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公知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在国内语境下，“公知”这个词，早已不是一个简单指向“公共知识分子”的标签了。它承载了太多复杂的意涵、期待与争议，甚至随着时间推移，其内涵也在不断演变。理解“公知”在中国当下的存在，需要剥离掉那些标签化的简单判断，深入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行为逻辑和公众认知之中。
首先，我们得明确，“公知”这个称谓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而且这种色彩是高度分化的。在一些人眼中，他们是独立思考、敢于发声、代表社会良知的重要力量；而在另一些人眼中，他们是脱离群众、崇洋媚外、试图颠覆现有秩序的“带路党”或“慕洋犬”。这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已经预示了“公知”并非一个铁板一块的群体。
“公知”的身份构成与行为逻辑：
在中国，“公知”群体最初的形成，往往与改革开放的背景紧密相连。在那个思想解放、渴望变革的年代，一批具有较高学历、接触了西方思想、拥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开始对国内的社会问题进行观察、评论和反思。他们常常出现在媒体、大学讲堂、学术会议等场合，通过文章、演讲、访谈等方式，表达自己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见解。
他们的核心诉求，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追求更广泛的公民权利与自由： 这是最核心也最持久的诉求。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到司法公正、政治参与，他们常常呼吁制度性的保障和突破。
批判社会弊端与不公： 无论是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还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医疗保障的缺失，他们倾向于揭露和批评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现象。
借鉴和引入普世价值： 对他们而言，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市场经济等西方社会的成熟经验，是一种值得学习和参考的资源，能够帮助中国更好地发展。
强调独立思考与理性精神： 他们反对盲从、呼吁理性，鼓励个体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批判性思维，不被主流叙事所裹挟。
他们的传播方式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从早期依赖传统媒体、学术期刊，到后来活跃于博客、论坛，再到当下主要在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公众号）上发声。社交媒体的兴起，极大地降低了发声的门槛，也让“公知”的言论得以更广泛、更快速地传播，同时也加速了他们被放大和标签化的过程。
“公知”在中国遇到的挑战与困境：
然而，“公知”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他们面临着多重挑战，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生存空间的挤压与自我审查：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在一些敏感领域，公开发表批评性言论的风险在增加。这使得部分“公知”不得不选择谨慎发言，甚至进行“自我审查”，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有些人选择淡出公共视野，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学术研究或个人生活。
与主流话语的对立： 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公知”的观点往往与官方宣传或主流社会思潮存在差异，甚至是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他们被视为“异见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话语的传播和接受度。
“公知”身份的污名化： 这是近年来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在一些批评性的声音中，“公知”被塑造成一群脱离实际、情绪化、反国家、反民族的群体。这种污名化使得“公知”这个词本身带有负面色彩，普通民众在提及他们时，常常会带着审视甚至敌意。这种标签化也使得一些原本持有温和观点、愿意参与建设性讨论的知识分子，也不敢轻易贴上“公知”的标签。
内部观点分歧与群体碎片化： “公知”并非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他们内部在具体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从对改革路径的看法，到对西方模式的接受程度，都各有不同。这种分歧使得他们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线，也容易被对方各个击破。
网络舆论的复杂性与情绪化： 网络空间是一个放大器，也容易滋生情绪化的表达。一些针对“公知”的批评，往往带有强烈的情绪，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这使得理性的讨论变得更加困难。同时，网络上也充斥着大量“水军”和“键盘侠”，他们可能被用来攻击或支持某个观点，使得舆论场变得更加复杂。
部分“公知”行为的反噬： 不可否认，在庞大的群体中，也存在一些言行确实存在偏颇、理想化甚至煽动性的“公知”。他们的某些不当言论，无意或有意地被对方抓住把柄，进而被用来全盘否定整个“公知”群体。这种“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现象，也加速了“公知”形象的崩塌。
“公知”的演变与当下定位：
可以说，如今“公知”这个概念，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形”。它不再仅仅指代那些在公共领域积极发声的知识分子，而是变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符号，承载着社会对于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制度改进的期望，同时也包含了对其可能存在的偏颇、脱离实际以及潜在政治立场的担忧与质疑。
“公知”的边界模糊： 现在，很多在媒体上表达观点、进行评论的学者、律师、记者、甚至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网红，都可能被贴上“公知”的标签，无论他们是否认同这个称谓，或者是否真的具备传统意义上“公共知识分子”的素质。
从“引领者”到“被审视者”： 如果说早期的“公知”更多地扮演着社会问题的揭示者和改革方向的倡导者角色，那么现在，他们更多地变成了被大众（包括官方和民间）审视、质疑甚至攻击的对象。
期待与失望并存： 对一些关心社会进步的人来说，“公知”仍然是他们寄托希望的声音，他们希望“公知”能继续保持独立和批判，推动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对“公知”感到失望，认为他们未能真正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
“公知”的多元化与个体化： 随着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人们对“公知”的看法也越来越个体化。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公知”名单，也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一些曾经活跃的“公知”可能依然有自己的追随者，而另一些则可能已经失去了影响。
总而言之，国内的“公知”，是一个在特定历史和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群体。他们既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寻求话语权、参与公共事务的体现，也是在社会变迁、信息爆炸和意识形态博弈中，经历着身份重塑、挑战与困境的复杂存在。要理解他们，不能简单地标签化，而是要看到他们背后的逻辑、面临的压力，以及他们在不断演变的社会舆论场中所扮演的、充满争议却又无法完全忽视的角色。他们是中国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其未来走向，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
网友意见
来讲讲美国的黑历史
1692年，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的一个牧师的女儿得了一种怪病，病状特别奇特，他们发出尖叫声，乱扔东西，发出痛苦的呻吟声（现代学者认为，他们是由于麦角菌引起的幻觉。这种麦角菌会产生一种类似于现在的毒品LSD的毒素，抵抗力较低的人会产生幻觉）。随后其他女孩也得了同样的疾病。
牧师看到这样的局面，他的第一想法是中邪了。并且各种牧师认为，这是女巫做的事情，并且女孩指认了三个女巫，分别是印第安女仆提图芭、女乞丐莎拉古德和一个不去教堂的老太太莎拉奥斯本。
女巫被抓住之后，开启了一系列的猎巫行动，从3月起，塞勒姆女巫的队伍就开始不断地在壮大，指控和被指控的人越来越多，在恐慌满天飞的情况下，大家逐渐看身边的谁都有点像巫师和女巫，也生怕被谁给举报了。结果这么一来，被指认为女巫的人数直线上升。
毫无疑问，这些被处死的人都是无辜的。一段审讯记录记载，在审判布里奇特·毕晓普时，布里奇特坚决否认自己是女巫。约翰·哈索恩质问她说：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一个女巫呢？”布里奇特回答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约翰·哈索恩据此竟然断言：“你怎么能够知道你不是女巫，而且还不知道女巫是怎么样的呢？”可见是法庭将这些无辜的女子制造成“女巫”。于是，哈索恩便以这种无法回答的盘问，将布里奇特·毕晓普等19个无辜的人送上了绞刑架。
塞勒姆这场历时5个月的审判，完全是一场荒谬的把戏，也是极端残酷的迫害，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大丑闻。
汤玛斯·莫尔是一位著名的贵格教教徒，他在他的书《真相的提供和维持》中公开批评了清教徒的审判。他说，
宁可放过一百个巫婆，也不能错杀一个。
因为出版这这本书，莫尔被监禁12个月，之后被判无罪。当年死在绞架山上的几十个无辜者，用生命奠定了后世美国司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宁可放过十个，不可错杀一人。在1696年12月17日，常设法庭宣布将1697年1月14日定为斋戒日。在那天，塞缪尔·休厄尔让塞缪尔·威拉德读出了他向波士顿南教堂的教众的道歉。托马斯·菲斯克（Thomas Fiske）和其他11个陪审员同样要求宽恕。
猎巫与反犹堪称是欧洲历史上，绵延不绝的事情。
女巫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产物，女巫被认为是撒旦的手下，是邪恶的。那么，女巫是什么人呢？事实上女巫是一个外延非常模糊的概念，比如说一个女人患了精神病，是女巫。一个女人不去礼拜，是女巫。一个女人被人陷害，更是女巫。
事实上，根本没有女巫，只不过是人为编造的概念，他被强加给他们力图陷害的人头上。
1486年，欧洲出现了一本奇书，叫做《女巫之槌》，这本书论述了，女巫怎么样的，怎么识别女巫
这本书为罗马教廷的专制统治添砖加瓦，罗马教廷的宗教专制发明了女巫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外延模糊的概念，只要不接受罗马教廷的统治，统统是女巫，就可以师出有名地处死他们。
那么，怎么找出女巫呢？这本《女巫之槌》就是为了鉴别女巫。
女人行为不端，一定是女巫。女人行为端庄，一定是伪装的，也是女巫。女人承认罪名，那么就是女巫。如果女人不承认罪名，一定是魔鬼不让他们承认，也是女巫。
于是，无论是正还是反，都是女巫，颇有点汉武帝的腹诽之罪的意义。
但是到了中世纪后期，审判连这本书都不顾了，只要教廷认为你是女巫，那么你一定是女巫，教廷就可以把你名正言顺地送上宗教裁判所之上。
由此猎巫行动就由此流传下来，现在比喻一种强加的指控。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所用的概念，外延模糊，其最大特点就是，他们根本无法从行动之中来判断出符不符合这个概念。
我们知道，要识别对象，必须承认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稳定的，如此你才可以把对象归于某个概念之中。但是有一类概念，统治者会故意把它搞得模糊，比如说女巫。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前面所说的正与反都符合这个概念。
比如说，认罪是女巫，不认罪也是女巫。长得好看，红颜祸水，是女巫。长得难看，魔鬼化身，也是女巫。随着时间发展，他的外延会越来越模糊，以至于任何被某些人不喜欢的人，都会冠上这个概念。
尽管当今社会没有人再回去追究女巫，但是“女巫”却成为了现代人的新的猎巫行动的对象。他可能是走资派，是帝国主义，或者是公知。
我相信有一天，中国人回看这段历史，就如同我们现在看美国猎巫的历史一样，感到荒谬和可笑。
1 先讲一段历史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因为当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一句“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的话，在海外引起掀然大波，一个香港著名文人就撰文对陈毅元帅的言论提出尖锐的批评，原文如下：
“中央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我们只希望，这只是陈毅一时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政策。
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中共制造原子弹，不知是什么用处?能去轰炸美国吗?能去轰炸苏联吗?当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时候，能用原子弹将他们一一炸死吗?当英法联军攻打苏伊士运河时，英国早已拥有核子武器，但苏联一声恫吓，说要以飞弹轰炸伦敦，英国只好乖乖地收兵。中国再努力十年，也决计赶不上英国在攻打苏伊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这段言辞表面上看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慷慨激昂的建言，是对当时中国中央政策一个重大决策的质疑。其实很多观点都站不住脚的，甚至可以说，存在大量的常识性的错误。
首先，中国为什么要造原子弹？
很简单，造原子弹不是去炸美苏，而是为了打破别人的核讹诈，为了给中国人民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
其次，陈毅元帅说的“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只是一个比喻，就像我们经常说“这个目标我们用牙齿啃也要啃下来”。事实上当时中国造原子弹的花费与国民经济相比并不大——1964年中国GDP大致在1500亿左右，造原子弹每年只投入2—3亿元。
最重要的是，这位文人不清楚，有些时候军工与民生并非是对立的两个领域。比如，高能炸药与合成氨技术就在科技树的同一条分枝上!知道合成氨技术是干什么的吗？是生产化肥的。
化肥工厂一个是需要合成氨技术，一个是需要合金钢技术（化肥生产中产生的高温高压对设备材料要求很高）——前者与原子弹在科学树的一条分枝上，后者呢？与核潜艇的要求基本一致——你能造出核潜艇，就能造出化肥厂的设备！
1964年我们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然后就掌握了合成氨技术，1970年我们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我们又掌握了合成金的技术，然后就是我们大规模建设化肥厂——化肥产量开始飙升，1965年中国化肥产量不过区区173万吨，1970年过后就开始迅猛飙升——到了1979年就达到1068万吨，几乎增长了十倍！化肥产量飙升带来的就是粮食产量飙升。
历年化肥产量
历年粮食产量
为什么80年代后中国人突然就能吃饱肚子？仅仅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吗？没有上千万吨化肥产量为后盾，你就是神仙也变不出让十亿国人吃饱肚子的粮食！
所以，当时搞原子弹不但是为了打破别人的核讹诈，而且也是改善民生——呃，可能有人拿北韩来抬杠了，请注意化肥生产的两个条件，北韩就算是搞出原子弹，没有合金工业，也建不了化肥厂！直到现在影响北韩农业产量最大的因素就是缺乏化肥！
最搞笑的是，还预言“中国再努力十年，也决计赶不上英国在攻打苏伊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这个就不用驳斥了吧？
还有一点也很无知——“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这位作家永远也不知道核弹小型化是多大的技术难题，直到今天除了5常外，能够实现核弹小型化的一个巴掌都没有！而且他也不会知道，核弹小型化才有实战的价值（才能上核潜艇，才能上洲际导弹）——才能建立真正全球化核威慑！
你看看，一个文人仅仅是因为无知，发表一番言论却能因为他个人的影响力造成很坏的影响，除了添乱还能有啥积极作用？
这个香港文人叫查良庸，笔名金庸。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于明报，题目就是《要裤子不要原子弹》——这个标题就很有公知风格，普通人很容易就被带歪了节奏。
金庸先生已经去世，现在我来挖这样的“黑历史”好像很不厚道。其实，我的本意是对事不对人，我个人也是金老的粉丝，他的武侠小说对我的青春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引述这段历史我只是想讲一个观点——即使某个人在某个领域取得非常高的成就，他对于其他领域同样是无知的——说实话，金老这番言论对于国家战略的理解与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2 2020年
2020年，中国武汉爆发疫情国际舆论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其中不乏借机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攻击。
在铺天盖地的国内国际舆论风暴中，也有人提出如果新冠疫情首先在欧美国家出现会是什么结果，然后舆论场上无数公知大V就跳出来论证美国、日本等国家不但对传染性疾病有一整套严密的防控机制，而且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信息透明，所以即使有疫情发生，也很快就能扑灭。
应该说公知大V吹捧欧美国家也不完全是“毫无依据”，他们所有的说法当时都是有“国际共识”的。
美国名校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智库经济学人在2019年发布了一个全球卫生安全指数。在这个卫生安全指数里中国各项指数都偏低，总分仅48.2分，全球排名51位，“响应”排名47位，“规范”排名141位，有50个国家综合指数在中国之前。
而大美利坚合众国排名第一，总分83.5，远远领先排名第二的英国。
在武汉封城之后，智库经济学人还发布了一篇雄文，声称按照他们建立的模型显示，“中国这种体制不利于抗击疫情”，而美国的体制“响应更迅速，更透明、行动更能及时纠偏”。
是的，在美国精英阶层眼里，中国应对公共卫生安全能力，甚至还不如厄瓜多尔——就是那个社会治理非常低下，后来爆发新冠疫情之后，大量尸体都无法处理，用塑料袋包裹堆在家门口或者街边的厄瓜多尔。
结果中国雷霆一击仅仅只用了一个多月就控制住疫情，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让西方媒体眼珠子掉了一地。
3月之后轮到西方国家应对疫情时，我们的眼珠子都惊掉了一地！
号称人权最有保障的西方国家折腾近一年还在疫情的泥潭里打滚，确诊几千万，死亡几十万，医疗系统濒临崩溃，65岁以上老年人直接拔管子，不准用呼吸机，轻症患者不收治，即使收治很多时候也是让其自生自灭。
中国有个公知跑到美国一直吹嘘美国制度如何如何好，11月确诊感染新冠很快发展成重症，直到住院时，这个公知还在吹嘘美国医疗系统如何如何了得。
公知推文与好友回复
然后，这位公知很快被新冠病毒夺走了生命，在他的最后一条推文下面，有人揭示了他看到美国医院有空床位背后残酷的真相。
而被西方媒体称为低人权的中国，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果断作出了检测免费、治疗免费的决定，对于确诊患者上至100岁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婴儿政府都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
最后我们仅仅只用了一个多月就扑灭了疫情，并且率先恢复了经济，成为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
很多人经常会问我——为什么你容不得公知对于国家公共政策的批评？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难道不对吗？
现在我就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当然可以对国家公共决策进行批评——前提是你得懂。
不是你的专业就不要信口雌黄指手画脚，这不叫“不同的批评的声音”，这是制造恐慌情绪，是带歪舆论节奏，给国家决策施加不必要的压力。
看看我们一票公知都干了些什么？
律师在指点经济政策，文科生在批评理工科的科学研究，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在教训管理层怎么执政，个个自我感学良好，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智力不如班长，自恃却超过省长。
说实话，任何社会都不会存在绝对的公平，但是中国社会却是能做到相对公平的。
如果是体制内，你是市长，认为你有省长的才华，还有可能是怀才不遇；如果你就是一个普通人——现行政策无论再烂，都一定比你自己想出来的“高明主意”好一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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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错了。
他们打算说服WDL那样家产上亿的富豪美国更好，只会换来他们在微博发出的涂满指甲油的开心自拍和充满鄙夷与嫌弃的一张大脸
他们的对象，一直都应该是社会底层。出了事没法为自己发声，电视里听都是美国哪里哪里出了事，感觉自己很幸福的样子，可如果自己家出了事就算找到记者恐怕都不一定能上电视台那种。
而且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也是错误的。中国有中国的“规则”，如果这个规则不适合社会底层，社会底层就应该好好读书去美国过完自己的一生，而不是不自量力和猛兽做斗。
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
公知的衰落，在于他们搞错了对象，也说错了解决方案。
让社会底层和普通人的孩子举家朝着西方，美国移民，才是他们的唯一正确解法。
大家应该知道高义啊不是，高晓松
小时候在大院里还和粟裕聊过天
我们80年代还在听农村大喇叭的时候，人家都玩乐高穿耐克听歌剧了
这就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在我们落后西方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中间的翻译或者传递的角色
和民国时期差不多
他们这一波人也都特别喜欢民国就是这个原因，不用怎么努力，就是把西方的东西翻译过来就行了
但是问题在于，和民国不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啊
解放前，我们大概一年也就50万小学生
50年代，一年500万小学生
60年代，一年500万初中生
70年代，一年500万高中生
80年代虽然中学从四万变成一万，隔壁洋葱头庙从个位数增加到4万
但是到了2007年，大学生也变成了500万
到了大学生变成了500万以后
事情逐渐发生了变化
一个是大家都会查资料，我和高校长谈音乐，我肯定谈不赢 啊，谈历史我肯定也不行，但是我会上网找啊，而高校长一直不更新知识库，那还怎么谈？
这个是一切的基础，他们不更新自己的知识，不学习。
我们也用不着他们翻译了
一个是跨专业太多，比如金庸是小说家，但是在苏州大学当名誉博士，并讲历史课的时候·······错误百出，当然大家还是很宽容的：“我们不能用专家的眼光去要求金庸。他能够写出那么多出色的武侠小说，不能就要求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更不能因为他能将小说中各个富有历史背景的人物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就要求他是一位对历史事件颇具分析能力的专家，我们很大程度上只是欣赏金庸的小说，以及小说中的人物，而不是金庸其人，我们应该客观对待两者的关系。”
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看这些人，都在跨专业讲。一旦讲到我们自己的专业，就会，啥啥啥？
一个是我们也有了发声的渠道，不在是被动的，当年夏令营的中日较量、日本马桶干净的水能喝、日本盘子洗七遍，洗六遍会被大家看不起然后找不到工作啥的·
而知道这些是假的人，发不出声，最简单的，日本日常用水和冲马桶都不是一个水管，你洗的再干净也没法喝啊。还有号称野生奥特曼的日本小学生等等
但是发不出声来，各种媒体不发这种文章，只发外国人多厉害，哪怕是谣言
一个是当年的学生毕业了，工作了，然后发觉不对劲，举个例子，当年龙应台大家应该都知道，讲下水道的，学生时代觉得说的对，工作以后就发现特么的我们辛辛苦苦修好了下水道，怎么功劳是你的了？抢功劳啊···
其实雍正时候也有这种人，某个官员退休前上奏折要修水利
雍正大怒，本来这水利就要修了，因为你退休前上这个奏折，又宣扬的全世界都知道
那么这水利开始修以后，你退休了肯定不会去修是别的人去修，而修好了天下人会认为功劳是你的
当然一般皇帝只能咬牙认了这个哑巴亏，把功劳和名声都让了
可四爷狠啊，直接让他滚蛋，然后世世代代自己掏钱修这个水利
这就是我说的，工作以后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大家空谈是不一样的
就是以上四点
使得公知的地位急转直下
当然上边4点是基本的，还有一些衍生的，也算是这4点以内，比如利用这个身份牟利啥的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原来良莠不齐，发几句这国真，定体问之类的就能当公知的越来越难
你得有自己的东西
所以现在公共知识分子主要就是就自己专业来谈了
其实不光是这个
知乎上大V们，也都是就自己擅长的专业来谈不是么
比如我谈起来本专业也是
刘啊不是，是白老师小说是哪一年写的？根据高校长送给她的诺基亚手机，还是最新型号的，就能推断出来了
10多年前《南方人物周刊》策划的一个专栏，每年评选并公布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于是有了“公知”一词。
互联网普及之初，各行各业具有一定权威的知识分子开始借助互联网媒体渠道针对一些社会公共事件发表意见言论，并获得网民与好感。此时的公知大多数致力于“开启民智，善于发现问题，引领社会进步”。
互联网快速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崛起，信息获取渠道更加多元化，到处存在不同的声音，一部手机便可知悉天下事，信息差逐渐消除，一部分公知的本质逐渐显露，明面上为民众发声，实际上不过是实现自身利益，拨弄民众情绪、获取流量。
国内的公知主要分两类，一种是崇洋媚外，抨击中国，赞美西方。另一种不见得崇洋，但绝对恨国。
公知群体普遍拥有高学历，部分镀过金，在各自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表现特征为：双重标准、为民说法、逢中必反、空谈理论、抛出极端观点、开口民主闭口自由，习惯性地矮化中国，觉得自己掌握真理。其中有些是吃着体制的饭，砸体制的锅，有些靠抨击体制博眼球，做流量生意。
如果你是老一代网民的话，一定对这个段子不陌生，“美国霸气小护照，德国良心下水道，全民医疗索马里，俄国白送房一套，不搞世袭新加坡，恒河圣水有疗效，喜迎民主伊拉克，埃及抗议不挨炮，舌尖英国很美妙，希腊全民皆勤劳”。
11年温州动车事件
当年温州动车一事，让中国高铁瞬间遭到公知铺天盖地的大围剿，“高铁辐射、安全性存疑、发展超前等、高铁次人”。高铁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事后造成高铁设计标准降低，产业链受创，项目停工，农民工失业等连锁反应。
“早知道将高铁承包给美国来修，中国也有高铁网了。”
“如果是美国建的铁路，还会有这么低级的事故吗?”
“再不引进先进的美国、日本的铁路技术，中国就要让非洲鄙视!”
“一个连铁路都修不好的国家还会有未来吗?”
“这不是车祸，这是人祸，罪在国家体制!”
“惨痛教训!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需要进一步开放!”
“我们要真相!彻查贪官!”
“细数一下这些年来的豆腐渣工程!”
现在回过头来看，幸亏国家顶住压力，支持高铁发展，不断用事实打脸那些唱衰中国高铁的公知们。如今高铁已成为中国速度、国家名片，被网友称为新中国四大发明之一。
13年德州超速女事件
公知翻车事件不在少数，但是为黑而黑，不做求证，意识形态做事令人瞠目。德州超速女事件这是一个经典的钓鱼事件，可以充分看到公知的嘴脸。
缘起一位微博用户发文称，一女子超速，拒绝警察停车要求，在追捕过程剐蹭警察，最后却被警察击毙。该文迅速在微博引起热议，也引起了几位公知转发评论，抨击警察和政府。
后来该消息被证实是美国的德州，公知们纷纷开始删了微博，还是被不少网友嘲笑。
其实稍微动下脑筋就知道，中国交警是不配枪的，公知们在往往喜欢在公权力与民众发生冲突时，站在弱势一方，习惯性对公权力批判，完全不去求证，一味努力制造情绪冲突。
疫情之下
这次疫情，公知们也没错过机会纷纷表演，运用熟悉的伎俩对政府、野味、P4、吹哨等等进行一番操作。随着疫情全球蔓延，特别时欧美各国因防疫不足导致国家沦陷，公知也能另辟蹊径，说中国隐匿疫情所致，甚至要求中国向全世界道歉。在源头尚未查明之际，已经着手把中国送上原罪。
时至今日，疫情爆发已经快半年，谁有效控制疫情，谁还深陷其中，中国和韩国都对传染源进行大规模筛检，隔离等方式控制疫情传播，但公知只会选择性赞同韩国。理性和科学是他们的外套，偏见与失实是他们内核。
当下公知群体虽然不如以前强势，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有所收敛，依然会揪着各种公共问题大放厥词，只要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不一样，这就为他们提供理论依据，只要唱衰中国有市场，就可以以此获利。其实，西方怎么样中国怎么样他们并不在乎，大国持续博弈，他们能够在中间获得利益这就足够了。
公知战斗力下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小粉红的崛起，特别是以90后为主的年轻人，普遍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富有文化自信，对于国家模式和发展道路认同度更高，敢于在公开场合表达爱国情感，与质疑批评中国现状的“公知”发生激烈争论。
综上，公知已经从以往垄断言论，挑拨公权与民众的关系，到稍微发言引起波澜，遭到小粉红围攻。其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大部分沦为营销号之流，内容除了博眼球，价值为零。当下国内公知已经是个弱势群体，唯一不好就是一直消耗着社会资源。
公知无非两类，蠢得和坏的
坏的就不谈了，拿钱办事，办多少事取决于钱到位没
说说蠢的，著名的公知咱也不认识，但是身边的同学有几个类似的情况，这么多年屡次被打脸但是依然孜孜不倦，什么事情都要出来定体问一波
我对他们的总结是:
想的比读的多，说的比想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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