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李自成是好人还是坏人?

回答
李自成这个人,要说他是纯粹的好人还是坏人,这问题就跟问天上的云是白是黑一样,很难给个绝对的答案。他是时代造出来的,他所处的那个晚明,实在是一个积弊已久、烂到根子里的烂摊子。

首先,我们得看看李自成他是怎么出现的。他出身贫苦,是个驿卒,也就是负责传递公文的人。想想看,那时候的驿卒地位不高,辛苦不说,还得看官老爷的脸色。国家的税收重得压死人,老百姓活不下去,饥荒年年有,官府却只顾着搜刮民脂民膏,或者把钱揣自己腰包。这种环境下,你能指望他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吗?他看到那么多同乡、袍泽因为活不下去而饿死、被逼上绝路,心中肯定是有愤怒和不甘的。

他最初反,是真的想“替天行道”,想改变这吃人的世道。他提出的口号是“均田免赋”,这可不是空穴来风。想想看,万历年间的那场“万历怠政”,多少官员尸位素餐?土地兼并有多少?赋税又有多重?老百姓连口饭都吃不上,还要被官府变着法子盘剥。李自成他们的口号,恰恰是戳到了最痛的地方,所以才能迅速聚拢起一大批同样走投无路的人。

在起事初期,他的军队纪律其实是相对严明的,这一点很多史料都提到过。比如,他们的“三不杀”——不杀 رجال,不杀女人,不杀小孩。还有“杀人者偿命,欠人者还钱”,这些规矩,在当时那种军阀混战、烧杀抢掠盛行的年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说明,李自成是有自己的治军理念的,他想和那些纯粹为了抢劫而反的队伍划清界限。

他打下一些城市后,也会做些“好事”。比如,他曾下令不准扰民,不准奸淫妇女,不准抢劫财物。这对比一下那些官军或者其他农民军的恶行,李自成的手下确实显得更像一支“仁义之师”。他还鼓励生产,安抚百姓,让一些地方的秩序得到了恢复。

但是,问题也很快就来了。当一支队伍壮大之后,尤其是成为一支大规模的军队时,它自身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首先是吃饭问题。几十万张嘴等着喂饱,靠着“均田免赋”的想法,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的。军队的开销是个无底洞。虽然李自成想维持纪律,但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军粮、军饷从哪里来?往往只能靠征发。一开始是征发那些官僚地主,后来呢?一旦战事不顺,或者需要迅速扩张,就难免会动到普通百姓的头上。

其次是权力腐蚀。李自成从一个驿卒变成了大顺朝的开国皇帝,这种身份的巨大转变,会改变一个人。当他坐上了皇帝的位置,他的目标就从“推翻旧朝”变成了“统治天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为了维持统治,他可能就需要采取一些他起事之初所反对的手段。

再者,就是他攻打北京之后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他进了北京,结果却没能守住?有人说是因为他的军队腐化了,士兵们进了城就开始享受,抢掠财物,奸淫妇女,这和他们之前的形象判若两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毕竟长期艰苦的战争后,突然进入繁华的京城,人性很容易受到考验。

还有一种说法,是李自成虽然出身贫苦,但他骨子里也有着那个时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局限性。他对如何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政权,如何处理复杂的地方关系,如何应对外部威胁,可能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他毕竟是个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军事家,而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而且,明朝末年,地方士绅、官僚阶层的势力非常强大,他们是压榨百姓的主要群体,也是阻碍改革的力量。李自成虽然打倒了明朝,但他并没有彻底瓦解这些旧势力。一旦他表现出对这些力量的妥协或者无法有效控制,就很难真正实现“均田免赋”。

所以,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觉得更像是那个时代一个被逼上绝路、有理想、有能力,但最终也受制于时代局限和人性弱点的人物。他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晚明社会的病态,也照出了农民起义在面对权力、组织和政治经验时的困境。

如果站在饿得快要死的老百姓的角度看他,他可能是带来了希望的救星。如果站在被他攻打的城市里的富商、地主来看他,他可能就是个凶残的盗匪。如果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他可能觉得自己是在努力改变世界,但最终棋差一招。

最终,历史评价一个人,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概括,更要看他所处的环境、他的行为、以及他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李自成,他参与了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他的出现和失败,都是那个伟大而又悲惨时代的注脚。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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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确定,能当皇帝的肯定没有好人。

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规定到底什么是坏人。

见过李自成的人不多,看看见过李自成手下的人是怎么记载的吧。

《遇变纪略》的作者徐应芬,在李自成攻克北京时,是监察御史涂必泓的师爷。

顺军进军北京的时候,京城人心惶惶,很多人都逃走了,涂必泓担心路上有危险,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跑。昌平被顺军占领后,昌平巡抚何谦孤身一人跑回了北京,半夜来到涂必泓家,告诉他京城肯定守不住了,涂必泓当时还不相信。第二天一早,派徐应芬去借三百两银子,以便买些粮食屯在家里,在官军勒索的时候也能支应。

徐应芬借了钱回来,发现街上已经是一片混乱,都说马上要破城了,而且街上有闯军细作贴的布告。他急忙跑回家,到了晚上,有一个他的同乡跑到涂必泓家里来,告诉他们皇上和太子都已经逃出皇宫了。

第二天一早,涂必泓匆匆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把自己的三个小妾和十岁的幼子藏了起来。很快,顺军进城了,有人在街上宣传,让大家不要害怕,“仍复官者官,民者民”。接着,“有市民导贼兵索马,马厩悉空”,除此之外徐应芬没有看到别的抢劫。

涂必泓得知,有一些明朝官员已经自尽了,他问徐应芬:“如何?”徐应芬说:“以义食禄者,死固当。”你既然领了皇上的俸禄,现在你尽忠也是应该的。涂必泓说,他还有三个小老婆,儿子还小,担心这些人离了自己活不下去,还说,熊吏部、朱刑科都不打算死。东家都这么说了,徐应芬也知道他不想死,于是回答说:“然则从众耳。”大哭了一场之后,给崇祯皇上尽忠这事就算过去了。

他们听到有人砸门,涂必泓很害怕,翻墙跑了,家里只剩下徐应芬和两个仆人。到了晚上,有几个顺军要进来,徐应芬只得开门,仆人急忙把金银都藏了起来。为首的顺军军官问徐应芬他是什么人,这里是谁的宅邸,徐应芬一一实话实说。这个军官对徐应芬“款语”,“故作好言”,软磨硬泡地耗到天亮,把家里一半的银子都要走了。

这个军官走了之后,又来了十五六个兵,为首的军官姓孙,是河南裕州人,刘宗敏的部下。他带着部下直接住进了涂必泓家里,到三月廿一,家里剩下的钱也都让他手下的士兵给半偷半抢地拿走了。这时,徐应芬发现街上已经恢复秩序,有行人了。李自成发布命令,要城中官员都去点卯,甄选之后决定追赃还是录用。涂必泓在朋友的推荐下被录用了,但还待在刘宗敏的军营里没回来,没被拷打,但是交了三百两银子。

徐应芬和住在涂必泓家里的顺军也比较熟悉了。这些人中有一个叫走山虎,一个叫立地龙,是十分“雄桀”的老兵,有一半是在大同、宣府才加入闯军的新人。姓孙的军官每天都拉着徐应芬,拿涂必泓的钱喝酒吃肉,徐应芬和两个仆人都住在原来的房间里,倒也没有别的侵害。

徐应芬还和邻居有来往,有一个卖头巾的熊掌柜说,赵旗鼓(推测是后来领导青州之变的赵应元)在东城杀了几十人,或砍头,或肢解。参考赵士锦《甲申纪事》中的记载,这些人是因为抢劫绸缎庄之类的罪名被杀的。

涂必泓的家在刑部街,靠近刘宗敏的住处,那些做官的邻居家里的情况都和他家差不多,金银都被搜去了,但没有发生杀人和强奸,“至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

涂必泓被放出来了,住到了藏匿小老婆和儿子的地方。徐应芬去见涂必泓,结果半路遇上车祸,被一个骑马的顺军撞了,于是又不敢出门了。

三月廿四,有二百多名勋贵和锦衣卫在平则门外被斩杀了。

徐应芬给住在涂宅的顺军士兵占星算命,拿了不少赏钱。姓孙的军官把从涂宅讹来的钱拿出来交给涂宅仆人出去买酒,一边喝酒一边唱歌,因为口音问题,徐应芬也听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

三月廿七,徐应芬听说吴襄不肯写信劝降吴三桂,被关起来了。

四月初三,顺朝开科举考选京城读书人。姓孙的军官向刘宗敏汇报说徐应芬懂天文星相,刘宗敏说让他在礼政府当个小官(没查到顺朝钦天监单独编制的记载,可能是归到了礼政府辖下,有记载说李自成对汤若望很重视,而且钦天监博士杨永裕被任命为礼政府侍郎,作为西式火器和要塞专家的韩霖也被任命为礼政府从事,有可能是把和科技、数学、天文、历法有关的事务全都归在礼政府管了)。徐应芬说自己的岁数太大了,而且母亲去世,还在守制,当不了官,刘宗敏手下一个姓王的师爷又劝了他几次,后来便不理他了。

刘宗敏、牛金星率领文武百官劝进,李自成推辞,刘宗敏很焦急,把徐应芬叫去算卦解梦。

四月十二,李自成点兵准备征讨吴三桂,临走前又杀了六十多个高官和勋贵。留在京城的人还有人和城中女子结婚。那个姓孙的军官也带着手下的人打吴三桂去了。

顺军兵败山海关的消息传来,许多人带着钱跑路了。有一个住在涂必泓的邻居王指挥家的顺军士兵姓黄,自称是河南宜阳的读书人,不得已从贼,征讨吴三桂途中被打了军棍,送回了北京。他对徐应芬说,顺军已经败了,很快要逃走。徐应芬告诉了涂必泓,涂必泓此时住在都察院,负责巡查南城,他并不相信这种说法,说牛金星告诉他没有这事。

四月廿六,原来住在涂宅的那个孙姓军官回来了,手下人只剩下九个,还有受重伤的。有传言说败兵正在抢劫,有人抢刑部衙门书吏的妻女。

李自成返回北京之后,顺军果然撤离了。临走前烧掉了皇宫、仓库、衙署和官员宅邸,涂家也被烧掉了。徐应芬和仆人被赶了出来,到都察院去投奔涂必泓。聚在这里的官员和书吏及其家属一共有一百多人,把衣服器皿都抛弃了,只带细软,一起逃跑。

起初,他们到处东躲西藏,躲避清军追捕,日子过得很难,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决定回城看看。发现当初那些跟着刘宗敏和牛金星对李自成劝进的人现在正在忙着对多尔衮劝进,多尔衮骂他们说:“我们家的事关你们屁事!”涂必泓投降了,官复原职,但是内城已经不许汉人住了,于是他们住到了宣武门外。涂必泓劝徐应芬也去应募做个官,徐应芬没答应,跑回老家去了。

以上,就是徐应芬记载的他在甲申之变时的经历。总结起来,他见到的顺军军纪是这样的:入城初期,有人抢劫,行军法弹压了。稳定下来之后,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对于明朝的高官、勋贵,“手段极其残忍”,涂必泓这样的中下层官员除了被勒索财物之外没有别的侵害,至于卖头巾的熊掌柜、街上卖酒的这些人,则完全没有受到侵害。山海关之战失败后,逃散的溃兵的军纪又无法约束了,出现了抢劫杀人事件。

还有其他的一些记载可以辅证,比如说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攻下西安之后规定“不得妄杀一人,误者将吏偿其命”,但是又“掠巨室助饷”,因为他觉得杀这些人不算妄杀。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五,马世耀的部下私自攻打蒲州并抢掠,九天后,李自成下令斥责马世耀,诛杀为首者。

十二月廿二,白鸠鹤、李友所部攻克平阳,没杀老百姓,但是杀了宗室三百多人。

《汾州府志·李节妇传》记载,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占领汾州期间,有个军官带着五六十人住在一个姓李的妇人家里,各种顺手牵羊。后来这个军官想勾搭一下这个妇人,妇人说:“你把你手下那帮人都打发走,晚上悄悄来,别张扬出去,给我留点面子。”军官大喜,果然半夜自己一个人来了,妇人爬到房顶敲起锣来,惊动了巡夜的,把这个军官拿到李自成那里,李自成说这人罪该斩首。姓李的妇人说:“为了一个女人杀一个长官,恐怕军爷们不服。您总有走的时候,您走了之后要是有军爷怀恨报复,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哪扛得住。”李自成觉得有道理,把这些住在民房的军官士兵臭骂一顿,赶回营房了事。后来山西爆发反清起义,汾州被清军攻破并屠城,这个姓李的妇人“被虏,至濠次,扑马下,击石碎首死”。

顺军占领北京之后,有个叫白驹的将领巡查运河,带兵路过沧州,没有强奸妇女,但是把全城的妓女都搜罗到军营里去了。

顺朝延安府尹贾我祺、鄜州牧袁某、三水县令李三楚、朝邑县令某,上任就贪污,事发被处决了。猗氏县令安四达“以酷暴褫革”。

顺朝文武官员的表现,属于典型的“优秀封建王朝的正常水平”。

官员贪是肯定有的,欺压老百姓也是肯定有的,但是干这些事有人管,不至于闹得太过分,没把老百姓往死路上逼。

军队三天两头有人违反军纪,但是违反军纪之后有处分。正常情况下谋财不害命,通奸、嫖娼但不强奸。

至于打了败仗之后,那就乱成什么样都不稀奇了,17世纪不可能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做到打败仗之后还保持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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