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对于「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的提议，教育部表示「意义重要，将充分采纳」？
首先，我们得理清“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通常情况下，研究生的毕业与否，是经过一套相对固定的评审流程的，包括学位论文的答辩、科研成果的要求、课程学分的达成等等。在这个流程中，导师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负责指导学生的科研方向，评估学生的学习进展，并在论文答辩环节中扮演关键的评审角色。
然而，这个提议强调的“自主权”，可能指向的是在现有框架之外，赋予导师更大的、更直接的决定权。比如，在满足了基本毕业要求（如学分、发表论文数量等）之后，如果导师认为学生的科研能力、学术道德或创新性仍然不足以支撑其获得学位，是否可以由导师直接“一票否决”？或者，将导师的评价作为毕业评审中权重极高、甚至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因素，而非仅仅是环节中的一环。
这项提议的积极意义，教育部“意义重要”的回应，很有可能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遏制“混文凭”现象： 长期以来，部分公众对研究生教育存在“水文凭”、“混日子”的担忧。如果导师拥有更大的毕业决定权，他们会更直接地为学生的学术成果负责。一个真正对学生负责、对学术严谨的导师，自然会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学生，确保毕业生具备应有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这有助于打击那些仅仅为了学历而应付差事的学生，从而提升整体研究生毕业生的质量。
2. 增强导师的责任感和主动性： 当导师拥有更大的决定权时，他们自然会更加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指导学生，关注学生的科研进展和学术成长。这不仅仅是“指导”，更是“塑造”。导师会更主动地帮助学生克服困难，激发其学术潜力，而不是仅仅完成形式上的指导任务。这种责任感的提升，对于激发导师的教学热情和科研动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3. 优化导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 提议也可能意味着，导师将成为学生学术生涯中更为关键的“把关人”。这种“把关”并非扼杀，而是引导。当学生知道自己的毕业与导师的认可紧密相连时，他们会更认真地对待导师的意见，更积极地与导师沟通协作，从而建立起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师生关系。
4. 响应学术界对创新和实力的呼唤： 在当前强调科技创新和高水平人才培养的大背景下，仅仅满足一些量化指标（如发表论文数量）可能不足以衡量一个研究生的真实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导师更了解自己学生的科研过程、思维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更可能从质的层面去评估学生的潜力，而不是被一些冰冷的数字所束缚。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赋予导师如此大的“自主权”，潜在的风险和挑战同样不容忽视。教育部“充分采纳”的背后，也必然会考虑到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并可能会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
1. 导师“一言堂”的风险：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令人担忧的一点。如果导师的评价成为唯一的、压倒性的决定因素，而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那么“导师说了算”就可能演变成“导师的个人喜好说了算”。一旦导师出现偏见、主观臆断，或者对某个学生持有不当的看法，都可能导致该学生被不公平地对待，甚至“被毕业”或“被延毕”。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权益如何保障？学术的客观性又如何体现？
2. 导师评价标准的非透明化和不统一： 不同导师的学术背景、评价体系、以及对“好学生”的定义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如果缺乏统一、透明的评价标准作为参照，毕业评审将变得更加主观和难以预测。这不仅给学生带来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不同学校、不同学科之间的毕业生质量评估出现新的不公。
3. 导师责任的巨大压力： 一方面，导师有了更大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如果一个“混文凭”的学生最终毕业，导师可能会受到责难；反之，如果一个有潜力的学生因为导师的“误判”而无法毕业，导师也可能面临压力。这种巨大的压力，是否会让一些导师变得更加保守，反而不愿意去冒风险培养那些“非主流”但有创意的学生？
4. 潜在的师生关系紧张和利益冲突： 当毕业权高度集中在导师手中时，师生之间的关系可能变得微妙。学生为了顺利毕业，是否会过度迎合导师的意见，而牺牲自己的独立思考？导师是否会利用这种权力来要求学生承担过多的非学术性任务，或者利用学生的研究成果来服务于自身？这些都是需要警惕的。
因此，教育部“充分采纳”的表态，绝不意味着全盘照搬，而是会在深思熟虑、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以一种更加审慎和精细化的方式来推进。可以预见，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些调整和配套政策：
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和机制： 即便导师的意见权重很高，但毕业评审依然需要包含答辩委员会、评审专家组等其他评价环节。这些环节的设计，就是要起到制衡作用，防止导师的个人意愿凌驾于整体的学术判断之上。
制定更加透明和细化的毕业评价标准： 在明确导师话语权的同时，更需要公布清晰的学术成果要求、论文质量标准、答辩环节的考察要点等。这些标准的细化，能够为导师的评价提供参照，也让学生有明确的目标。
健全申诉和监督机制： 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让学生在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有途径可以申诉。这个申诉渠道需要独立、公正，能够对导师的评价进行复核。同时，也要有对导师违规行为的监督和惩罚机制。
加强对导师的培训和职业道德建设： 赋予权力必然伴随着责任。教育部和高校需要加强对导师的培训，提升他们的指导能力和学术判断力，同时强调学术诚信和师德师风建设，确保他们能够理性、公正地行使这项权力。
区分不同学科和不同层次的培养目标： 不同学科的研究生培养目标和科研模式存在差异。比如，理工科的博士生可能更强调实验能力和数据支撑，而文科博士生则更看重理论创新和逻辑论证。在采纳提议时，可能需要考虑不同学科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评价方案。
总而言之，教育部对这一提议的积极回应，反映了国家对于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决心和对现有制度的改革意愿。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信号，但如何将这一“自主权”真正转化为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动力，而非滋生新的不公和问题，将取决于后续具体政策的设计和执行力度。这需要智慧，更需要对教育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对学生权益的充分尊重。
网友意见
这个事儿啊……光是看字面，太容易把人引导劈叉了。
乍一看，这都是学生得孝顺导师赛过爸爸的屈辱。
仔细想，其实这里边，各个企业老板，才应该给导师们送锦旗。
咱看哈，现在就业市场有点老北京鸡肉卷，这是不争的事实了。卷的结果之一呢，就是企业用人标准越来越高，本科能顶的工作，改用硕士，硕士能顶的工作，改用博士。
今年就研究生扩招了20万，以后这可能就是一个大趋势了。
趋势的结果是什么？
是原本23岁左右就奔赴社会战场第一线的学生仔，现在得在学校里蹲到25+岁，甚至30郎当岁，才有资格去社会上享受毒打。
人呐，岁数越大，世界观越完整，越难改变思维模式，越固执。
这没错吧？
学校这个环境呐，造就的世界观，是凭本事说话，凭分数博话语权，所以学生时代，永远不缺恃才傲物的人。
那你想想，假如按照以前的规矩来，未来大批30郎当岁的，价值观固定的学生走上社会，走进企业，走进综合能力定输赢的修罗场，老板们就很挠头了……
这帮大龄毕业生就知道坚持己见，又没情商，又没眼力见，又不肯跪鸭他们！
总不能全辞了吧！全辞了换一批还是这样式儿的！因为现在出来的每一批都是这把年纪的人鸭！
那怎么办呢？
导师赫然出列：老将请战！
对头，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服从性测试，开始综合评定学生。
说你毕业你就毕业，学术不行别的行你也行；说你不毕业你就不毕业，学术再行别的不行你就不行！
此后，走上工作岗位的老童生们，保证是不知不觉间，多修了一门专业课：
来事儿。
这门专业课，跨领域，跨专业，跨社会分工，但绝对不会跨任何存在办公司职权分高低的职场阶级。
老板们握着导师们的手，无语凝噎，老泪纵横……
学生也得感谢导师，在学校里培养出来社会竞争力，难能可贵啧啧！
努力跨吧……没别的办法，跨的时候助跑用力点，否则双腿前后分开，腾空高度不够，掉下来可就硌着……
想想就好疼鸭！！
问就是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其实就是学美国，毕竟美国先进嘛，放屁都是香的。
现在的导师制就是从美国学的，美国的导师制度说白了就是封建学徒制，导师就相当于领主，经费就相当于封地，学生就像当于农奴，6年一签约，6年内只给你基本的口粮，6年后给你自由，中途跑路要付出极高的沉没成本。
很多人吐槽阿里的hr权力大，但是hr和组长之间有个制约是好事。想象一下，你去一个公司工作，工资六年一发，不满六年走了之前全白干，满六年组长还可以让你延期，招人开人全凭组长一句话，这种公司会有人去么？
美国制度虽然封建，但是美国奇葩导师剥削的主要是外国人，中国有这个条件吗。。。
有人说到美国博士工资多，这里我发现一个现象，叫“刷盘子定律”，即博士工资基本对齐当地刷盘子工资。美国博士工资一般在1500到2500之间，刷盘子工资基本也是这个水平。中国博士津贴在1000到5000之间，基本也是对齐包吃包住的刷盘子工资。刷盘子工资基本是在当地活下去的最低水平了，全世界导师们算得都很精嘛。
这可能是宣告导师的权利从过大转变为无穷大到失去边界的标志。
都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教育界可能要特殊一点，用制度把权力的笼子砸破、砸烂。
不下乡是感受不到基层生活状态的，在此同理。那部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硕博研究生群体并没有被注视到，这样一搞毕业难度系数可能还会遭遇超级加倍。
“没读研前是觉得自己不想读博，读了研后觉得自己是读不了”可能会变成“没读研前是觉得自己不敢读博，读了后觉得学位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选导师慢慢地会比选学校、选专业重要，但导师评价网又不好使了，这...
我想了想，你目前还可以：
- 学校官网教师主页：导师的基本信息、论文发表情况、基金项目情况和学生招录情况等
- 通过谷歌学术、知网：国内外导师的论文发表情况和资助基金项目、学生毕业论文的项目参与情况间接反映、第一作者署名情况（是否存在抢占一作的可能）
- 询问该学院的研究生：导师的风评如何
- 通过知乎、微博等社交媒体（社区）：导师是否有恶性事件被爆出、风评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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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b和弱b除了长得都像个人其实已经是两种生物了，
强b想的就是，如果你靠什么要自杀，靠什么延期可怜，就被授予学位了，那这个学位还有什么含金量可言，管你自杀不自杀，别玷污了这个学位的含金量；
弱b想的就是，他怎么能不给我学位呢，他也五年我也五年，我凭什么拿不到学位。
哦对了，
强b是不会因为导师有决定硕博士能不能毕业的自主权就喷的，他们根本不担心拿不到学位，喷的嘛，就...
而弱b们从来就只会看到什么无良导师不让毕业，但不会动脑子想想，怎么可能所有人都适合拿到学位呢，30%甚至50%的人达不到水平有什么问题？
以后读研的口号估计就是：
读研吗？要命的那种。
劝人学医，天打雷劈。
劝人读博，杀人放火。
劝导师向善，回头是岸呐。
这一波，是为了劝退大家读研，或是劝大家留学吧？！
不开玩笑，看到这个消息的本科伙伴们，好好学好英语吧。考G考托福，申请出国吧。现在疫情严重去不了美国，咱们还可以去新加坡欧洲澳洲啊。
不过条件不允许只能考研的小伙伴们，希望能遇到一个好老板吧！
以后小孩子不听话，可以有新的说法吓他们了！
你再哭，你再哭长大了就让你读研！
作出这个决定，作为弱势的研究生一方，你们听过他们的意见吗？
还是说，不需要，都是为了学生好？他们接受指导就好？
这几年意外的事件好多起，基本都是以学生木了而让大家熟知。还是希望教育部在追求世界一流的教育的时候，等一下你的学生。学生被导师pua自杀的，每年都有发生。
现在把这事儿挑明了，摆在明面上了。
这是嫌这几年意外情况还不够多的节奏吗？这是给某些导师压榨提供政策支持呀，从以前的隐形欺负到现在的名正言顺，我觉得还是太过了。
我就想知道很关键的一点，作为弱势的研究生一方，教育部会出台政策保障学生的权益吗？
如果导师决定毕业与否而学生又没有对等的保障，那真的将会是哀鸿遍野了吧。我会奉劝新入坑研究生的小伙伴们谨慎了那就。
导师权力无限大，结果只能是学生地位无限地，大家只能更加无限舔狗。
话说国外在研究生培养上给导师的自主权够大了吧，但学校还是给够了各种细则，而且也会给学生提供各种配套的解决方案。我想知道咱们会不会也有相应的措施来避免导师权力不受约束呢？
感觉这一举措会将某些潜在的师生矛盾推向一个极端，意外只会更多而不是减少。
早点准备英语考试，早点跑吧，（逃。。。
前段时间如此密集的各大学在读研究生跳楼事件，在部里老爷看来，那么多学生淋漓的鲜血，也只是in vain。
看看，看看，说的都是什么话，“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可能自己也知道这种评价体系说不过去，又找补一句“学生评价是重要组成部分”，问题是学生评价到底值几个钱大家心里有数嗷。
再联想到中小学生科创大赛那些切肿瘤、治癌症、测大气的学阀二代后浪们，教育体系到底要往哪去？真的替广大学子和国家伤心。
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
1、把决定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权下放给导师，如果就是否准予毕业发生纠纷，有什么争议解决机制？
从「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等有代表性的司法实践来看，高校关于是否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决定，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如果被校方拒绝毕业，学生可以起诉学校，但需要注意一点：从田永案的处理方式来看，法院没有判决要求学校颁发毕业证，而是充分尊重了大学的学术自由，仅仅是判令了北科大组织学位委员会研究讨论。
问题来了：现在我们把主体从学校换成了导师，导师拒绝学生毕业，这一行为是行政行为吗，可诉吗？如果可诉，法院判令重新研究讨论，是不是把皮球又踢回到了导师手里，让研究讨论过程变成了「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情况？
这样看来，有必要设立用于争议解决的机制，而且需要确保其中立性，而非导师对自身决定提供正当性的橡皮图章。
2、如何全面了解导师相关信息，避开「天坑」导师？
导师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就需要更加强化双向选择的机制，要选择就必须有信息。
无可回避的一点是，各种「非官方」评价导师的路子还不够充分。就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导师评价网因为一些原因被限制访问了，一些关于大学导师的负面新闻，难以在网络得到充分的流通。各种社群、论坛的零星爆料吐槽，没法充分沉淀下来并高效触达有需求的人群。
你可以说，这些非官方评价途径充斥着未经证实的传闻、涉及名誉侵权、隐私侵权等种种问题，而且容易被滥用。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如果官方渠道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来帮助选择导师，又怎么能怪民间的路子太「野」呢？
3、如何为导师的行为划清界限，避免让学生成为自己的「生活秘书」、「门徒」
在理想世界中，你问我，大学去行政化好不好，尊重学术自由好不好，让最了解学生的人评价学生好不好，那我当然都说好了。但在现实中，行政化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家长式的人治；学术自由了，自由的是导师的最终解释权；导师最了解学生，同时也最知道学生的软肋和把柄，知道在哪里卡脖子最有效。
对于德才兼备的好导师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而且我相信学术圈的好导师还是多数。
但在制定规则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毕竟不是 999 个好人，而是其中极其个别的一个坏人。依赖于人性之善来发挥作用，但不能规避人性之恶的规则，一定是会出问题的。
看到这个标题我第一反应是有点懵，心想「难道现在不是导师决定博士和硕士能否毕业么」？但是决定是一回事，制度上规定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的这么规定了，那对于迟迟不能毕业的学生其实是一个利好，而不是利空。
因为学位的授予，说到底必然是有一个筛选和淘汰功能的——也就是合格的学生及时给学位，不合格的就卡住不给。
现在所谓的学术评定委员会等等，目前基本上也是给导师的态度背书的。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多少是一个威慑。因为这是「集体决策」，而集体决策是很难被挑战的，对于被压制的学生来说，导师相当于站在了集体之后，被集体决策所保护。学生申诉的时候，要推翻的是整个学术委员会的决定。
但是现在把权力直接给了导师，学术委员会抽身事外。那么导师一个人的权威是相对比较小的。学术委员会不需要给导师的行为背书，那么申诉的结果，学校推翻导师决定的可能性更大。
但是这要求学生本身比较敢说话。对于不敢闹、顾虑更多学生来说，那所谓的「导师压榨」和以前是一样的，也并没有变得更差。
反过来，对于导师而言，就在知乎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有两种导师，一种是压榨型、不给毕业的导师；但是也还有一种是直接给学生送论文，像送神一样赶紧送走的导师——因为有的学生是真不干活，然后不给学位就一哭二闹三上吊，这样占着一个名额不干事，导师也很难受，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导师来说，名额本来就很紧缺。
对于这样的导师，学术委员会就提供了一个保护，可以维护学术标准的尊严。现在把导师直接推出来，直面刺头的学生，那么导师会更加软弱，更加不敢去直接刺激学生。
总之，真这么做有好有坏，好的地方是被刻意压制的学生「闹」会更加有用了，坏的地方就是如果没有其他的配套改革和支持，就单独的把这个权力全部交给导师的话，「按闹分配」会更加的严重，老实人会更吃亏——不论这个老实人是学生还是导师。
只能说2020年的学生太怂了。
100年前，教育部敢出这个规定？
既然导师的权限这么大，那么选择导师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将远远大于选择学校。
现在一个很无解的问题就是， 如何知道导师口碑如何？本校考研读博还有师兄师姐的意见可以参考，外校的同学就没那么方便的途径得知这些了。
入职一个企业之前，尚且还可以在网上搜索该企业经营状况等相关信息，即使入职后不满意还可以辞职。可是硕士博士退出的成本就要比离职高多了。
我觉得要是给导师的这么高的权限，那学生（尤其是外校）在报考前得有一个公开便捷的途径得知该导师方方面面的相关信息。
중국学阀的嚣张气焰可谓世界之最！
该人大代表显然是既得利益者，宣称“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这逻辑何在呢？为什么导师更能自主决定学生毕业就能释放研发能量呢？难道意思是导师可以威胁不给研究生毕业研究生就能更卖力干活？这又是搞人身依附那套。基本上可以说是封建的反动的。纵观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潮流是减轻导师的权柄，使之分摊于导师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的若干个教授，而不是搞一个导师的一言堂。
这是付出了血的教训的。
1998年，哈佛大学有机合成大牛诺贝尔奖得主Elias J. Corey的学生Jason Altom不堪压榨，服毒自杀，并以建议的形式留下三封遗书，其中一封说道：
- “这个事件本来可以避免。这里的教授有过多的权力来干涉研究生的生活（too much power over the lives of their grad students）。”
- 我建议应该通过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导师委员会来跟进研究生的进步，并为研究生提供保护，使他们免受导师的虐待（abusive research advisers）。如果有这样的委员会存在，事情会有所改变。”
这是该大牛实验室一年中第二位自杀的学生。他的死震动了媒体和美国各大高校，他的遗愿也推动了导师委员会制的设立。从此之后，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制度就从过去学徒制度的单独导师制向委员会制度过渡。
在我看来，教育部的几条回应也是充分照顾“百万漕工”的饭碗，毕竟导师有当人大代表的当领导的，学生恐怕没有。再看新文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又基本只提到了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只提到了“导师”却没有提“导师委员会”。可见默认导师只是一个人。基本上默认了导师个人有对学生有生杀予夺绝对碾压的权力。这种制度设计毫不考虑权力制衡，这种绝对的权力难道不会酝酿绝对的腐败吗？难道仅仅是新出文件里反复提及的的什么“师德”教育就可以抑制人性的恶吗？是蠢还是坏？
更何况，这种做法不但没有跟上国际潮流，甚至也和我国传统的博士教育体制相悖。在过去，我国学苏联体制，培养一个博士至少要一个主导师，两个副导。真是太魔幻，越活越回去了，我看离走到郭德纲推崇的旧社会学徒制“三年学艺，两年效力”不远了，那也正好硕博连读五年毕业。简而言之，一塌糊涂。
“学徒期间，无身价报酬，学满之后，身价面议。如有违反铺规，任打任骂，私自逃走，罚米十石，投河奔井与掌柜无关。”
现在的导师没这个“自主权”吗？这个“自主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导师同意就可以在不看行政部门规定的文章数之类的指标毕业，还是导师不同意就算再优秀也不能毕业呢？《通知》这么长，什么都没说清楚啊。如果是前者，建议推广到博士后，那可真是帮我大忙了。
你永远不知道在中国高校理工专业当老板有多爽，每月只需要支出200块（硕士）或600块（博士，剩余的钱都是国家出），就能获得一名可以007，可以随意辱骂而不会反抗的高素质劳动力。这里没有法律约束，甚至性骚扰学生也没人管，出了事学校站老板这边。抄袭造假基本不会受任何处分，最多关两年小黑屋，连撤销教授头衔和职务都做不到。
我第一次认识到老板可以有多恶心是在大四，跟我关系很好的一名女生跑去天大化工学院做毕业设计，我的一个博士师兄问了她导师名字后惊叹：那不是以骚扰女生出名的xxx吗？
当时我还比较单纯，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人家好歹是个教授，怎么会骚扰自己的学生，况且学校不管吗？
接下来就是粉碎三观的过程，该色狼晚上九点给自己的女研究生发短信，让她到自己的公寓讨论论文。女生回答说这会不在学校，色狼便隐晦地提了毕业的事。
后来在读研读博的路上，见过的，听过的渣导不计其数，随便举几个例子：
1. 我们那一届有个同学，直博第二年退学，办退学手续的时候，一个行政的老师说了一句：xxx这种人坑到外校的学生也就算了，怎么本校的学生也会被坑？（言下之意本校的学生怎么没提前打听好老板的人品）；
2. 我室友被迫帮老板处理家事（修电脑，搬家等），被辱骂，毕业的时候老板还不放人，我室友靠着一句“老师，我可是知道你家在哪的”才顺利毕业；
3. 我去清华的同学遇到了渣导，刚去实验室就被骂哭，他们组几年前有博士以自杀相要挟转导，最后院长出面转导成功；
4. 我实习的时候碰到一个哥们，需要每月向实验室交4000块的“实验室补助”才能出来实习；
其中2，3中两个老板都是杰青
在这些案例中，唯一的反制措施是“老师，我可是知道你家在哪的”
上面提到的这些渣导在院里都声名狼藉，天大那个性骚扰的老板连南开这边都知道了，学院不可能不清楚，然而都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打着提高研究生水平的旗号，只敢找软柿子捏，一会强基计划，一会掌管生杀大权，另外这边大老虎都骑脸了，愣是不敢碰
这个场景似曾相识，上一次是打着造假零容忍的旗号严厉处分了一个没背景的演员，后面造假抄袭的教授全都没了下文
今后高校天台可能要排队了。
不过我更建议鱼死网破。
我已经毕业多年了，吃企业饭，没啥包袱，可以放宽心随便说说，就不匿名了，几句零零散散的感慨：
1、读博越来越难了
最近几年都在说上升通道变窄了、关闭了，所以90后们佛系了。
但是，鸡汤们又说，失败的人才给自己找理由，成功的人，何时何地都能成功，把马云放在现在一样能成功。
我想往鸡汤里吐一口浓痰，tui（第四声）！
就说读博这件事吧，把我放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我进不了老板的课题组了，老板现在基本上只要直博生。老夫当年一开始是没想读博，临毕业鬼使神差的想读了，所以是考的。虽然考的是第一名，甩了第二名俩个身位，但是，大家心里都是有杆秤的，考的不如保的，这点B数，别人嘴里不说是给留面子，咱心里要明白。
之所以现在只要直博的，不要考的，因为现在想读博的实在太多了，本校的，外校的，老板挑花眼。为什么太多了？还不是大环境不好。这种情况在我本科、硕士毕业时候，简直无法想象。
本科毕业时，全班32个人，只有2个人读研（含我），找工作太容易了，没人想继续读。那个时候流行的一个判断专业好坏的金标准，就是，看考研读研人数。考研读研多的，一般都是就业不好的专业。现在？听师弟们说，大三都在准备考研，行情不好，只能缓兵。
硕士毕业时，不对，还没等毕业，研二刚开学，各个博导就开始亲自游说弟子们读自己博士，注意啊，是老板自己主动求着读啊。结果就是，一届硕士20多人，都很难凑够老板的博士名额，都不愿意读。换句话说，当年，我去读博，是拯救我老板，我于我老板，是有“恩情”的。
现在，基本上老板在优秀本科生里面就定好带哪几个了，必须直博才收进来。根本没多的名额，考啥呢考。
2、毕业更是难上加难了
以前，我的几位大师兄二师兄们在读时，理论上两篇 EI 检索的论文就可以毕业，因为我们是工程性很强的学科，那时候都不怎么要求SCI。现在一听，很夸张是不是，不过当年，EI的论文还是有些含金量的，各种垃圾会议并没有泛滥，而且，老板一般只认EI检索的期刊。
到我们读的时候，虽然还没正式要求SCI，但是，课题组内部已经开始要求SCI了，不过，由于是初次要求，对分区之类没做硬性要求，是SCI就行，再搭上几篇EI，拢共有个5~6篇文章，看得过眼，也就毕业了。
现在？就19年20年毕业的这两届师弟，我都不好意思跟他们聊文章，虽然拢共也还是5~6篇就可以，但5~6篇全是SCI，里面还必须至少有2篇2区以上。他们喊我一声师兄，从科研角度，我摸着良心，都特么感觉受不起，比较惭愧。只能从资历年龄上，大方地受着。
就业，我现在的单位，就有个师弟也投了，进不来，人太多了，挑花眼。当年我毕业进现在的公司事业部，是第三个博士，各方面重视，别人听到是博士，都是”哇，来了个博士啊“。现在？进个博士，别人听到了，都是”哦，又来一个啊“。我们隔壁部门前两年大扩招，一年进了10几个。
以后，照这趋势下去，只会越来越卷，今年不是新看的新闻，全国博士也要扩招了？到时候，一年SOP 20W博士，后辈们只会越来越难过。
3、回到本问题
前面扯了点有的没的，关于这条建议，我首先想到的是两个不同人群：
①干部/土豪子弟，首先申明这里不带任何贬义，只是一个身份标签词，中性。其实很多干部子弟、富二代也很努力的继续读书，而这部分子弟往往资源好，都能联系到牛导。比如，当年老板就是院里的三大山头之一，每年都会有各种托关系来说要给孩子塞进课题组的，所以，实验室每一届硕士/博士，总会有几个干部子弟、富二代。
所以，非常容易想到的是，这个政策对这些孩子，是相当有利的。现在好歹有硬性规定卡在那里，好歹得扒三层皮把文章给写出来，投出去，录用了，导师松口能毕业，才能毕业。在毕业这件事情上，好歹论文硬性方面，寒门子弟跟干部/土豪子弟是一条标准线。干部/土豪子弟唯一的优势就是，只要把文章弄够了，导师就会放人。而寒门子弟，则不一定。
而如果毕业只凭老板一张嘴，可想而知，谁容易毕业？谁先毕业？
更重要是，以前有文章卡在那里，还有好多权贵子弟望文章而生畏，不敢贸然读博。现在鬼门关突然没了，你们猜，会不会有很多子弟们，都乐意来读了？
②寒门子弟，想想就悲哀，这下好，没有了金标准，首先，一部分恐惧读博的权贵，可以放心大胆进来读了，名额就那么些，一增一减，寒门子弟的门更窄了。
没有论文标准，老板说能走，你才能走，你觉得权贵子弟先走了，活儿还是那么多，谁来干？谁多呆几年干完再走？
可能又有人会问，不是说都招优秀本科生直博么，二代子弟拼成绩能拿到直博/保研？对的，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外省某领导的儿子，在实验室博士悉心指导下，完成了几篇EI论文，完成了挑战杯课题，成为优秀毕业生保送读研，很优秀。你们猜论文谁写的，课题谁做的？
4、一些感慨
年纪越长，越发觉着前面的几代人确实占便宜，后面的孩子机会越来越少。
就拿那个EI会议来说，我读书时候，知道一个西南某重点大学的博士，发现了会议论文这个商机，还没毕业就开始找资源盘起了办会议这件事，做了三年，净资产就过了千万。随后他利用这些资金置办了很多房产，后面2016-2018的西南房市大家都知道的，不展开。
我的一个同门，在那位博士已经功成时认识了他，也有样学样办起了会议，现在只能说，微薄收益维持着。这中间差距就是3年而已，大环境就完全不同。
回想起很多做导师的，自己一篇SCI，有的甚至EI都没发过，却指导着这么多学生“做”课题。还要求学生们x篇x区，这是如何做到的。
我甚至还知道一些做导师的，连如何向SCI投稿都不清楚，也不清楚如何查IF，如何指导学生毕业呢？
给这么大到几乎无边界的权限，用的好吗？
5、结尾
上班久了，难免油腻了，虽然首先想到的是一些负面，但是，我还是寄希望于组织能够制定出合理完善的科学评判标准。
现在的孩子们，实在是太苦了，上学难，毕业难，就业难，买房基本无希望，希望能善待哪怕一丢丢呢。
最后，以上人例事例都是虚构的。
9.27一更：对于已经在读或者即将在读的学子，抑郁的时候可以看看不才以前的两篇回答，应该有点启发。
汽车研发工程师一枚，没事写点硬到磕牙的技术干货，也写点汽车保养维修小姿势
对车感兴趣的新、老司机们可以关注一波，没事咱凑一起聊聊车
保时捷卡宴的三腔空气悬挂和动态底盘控制还有主动防侧倾技术，真的有那么厉害吗，还是说只是个噱头？
文章有点多，关注了慢慢看多好。
这就属于装下了，
中国绝大多数导师是什么情况，
别人没数教育部也没数？
要不我开个公众号，
专门来展览各种奇葩导师？
评论区有朋友提醒，教育部有最新相关细则。
有最新回应了，非常棒。他们说网友片面解读了。不知道能落实到什么程度。
http://www. moe.gov.cn/srcsite/A22/ moe_826/202009/t20200928_4921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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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默认的前提是导师和学生都是合格合规的理想个体，导师具有崇高的师德，渊博的专业知识，以及卓越的团队建设能力；而学生具有远大的科研理想，勤奋好学肯吃苦的钻研精神，扎实的专业基本功，以及基本的团队协作能力。当双方都满足这样的基本前提，导师能够公正的对待学生的个体差异并制定适用于不同学生的培养计划和毕业标准，学生在尽己所能的情况下也能够顺利毕业，皆大欢喜。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这样的完美个体凤毛麟角。如果学生能力不行，或是不肯吃苦，妄想混混日子拿个文凭，那么这个规定可以杜绝类似学生滥竽充数影响中国学术界的科研质量。但假如导师品德不高，以学生毕业为要挟，又是否有针对导师相应的实质性约束呢？即使有，又能够多大程度上给予学生奋起反抗捍卫权利的勇气呢？再假如，导师学术水平不行，根本没法指导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相对较高的学术水平呢？学生读了这么多年，最后怎么办？
退一万步来讲，基于"人性本恶"的出发点，在《答复》中提到了规范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同时对导师放权，看似对师生双方都有限定和约束。巧妙之处在于，规范指导过程如何衡量？如果导师有权利用"一票否决权"决定学生学术水平是否达标，是否可以毕业的话，那么研究生对"规范导师指导过程"是否具有同样的"一票否决权"？如果没有，那师生双方所受到的约束显然不对等。
其实，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的硕博士能否毕业的决定权就是在导师手中。但当把导师的决定权写入相应的规定中，就有很大不同了。通俗的讲，这彻底改变了师生博弈的局面，研究生基本上可以弃械投降了，什么跳楼自杀，一哭二闹，全部歇菜。碰到不好的导师时就只能首先认命，然后祈祷哪天老师大发慈悲，把自己放个屁放了。
就目前中国的硕博士导师而言，他们的导师资格基本上只能一定程度的证明"科研能力"或者"发文章能力"，而远非为人师表的能力，也不是带领团队进行科研攻关的能力，国内很多科研机构的导师连最基本的教师资格相关培训或是知识的学习经历都没有，依靠发文章做项目就可以评职称然后拿到教师资格证和招生资格。所以，单纯通过规定限制杜绝研究生捕鱼混天现象只是一方面，选拔出真正能够为人师表，带领团队进行科研攻关的导师，更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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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料到话题上了热搜榜，知乎小透明有点慌。祝大家好运！
取匿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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