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模式种种弊病后，为什么当时中国后十年没有借鉴而出现十年动乱？
一、 对斯大林模式弊病认识的局限性与理论的演变
并非全盘否定，而是选择性批判： 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中苏关系破裂的政治考量。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揭露其个人崇拜和镇压，是有其道理的。但同时，他们也认为，苏共的“修正主义”走向，即放弃阶级斗争、搞“全民国家”、“全民党”，才是更根本的问题。因此，中国批判斯大林模式，主要是为了“纠正”苏共的“修正主义”，而不是彻底反思和放弃斯大林模式的核心要素，比如强调阶级斗争、高度集权、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等。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固化： 斯大林模式的弊病之一就是过度强调阶级斗争，导致政治上的高压和整肃。然而，在中国，尤其是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后的批判中，毛泽东却认为正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搞够，才导致了“修正主义”的产生。他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理论，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通过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将党和国家从“修正主义”手中夺回来。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非但没有吸取斯大林模式的教训，反而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更具破坏性的阶段。
“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 毛泽东在晚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且这种斗争尖锐复杂，甚至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一理论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与斯大林模式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同，毛泽东强调的是“继续革命”，这意味着要不断地进行社会变革和政治清洗，以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这是一种对斯大林模式的“深化”而非“修正”，结果却带来了更大的动荡。
二、 政治体制的内在惯性和领导层的影响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斯大林模式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高度集权。在中国，尽管也存在对斯大林模式某些方面（如个人崇拜）的警惕，但权力的高度集中却是根深蒂固的。这种集权体制使得一旦最高领导人做出某种决策，就很难受到制约和反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巨大权威，以及党内民主生活的严重缺乏，使得他的“继续革命”理论能够迅速转化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而缺乏有效的内部纠错机制。
领导层内部的分歧与斗争： 虽然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但党内并非铁板一块。早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毛泽东的某些做法和理论是有保留的，甚至提出了不同意见。然而，在“反修防修”的政治气候下，这些不同意见很容易被扣上“右倾”、“修正主义”的帽子，从而被压制和清除。随着刘少奇等人的倒台，党内能够有效制衡毛泽东的政治力量被大大削弱，为“十年动乱”的发生提供了空间。
对权力斗争的解读： 斯大林通过残酷的政治清洗巩固了个人权力。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逻辑，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权力斗争的一种扭曲解读。毛泽东认为，必须通过发动群众、打倒“走资派”，来清理党内外的“阶级敌人”，这既是维护革命政权的需要，也是巩固自己领导地位的手段。这种对权力斗争的理解，使得“文化大革命”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权力再分配。
三、 社会和历史因素的交织
“大跃进”失败后的心理和社会情绪： “大跃进”的失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创伤，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渴望稳定的发展，而另一部分人则因为对“修正主义”的恐惧，以及对革命理想的执着，希望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来改变现状。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恰恰迎合了后者的一部分情绪，并将“大跃进”的失败归咎于“走资派”的破坏。
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恐惧： 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和威胁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并且在中苏交恶后，这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宣传更加强化。“文化大革命”被描绘成一场抵御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这使得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被卷入其中，认为这是一场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
群众运动的非理性化：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自上而下发动、但又带有强烈的群众运动色彩的政治事件。在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的强大驱动下，许多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被卷入了狂热的政治运动，参与了批斗、抄家、武斗等行动。这种非理性的群众运动，一旦被煽动起来，就很难被控制，反而成为破坏和动乱的根源。
总结起来，中国在斯大林模式弊病显现后，未能有效借鉴，反而出现“十年动乱”，并非是简单的“不学好”，而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理论上的误判： 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是选择性的，并未触及核心的权力结构和阶级斗争逻辑，反而将“阶级斗争”推向了极端。
体制上的惯性：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缺乏制约和纠错机制，最高领导人的意志极易被放大和执行。
领导层的影响： 关键时刻，党内能够有效制衡的力量被清除，使得错误路线得以蔓延。
社会心理的复杂性： “大跃进”后的社会情绪，以及对外部威胁的恐惧，为激进的政治运动提供了土壤。
因此，“十年动乱”可以说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些弊病在中国被扭曲、放大，并与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相结合后，产生的一种更为激进、更具破坏性的政治灾难。它没有吸取斯大林模式的教训，反而走向了与初心相悖的道路。
网友意见
仅仅就题主的题干简单来回答下：
“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已经开始对斯大林模式实行改革。作为一直学苏联的中国，为什么在1958年还出现类似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等等这些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当年无论是苏联还是我国叙事语境里没有所谓“斯大林模式”这个词，这个词是西方学者发明的，也不是狭义的指代斯大林时期，而是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在东方阵营直到戈尔巴乔夫上来后才开始用这个词来形容戈尔巴乔夫所指责的“变形的社会主义”或“极权的社会主义”。不仅骂斯大林，实际上是从斯大林一直骂到戈尔巴乔夫之前整个苏联时期。
2、题主指责苏联农业集体化这个观点是否科学我们不讨论，我只能说，在题主指责的苏联农业集体化方面，很明显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人做的比斯大林做的更过火。斯大林时期的经济体系设计中，在集体农庄是允许农民保留一定的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畜的，因为斯大林时期的经济体制设计中，这条政策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农民自经营副业产品可以弥补农庄集体计划生产作物之外的果蔬、肉、奶、农业经济作物产品的生产，不仅农民自用也可以市场出售，来丰富市场的农产品种类，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二是集体农庄中农民收入确实比城市工人偏低，副业经营的收入恰恰是用来弥补收入差距的一种手段。
而赫鲁晓夫气壮如牛，没人比他更懂农业和社会主义，认为农民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经营自家副业而不是放在集体生产上，用行政手段把农民家庭副业全取消了……反正苏联农业让玉米帝搞得一塌糊涂。
而我国呢?就算是文革时，政策上也是允许经营家庭副业的，当年教员去南方视察时到某地，得知当地给农民的政策是一家三分自留地，农民出身的教员就表示是否太少，可以把标准放宽到五分地。当然，许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承认那年代确实有允许一定标准自留地和自留某些小型牲畜的政策的（大型牲畜不行，比如牛之类，但是鸡兔之类的可以）。当然，这分地方，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坏，置国家政策不顾，为了自身政绩，来强行表示自己辖区在自己领导下比较进步，老百姓都“自愿”消灭私有制来强行取消农民家的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的故事也不是没有（比如电视剧《老农民》演的那样），但是不代表国家政策不允许。
后来苏联自己发现强行跑步消灭私有制确实不靠谱，又恢复了一些斯大林时期的农业政策比如自留地和自由市场之类。不过到地图头上台时苏联农民收入还是低，记得一本书说过苏联农民收入比城市居民得少了四成……当然农民自营副业收入另算。
工业嘛，斯大林的后继者折腾的还不如斯大林时代，没错，斯大林时代对工业管理是高度集中，但是赫鲁晓夫的改革的效果还不如斯大林时期，一通折腾下来，本意是精简中央机构向地方放自主经营权，但是鉴于过于理想主义脱离现实反而遭到地方干部抵制，改革变成空调。具体改革内容不再叙述，请自行查阅资料。赫鲁晓夫把和基层干部的关系闹得很僵，因为他没完没了到处乱窜，到各地去视察、挑刺、批评，还不如斯大林，据说斯大林从三十年代就不到全国到处视察了，因为他信任手下的干部们，放任干部们自我发挥，也许当领导的少折腾比爱折腾的效果更好。
人在公交车上，没法查具体材料，但是就仅仅回答题主的题干本身也许够了。苏联批判斯大林（注意那时苏中官方术语均没有“斯大林模式”这个词），那么具体政策上，我们又能抄他们什么呢?就说题主具体举的农业集体化例子，我国本身操作的就和苏联斯大林时期不一样。
斯大林的集体农庄，不掌握大型农机等生产资料，在集体农庄之外，额外放一个上百万职工的巨型国企托拉斯：拖拉机站。这个拖拉机站控制农机、技术人员等关键资料，和集体农庄是一个商业关系联系：农业生产的时候，农庄使用农机、技术专家等，是需要向这个大国企支付报酬的，有时候也以农作物实物支付报酬。于是农庄每年的经营收入获取的利润，需要先满足上缴国家、支付拖拉机站、留足再生产预备资金和资料后，剩下的才是给农民们按工分，分红发工资。当年苏联有经济学家建议斯大林将农机交给农庄，但是斯大林还是以担心小生产复辟资本主义的理由给pass了。但是我国人民公社就没有额外一个农机站再来剥削一波的这种制度，农机、种子、化肥等关键生产资料都是公社自行掌握，公社自己是有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这无疑本身比苏联对农民生产成果的剥削要轻。双方的农业集体化方式，本身就是有区别的，又谈何“借鉴苏联”呢?
其余问题不展开进行讨论。
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也是一个展现了中文互联网许许多多误解的问题
实名反对其他所有网友答案
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时间只有“一五计划”结束前那段时间。至于题主说的大跃进等等“因没借鉴苏联错误”导致的问题，恐怕恰恰相反，中国之所以开始大跃进，就是因为不想走苏联的老路了
最不想走这条路的，就是毛泽东本人
这个话题非常大，也非常值得一说，因为本质上是斯大林的苏联道路和毛泽东中国道路的区别，而让人震惊的是，在中文互联网上，二者是混淆的
总的来说，正是经过一五计划全面学习苏联后，毛泽东对一些不好的苗头非常痛心疾首，这一切促使他完善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并在去世前的几十年间竭力打造避开一切他预见危险的乌托邦
一五计划后让毛泽东痛心疾首的有：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对农民剪刀差（这是一个团结农民的革命者无法容忍的）、官僚化严重（就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学术技术人员出现学阀化的迹象、工人重视物质奖励忽视荣誉等等等等
正是这一切弊端才导致了题主所说的“没有借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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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简答版，详细展开的话必然要说斯的苏联路线和毛的中国路线到底区别是什么，甚至这两个人的主张和思想是什么
独特的革命成果——红色农民
中国革命以及毛的思想，最为特殊也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农民独特的革命地位
首先上一张图：
这个图出自某国产电视剧（我记得好像是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大革命期间，现在貌似成了反抗996社畜的表情包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大革命期间的工人会有这样的口号，而你很难想象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时期会有这样的声音
因为在四一二后，曾被国外社会主义者惊叹战斗力之强的中国城市工人，被国民政府杀得失去了声音，随后中国大城市成为国民党的天下，并在抗日战争中挨个沦陷。总之，在中国的共产革命中，城市工人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居然是缺席的。
革命的农民，缺席的工人，红色的农村，迷茫的城市，这就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独特景象
农民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从西欧之前的历史，是反常的，因为农民不是无产者，西欧农民有自己的土地生产资料，具有天生的保守性。哪怕是今天，美国知识分子、铁锈带工人可能信马克思，但德州红脖子农场主不会。
主要原因是俄国和中国没有爆发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贫农在欧洲是最多的，再斯大林进行土地集体化之前没有成长为一个能与之对抗的集体。
中国农民比俄国同行还要穷得多，也成为基本盘。1953年的党员人数达到了600万，但工人出身的不到10%并在接下来数年内没什么提升。
建国后的前三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土改——这是中共早在多年前就对农民的承诺。结果让人震惊：中央王朝对于土地几千年来的美好愿望，居然在新中国的几年间实现了。
但这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过于拉垮，中共不得不代劳。此时中国农村仍然是贫瘠、存在不平等、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集体化的。
落后能否诞生社会主义——理论碰撞与新思想的诞生
到1952年底，中共认为资产阶级阶段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向革命新阶段迈进了。
然而一个人的预言痛苦地呈现出来，这个人就是马克思。
马克思说了，在经济落后的环境是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不仅马克思，连列宁都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现代工业组织、以现代技术为基础分工的高度专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劳动协作化模式，都是社会主义地根本前提。
毛泽东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常常提醒人们：一场“不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徒劳的，甚至是倒退的，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社会主义不过是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平等”的原始和粗糙的形式。
换而言之，中共（可能也包括苏共）即是本国资产阶级弱小失败的获利者（将其击败），也是受害者（没有前提社会积累）
这是俄国遇到过的问题，十九世纪俄国民粹派就认为经济落后是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优势。因为落后意味着社会还没有受到996福报你穷是因为不努力的荼毒，凭借社会和道德的纯洁优势，绕过资本主义弯路。
这也是毛泽东的看法，有坑我们绕过去就完事了，凭借啥呢，凭借意志和不断革命。老一辈说的“你净强调客观因素”，就是那个时代的遗产。
“唯意志论”和“不断革命”也是毛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二。
除了这两条，其核心思想特征还有：
1.民粹性，毛早期是一名安壬，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也有着独特的民粹性，如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2.反官僚权威，这条和1是有关联的，毛从来不认为tg是权威的，这和苏联老大哥不一样。最有智慧的，就是广大人民。
3.自力更生，全面发展（这个到后面有机会再说）
苏联红星下的阴霾——一五计划后的不平等
一五计划具体内容和伟大成果因为篇幅作用就不多说了，我之前一个回答多少说了一些：
总之中国在这个时候全面苏化，不光是工业科技，还包括用人组织、文化思想等等。中国第一次得到了工业化的推力，有了能孵小鸡的第一个蛋。领导人也接受了工业化要求城市化等思想。
但一五计划出现了诸多问题：
首先是经济上的，为城市化工业化买单的是农民，也就是网上经常说的剪刀差。城市工业化迅速发展，农业却停滞不前。这种对于农民的剥削让中共，特别是毛泽东本人主观上难以接受。
最重要的，恐怕是对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影响。
学习苏联工业化模式，首先要学习苏联政治组织形式和国家管理模式。苏联式集中经济计划要求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化和常规化，这与毛设想的群众管理的简单化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工厂党政干部变成管理者并严格控制工人，“多面手”让位于专业化的技术专家。平均主义让位于等级制度，群众创造革命的口号被工厂里严格的纪律取代。革命者成为官僚正在成为潮流。
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主义的典型症状。
工厂里出现了苏联的“一长制”，一些之前的架构开始变化或削弱。这个一长制最严重的就是苏联化最彻底的东北地区。
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市人口在教育方面获益远远超过农村，尽管正策规定工农优先，中学和大学的入学考试还是有利于某些人。理工科得到大力发展，和苏联一样，中国的学校不断培养出有特权的技术知识分子。
这一切导致了革命精神的迅速蜕化。工业化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反倒成了终极目标。
这事毛认识到了全盘苏化带来的问题，并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农村。
中国农村——新香格里拉
如前文所说，中国农村此时还是需要迈向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全面总结了苏联在农业集体化时的经验教训，这恐怕是题主不知道的，否则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从苏联经验得出的教训有两条：
一是长时间延迟农业集体化会导致农村阶层分化，占据优势的富裕农民会反对社会主义改造
二是如果快速地自上而下进行集体化，会导致及其血腥的灾难后果。中共对1930年代斯大林进行的苏联农业集体化记忆犹新
毛重申群众路线，要求领导与群众建立联系，在革命活动中进行自我教育。并要求开始了农业合作化工作。
在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更加感受到退化、停滞意味着什么，他开始打磨自己的新理论思想，批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并开始了随后的great Leap。
所以说不是没有考虑苏联犯的错才这么做，是因为不想成为苏联才这么做。
根据哈耶克的理论，要对市场进行重大干预，后续的社会结构几乎没得选。纯计划经济，是干预的最高级了。按照这个思路推算的话，历史没有啥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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