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什么没能扶持一个日本政权？
关于苏联未能扶持一个日本政权的问题，这背后牵涉到复杂的历史背景、政治考量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原因可以解释。要详细阐述这一点，我们需要从二战后的特殊情境以及苏联在日本的实际操作和目标来分析。
首先，我们要理解二战结束后，日本的政治格局是被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主导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GHQ对日本进行了占领和改造，其核心目标是“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苏联作为战胜国之一，在盟国占领日本的体系中确实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利益诉求，但其能够施加的影响力，与美国的主导地位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
苏联在日本的“扶持”能力，或者说其政治影响力的尝试，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对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势力的支持： 在占领初期，苏联确实积极支持日本共产党（JCP）和其他左翼团体。它们曾在日本社会中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劳工运动和知识分子中。苏联通过提供资金、宣传支持，以及在某些占领政策上给予这些团体一定的空间，试图在日本推广共产主义思想，并希望通过这些力量在日本建立一个亲苏的政治力量。
对苏日边界和渔业权益的关切： 苏联在占领期间，尤其关注其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它希望通过对日本施加影响，确保其在北海道附近的渔业资源不受损害，并对北方领土（千岛群岛和齿舞群岛、色丹岛）拥有主权。这种地缘政治的考量，也促使苏联希望在影响日本内政上获得一些筹码。
在占领初期对日本民主化进程的某些建议： 在早期，苏联也曾对GHQ的一些政策提出建议，例如在某些方面改革日本的宪法或政治体制。但这些建议往往与美国的设想存在较大差异，并且由于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苏联的建议很难真正落实。
然而，为什么苏联没能成功扶持一个真正意义上“苏联式”的日本政权，或者说一个能被苏联控制的日本政权？原因有以下几点：
1. 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和既定战略：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美国在战后日本占领中拥有无可争议的主导权。GHQ的设立本身就意味着美国是决策者和执行者。美国的日本政策，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层面，都有一个明确的“反共”基调。虽然在早期，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借鉴了一些西方民主经验，但其核心目标是为了将日本构建成一个西方阵营的盟友，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苏联在中国扶持共产党政权是另一回事，但在日本，它面对的是一个已经由美国牢牢掌控的局面。美国不会允许苏联在日本建立一个亲苏的、对自身构成潜在威胁的政权。
2. 日本社会自身的特点和民族主义： 日本在历史上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传统。尽管战败，但这种民族主义并未完全消失。日本国民对于外部势力干涉本国政治存在天然的警惕和排斥。虽然日本共产党在战后初期有过一定的支持者，但要让整个日本社会接受一个由外部强权扶持的政治体制，难度极大。日本国民更倾向于在国家重建过程中，自主选择道路（尽管是在GHQ的框架下）。苏联试图通过支持共产党来在日本建立一个“卫星国”式的政权，这与日本国民的民族认同和对主权的渴望是相悖的。
3. 苏联自身能力的局限性： 尽管苏联是战胜国，并且在远东地区有驻军，但其在日本的实际操作能力是有限的。
地理距离和补给困难： 苏联本土与日本隔海相望，其对日本的直接控制和渗透能力不如美国。美国可以通过在本土集结资源，快速响应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变化。
经济影响力相对较弱： 战后，美国为日本的经济重建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技术支持，并将日本纳入其经济体系中。苏联的经济实力在当时难以与美国匹敌，无法通过经济手段像美国那样深刻地影响日本。
宣传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局限： 虽然苏联支持日本共产党进行宣传，但美国的媒体控制和意识形态引导在日本占领期间更为有效和广泛。美国推行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理念，在战后日本的某些群体中也更具吸引力。
4. 冷战格局的形成和日美同盟的深化： 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的惩罚和改造，转向将日本作为对抗苏联在亚洲前沿的重要盟友。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美国开始允许日本重新武装（以自卫队的形式），并最终在1951年签署了《旧金山和约》，结束了占领，但同时强化了日美安全条约，将日本牢牢地绑定在美国的战略体系中。在这种背景下，苏联试图扶持一个日本政权，不仅面临着美国的直接阻挠，也与日美同盟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任何被认为是亲苏的政治力量，都会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遭受巨大的压力。
5. 日本共产党自身的发展路径： 日本共产党虽然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其发展也受到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和自身策略的影响。日本共产党试图在日本社会中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但其与苏联的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其在日本国内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反共情绪较高的时期。它未能发展成为一个能够推翻现有政治体制、完全按照苏联模式运作的政党。
总而言之，苏联未能扶持一个日本政权，是由于美国在占领日本中的绝对主导权、美国既定的“反共”战略、日本自身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苏联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局限性，以及冷战格局下日美同盟的深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不是苏联没有尝试，而是其尝试在强大的外部力量和日本自身条件的影响下，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成功。苏联的支持更多地停留在对日本共产党等左翼力量的有限扶持上，而无法改变日本走向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化道路的整体进程。
首先，我们要理解二战结束后，日本的政治格局是被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主导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GHQ对日本进行了占领和改造，其核心目标是“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苏联作为战胜国之一，在盟国占领日本的体系中确实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利益诉求，但其能够施加的影响力，与美国的主导地位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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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势力的支持： 在占领初期，苏联确实积极支持日本共产党（JCP）和其他左翼团体。它们曾在日本社会中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劳工运动和知识分子中。苏联通过提供资金、宣传支持，以及在某些占领政策上给予这些团体一定的空间，试图在日本推广共产主义思想，并希望通过这些力量在日本建立一个亲苏的政治力量。
对苏日边界和渔业权益的关切： 苏联在占领期间，尤其关注其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它希望通过对日本施加影响，确保其在北海道附近的渔业资源不受损害，并对北方领土（千岛群岛和齿舞群岛、色丹岛）拥有主权。这种地缘政治的考量，也促使苏联希望在影响日本内政上获得一些筹码。
在占领初期对日本民主化进程的某些建议： 在早期，苏联也曾对GHQ的一些政策提出建议，例如在某些方面改革日本的宪法或政治体制。但这些建议往往与美国的设想存在较大差异，并且由于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苏联的建议很难真正落实。
然而，为什么苏联没能成功扶持一个真正意义上“苏联式”的日本政权，或者说一个能被苏联控制的日本政权？原因有以下几点：
1. 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和既定战略：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美国在战后日本占领中拥有无可争议的主导权。GHQ的设立本身就意味着美国是决策者和执行者。美国的日本政策，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层面，都有一个明确的“反共”基调。虽然在早期，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借鉴了一些西方民主经验，但其核心目标是为了将日本构建成一个西方阵营的盟友，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苏联在中国扶持共产党政权是另一回事，但在日本，它面对的是一个已经由美国牢牢掌控的局面。美国不会允许苏联在日本建立一个亲苏的、对自身构成潜在威胁的政权。
2. 日本社会自身的特点和民族主义： 日本在历史上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传统。尽管战败，但这种民族主义并未完全消失。日本国民对于外部势力干涉本国政治存在天然的警惕和排斥。虽然日本共产党在战后初期有过一定的支持者，但要让整个日本社会接受一个由外部强权扶持的政治体制，难度极大。日本国民更倾向于在国家重建过程中，自主选择道路（尽管是在GHQ的框架下）。苏联试图通过支持共产党来在日本建立一个“卫星国”式的政权，这与日本国民的民族认同和对主权的渴望是相悖的。
3. 苏联自身能力的局限性： 尽管苏联是战胜国，并且在远东地区有驻军，但其在日本的实际操作能力是有限的。
地理距离和补给困难： 苏联本土与日本隔海相望，其对日本的直接控制和渗透能力不如美国。美国可以通过在本土集结资源，快速响应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变化。
经济影响力相对较弱： 战后，美国为日本的经济重建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技术支持，并将日本纳入其经济体系中。苏联的经济实力在当时难以与美国匹敌，无法通过经济手段像美国那样深刻地影响日本。
宣传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局限： 虽然苏联支持日本共产党进行宣传，但美国的媒体控制和意识形态引导在日本占领期间更为有效和广泛。美国推行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理念，在战后日本的某些群体中也更具吸引力。
4. 冷战格局的形成和日美同盟的深化： 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的惩罚和改造，转向将日本作为对抗苏联在亚洲前沿的重要盟友。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美国开始允许日本重新武装（以自卫队的形式），并最终在1951年签署了《旧金山和约》，结束了占领，但同时强化了日美安全条约，将日本牢牢地绑定在美国的战略体系中。在这种背景下，苏联试图扶持一个日本政权，不仅面临着美国的直接阻挠，也与日美同盟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任何被认为是亲苏的政治力量，都会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遭受巨大的压力。
5. 日本共产党自身的发展路径： 日本共产党虽然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其发展也受到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和自身策略的影响。日本共产党试图在日本社会中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但其与苏联的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其在日本国内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反共情绪较高的时期。它未能发展成为一个能够推翻现有政治体制、完全按照苏联模式运作的政党。
总而言之，苏联未能扶持一个日本政权，是由于美国在占领日本中的绝对主导权、美国既定的“反共”战略、日本自身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苏联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局限性，以及冷战格局下日美同盟的深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不是苏联没有尝试，而是其尝试在强大的外部力量和日本自身条件的影响下，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成功。苏联的支持更多地停留在对日本共产党等左翼力量的有限扶持上，而无法改变日本走向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化道路的整体进程。
网友意见
我之前已经说了，战后的日本左派（不管是做为名义上的“中左政党”的社会党还是名义上的“极左政党”的共产党）之所以能起势很大程度都得益于GHQ的扶植以及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我之前有答案说过了，没有GHQ是不可能有像日教组这种在公立中小学（含公立高中与初中）组织率一度高达80%以上的颇有激进左翼色彩的行业工会的（这么一家工会在这么一个行业领域有高达80%的组织率就够惊人了，而且还颇有激进左翼色彩），更不用说“和平宪法”以及其代表的战后日本宪政体制给予左系.自由系势力相当广阔的活动空间与长期的文化霸权主导地位（“共谋罪”这种我就不用说了，在2014年安倍政权颁布《特别秘密保护法》之前，日本记者可以深度挖掘政府内部的一些黑幕信息，你对比一下禁止共产党存在、拥有非常成熟的囊括著名谍报机构宪法保卫局在内的反共安保体制与反工会体系的联邦德国可以说政治和社会氛围有多宽松了）——实际上战后的两大党:左翼的社会党与右翼的自民党都是美国确立的以“和平宪法”为核心的战后秩序的产物，甚至可以说两者的造物者都是GHQ，美国人对日本左翼势力如此知根知底怎么可能会让苏联人抓住机会在自己眼皮底下扶植一个亲苏政权？
我再补充一句:考虑到日本法西斯化是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而不是德国与意大利那样民间的极右翼势力老鼠上桌，这就意味着日本由于较之于欧洲更缺乏市民社会与民主主义的土壤导致上层统治阶级处于压倒性主导地位的日本有非常强烈的“暴走”可能性（热衷于市民运动的著名日本战后自由主义思想家丸山真男就指出从农村共同体出来的人们，在城市里不是作为市民，即一个有自律的个人[1]，而是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浮游于其中。工人阶级也基本相同，这便是法西斯主义滋生的温床。他在《种种个人类型的析出》一文就挑明了说【原子化的个人一般对公共问题不甚关心，但正是这种不关心往往会突然转化为狂热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他们为摆脱孤独和不安而焦虑，正因为此，这种人才会全面归依权威主义的领导，会全身投入那种国民共同体、民族文化之永存这一观念所表现出的神秘的“集体”中去】），而GHQ的民主化改造充其量就是充实这种民主主义所必需要的社会基础以平衡根深蒂固的保守势力，但是也就仅此而已，见好就收。
参考
- ^ 这里的市民是指可以与他者自主地构成一种社会关系（结社）的个人，显然按照这种标准战前日本缺乏这么一个市民社会存在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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