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明代、清代没有因为皮毛国际贸易而进一步征服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
中国明清两朝，虽然与西伯利亚有着漫长的陆地边界，并且皮毛贸易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经济往来，但为何最终未能因此进一步“征服”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这背后是多方面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并非简单的“不想”或“不能”。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明清两朝的国情、地缘战略、以及当时世界格局的特点。
一、 明朝：内部矛盾与防御优先的战略选择
明朝的建立本身就带着汉民族反抗蒙古统治的色彩，其早期国策很大程度上是对北方游牧民族保持警惕和防御。
“修内而抑外”的国策基调：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驱逐了蒙古残余势力，但北方的边患始终是心腹大患。他采取的是巩固长城、重点防御的策略，而不是主动出击、远征扩张。这并非完全因为怯懦，而是基于对当时自身实力的判断以及对边疆不确定性的考量。一个刚刚摆脱长期战乱、需要休养生息的王朝，优先保证内部稳定和抵御直接威胁是更现实的选择。
卫所制度的局限性： 明朝初期实行卫所制度，将部分军户屯戍边疆。这种制度在初期能够一定程度上保证边防，但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兼并、军户逃亡、军备松弛等问题日益严重，边防实力的衰减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组织一场远距离、大规模的征服性军事行动，其后勤保障和兵员素质都难以支撑。
对“穷兵黩武”的警惕： 经历过元朝由盛转衰的教训，明朝统治者对过度扩张的危险性是有深刻认识的。皮毛贸易虽然有利可图，但将其转化为大规模军事征服的动力，需要巨大的投入和承担长期的风险。一旦战事不利，不仅会消耗国力，还可能引来更强大的反抗，甚至将边患从游牧民族引向更远的地方。
海禁政策的间接影响： 虽然皮毛贸易主要发生在陆地上，但明朝的“海禁”政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对海洋贸易和海外事务的保守态度。这种“陆海并重”但又相对保守的对外政策，使得其目光更多地聚焦于本土和传统的边疆区域，而非像后来的欧洲殖民者那样，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未知之地。
皮毛贸易的性质： 明朝与北方民族的贸易，尽管涉及皮毛，但更多的是一种“朝贡贸易”和“互市”的形式。这种贸易往往带有政治色彩，通过互市来羁縻边疆民族，维系表面上的和平，而非以纯粹的商业利润驱动大规模的领土兼并。皮毛是其中一项重要商品，但并非唯一或最核心的驱动力。
二、 清朝：统治合法性、战略重心与国际格局的变化
清朝的情况更为复杂，其统治基础与明朝不同，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满洲的“老家”与统治合法性： 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他们本身就起源于东北地区，对这片土地有着天然的了解和联系。然而，清朝入主中原后，首要任务是巩固其对汉族的统治，并确立其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战略重心必须放在维护对广大汉族地区的统治，以及处理与内地十八省的关系上。
“龙兴之地”的保护： 东北（包括今西伯利亚部分地区）被清朝视为“龙兴之地”，是满洲的根基所在。然而，清朝对这片土地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保护”和“封禁”，而非大规模的开发和征服。例如，清朝曾长期实行“封禁辽东”，限制汉族人口进入，以维护满洲的传统生活方式和防止汉族势力过大。这种政策与向外扩张的战略是相悖的。
对俄国的战略考量： 随着沙皇俄国在17世纪迅速东扩，清朝确实与俄国在东北边境发生了摩擦，并最终通过《尼布楚条约》（1689年）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这一条约的签订，说明清朝对俄罗斯的扩张是有意识的，并采取了谈判和划界的策略来稳定边境。但条约的性质并非是清朝主动的征服，而是双方在既定势力范围内的“划江而治”的妥协。
皮毛贸易的“边贸”性质： 清朝的皮毛贸易，尤其是对西伯利亚的皮毛，仍然是以“边境互市”或“土尔扈特朝贡”等形式为主。这些贸易为清朝带来了珍贵的皮毛，满足了宫廷和部分士绅的需求，但这种贸易模式本身并不足以驱动大规模的军事征服。其利润相对有限，且运输和管理成本高昂。
战略焦点的分散： 清朝的统治者面临的战略挑战是多方面的：既要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潜在威胁（如准噶尔部），又要稳定西南边疆，同时还要处理与中亚、东南亚以及后来的西方殖民者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大量的军事和财政资源投入到遥远、环境恶劣、利益回报不确定的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地区，并非清朝统治者眼中的优先事项。
技术和经济能力的限制： 尽管清朝在某些领域有先进的技术，但进行远距离、大规模的军事征服，需要远超当时后勤、运输、情报收集等方面的能力。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地形复杂、气候严寒，资源开发难度大，而且当地的土著民族也并非轻易可以征服。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通过航海技术和强大的海军在海外进行殖民扩张不同，清朝的军事力量和经济结构更适合陆地作战和边疆管理。
“万国来朝”的朝贡体系的惯性： 清朝继承了部分明朝的朝贡体系，这种体系强调的是“德化”和“恩赏”，而非赤裸裸的军事征服。皮毛贸易往往被置于这种体系之下，作为羁縻边疆民族、展示天朝恩泽的一种手段。将这种体系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领土征服，存在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
总结来看，明清两朝没有因为皮毛贸易而进一步征服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战略优先级的选择： 两朝的统治者都将巩固统治、维护本土安全和处理核心边疆问题放在首位，大规模对外扩张并非其核心战略目标。
2. 国力的限制与成本效益的考量： 远征如此遥远而艰苦的地区，需要巨大的军事、经济和人力投入，其潜在的收益（除了皮毛）可能不足以弥补巨大的成本和风险。
3. 地缘政治的现实： 尤其在清朝，面对崛起的沙皇俄国，采取的是边境划界和战略对峙，而非主动的领土吞并。
4. 内部政策的制约： 例如清朝的“封禁”政策，以及对“龙兴之地”的特殊保护，都与大规模的对外征服逻辑不符。
5. 贸易模式的性质： 皮毛贸易更多地被纳入“边贸”、“互市”或“朝贡”的框架，其商业驱动力不足以演变为大规模的军事扩张。
相比之下，17世纪以后，欧洲列强凭借强大的海军、先进的航海技术、资本主义的驱动以及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能够克服地理障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和殖民。明清两朝的治国理念和国家形态，与这种“海洋型”的扩张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更像是一个“陆地帝国”，其力量的投射方向和范围，与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连。
一、 明朝：内部矛盾与防御优先的战略选择
明朝的建立本身就带着汉民族反抗蒙古统治的色彩，其早期国策很大程度上是对北方游牧民族保持警惕和防御。
“修内而抑外”的国策基调：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驱逐了蒙古残余势力，但北方的边患始终是心腹大患。他采取的是巩固长城、重点防御的策略，而不是主动出击、远征扩张。这并非完全因为怯懦，而是基于对当时自身实力的判断以及对边疆不确定性的考量。一个刚刚摆脱长期战乱、需要休养生息的王朝，优先保证内部稳定和抵御直接威胁是更现实的选择。
卫所制度的局限性： 明朝初期实行卫所制度，将部分军户屯戍边疆。这种制度在初期能够一定程度上保证边防，但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兼并、军户逃亡、军备松弛等问题日益严重，边防实力的衰减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组织一场远距离、大规模的征服性军事行动，其后勤保障和兵员素质都难以支撑。
对“穷兵黩武”的警惕： 经历过元朝由盛转衰的教训，明朝统治者对过度扩张的危险性是有深刻认识的。皮毛贸易虽然有利可图，但将其转化为大规模军事征服的动力，需要巨大的投入和承担长期的风险。一旦战事不利，不仅会消耗国力，还可能引来更强大的反抗，甚至将边患从游牧民族引向更远的地方。
海禁政策的间接影响： 虽然皮毛贸易主要发生在陆地上，但明朝的“海禁”政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对海洋贸易和海外事务的保守态度。这种“陆海并重”但又相对保守的对外政策，使得其目光更多地聚焦于本土和传统的边疆区域，而非像后来的欧洲殖民者那样，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未知之地。
皮毛贸易的性质： 明朝与北方民族的贸易，尽管涉及皮毛，但更多的是一种“朝贡贸易”和“互市”的形式。这种贸易往往带有政治色彩，通过互市来羁縻边疆民族，维系表面上的和平，而非以纯粹的商业利润驱动大规模的领土兼并。皮毛是其中一项重要商品，但并非唯一或最核心的驱动力。
二、 清朝：统治合法性、战略重心与国际格局的变化
清朝的情况更为复杂，其统治基础与明朝不同，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满洲的“老家”与统治合法性： 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他们本身就起源于东北地区，对这片土地有着天然的了解和联系。然而，清朝入主中原后，首要任务是巩固其对汉族的统治，并确立其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战略重心必须放在维护对广大汉族地区的统治，以及处理与内地十八省的关系上。
“龙兴之地”的保护： 东北（包括今西伯利亚部分地区）被清朝视为“龙兴之地”，是满洲的根基所在。然而，清朝对这片土地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保护”和“封禁”，而非大规模的开发和征服。例如，清朝曾长期实行“封禁辽东”，限制汉族人口进入，以维护满洲的传统生活方式和防止汉族势力过大。这种政策与向外扩张的战略是相悖的。
对俄国的战略考量： 随着沙皇俄国在17世纪迅速东扩，清朝确实与俄国在东北边境发生了摩擦，并最终通过《尼布楚条约》（1689年）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这一条约的签订，说明清朝对俄罗斯的扩张是有意识的，并采取了谈判和划界的策略来稳定边境。但条约的性质并非是清朝主动的征服，而是双方在既定势力范围内的“划江而治”的妥协。
皮毛贸易的“边贸”性质： 清朝的皮毛贸易，尤其是对西伯利亚的皮毛，仍然是以“边境互市”或“土尔扈特朝贡”等形式为主。这些贸易为清朝带来了珍贵的皮毛，满足了宫廷和部分士绅的需求，但这种贸易模式本身并不足以驱动大规模的军事征服。其利润相对有限，且运输和管理成本高昂。
战略焦点的分散： 清朝的统治者面临的战略挑战是多方面的：既要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潜在威胁（如准噶尔部），又要稳定西南边疆，同时还要处理与中亚、东南亚以及后来的西方殖民者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大量的军事和财政资源投入到遥远、环境恶劣、利益回报不确定的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地区，并非清朝统治者眼中的优先事项。
技术和经济能力的限制： 尽管清朝在某些领域有先进的技术，但进行远距离、大规模的军事征服，需要远超当时后勤、运输、情报收集等方面的能力。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地形复杂、气候严寒，资源开发难度大，而且当地的土著民族也并非轻易可以征服。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通过航海技术和强大的海军在海外进行殖民扩张不同，清朝的军事力量和经济结构更适合陆地作战和边疆管理。
“万国来朝”的朝贡体系的惯性： 清朝继承了部分明朝的朝贡体系，这种体系强调的是“德化”和“恩赏”，而非赤裸裸的军事征服。皮毛贸易往往被置于这种体系之下，作为羁縻边疆民族、展示天朝恩泽的一种手段。将这种体系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领土征服，存在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
总结来看，明清两朝没有因为皮毛贸易而进一步征服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战略优先级的选择： 两朝的统治者都将巩固统治、维护本土安全和处理核心边疆问题放在首位，大规模对外扩张并非其核心战略目标。
2. 国力的限制与成本效益的考量： 远征如此遥远而艰苦的地区，需要巨大的军事、经济和人力投入，其潜在的收益（除了皮毛）可能不足以弥补巨大的成本和风险。
3. 地缘政治的现实： 尤其在清朝，面对崛起的沙皇俄国，采取的是边境划界和战略对峙，而非主动的领土吞并。
4. 内部政策的制约： 例如清朝的“封禁”政策，以及对“龙兴之地”的特殊保护，都与大规模的对外征服逻辑不符。
5. 贸易模式的性质： 皮毛贸易更多地被纳入“边贸”、“互市”或“朝贡”的框架，其商业驱动力不足以演变为大规模的军事扩张。
相比之下，17世纪以后，欧洲列强凭借强大的海军、先进的航海技术、资本主义的驱动以及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能够克服地理障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和殖民。明清两朝的治国理念和国家形态，与这种“海洋型”的扩张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更像是一个“陆地帝国”，其力量的投射方向和范围，与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连。
网友意见
因为征服了也不够中国人用，俄国人在西伯利亚的皮毛产出并不足以供给中国市场。
这是一个巨大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国只是贸易链上的一个进出口终端，俄国人做的是以物易物贸易，中、俄双方互相用物品交换，双方均在此贸易中获取物品差价。
中国在这项进出口贸易中是处于有利地位的，俄国人的进口大于出口，中国人一年名义利润17万卢布。因为无法统计走私，所以一般俄国人认为年贸易额在400W卢布以上，也就是说中国人最少有35W左右一年的名义物品交换利润。
但是我们都知道，丝、瓷因为是手工业大规模生产的商品，所以价值在以物易物上一直是溢出的。所以没必要为了皮毛占领环北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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