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为什么对俄国革命那么重要？

大家可能都没说到点上，列宁确实对俄国歌名非常重要，并且实际上列宁的思路对我们当下也很重要——但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从头说起的话，马克思的思路是发达国家会优先出现劳动关系和劳动力的矛盾，因此歌名必然诞生自最发达国家，这部分你们都读过，我就不赘述了。

但是列宁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主要发达国家都有殖民地或事实上的殖民地（这个说法也叫超剥削，后来变成了后殖民主义的基础定理），所以实际上资本家可以通过殖民地的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一个英国的产业工人完全可以比中国的中等地主生活水平更好……那么显然这会导致工人阶级丧失歌名性。

因此我们在当时能观测到的事实很有趣，其中第一波女权主义兴起——面对广阔的海外市场，资本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因此要对女性进行一定的妥协和让步。

《女性参政者》就是反应这个时期前后的故事。1800年前后，英国熟练工人的周薪大概在0.5到1磅之间，养家糊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到了1900年呢，熟练工人的周薪达到了10磅左右，那么就宽裕多了。

（至于购买力，我一直很喜欢的网文《诡秘之主》里有详细的考证/笑）

马克思看到的世界更多是前者的，而列宁看到的世界更多是后者的——因此他发现实际上是被压迫深重的落后地区更容易爆发歌名，那之后100年的历史都证明他是对的。

这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他有一本小书叫《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大家有空都可以看看。

后面的事情就有点神展开了，这是列宁出彩的地方。

列宁接下来发现，在落后国家中，工人其实也是相对来说生活比农奴更好的一批人。那么为了激发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就应该有一个“先锋队”。这个先锋队就是刀锤，因此刀锤有两钟，一个是马克思的刀锤（现在西方的刀锤，包括和列宁相爱相杀的罗莎卢森堡），一个是列宁的刀锤，后者也叫列宁（式）档。

必须有这个东西，才能带领广泛的被压迫者起来反抗——俄国的歌名也是这样成功的，我们也是。

我们可以看到列宁的贡献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的合理修正之上的，是更符合真实世界的。

接下来还有更好玩的事情，比方说图书管理员同志又合理修正了列宁的理论。

齐泽克认为

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两次重大的传承表示完全赞同:从马克思到列宁的传承以及从列宁到图书管理员的传承。

这两次传承对原始的理论都有所发展和改变:从最先进的国家到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歌名发生在错误的国家;歌名的主要依靠力量也从工人变成了农民(贫农),等等。正如耶稣基督需要保罗的“背叛”以使基督教义广为传播一 ,马克思需要列宁的“背叛”来引发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歌名:是原始理论自身的内在需求导致了 这种“背叛”并使自身得以进一步发展,理论从原始情境中剥离被运用到异国他乡,在那里原始理论必须重新改造发展——惟其如此,普遍性才得以诞生 。

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重大改造,也就是图书管理员对其的传承发展,是十分恰当的。如果谴责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改造,认为其“缺乏理论依据”,视其为马克思标准的倒退(不难证明农民缺乏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结论就太草率了。

不过分纠缠于管理员对马克思主义的这次改造发展如何天翻地覆,接受他的重新发展作为对马克思一主义的逻辑延伸或“实际应用”是有充分理论依据的(当然通常都依赖于对阶级斗争的隐喻性的发展:“今天”主要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而是已经转变成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 资产阶级国家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斗争),管理员在这方面成就巨大:他的名字就代表了对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是他们的劳动创造了看不见的历史发展的“物质”和基础。

他的评价非常精彩：图书管理员进一步把列宁的理论延展了——既然第三世界国家作为被压迫者有歌名性，那么贫农一样拥有这一切，因此工人应当是先锋队，但工农联盟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和苏联一定程度上把农民视为敌人的思路是截然不同的。

与此同时，他发现了苏联实际上也在构建自己的经济闭合圈（经合组织），形成了一个小的中心——边缘结构（这也是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概念，有空大家可以百度一下），这种结构的特点和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力图构造的一切并无二致，都是试图把边缘国家变成自己的配套产地和商品倾销地以达到1的劳动产出兑换别人2甚至更高的劳动产出。

因此图书管理员判断新的斗争主体已经变成了第三世界对第一第二世界的反抗，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苏联）的反抗。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核心矛盾就是不断重构斗争主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也能知道在什么地方做怎样的工作才能进行抵抗。

因此列宁的表率作用实际上直接引导了后续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发展思路，他不光对俄国歌名是重要的，对一切的一切都是极其重要的。

当然，时过境迁，我们现在又到了重构抵抗主体的时候。

西毛的代表阿兰巴丢是我个人最为推崇的哲学家（没有之一），他在《世纪》一书中写道：

20世纪是什么？是自由对极圈的胜利吗？还是一个充满绝望的，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全面接管的世纪？在他看来是一个伪问题。因为这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世纪，而不是从世纪本身去体会生命。

通常认为的极圈的世纪始于1917年，终于1976年，也许有些漏网之鱼——它持续了近六十年。可是，对于那些在所有的致命的喧嚣中冷冷地跨过这个短暂的世纪的人，或者对于那些试图将其转化为记忆和忏悔的纪念的对象的人来说，可以从其后果上来历史地思考我们的时代。最终，二十世纪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全球性胜利。在隐匿了其狂躁意志的征兆之后，无拘无束的市场和漫无边际的闽主的结合最后使得这个世纪的意义变得平淡无奇。这个世纪宣布了经济的胜利，这个胜利包含了这个词的所有的意义：资本主义，作为对思想的非理性激情的经济化的胜利。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纪。这个世纪，议会代议制及其支持者铺就了这种思想登基为王的道路，这也是一个最短的世纪。其开始于七十年代中叶（那时歌名性狂热的最后的日子），仅仅持续了三十年。他们说，这是一个欢乐的世纪。一个世纪的尾巴。

所以，这是一个崩坏的，资本主义重新获得他们祖辈那样的，19世纪的肆无忌惮的剥削的世纪吗？亦或是福山式的历史终结,自由与民主的最终乌托邦？形式上前者是正确的。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则是后者，它的正确性似乎来自20世纪最后狂欢中的一切歌舞升平，直到911将其击得粉碎。但是无论如何，在前者看来，列宁主义是落伍的（不然它的错误如何解释？不然 ——它为何失败？）。后者则断言列宁主义完全是一出闹剧，是历史中的无数饱政的现代变体。

我们不认可，完全不认可这两种说法。

为什么不认可？在这里齐泽克曾经给出了更为精确的定义：

重述列宁不是意味着返回到列宁那里。重述列宁是承认列宁已死，他的特定的解决方案已经失败，甚至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是其中闪烁着的乌托邦火花却弥足珍贵。重述列宁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列宁的现实所为和他所开启的可能性空间中有所界划，以及列宁在现实中的作为与另一个可以称之为“列宁的而不是列宁本身”的维度之间的张力。这说明在今天，我们重新复活的是列宁的精神，是一种激进革命的冲动，是一种世纪的，历史的生命的真正延绵。

那么如何“返回列宁的火花”之中？

这就又要谈到荭菌派哲学家奈格里，这个家伙早年干过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儿，大家可以自行百度。

他提出了一个东西叫“诸众”，而形成它的主要是“生命政治劳动”。

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或者说“生命政治劳动”至少从四个方面生成劳动者的主体性：第一，当今社会的主导性劳动不再是单向度的机械化的高强度体力活动，而是需要劳动者动用智力、知识、语言、情感。虽然这个过程依然存在严重的异化，但毕竟动用了人的能力的各个维度，体现出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力。

第二，当今社会的主导性劳动不再是由资本家组织起来的原子化个体的流水线作业，而是高度依托于劳动者的自我组织，依托于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劳动者的创造力也不仅体现在最终产出的非物质性的智识结晶之上，而且体现在他们不断通过自我组织创造出新的劳动合作形式与合作网络。

第三，“非物质劳动”主要依靠的生产资料不再是有形的资料，比如大工厂的机器，而更多是无形的资料，比如知识或算法。大工业时期的劳动者要夺取有形的机器是非常困难的，但今天的劳动者却已经在通过掌握知识和算法，踊跃地夺回无形的生产资料。

第四，“生命政治劳动”在高度合作化的劳动过程中持续生成着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联结，这让人们看到一种以集体的民主的方式来管理与分配资源和产品的可能性，进而让人们看到一种超越既存的私有制或公有制、建设闽主共享的“共同体”的可能性。

基于这四个方面的考察，哈特与奈格里提出，当代社会的新型劳动形态已经蕴含着极具抗争潜能的劳动者主体性，有理由相信这种潜能可以转化成社会运动中的战略能力。

如果大家看不懂，我拿人话转述一遍：当今的受压迫者已经不局限于某个阶级或者某个国家，亦或者是导致这种局限的条件失效了。

那么无论是996的屌丝，还是被pua的女性，甚至于被游戏抽卡/盲盒/篮球鞋虐待的玩家都是抵抗群体的一员。

而社交平台依赖创作者以及产出者之间的互动这一点也比资本家依赖劳动者更深刻。

而这些是有机会通过自发的组织和觉醒来进行抵抗的，举个例子，如果你能发现消费主义塑造伪需求，那么你就可以拒绝上套，而你识破了奋斗逼的奴隶道德，就也可以针对性的加以应对（这也是我写资本主义个人反抗指南系列的初衷）。

而我们要去反抗的套路，就是奈格里提到的无形生产资料。

这和巴特勒的“卧室里的反抗”异曲同工，也和阿兰巴丢的胡杨理论一致：现在的受害者并没有统一的标签，他们被识别出来仰赖于识别他们的结构性暴力存在。

如果你坐在一量飞驰的车上，你会发现路边的胡杨几乎没有区别。而你躺在路边的时候，才会发现每一科胡杨都是完全不同的。只有在车上才能看到胡杨林，而在车下只能看到一颗颗不同的胡杨树。

说的再明白一点，韭菜究竟是什么？被割的就是韭菜。

赞美列宁和他。

先说结论，俄国革命的“必然性”意义并不取决于列宁，也不取决于“先知”的托洛茨基或者“现实主义者”的斯大林亦或者是“移民沙皇”普列汉诺夫还是在日内瓦挣扎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等等，用某人或者某个主体来指代事件性的革命契机是篡越且反动神话论的。俄国革命的“必然性”或者说他的事件性完全取决于俄国革命本身，俄国革命颠覆性的爆发决定了俄国革命必将会成为他自己的唯一合法性和历史解释的来源————革命对且只对自己负责。

探讨俄国革命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我们到底是在探讨什么？是某种悲剧性的衔尾蛇暗示（革命自己在恐怖中变成“某人”的极权），还是某种水浒梁山泊一样的组织性神话（神话般的革命者和神话般的革命圣战）？

其实这些问题只要回到1917年混乱之中的俄罗斯我们就能很清楚的看到，俄国革命最大的表征就是他不可避免地混乱和强烈的混乱对秩序的颠覆最终对俄国社会正常生产秩序的毁灭性的颠覆，以至于从二月革命到俄国内战尘埃落定的1922年，革命的常态化法律一直被紧急条例所取代，而正常的中央机构在广泛且分裂的地方性苏维埃政权之下几乎无法存续（对于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一切内战的势力而言），而悲剧性的思考至始至终都笼罩在革命者的政策和政权之上，列宁作为革命者之中最显赫的代表更是如此。

但是恰恰是如此，俄国革命才作为了颠覆近代欧洲对于一切“革命”概念的元事件彻底的改变了整个世界，俄国革命这种对于秩序和产生秩序的一切土壤的彻底的颠覆性的，甚至夸张的说末日废土式的泥盆挣扎反而是展示了新生产条件下的巨大群众力量的集体爆发所形成的巨大破坏力量以及这股近乎恐怖的战争机器力量对于“正常”秩序价值观社会宛如末日降临般的打击，作为与一切意义上的生产秩序相冲突的“混沌”价值的俄国革命的爆发从一开始，就让俄国革命铭刻在新时代一切要素的最大表达之上了。

神话之外的列宁与俄国革命

在俄国革命之前，革命在欧洲的主流社会主义者之中被普遍的认为是一种崇高的神话，比如当年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要么停留于对巴黎公社“有限度”的民主政权和“合法”的暴力革命形式的悲春伤秋之中（这种的发展就是第二国际反对恐怖主义的最高纲领），要么就是对于1911年葡萄牙革命的皮靴锃亮，队列整齐的军事革命者的狂热纪律崇拜之中（爱尔威）或者神话般的想象无产阶级不可言状的道德力量（索雷尔）。在这之中考茨基与伯恩斯坦的辩论恰恰是最为经典的对于这个时代欧洲主流社会主义者的概括，他们在表面的冲突之中找到了深层次的共鸣，即考茨基认为要坚持SPD现有的“革命”路线，而伯恩斯坦则要坚持一个更温和的慢慢远离“现有革命路线”的路线，尽管展开了表面的讨论，但是谁也没有质疑过SPD在贱民社会的苟安是“不革命”的，而“革命”除了上述的神话形式之外还有任何意义上的表现形式。

而在这里作为被革命卷入的个体的列宁出现了，刨开所有的“列宁神话”来说，列宁在1917年确确实实的被卷入彻底的混乱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并没有理论化的“预知”一般的推翻第二国际的主流路线，甚至对于这方面的讨论都是欠缺的（1905革命的思考仍然是短促的）。讽刺性的是，真正促使他们（第二国际激进派）被迫和第二国际这种缺乏想象力的主流派系分离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索和发言，而是更直接的，因为他们的行为和出身，在东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们因为他们对恐怖行动的热情和来自东欧本身这一原因，在德国派系里深受排挤，不仅仅是列宁，来自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党的罗莎.卢森堡甚至被称作俄国人的移民沙皇的普列汉诺夫都是如此。对于行动的热情，在母国土地上的非法性行军的长期底层作业以及在主流社会主义国际里面的低劣地位构筑了作为原处激进主义者的第二国际激进派，其中也包括列宁，如果我们回到当时主流的观点上能看到的是这些海外的激进派成员恰恰不是第二国际的理论精华，而是边缘的糟粕的集结，无法融入大踏步走向合法空间的先进社会民主潮流的废弃物们。

而俄国革命颠覆了几乎所有人对于革命的一切认知，当然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发生的很多征兆性的预兆，比如俄国资本主义机器在战争中的逐渐崩垮，在战争中军队的频繁失利和国内甚嚣尘上的政治弹压和生活压力。但始终革命绝非是由征兆堆砌而成的神秘物体，而革命的爆发更是无法征兆性的预言，列宁这里运用了模糊的革命高潮概念，但很明显这是对革命的一个分析性的结论，而绝非预告性的结论。而更近一步，革命迅速发展的局势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作为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成员的托洛茨基还在联合列宁和加米涅夫争论可能的选举阵营的时候，谁也想象不到几个月之后地方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发展之迅速成长为了一个核心的权力专制机关。在这个时刻革命反而对于认识到群众形势发展的人来说是一件无法避免的必然形式，而反革命（阻止革命的爆发）则变成了一件困难无比的钢丝弦上的艺术————布尔什维克的加米涅夫，社会革命党中央政府，孟什维克部分派阀还有坚定的世界革命战争派的左翼社革派阀都在拼尽全力的阻止革命的爆发以及维护现有的社会改良模式，但是在这种革命混乱的多元专制权力交叉和群众革命的发展之中他们甚至连正常的常态法律都没能实现，他们的改良，压迫抑或是行动都被迸发出来的巨大无比的群众战争机器所吞没，一声未响。

在这里提出过《四月纲领》的列宁并非是最聪明的人，但他在最后的时刻里忠实于了混乱时刻———俄国革命的必然性（但绝非列宁制造了混乱和权力交叉），同意了军事委员会的冒险并决定率先发起进攻，并将本来隐藏在岌岌可危的正常国家皮下社会内战公然地暴露出来，自此俄国进入了混乱的革命时刻主导的内战年代。

神话，末日与乌托邦

混乱，血腥，恐怖与残忍；坚毅，先锋秩序与专制专政；新政权，新人类与新秩序——这些都是内战之中俄国革命神话的关键词，他们如此的对立表达出来一种种混乱的荒诞反而模糊的逼近了俄国革命的历史主题

白军和发誓要重建正常改良秩序的不同派别的革命者们还有俄国革命的评论家们，被俄国革命的血腥和混乱所震惊并下意识地想要推进保守有力的秩序再重建，希望在混战过后的腐尸之上重新恢复那个民主宪政正常生产的国家。但无论他们的想要强力推行的价值馆多么有力保守或者试图进行改良版本的正常重建，他们都恰恰忽视了这场混乱的社会意义的彻底变更，正常价值观的的社会基础在革命之中已经被平面化的革命带来的地方性的分裂和广袤的各色革命恐怖彻底摧毁了。多元的专制权力成为了新的政治模式，保守主义者理解不了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对于原有社会的根基性的破坏，而改良主义者则无法接受专制权力在革命战争机器下的大行其道。日后最终形成的正常化秩序也并非是沙俄保守社会基础的延续，而是一种特殊的新时代模式的官僚专政社会。

革命彻底结束之后的斯大林评论家们则开始试图构筑一种“党-先锋队”的无上神话来重建一种英雄主义的叙事，坚毅的道德主义革命者，强而有力的先锋队党政机关和比革命敌人的秩序更加秩序的正常化史观试图为这场持续了多年的末日混乱勾下结尾。但是这些叙事恰恰在革命之中是严重缺席的，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之中反而不可避免地平面严重松散化了，因为地方党员要去控制作为多元专制机构的苏维埃和地方性权力组织而彻底破坏了原有的中央-附属的党务构成，甚至逼迫斯威德洛夫进行切实的地方性民主同盟对话才能勉强保持布尔什维克及其地方势力的统一协调。而革命后这种多元专制权力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则是遍布全国，遍布各个行业的各个权力单位的地方性临时专务委员会的独立统治（地方燃油苏维埃委员会，地方电气苏维埃委员会）以及在这之上建立的暂时性的调配性恢复计划经济委员会，而“现实主义者”斯大林则是通过消灭了这些现实的多元权力分化才完成了正常国家权力等级制的统一（政治局取代人民委员会的多地方委员会模式）

“新政权”则是列宁晚年的夙愿的结晶，列宁政权晚期对于复杂的地方性多元权力委员会的保持和保护，还有对于民族主义问题和俄国再划分问题的探讨恰恰反应了列宁的一种对于新时代要素的信赖和努力的在这些只有经历过这么一场革新时代化的混乱革命之中才能诞生的组织结晶上寻找到因为内战和恐怖政策变得伤痕累累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出路。列宁并不像托洛茨基或者斯大林一样拥有彻底敌对的党内敌人和权力结构的冲突，相反他对于多元专制权力这一内战以来的权力机制是有着坚定信心的，他所界定的敌人是希望在苏维埃国家上重构（或者一部分的）正常国家叙事的派系。这里形成的悖论则是他希望在内战机制的无产阶级自主上建立一个新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多元权力政权，而晚年列宁和托洛茨基关于STO问题的探讨则形成了一个短暂的多元专务委员会的政治方向。但是作为他所认识的无产阶级力量却早已在内战中崩塌，一部分是因为血腥内战的洗礼，而另一部分，必须要承认的是，被布尔什维克自己的惯性机制所摧毁，所以列宁政权的多元权力体制则开始在自身内部孕育可能的官僚等级制度因素，列宁希望通过更多元的权力平面方式（监察机构）分散布尔什维克的专制，而托洛茨基则寄希望于仍没有被摧毁的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来抵挡正常化。但是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新政权多元权力模式的官僚化形成的则是列宁死后多元权力角逐不同的等级制度的最后的热月斗争，而放弃了权力（放弃人民委员会权力，拒绝党内改良）的托洛茨基也早早出局，成为了没有武装的流放者。

最终的最终末日，神话与乌托邦最终都在必然性的俄国革命叙事之中破产了

俄国革命的必然性之处恰恰是相反的，他摒弃了一切神话叙事的”伟大“，而回到了彻底地唯物主义的事件性之中，叙事的革命主体（反革命/热月党/”列宁“）都没法绑架自为的革命本身，俄国革命的一切合法性和他的一切历程的必然性早在他革命之中就已经完成了。

这场颠覆一切的革命的真正的伟大，在于这场革命逻辑下巨大混乱的革命性的生成，也就是群众力量的组织和广泛爆发，在这个方面的爆发超越了对于“恐怖”和“战争”的一切道德性的定义表达了一系列广泛的自我解放的社会战争核心。革命-革命主体和广泛的革命性生成的关系是联系影响但绝非互相控制且互相操纵的，一切的革命神话史观在革命之中的破碎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必然。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神圣家族》，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