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教授建议「不仅要设立生育基金，还应该对丁克征税」？
教授提出的“不仅要设立生育基金，还应该对丁克征税”的建议，确实是一个相当大胆且容易引起争议的观点。要理解这个建议，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其背后的逻辑、潜在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合理性和反驳点。
核心逻辑：激励生育，平衡社会成本
从表面上看，这个建议的核心逻辑是鼓励生育，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抚养成本上升的问题。
1. 生育基金的设立： 这部分相对容易理解。设立生育基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包括孕期检查、分娩费用、产假工资补贴，甚至婴幼儿的奶粉、尿布等日常开销。这是一种直接的激励措施，旨在降低生育的经济门槛，减轻年轻夫妇的经济压力，让他们敢于也愿意生育。从这个角度看，这与许多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是相符的。
2. 对“丁克”家庭征收额外税收： 这才是争议的焦点。“丁克”家庭（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双收入家庭，没有子女）通常拥有较高的可支配收入，并且因为没有抚养子女的直接经济负担和时间投入，他们可能拥有更多的储蓄、投资和消费能力。教授提出对他们征收额外税收，其背后的逻辑可能包含以下几点：
社会责任的均摊： 从宏观角度看，每一个社会的成员都从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资源中受益，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而这些服务的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一代劳动力的补充。当部分家庭选择不生育时，他们虽然节省了抚养子女的直接成本，但从长远来看，社会整体的劳动力供给、创新活力以及养老金的缴纳基础都可能受到影响。因此，教授可能认为，那些选择不生育的群体，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起社会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间接成本”，或者说，为社会整体的“代际延续”贡献一部分力量。
纠正“搭便车”现象： 传统的社会契约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养儿防老”或至少是为社会输送下一代的理念。如果一部分人完全脱离了生育这一环节，但依然享受着由下一代提供的社会服务（如他们自己年老时的养老金、社会基础设施的维护等），这可能被视为一种“搭便车”行为。征收“丁克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修正，要求他们为社会整体的代际平衡做出更多贡献。
引导生育意愿：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税收是影响行为的有效工具。通过增加不生育的经济成本（即征税），理论上可以促使一部分原本可能倾向于丁克生活的群体，重新考虑生育的选项。当生育不再是经济上的“净付出”，而是可能通过生育基金获得支持，而不生育则需要额外支付税款时，生育的相对吸引力就会提升。
可能的影响与解读
1. 积极影响（理论上）：
增加生育基金的资金来源： 理论上，从丁克家庭征收的税款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补充生育基金，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为愿意生育的家庭提供更充裕的支持。
提升生育率： 如果政策执行得当，且税负设计合理，确实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一部分人群增加生育意愿。
促进代际公平： 将社会成本更公平地分摊到所有社会成员身上，避免年轻一代（特别是多子女家庭）承担过重的抚养和未来养老的压力。
2. 潜在的争议点与反驳：
个人选择权与自由： 这是最直接的反对理由。生育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私密的决定，涉及个人的身体健康、职业发展、生活方式偏好等多种因素。强制或带有惩罚性质的税收，是对个人生育选择权的侵犯。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是否要孩子，以及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丁克”家庭的贡献： 丁克家庭并非对社会没有贡献。他们通常是税收的主要贡献者（因为高收入），他们在经济活动、创新创业、消费等方面同样对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缴纳的所得税、消费税等已经为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了资金。认为他们没有尽到“社会责任”的说法过于片面。
政策执行的困难与公平性： 如何界定“丁克”家庭？是否有某些特殊情况（如身体原因无法生育）也应该被征税？税率如何设定才算公平？这些都会是巨大的挑战。另外，高收入的丁克家庭可能更有能力通过各种合法途径规避税收，最终承担税负的可能更多是中产阶级家庭，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公。
道德评判与社会分裂： 这种政策带有很强的道德评判色彩，将不生育的家庭标签化，可能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隔阂和对立，不利于社会和谐。
效果存疑： 经济激励是否是影响生育最主要的因素？很多时候，养育子女的成本只是部分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女性的职业发展前景、教育资源的公平性、育儿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如果这些根本性问题不解决，单纯的经济杠杆可能效果有限，甚至适得其反。
“生育基金”的本质： 如果生育基金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那么所有纳税人（包括丁克家庭）都已经在为这些服务提供资金。再对丁克家庭征收“惩罚性”税收，就显得重复征收或不合理。
更深层次的思考
这个建议触及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社会成员在代际延续和支持方面的责任边界在哪里？ 在一个越来越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的时代，如何平衡个体权利与集体利益，特别是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一个复杂且没有简单答案的议题。
教授的建议是一种非常“强硬”的干预方式，它试图通过经济手段直接改变个体的生育决策。然而，在实践中，类似的做法往往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弹，因为人们对个人自由的捍卫是根深蒂固的。
更温和但可能同样有效的做法，或许应该聚焦于：
完善公共服务： 提供高质量、可负担的教育、医疗、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的整体负担。
优化职场环境： 鼓励弹性工作制，保障产假和陪产假，消除职业歧视，让父母双方都能平衡工作和家庭。
加强社会支持： 建立健全的育儿支持网络，普及育儿知识，营造全社会支持生育和养育的氛围。
促进性别平等： 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到育儿和家务中，减轻女性的生育和养育压力。
总而言之，教授的建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思考人口问题，它迫使我们讨论社会责任的分配和生育行为的社会影响。但从可行性、伦理性和公平性等多个角度来看，对丁克家庭征税的提议都充满了争议，并且很可能因为侵犯个人自由和难以执行而难以被广泛接受。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或许更在于创造一个让生育和养育变得更容易、更有吸引力、更受尊重的社会环境，而不是通过税收来“惩罚”不生育的选择。
核心逻辑：激励生育，平衡社会成本
从表面上看，这个建议的核心逻辑是鼓励生育，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抚养成本上升的问题。
1. 生育基金的设立： 这部分相对容易理解。设立生育基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包括孕期检查、分娩费用、产假工资补贴，甚至婴幼儿的奶粉、尿布等日常开销。这是一种直接的激励措施，旨在降低生育的经济门槛，减轻年轻夫妇的经济压力，让他们敢于也愿意生育。从这个角度看，这与许多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是相符的。
2. 对“丁克”家庭征收额外税收： 这才是争议的焦点。“丁克”家庭（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双收入家庭，没有子女）通常拥有较高的可支配收入，并且因为没有抚养子女的直接经济负担和时间投入，他们可能拥有更多的储蓄、投资和消费能力。教授提出对他们征收额外税收，其背后的逻辑可能包含以下几点：
社会责任的均摊： 从宏观角度看，每一个社会的成员都从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资源中受益，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而这些服务的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一代劳动力的补充。当部分家庭选择不生育时，他们虽然节省了抚养子女的直接成本，但从长远来看，社会整体的劳动力供给、创新活力以及养老金的缴纳基础都可能受到影响。因此，教授可能认为，那些选择不生育的群体，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起社会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间接成本”，或者说，为社会整体的“代际延续”贡献一部分力量。
纠正“搭便车”现象： 传统的社会契约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养儿防老”或至少是为社会输送下一代的理念。如果一部分人完全脱离了生育这一环节，但依然享受着由下一代提供的社会服务（如他们自己年老时的养老金、社会基础设施的维护等），这可能被视为一种“搭便车”行为。征收“丁克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修正，要求他们为社会整体的代际平衡做出更多贡献。
引导生育意愿：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税收是影响行为的有效工具。通过增加不生育的经济成本（即征税），理论上可以促使一部分原本可能倾向于丁克生活的群体，重新考虑生育的选项。当生育不再是经济上的“净付出”，而是可能通过生育基金获得支持，而不生育则需要额外支付税款时，生育的相对吸引力就会提升。
可能的影响与解读
1. 积极影响（理论上）：
增加生育基金的资金来源： 理论上，从丁克家庭征收的税款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补充生育基金，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为愿意生育的家庭提供更充裕的支持。
提升生育率： 如果政策执行得当，且税负设计合理，确实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一部分人群增加生育意愿。
促进代际公平： 将社会成本更公平地分摊到所有社会成员身上，避免年轻一代（特别是多子女家庭）承担过重的抚养和未来养老的压力。
2. 潜在的争议点与反驳：
个人选择权与自由： 这是最直接的反对理由。生育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私密的决定，涉及个人的身体健康、职业发展、生活方式偏好等多种因素。强制或带有惩罚性质的税收，是对个人生育选择权的侵犯。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是否要孩子，以及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丁克”家庭的贡献： 丁克家庭并非对社会没有贡献。他们通常是税收的主要贡献者（因为高收入），他们在经济活动、创新创业、消费等方面同样对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缴纳的所得税、消费税等已经为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了资金。认为他们没有尽到“社会责任”的说法过于片面。
政策执行的困难与公平性： 如何界定“丁克”家庭？是否有某些特殊情况（如身体原因无法生育）也应该被征税？税率如何设定才算公平？这些都会是巨大的挑战。另外，高收入的丁克家庭可能更有能力通过各种合法途径规避税收，最终承担税负的可能更多是中产阶级家庭，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公。
道德评判与社会分裂： 这种政策带有很强的道德评判色彩，将不生育的家庭标签化，可能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隔阂和对立，不利于社会和谐。
效果存疑： 经济激励是否是影响生育最主要的因素？很多时候，养育子女的成本只是部分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女性的职业发展前景、教育资源的公平性、育儿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如果这些根本性问题不解决，单纯的经济杠杆可能效果有限，甚至适得其反。
“生育基金”的本质： 如果生育基金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那么所有纳税人（包括丁克家庭）都已经在为这些服务提供资金。再对丁克家庭征收“惩罚性”税收，就显得重复征收或不合理。
更深层次的思考
这个建议触及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社会成员在代际延续和支持方面的责任边界在哪里？ 在一个越来越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的时代，如何平衡个体权利与集体利益，特别是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一个复杂且没有简单答案的议题。
教授的建议是一种非常“强硬”的干预方式，它试图通过经济手段直接改变个体的生育决策。然而，在实践中，类似的做法往往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弹，因为人们对个人自由的捍卫是根深蒂固的。
更温和但可能同样有效的做法，或许应该聚焦于：
完善公共服务： 提供高质量、可负担的教育、医疗、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的整体负担。
优化职场环境： 鼓励弹性工作制，保障产假和陪产假，消除职业歧视，让父母双方都能平衡工作和家庭。
加强社会支持： 建立健全的育儿支持网络，普及育儿知识，营造全社会支持生育和养育的氛围。
促进性别平等： 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到育儿和家务中，减轻女性的生育和养育压力。
总而言之，教授的建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思考人口问题，它迫使我们讨论社会责任的分配和生育行为的社会影响。但从可行性、伦理性和公平性等多个角度来看，对丁克家庭征税的提议都充满了争议，并且很可能因为侵犯个人自由和难以执行而难以被广泛接受。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或许更在于创造一个让生育和养育变得更容易、更有吸引力、更受尊重的社会环境，而不是通过税收来“惩罚”不生育的选择。
网友意见
改成“国家财政出钱，对生育者发补贴”就会一片叫好了。
虽然两者根本是一回事。
真的，我真的开始考虑移民了。感觉我真TMD跟闻一多一样，信仰崩塌了……
韭菜不愿意长了怎么办？
我还以为“五险一金”里没有生育保险呢。
呼吁要征“丁克税”的胡继晔教授搞的是政治经济学，那有一条经济学原理他应该清楚：
税收会造成无谓损失。
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指的是税收干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效率下降。在上图中，资源有效配置的点应当是供给（蓝色）和需求（红色）曲线的交点，而征税会导致供给曲线向左侧移动（深蓝色），供给方在考虑产量时，考虑的是加上税收以后的成本，因此在同等价格下供给量会减少。
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社会总剩余应当等于供求曲线与Y轴在左侧围成的近似三角区域；而在又税收的情况下，国家拿走了灰色区域的财政收入，消费者剩余（绿色部分）+生产者剩余（黄色部分）+财政收入（灰色部分）≠原来的社会总剩余，缺少的白色三角部分就被称为“无谓损失”。
通俗来理解，就是税收扭曲了供求关系，让供给量小于社会最优水平，让本来可以有效利用的资源遭到无谓浪费。而至于补贴，就可以看成一种负向的税，将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同样会导致无谓损失：供给方生产了过多市场不需要的产品。
具体到问题中的例子：一个社会中有多少夫妻选择不生孩子，是由社会各方面因素决定的，包括社会保障，安全卫生水平，以及社会对“非传统”价值观的包容程度等。可以想象，生孩子的成本越低，丁克家庭就会越来越少（当然，我当然相信有的丁克家庭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和抚养成本无关，纯粹是基于个人价值观）。
在社会既定条件下，如果丁克家庭的数量过高，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的预期水平，应当思考的是什么？是通过税收强行移动曲线，还是考虑背后的成本收益问题？如果强行将部分丁克家庭驱赶到生育大军中，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又能否完全通过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来得到补偿，无谓损失会有多大？
这都是肉食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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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总有很多例外，有的税收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被认为有效，例如矫正税。
矫正税，被用来调整一些产生社会“负外部性”的活动，常见的应用领域是治理污染。工厂在决定产量时，考虑的是自身的经济效益，得到的是自身的最优结果，而没有考虑污染这一社会成本，这就产生了负外部性，导致达不到社会最优配置。通过税收，可以将这种外部性内化，让产量降至最符合社会利益的水平。
也许，“丁克税”的提倡者，也把不生育视为一项不利于社会，占用了社会资源，需要加以矫正的负外部性活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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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凭什么认为无后代者老了以后“需要年轻人，别人家的孩子来照顾”的？
他们年轻时候交的社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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