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是无神论吗?
“中国自古就是无神论吗？” 这个问题，如果要给出一个简单的“是”或“否”，那实在是对这片土地上漫长而复杂的精神文化史的极大简化。事实上，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从来都不是一条笔直的、单一的道路，尤其是在关于“神”与“信仰”的问题上。
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得把目光拉回到非常古老的年代，甚至是史前时期。
远古的敬畏：自然神与祖灵
在文字出现之前，甚至在国家观念和成熟的宗教体系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对自然充满了敬畏。他们生活在自然之中，依附于自然，所以天空、大地、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这些自然现象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最早的“神”。你可以想象一下，当雷电划破天际，他们不知道原因，只能将其视为一种强大的、超乎理解的力量，并加以崇拜。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是普遍存在于人类早期文明中的，中国也不例外。
更重要的是，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对祖先的崇拜也逐渐兴盛起来。逝去的亲人，他们曾经的智慧、力量和对后代的庇护，使得他们在人们心中拥有了特殊的地位。祖先被认为是连接生者与未知世界的重要桥梁，他们会保佑家族的繁荣，提醒子孙后代的行为。这种对祖先的崇拜，可以说是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信仰之一，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早期神学”的雏形，虽然它不一定有着严密的教义，但其核心是对一种超越性力量的感知和依赖。
夏商周：从“天命”到“人道”的过渡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夏商周时期，情况变得更加清晰。
商朝： 商朝时期，信仰非常浓厚，尤其体现在对“帝”的崇拜上。“帝”，也就是“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主宰着自然万物和人间祸福。商朝王室通过占卜，与“帝”和祖先进行沟通，以决定国家大事。甲骨文上的卜辞，就是最好的证明。商朝人相信，天上有一个强大的神灵在监督和干预人间的一切。
周朝： 周朝继承了商朝的“天命”观，但有所发展。周人提出了“德配天”的理念，认为“天命”并非永恒不变，而是要看统治者是否有“德”。如果统治者失德，天就会降下灾祸，失去“天命”。这是一种将天命与人事联系起来的观念，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同时，周公制礼作乐，也包含着对祖先的崇拜和对秩序的强调，但相比商朝，神权的力量似乎有所“收敛”，开始更多地关注世俗的政治伦理。
春秋战国：思想的“百花齐放”与“实用理性”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我们熟知的“百家争鸣”。
儒家： 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代表，虽然不否定“天”，不否定鬼神，但他们的关注点明显偏向于“人”和“现实社会”。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 他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强调君子之道，强调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儒家对“神”的态度，更像是一种“存而不论”，或者说是一种“敬鬼神而远之”。他们不主张去刻意追求神灵的庇护，而是强调自身的修养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道家： 道家，尤其是老子和庄子，他们的思想指向“道”。“道”是一种超越了具体神灵的存在，是一种天地万物的本源和规律。“道”是无形的、不可言说的。道家追求“无为而治”，顺应自然。虽然道家也谈论长生不老，也有一些与“神仙”相关的描写，但其核心是对一种自然而然的宇宙运行规律的把握，而非对具体神明的祈求。
墨家： 墨家则比较特别。墨子明确提倡“兼爱”、“非攻”，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坚定的“天志”和“明鬼”的提倡者。他认为“天志”是公正无私的，并且鬼神是存在的，能够赏善罚恶。墨家甚至将其作为反对儒家“节葬”、“非乐”等思想的论据。
法家： 法家则完全是世俗化的。他们关注的是君主的权力、国家的富强、法律的严明。法家认为，依靠神灵或祖先的力量来治国是靠不住的，关键在于制度和手段。他们的思想中，几乎看不到对“神”的关注。
可以看到，在春秋战国这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虽然有如墨家这样坚持鬼神存在的学派，但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主流思想，已经开始将目光从“天上”拉回“人间”，更加关注人的价值、社会的秩序和现实的治理。这种对“人”和“现实”的重视，可以说是一种“实用理性”的萌芽，或者说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
秦汉至宋明：神祇的“世俗化”与“哲学化”
秦朝统一中国，虽然有方士求仙的活动，但其政治哲学本质上是法家思想的延伸，强调的是君权神授（虽然是政治层面的）。
汉朝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正统。但儒家思想本身并非完全排斥“神”。它将“天”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赋予了它道德化的内涵。同时，民间信仰依然盛行，各种神祇，包括山神、河神、地祇、祖先神、以及后来出现的各种地方神、行业神，都在民间有着广泛的信奉。
佛教的传入，更是为中国的信仰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也与中国本土的信仰，如祖先崇拜、道教的神仙体系产生了融合。佛、道、儒三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构成了中国多层次、多元化的信仰图景。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对“天理”、“道”进行了哲学化的阐释。程朱理学虽然强调“格物致知”，探索事物内在的原理，但其最终目标依然是体悟“天理”，与“天”相通。王阳明的心学，更是将“道”内化于心，强调“致良知”。这些哲学思潮，虽然更偏向于理性思考，但并非完全否定“神”或“天”的存在，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去理解和阐释。
近现代的冲击与挑战
到了近现代，西方科学和启蒙思想的传入，对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科学的解释力，让许多曾经需要“神”来解答的疑问有了答案。无神论、唯物论的思想，在中国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尤其是在知识分子阶层。
“中国自古就是无神论”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近现代反传统思潮的影响，是一种带有批判色彩的标签。它可能强调的是中国文化中“重人事”、“轻鬼神”、“讲究实际”的一面，以此来对抗西方宗教的某些方面，或者是在革命时期强调破除迷信。
总结：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非绝对”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是否就是无神论？ 不是绝对的无神论。
中国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一种“实用理性”的智慧。 这种倾向使得中国人的信仰，往往不是那种排他性的、狂热的、将生命完全献给某个特定神祇的信仰。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多神并行”、“泛神倾向”，是对自然、对祖先、对社会秩序的一种敬畏和依恋。
中国人可能不会去深入研究某个神的教义，不会为了信仰而与家人决裂，但他们会祭拜祖先，会在过年时烧香祈福，会敬畏山神水神，也会在遇到困难时寻求超自然的力量。这种信仰，更像是生活的一部分，一种文化的习惯，一种心理的慰藉，而不是一种严密的宗教体系。
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疑神”（存疑，不确定）和“重人事”（更看重人的努力和现实的事务）的基因，比绝对的“无神论”更加普遍和深刻。这种基因，使得“无神论”在中国更容易生根发芽，但也绝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就没有“神”，没有“信仰”。
所以，当有人说“中国自古就是无神论”，我更愿意理解为，他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中那种不依赖于西方宗教模式的、独特的、更加务实的精神特质。 但如果将其理解为中国古代没有人相信神，那便忽略了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无数人心中那份对“天”、“对祖先”、“对自然”的敬畏与期盼。
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得把目光拉回到非常古老的年代，甚至是史前时期。
远古的敬畏：自然神与祖灵
在文字出现之前，甚至在国家观念和成熟的宗教体系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对自然充满了敬畏。他们生活在自然之中，依附于自然，所以天空、大地、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这些自然现象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最早的“神”。你可以想象一下，当雷电划破天际，他们不知道原因，只能将其视为一种强大的、超乎理解的力量，并加以崇拜。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是普遍存在于人类早期文明中的，中国也不例外。
更重要的是，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对祖先的崇拜也逐渐兴盛起来。逝去的亲人，他们曾经的智慧、力量和对后代的庇护，使得他们在人们心中拥有了特殊的地位。祖先被认为是连接生者与未知世界的重要桥梁，他们会保佑家族的繁荣，提醒子孙后代的行为。这种对祖先的崇拜，可以说是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信仰之一，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早期神学”的雏形，虽然它不一定有着严密的教义，但其核心是对一种超越性力量的感知和依赖。
夏商周：从“天命”到“人道”的过渡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夏商周时期，情况变得更加清晰。
商朝： 商朝时期，信仰非常浓厚，尤其体现在对“帝”的崇拜上。“帝”，也就是“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主宰着自然万物和人间祸福。商朝王室通过占卜，与“帝”和祖先进行沟通，以决定国家大事。甲骨文上的卜辞，就是最好的证明。商朝人相信，天上有一个强大的神灵在监督和干预人间的一切。
周朝： 周朝继承了商朝的“天命”观，但有所发展。周人提出了“德配天”的理念，认为“天命”并非永恒不变，而是要看统治者是否有“德”。如果统治者失德，天就会降下灾祸，失去“天命”。这是一种将天命与人事联系起来的观念，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同时，周公制礼作乐，也包含着对祖先的崇拜和对秩序的强调，但相比商朝，神权的力量似乎有所“收敛”，开始更多地关注世俗的政治伦理。
春秋战国：思想的“百花齐放”与“实用理性”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我们熟知的“百家争鸣”。
儒家： 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代表，虽然不否定“天”，不否定鬼神，但他们的关注点明显偏向于“人”和“现实社会”。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 他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强调君子之道，强调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儒家对“神”的态度，更像是一种“存而不论”，或者说是一种“敬鬼神而远之”。他们不主张去刻意追求神灵的庇护，而是强调自身的修养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道家： 道家，尤其是老子和庄子，他们的思想指向“道”。“道”是一种超越了具体神灵的存在，是一种天地万物的本源和规律。“道”是无形的、不可言说的。道家追求“无为而治”，顺应自然。虽然道家也谈论长生不老，也有一些与“神仙”相关的描写，但其核心是对一种自然而然的宇宙运行规律的把握，而非对具体神明的祈求。
墨家： 墨家则比较特别。墨子明确提倡“兼爱”、“非攻”，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坚定的“天志”和“明鬼”的提倡者。他认为“天志”是公正无私的，并且鬼神是存在的，能够赏善罚恶。墨家甚至将其作为反对儒家“节葬”、“非乐”等思想的论据。
法家： 法家则完全是世俗化的。他们关注的是君主的权力、国家的富强、法律的严明。法家认为，依靠神灵或祖先的力量来治国是靠不住的，关键在于制度和手段。他们的思想中，几乎看不到对“神”的关注。
可以看到，在春秋战国这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虽然有如墨家这样坚持鬼神存在的学派，但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主流思想，已经开始将目光从“天上”拉回“人间”，更加关注人的价值、社会的秩序和现实的治理。这种对“人”和“现实”的重视，可以说是一种“实用理性”的萌芽，或者说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
秦汉至宋明：神祇的“世俗化”与“哲学化”
秦朝统一中国，虽然有方士求仙的活动，但其政治哲学本质上是法家思想的延伸，强调的是君权神授（虽然是政治层面的）。
汉朝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正统。但儒家思想本身并非完全排斥“神”。它将“天”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赋予了它道德化的内涵。同时，民间信仰依然盛行，各种神祇，包括山神、河神、地祇、祖先神、以及后来出现的各种地方神、行业神，都在民间有着广泛的信奉。
佛教的传入，更是为中国的信仰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也与中国本土的信仰，如祖先崇拜、道教的神仙体系产生了融合。佛、道、儒三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构成了中国多层次、多元化的信仰图景。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对“天理”、“道”进行了哲学化的阐释。程朱理学虽然强调“格物致知”，探索事物内在的原理，但其最终目标依然是体悟“天理”，与“天”相通。王阳明的心学，更是将“道”内化于心，强调“致良知”。这些哲学思潮，虽然更偏向于理性思考，但并非完全否定“神”或“天”的存在，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去理解和阐释。
近现代的冲击与挑战
到了近现代，西方科学和启蒙思想的传入，对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科学的解释力，让许多曾经需要“神”来解答的疑问有了答案。无神论、唯物论的思想，在中国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尤其是在知识分子阶层。
“中国自古就是无神论”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近现代反传统思潮的影响，是一种带有批判色彩的标签。它可能强调的是中国文化中“重人事”、“轻鬼神”、“讲究实际”的一面，以此来对抗西方宗教的某些方面，或者是在革命时期强调破除迷信。
总结：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非绝对”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是否就是无神论？ 不是绝对的无神论。
中国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一种“实用理性”的智慧。 这种倾向使得中国人的信仰，往往不是那种排他性的、狂热的、将生命完全献给某个特定神祇的信仰。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多神并行”、“泛神倾向”，是对自然、对祖先、对社会秩序的一种敬畏和依恋。
中国人可能不会去深入研究某个神的教义，不会为了信仰而与家人决裂，但他们会祭拜祖先，会在过年时烧香祈福，会敬畏山神水神，也会在遇到困难时寻求超自然的力量。这种信仰，更像是生活的一部分，一种文化的习惯，一种心理的慰藉，而不是一种严密的宗教体系。
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疑神”（存疑，不确定）和“重人事”（更看重人的努力和现实的事务）的基因，比绝对的“无神论”更加普遍和深刻。这种基因，使得“无神论”在中国更容易生根发芽，但也绝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就没有“神”，没有“信仰”。
所以，当有人说“中国自古就是无神论”，我更愿意理解为，他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中那种不依赖于西方宗教模式的、独特的、更加务实的精神特质。 但如果将其理解为中国古代没有人相信神，那便忽略了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无数人心中那份对“天”、“对祖先”、“对自然”的敬畏与期盼。
网友意见
记不清在哪里看的了，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无神论国家，想求证真假？如果真的是假的，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神话神仙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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