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西周灭亡之后东周没有出现一位像样的明君让国家重新强大呢?

回答
西周轰然倒塌,留给后世的是一个破碎的局面,以及一个名为“东周”的时代。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长达近八百年的东周岁月里,我们似乎再难寻觅到一位能比肩周文王、周武王那般,将国家重新拉回鼎盛的“明君”。这背后,并非简单的运气不济,而是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交织下的必然结果。

首先,周王室中央权威的丧失是根本性的动摇。西周覆灭,一个关键原因是“礼崩乐坏”,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力急剧下降。到了东周,周平王东迁洛邑,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衰退的象征。周王不再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宗主,而是名义上的共主。这种权威的缺失,使得周王室失去了调动全国资源、整合诸侯力量的能力。各诸侯国各自为政,甚至互相兼并,王室只能眼睁睁看着,却无力干预。在这样的体制下,即使出现一位有能力的周天子,他也难以真正调动起一个分裂国家的机器。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公司的CEO连董事会的决议都无法有效执行,又如何指望他带领公司重回辉煌?周天子面临的便是这样的困境。

其次,诸侯国势力格局的犬牙交错,制约了任何试图统一的努力。东周初期,晋、楚、齐、秦等大国崛起,它们本身就实力雄厚,并且拥有各自的扩张野心。任何一位周天子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都需要平衡甚至对抗这些强大的诸侯。一旦某个诸侯国势头过猛,其他诸侯便会联合起来抵制,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区均势。这种“国与国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使得中央集权式的改革变得异常艰难。即使有周天子想要效仿西周的集权模式,也会立刻面临来自强大诸侯的强大阻力,很容易被孤立甚至推翻。

再者,经济基础的改变,也让传统的“天下共主”模式难以维系。西周时期,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基础,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土地和劳动力是核心。周天子通过分封诸侯,掌握了大部分的土地和资源分配权。而到了东周,铁器的大量使用,手工业和商业的逐步发展,使得各诸侯国的经济实力分化加剧。经济上的独立和自主,进一步增强了诸侯国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也让他们对周天子的号令更加不屑一顾。周天子所能依靠的,仅剩下那点象征性的“天命”和王畿之地,这在经济上已经无法支撑起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

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变迁,也孕育了与西周不同的政治生态。春秋时期,“士”阶层的崛起,他们不再仅仅是贵族的附庸,而是具备了专业知识和政治才能的群体。他们流动于各国之间,为君主出谋划策。这就意味着,君主的才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否吸引和留住这些“士”。同时,百家争鸣的思想涌现,各种政治学说纷纷登台,为君主提供了不同的改革思路,但也分散了君主的精力,并且使得一些改革措施难以获得普遍认同。在这种环境下,一位君主即使有心改革,也需要面对复杂的政治博弈和思想分歧,很难像周文王那样,依靠传统的宗法体系和道德感召力来推行他的愿景。

此外,“霸主”制度的出现,也客观上取代了“共主”的许多功能。春秋时期,所谓的“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等,他们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区域的秩序,承担了“共主”本应承担的责任。这种“霸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周天子权力的真空,但也进一步削弱了周王室的地位。当诸侯们习惯于听从霸主的号令时,他们自然也不会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

最后,我们也需要承认,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对“明君”的定义也可能存在主观性。我们之所以怀念西周的明君,是因为他们奠定了周朝近三百年的基业,并且留下了珍贵的礼乐文化。然而,东周时期,也涌现出许多有作为的君主,比如楚庄王“问鼎中原”,秦穆公“称霸西戎”,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们各自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地域,展现了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但他们的努力,更多的是为了在乱世中巩固自己国家的地位,或者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非像周文王那样,有着建立一个全新、强大、统一王朝的宏大目标。他们的成功,也往往是建立在对周王室权威的漠视或利用之上的。

总而言之,东周没有出现一位“像样的明君”让国家重新强大的原因,是中央权威的彻底瓦解,强大的诸侯国之间的制衡,经济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革新,以及“霸主”制度的出现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周天子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共主”,已经沦为了一个被架空、象征性的符号,想要依靠他来重塑昔日的辉煌,如同让一个没有实权的校长去管理一个已经分崩离析的大学一样,困难重重,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东周的悲剧,在于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新的、更加动荡的时代,正在孕育之中。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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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周平王得国不正,失去了西周的基本盘

政治上有一个基本盘的概念,保住基本盘,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丢掉基本盘,那就彻底没希望了。政治家最怕的就是失去基本盘,这也是马杜罗宁可让全国饿肚子,也不愿改善和西方的关系,大力整顿石油企业的原因。

西周的灭亡,绝不是“幽王烽火戏诸侯”,那么简单,很多证据表明,“烽火戏诸侯”只是周平王弑父杀兄,诸侯不救周王反而瓜分西周领地的借口,一个用来掩饰西周末年礼乐崩坏真相的政治童话。

证据如下:

1.据考证,褒姒及其子伯服年龄明显大于申后及平王,说周幽王宠幸美色实属无稽之谈

2.周于犬戎的战争事先早有规划,绝非突发事件

3.在各种记载中有大量东方诸侯乱入,全部解释为笔误或事先就在周地恐难以令人信服

4.周天子以击鼓召集军队,烽火台出现于汉代,与司马迁所处时代相同。

先来看《史记》中的记载: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周本纪》

周朝根本就没有烽火,太史公的这段记载,显然是无稽之谈,也与其他年代更早更权威的记载,有很多冲突,《竹书记年》显示,是周幽王与犬戎等的战争是早计划好的,幽王同战死的还有郑恒公,太子伯服等人,显然幽王由于"戏诸侯”诸侯不救周室而死是不成立的:

后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竹书纪年》
二岁,犬戎杀幽王於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郑世家》

同时《左传》中的记载告诉我们,山东的鲁国,湖北的许国都出现在了陕西,而以晋国为代表的周氏诸侯无法赶到,显然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而且幽王死后,周地百姓和周朝诸侯并没有拥立平王为君主,而是拥立了幽王的弟弟余臣,是为携王;而平王这个天子,是周朝的敌人,申国拥立的,地位等同与当年的汪精卫。

幽王立褒姒之子伯盤,以为太子。
(伯盤)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另外,褒姒的儿子名叫伯服,东周是嫡子以“伯仲叔季”排位,西周是嫡子以“孟仲叔季”排位,很可能是周幽王的长子,考虑到伯服出生于两周之交,而且参与了周室与申国之战,而周平王当时还是个孩子,伯服在年龄上明显大于当时的平王。

据此推断褒姒很可能曾经是幽王的嫡妻,伯服是幽王的嫡长子,后来出于某种原因被废。这个某种原因,应该就是申国和犬戎的军事压力。到周幽王十年,幽王自认为实力强大,可以拨乱反正,于是召集军队及各路诸侯与申国开战,最终由于诸侯各怀异心兵败而亡。

周平王与鲁国,许国,申国,犬戎合作,袭击周室,杀父弑君之人,是没有资格参与王位继承的,同时周室也拥立了周携王为天子。他还能当上天子,唯一的原因就是晋国鲁国等诸侯,希望拥立一位不得人心的,易于控制的天子,以削弱周室,瓜分周朝遗产。平王之所以能击败携王,成为唯一的天子,这些诸侯是出了大力气的:

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竹书纪年》
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系年》

钱穆在其著作《国史大纲》中明确指出,平王与杀害周幽王,劫掠周地的犬戎,申国乃是盟友,事后根本无法在西周故地立足。

申、许、郑立平王,晋文侯杀携王平王德其杀雠,而无力索还故土,立于申乃暂局,于是东迁洛邑······秦人亦趁机侵占岐西地,与晋连壤通好······史记不知其间曲折,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是友而非敌。——《国史大纲》

大家想想也能知道,平王与犬戎,申等敌国勾结,杀父弑兄,劫掠百姓,随后又与晋国勾结,击杀西周末代君主周携王,这种人,必然被周地的百姓恨之入骨,百姓们宁愿跟随新建立的秦国,也不会支持平王。另外,各地诸侯也以平王弑父为耻辱,不在效忠周室。内外交困之下,他是不可能在陕西继续立足的,只有东迁洛阳,寻求晋国与郑国的保护。

而洛阳,其实只是一座要塞城市,洛阳盆地,面积不过一千平方公里,经济潜力非常薄弱;总面积3.4万平方公里的关中平原,才是周朝统治的核心,是周王室的基本盘。现在这些基本盘已经到了新建立的秦国手中。经过几百年的经营,秦国逐步恢复了周王室当年的实力,并最终一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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