官们一点也不关心战争，也不为祖国做出正确和恰当的贡献，甚至蔑视胜利的荣耀；相反，他们沉溺于财富当中，将自己的指挥地位变为商业冒险，因此他们没有给自己的人民带来荣耀和繁荣。
“公共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至高无上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在东罗马，所有关乎国家的行为都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基础，有惠于祖国和罗马人民，即使只是作为借口。相比之下，阿塔利特斯指出，古罗马人“并不是为了金钱和财富而奋斗，而仅仅是为了名望、展示他们的男子气概以及国家的安全和荣耀”。
上文所言旨在展示拜占庭人在规范意义上将他们的国家看作是一个集体的、但是没有情感的实体，国家的需要凌驾于私人利益之上，甚至是皇帝的个人利益。任何人在阅读足够多的东罗马文献之后，就不难发现这一点。比如说吉尔伯特·达格伦（Gilbert Dagron）认识到“帝国的存在，依赖于掌权并试图建立一个王朝的皇帝。君主主导帝国并确保其凝聚力，但是凝聚力却不完全依靠君主”。同今天一样毫不含糊地被区分的是，“罗马人认为皇权与国家掌管者不能混为一谈”。
同样的，保罗·马格达利诺也提出了一个相当准确的基本观点：
毋庸置疑的是，东罗马人认为且深信，国家是非个人的、公共的事务。财政系统、军队、以及法院形成了一个制度性的整体，而不仅仅是将其结合在一起的个人联系的总和。皇帝所赐予的尊贵地位和薪水被认为是受赐者根据贡献所应得的事物，只有犯了死罪才会被剥夺。政要们与其说是统治者，不如说是人民公仆。罗马人的个人和集体荣誉得到传统秩序和既定程序的保障，而皇帝也同样致力于此。
有学者曾经指出，大部分君主将国家视为自己的私产，路易十四那句著名的“朕即国家”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马/拜占庭皇帝从来没有做出过类似的表述，他们像是与罗马人民达成契约一般，充当着他们的公仆，为了他们的利益行事。这恰恰反映了共和政体的核心性质，即国家的运行是全民共同参与的事务。
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所有的君主都希望以某种方式造福臣民，但这并不意为着他们的国家就是共和国。为了清楚地理解罗马统治者的独特之处，我们先偏离一下主题，将目光转向罗马所取代的希腊化国家的君主，因为他们提供了引人注目的非共和统治模式（东罗马皇帝往往被视为2.0版本的希腊化君主，然而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看法）。希腊化王国可以说是一些国家，或者说是包含许多从属国家，但是它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完成统一。国王们不能（也没有）声称自己的行为主要或完全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他们的王国是领土、人民和城市的临时集合，包括不同类型的政治和法律实体。每个王国的组成部分作为独立的法律实体相互作用，有时呈现出令人困惑的情境。除了马其顿国王这个例外，其他希腊化的国王是不带有任何限定语的“国王”；他们只是被称为“国王”，没有任何限定条件（比如Basileus Seleukos（塞琉古国王））。不止希腊化国家是这种情况，将东罗马帝国取而代之的奥斯曼帝国同理。奥斯曼君主可以是“埃及、阿塞拜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统治者”，但是罗马皇帝的统治主体只能是“罗马人”（Emperor of the Romans），而非“罗马土地”。
关于皇帝应该的职责应该是为臣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的观念，在更多的东罗马文献中得到了体现。事实上，这是一切有关于政治的叙事、演讲、声明和文件的潜在前提，皇帝对于这一点非常确定而没有任何怀疑。不仅如此，所有皇帝都努力确保自己的臣民知道他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在皇帝与臣民之间建立起了某种不言自明的“契约”。
在各种法律文件的引言部分，皇帝们坚称他们纯粹是出于对臣民的造福、帮助和关心，他们的目标是维护、改善和保护国家，以使其更加公正、繁荣、富有同情心、自由和/或平等。“公共利益”、“造福于众”、“共同利益”、“我们臣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以及许多其他措辞变体在法令和法律文本中被不断引用。总体而言，皇帝们明确表示他们办事的主要目的是造福臣民，他们无一不将自己颁布的法律如此正当化。在法令集Ekloge中，皇帝利奥三世宣称他想要求得国家的安稳和政局的平稳。他与利奥五世颁布的法令都宣称罗马国家应当不被扰乱。
在军事手册《战术》一书的引言部分，皇帝利奥六世做出了如下声明：
这不是为了炫耀皇帝的虚妄威仪，不是为了展示武力，也不是为了娱乐。我们的陛下并不借此获取众人的尊敬与自己的快乐，而是通过让国家得以和平与繁荣，为臣民主持公道以及改善民生，来获得尊敬与满足。
这句话传递出的信息很明确——皇帝所做出的决策总是有益于人民的。
我们将目光转向行政管理，当谈及此处时，我们可以确定有些皇帝几乎不睡觉，他们为自己的臣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查士丁尼，他甚至公开自称“不眠的皇帝”。阅读过《秘史》的读者应该知道普罗柯比试图诋毁这一形象，但是他并没有成功。同样被冠以“不眠之帝”的统治者还有利奥三世、巴西尔一世和尼基弗鲁斯三世。普塞琉斯认为伊萨克一世“眼睛从未闭上，没有人见过他休息，他也不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体现出的思想。在拜占庭文学语境下，皇帝不过是服务于共和国的一个高贵公职罢了。
战争同样也是皇帝替民行道的一种方式。据史料记载，希拉克略“为了国家不惜拼命”。御驾亲征的皇帝总是会确保民众知道自己在为谁而奋斗。巴西尔二世的墓志铭自恃“我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在保持着警惕，以保卫新罗马的孩子们”。普塞琉斯称赞伊萨克一世“有益于罗马人”，他“为了罗马帝国的扩张甘愿赴汤蹈火”。相似的表述数不胜数，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悲剧的罗曼努斯四世。他在1071年两度声称自己为了臣民不惧危险：“我戴着头盔而不是皇冠，走在方阵前面，这样我就会被击中而你就可以生活在和平中”。在他赶赴曼齐克特战场之前，普塞琉斯在一篇演说中对他说：“您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拼尽全力”。在他被新即位的杜卡斯残酷地挖去双眼之后，他的辩护者阿塔利特斯对米海尔七世抨击道：
阿，皇帝，您和那些与您一起策划这一邪恶行为的人，有什么要说的吗？您为什么要挖去一个没有做错什么，却为了罗马人的福祉而冒着生命危险，与最好战者的一支强大军队对抗的人的眼睛？他本可以在皇宫里毫无危险地等待一切结束，对军人生活的辛苦和恐怖不屑一顾，难道不是这样吗？
共同利益是每个人都应该量力而行的贡献。皇帝被赋予了非凡的权力，自然会受到最高标准的约束。皇帝在统治期间和统治结束后，都由臣民来评价自己的功绩。臣民对每个人的评价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评判标准都是始终如一的。一个十三世纪初的滑稽趣闻，极其醒目地揭示了人们对皇帝的期望，以及皇帝渴望得到的反馈。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天真的人到处说很快就会有一个好皇帝，这件事传到了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的耳朵里，他把这个人带到了自己的面前：
“那我又算什么”？他问道，“我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好皇帝吗”？
“您给过我什么好处，以至于我会觉得您是一个好皇帝”？
“我难道不是每天都在为你做出牺牲，为你和我们所有人民奋斗到底吗”？
“太阳闪耀着，给予我们光明的同时温暖我们，但是我们不会为此感恩戴德。它只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您正在做您应该做的事——如您所言，为您的同胞而奋斗”。
“那么……假如我给你一些礼物，我会成为一个好皇帝吗”？
“是的，当然啦”。
所以皇帝便赐给他衣服和钱财。
这个故事围绕着皇帝对整个国家的抽象责任感以及臣民对统治者的期望（“您为我做了什么”？），可见这种观念之深入人心。
罗马人甚至有可能拥护这样一种观点，即皇帝基本上是一个执法官，尽管这类言论的出现往往引起争议。在西尼索斯（Synesios）写给阿卡狄乌斯的关于皇权的作品中，西尼索斯希望皇帝成为“国家的仆人”。在劝诫阿卡狄乌斯掌管军队时，西尼索斯主张回归罗马传统。西尼索斯的言论被一些学者解读为表达传统观念，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篇文章具有极强的煽动性，以至于只能小范围流传。除此之外，普罗柯比也持相同看法。
正如我们上述所见，皇帝们在共和制度的框架内施加权力——“我的统治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而非我个人的私利”，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东罗马皇帝的职责与民众的期望。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国家公仆”并非是东罗马皇帝的全部。不仅仅是等级制度和社会地位上，达格伦等学者认为皇帝在宗教性质上同样具有超然性，而这一方面的论述似乎比本文的主题还要冷门——不过关于皇权神圣性的探讨就不在这篇回答的论述范围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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