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国外总是出现华人被歧视？ 第2页

作为有过几次维权经验的澳洲华人，先放结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反求诸己的问题，从思维方式上就不该这么想。

一个健康的社会中，不管什么身份标签的少数群体，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属性被歧视，不要反思自己不够强，弱小、落后和贫穷都不该是被欺凌的理由。我作为移民到此的公民，获得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是天经地义、堂堂正正的，如果我被歧视，那么感到羞耻的应该是社会和政府，不是我。这是多元社会的“道”，坚定了“道”，再来说“术”。

在我看来，单就反对种族歧视这个点，澳洲政府在宣传和支持上做得还不够。有时候不是没有资源，而是资源的获取门槛太高，或者很多基本的信息没有宣讲到华人社区中去。比如我遭遇了种族歧视，有哪些法律法规能适用？我可以去哪个机构寻求帮助？这些都没有资源手册，在网上也没有多语言的资料支持，对英语非母语的新移民和长者都很不友好。缺少这些信息，对于没有专业背景的人来说，可能都无从思考要从哪下手。

拿我去年算是成功了的一次维权经历来举例。去年疫情期间，澳洲华人应该都还记得下面这张图，右翼报纸太阳先驱报发的：

右上不仅用了Chinese virus这个词，还故意把pandemonium（混乱）拼成[panda]monium，拿熊猫调侃，非常恶意了。

看完之后我就想试着做点什么。澳洲反种族歧视的相关法律，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 1975，s 18c规定如下图：

简单地翻译一下：

因种族、肤色或民族或族裔出身而产生的冒犯行为
（1）在下列情况下，一个人在私下以外的地方做出某种行为是违法的：
(a) 该行为在所有情况下都有可能冒犯、侮辱、羞辱或恫吓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并且
(b) 该行为是由于另一个人或该群体中部分或全部人的种族、肤色或民族或族裔出身而做出的。

（2）就第(1)款而言，一个行为被认为不是在私下进行的，如果它：
(a) 导致语言、声音、图像或文字被传播给公众；或
(b) 是在公共场所作出的；或 (c) 在身处公共场所的人的视线或听力范围内进行。

（3）在本条中，"公共场所 "包括公众有权利或应邀进入的任何场所，不论是明示还是暗示，也不论是否对进入该场所收费。

然后我就采取了行动。我微博被炸的号上还有记录：

我第一封邮件写得比较试探，2月5号写的，就光描述了一下情况，然后说我觉得适用s 18c，问人权委员会我能得到什么类型的处理。2月6号收到回执，特别官僚，开头结尾都是模版，正文戏肉直接一句话，说：

“根据法院的解释，您发来的文章并不能明确显示‘该行为在所有情况下都有可能冒犯、侮辱、羞辱或恫吓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然后就是模版性质的一些社区法律中心的转介。

这可给我气死了，我要不是读过LLB，那我真就被唬住了。合理怀疑是工作人员压根就没做任何劳动，看到是这一类的投诉，就直接打发我。这里说明一下，澳洲作为判例法国家，判例就相当于司法解释，连个case都不给我看，就告诉我court是这么解释的，哄鬼呢这是？所以我就找了几个相关判例，回了个邮件唬回去。

下面是当时检索到的案例，澳洲朋友有用得上的可以看看。

1. Eatock v Bolt (2011) 197 FCR 261

这是澳洲关于媒体使用种族歧视语言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判例。2011年，一个原住民女孩告了太阳先驱报的一个记者，他写原住民相关的报道的时候，起了非常恶心的标题，“White is the new black”跟“White fellas in the black”，对原住民是非常冒犯的。于是女孩代表她的社群根据上面提到的反歧视法s 18c提起诉讼，在这个判例中，法庭对s 18c的应用作出了详尽解释，女孩赢了。

2. Catch the Fire Ministries Inc v Islamic Council of Victoria Inc. [2006] VSCA 284

这个案例大致是基督教的牧师在教堂的网站上发了对伊斯兰信仰的批评，用了侮辱性的词语，然后被伊斯兰社群诉讼了。这个案例是关于s 18C的应用，因为在Eatock v Bolt中法院讨论到冒犯性词语的使用是否出于“严肃的目的”，出于严肃目的使用可被视为defence。在这个案例中，法官认为侮辱性语言并不包括在信仰辩论的严肃目的当中。

基于以上判例，我需要证明“Chinese Virus”这个词的使用会冒犯到华人群体，并造成公共危害，这个很好证明，当时全球华人一起在http://change.org的网站上签了一个7万多人的请愿，要求道歉，我把链接附上了。左翼报纸当时也有很多批评右翼媒体乱用中国病毒这个词导致华人被歧视的报道，我也附上了这堆链接。

而对方想摆脱责任就必须要证明他们用这个词是“合理而真诚的”，但是基于上面伊斯兰那个判例，他们很难证明中国病毒是出于“严肃目的”而使用的，何况右翼报纸还用了“[panda]monium”这个词作为调侃。

总之就是我写了一个很长的装作专业的法律分析（我根本不是人权法相关专精），然后我要求报纸道歉，不然我就保留起诉的权利，就故意写得很吓唬那种。

这里我要强调，少数族裔的利益真的是相关的，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亚裔要帮助其他族裔维权，但我用到的两个判例，一个是原住民，一个是伊斯兰社群，他们维权的时候创造的先例，我们亚裔一样可以用。多元文化国家每个群体相处的边界就是这么被碰撞出来的。一个歧视原住民和伊斯兰社群的澳洲，必然是一个歧视华人的澳洲，少数族裔在这方面的利益是共同的！这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同添砖加瓦，每个少数群体的维权，都是在让整个系统变得完善起来，最终实现所有人的公平。

这个回复邮件和检索花了我大概三小时。2月6日发出去，到4月27日澳洲封城隔离期间，我才收到人权委员会的电话，问我是否继续维权。我说要，他们就把我的回复递送给了太阳先驱报。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透露任何我的私人信息给报纸，人权委员会起到的是第三方调解员的作用，在双方之间递送信息。

一旦进入处理流程之后，体验就好起来了，我的诉求不会被轻易打发，收到的回复也像副样子了。4月30号，人权委员会就给我回执，里面提到要求太阳先驱报5月29日作出回复。

次月的4号，我收到人权委员会的邮件，里面附上了这个刊出的道歉信的附件：

给我的回复里也提到：

在刊出道歉文章后，没有在新的报道中继续使用这个词了。

说真的我不喜欢他们这个道歉文章的措辞，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继续撕，但我当时个人精力比较有限，想要减轻焦虑感，所以接受道歉收手了，现在感觉还是蛮遗憾的，应该再追一次。

然后拿到人权委员会的回执。

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我自己总结的话，维权流程是比较困难的。设想我如果是一个没有法律相关知识、英语也有障碍的新移民，当我在谷歌键入“Australia racial discrimination”等类似的关键词时，虽然第一个条目是人权委员会，但除此之外没有醒目的其他资源告诉我流程，政府网站上也没有详细说明，而且每个州的人权委员会都是独立的！我以前不关注这块，我还以为是联邦层面的呢！点进人权委员会的网站，它也没有醒目地告诉你能得到怎样的处理，一般周期要等多久，后续如何沟通等等。到这一步，保守来说就能劝退60%人了吧？

然后是第一封回复，这真是气得我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它根本就是在毫无诚意地用模版打发我。试想我要不是有相关知识，我可能真的就信了，同时还会对法律本身产生错误理解，本来我说不定还较真一下找律师，委员会这么一回复，我可能真的以为毫无胜算，就不想投入精力了。而且，我用起westlaw的数据库很方便，加上摸鱼花我三小时，没有相关知识的人呢？澳洲政府在法律常识普及度上做得一笔叼差，就算判例看得人很舒适，姑且可以赞一下，但如果真的有心落实反歧视法，你倒是翻译成多语言、加上对法律系统和相关法条判例的详细说明，在网站和各个社区投放啊？判例传达的价值导向出不了法庭又有什么用呢？有何种资源都不让人知道，怪人不懂维权，参与度不高，这是系统性的失职。

再有一点，向人权委员会寻求帮助的人群，往往也是社会中比较边缘化的群体，在种族歧视问题上，英文非母语的族裔、占有经济资源比较少的人群才是主要求助对象，人权委员会在服务上应该考虑到特点，更加inclusive一些，单纯把网站页面弄成多语种并不够，停留在那里就有些performative。

至于进入流程反倒还好，不能轻易打发人。我的想法是就算我实现不了目的，我也要烦死对方的法务，如果没给我发道歉，我可能会换成给ACCC（消协）投诉，或者给编辑写邮件，就算得不到道歉我也要尽力增加成本。

另外就是，华人最好知道你的local MP是谁，有什么意见也向MP反应。很多东西也是我在写这篇答案的时候开始反思的，比如单就反对种族歧视这个点来说，提升在华人社区的常识普及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如果华人群体的参与度不够，就应该考虑到大部分华人使用的信息媒介，你总理Scomo拉选票的时候知道开微信，为什么不能在微信号上推送实用的中文维权相关？你local MP拉选票的时候知道满社区信箱发中文campaign传单，我不稀罕看空话套话，为什么不能加入华文的援助资源相关？先要给信息，让大家了解到社会是怎么运作的，通过的反歧视法是如何在法庭判例里维护人权的，每一个人都能方便获取到资源，这样才行吧？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想给MP写邮件了呢，整点实际的措施啊！

从前说实在的也曾经觉得一些华人和留学生老把华人公众号和自媒体当信源，很精神污染，但是反过头来想想，多元社会考虑到每个族裔的特点是题中应有之义，既然疫情健康相关信息能开通官方微信号推送中文信息给华人社群，那种族歧视、或者其他关系到日常生活的信息也一样可以啊，应该有考虑到语言壁垒和使用习惯的资源包。先有群体的知识普及，才能谈行动力。

而且，在反歧视信息的传达上，也不是说一上来就给一堆资源，平时可以在车站有招贴，什么行为属于歧视、可以去哪报告之类的，微信上长期推送简洁信息，主要让人知道能有地方求助，养成遇事可以解决的想法，等真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入手的时候去政府官网或者搜索时有详尽资源包，对不习惯网络的长者有更方便的社区服务。这是少数族裔应得的，政府应该提供更多援助，很多与生活切实相关的信息不应该是必须读出法律或者political science的学位才知道的啊。

我现在的感受是，其他族裔的少数移民可能在母国就有过类似的维权氛围，或者如果母国没有这种氛围，族裔中的其他人也代替了澳洲政府，在社群里做了解释性的工作，什么纠纷要去哪解决，要找什么律师。首先要了解整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游行示威刷出来的visibility而通过的法案会怎么工作，我能怎么利用到它，要先知道这些相关知识，我们才能改变系统，不然还是原子化的个人lean in，自以为中产阶级就能躲开歧视这样。

我们进步主义人群的“道”就是这样的，完善系统，让所有少数得到公平。我不认为保守主义人群积累个人财富是有效的，今天你中产孩子私校，明天你40多岁高企裁员；今天你手握资产，明天来个疫情财富大跌；今天你年富力强，明天你老了失能，要人照顾，有一天你可能不再是主流，那时候怎么办？平时多堵窟窿，对谁都好。

不要反思自己不够强了，多看看政府，多提出要求，一次不行就两次，一人不行就多人，磨下去总能得到改变的。保守派总觉得“落后就要挨打”，但文明的社会里是不应该有因为“落后”就挨打的人的。安全网应该织给每个人。

*去年封城做这件事的意义感，让我经过了封城的难受。今年封城期间，我写这篇也是为了对抗孤独感。吾道不孤，对吗？

因为华人移民本来就是被筛选过的。美国人喜欢把自己塑造为天真、耿直的形象，把美国塑造为不讲人际关系的社会。吸引的自然是那些不谙人际关系，不喜欢政治斗争的人。这些人既能够为美国贡献智力，又非常容易被控制。美国人也不傻，他们在吸引移民的时候，也要保证忠诚度。所以这不是华裔本身的错，更不能由此得出中国人种有什么特点。

我之前也无法理解“华人是被筛选过的”，因为这与我看到的现象矛盾。根据统计，美国亚裔收入很高，那么我们本能的会想“不是亚裔有钱，而是有钱的亚裔才能移民”。

但是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华人移民的方式非常多样，早期的劳工、避难、贩卖、偷渡、技术、投资，移民的阶层自然也很多样。

这就矛盾了。

直到我看到下面这个答案：

原来亚裔的收入是被印度裔拉高的，而印度的情况，正符合我们的猜测，两极分化和种姓制度，导致能够移民美国的，都是被筛选过的、自带资本的人。

而对华裔的筛选方式，则不同于印度，更多的是一种观念上的筛选。这些观念主要包括：中国不民主、不法治，换句话说，中国的法律没用、民主没用。

很多华人智商高，数学好，但是没有意识到，“法律没用”和“数学没用”是同一类型的误区，都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觉得没用，所以不学习、不运用，结果就真得没用了。

这些华人移民，在中国的时候，就不爱运用法律，不爱参与维权。移民以后，就会突然热衷政治吗？

美国对华宣扬的法治和民主，都是超自然的，按照现实中的科学规律和技术水平无法实现的。

我们想象中的美国法律，是不需要当事人配合的理想法律、不需要用就能落实。但是华人移民以后才发现，美国法律不仅也要学习、运用，还需要花钱请律师帮你运用。

我们想象中的西方民主，是不需要参与社会活动，在家里就能坐享其成的民主。移民后发现，西方民主也讲人际关系，也要政治斗争，很多人就抱怨心累。

有人因此回到中文网络，揭露西方民主和法治的“真相”，说自己“越出国越爱国”。其实这不是西方民主、法治的“真相”，这就是客观规律，中国的民主和法治也是一样的，这就是现代官僚制本身的局限性，是他们对西方的期望太高了。或者说有人（蛇头、黑中介）让他们对西方抱有了太高期待。

在匹兹堡读书时候，我发现匹兹堡人民对华人极为友好，我自己就在公交车上被本地居民因为是华人莫名称赞两次。等到了所谓包容的加州，反倒觉得没有匹兹堡人民对华人友好。后来想了一下，在匹兹堡的华人几乎全是留学生，而以美国人民不关心国际新闻的情况来看，匹兹堡人民把中国留学生等同于华人了，没有偷渡没有黑工，全部高素质讲礼貌。而加州人民见多识广，神马福建蛇头、练功移民，massage with happy ending，什么牛鬼蛇神都见过，就算有一百万华人工程师，形象也崩溃了。随着国家慢慢发展，情况会越来越好的，毕竟在零零后眼里，外国都是大农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