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和清谁该对中国近代落后负责？ 第2页

明朝是（人均）发展速度不如西欧而被追赶上的节点。

而我大清是，不近反退的转折点。并且根本没有崛起的可能。中国复兴和大清存活只能选一个（近代强军只能靠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前者已经在历史上证明和大清不能共存。）

80年代末，北京

小张刚看完一部纪录片，得出结论：是以河流、大地为根基的内向式“黄色文明”导致了中国的保守、愚昧和落后，无关哪个朝代，这是根子上的问题，我们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蓝色文明”学习。

那部纪录片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长城）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呵，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

嘉靖至崇祯年间，明朝

一
个性高傲的中年男人来到大名鼎鼎的王阳明的门下，拜其为师。在日后的相处中，这个男人常常不满王阳明的言论，架师说之上，而他在这之后创建的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学生延续了他叛逆的风格。

二
这个中年男人的学生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永丰县创办了聚和堂，他要将自己的理想付诸现实，这是一个类似乌托邦的组织。聚和堂由教、养两部分组成，教负责教化百姓、开启民智，养负责经济事务，最大程度地保证堂内公平。
原来的老乡都各自缴税，聚和堂将老乡组织起来，加强宗族团结，按亩分摊赋税，然后统一上缴、承担徭役，防止了土豪劣绅的欺压与转嫁，深得老乡民心。
经这男人打造，几年下来，聚和堂已是“彬彬然礼教信义之风，数年之间，几一方之三代矣（邹元标，梁夫山传）”
六年后，他得罪当地官僚，被迫离开家乡，但继续传播其人人平等的思想。

三
几位女生想向一个男人求学，但因不识字，学起来困难重重，难免有些自卑情绪，那个男人则鼓励她们，开导她们。他在《初潭集》里列举大量男子不如女子的事实，他认为女性之所以“短见”是因为被男人长期管束造成的，如不被男人长期管束，女人也能从政也能诗文。
一些儒士不屑他的观点，他则通过《告女子短见书》为女性发声，有力地驳斥了这些儒士。
除此之外，他还鼓励他的学生要独立思考，大胆怀疑，不要迷信权威。其狂放不羁、突破传统的学风被多人追捧，“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朱国祯，涌幢小品）”
这个男人是泰州学派的学生，他很可能是中国（或全世界？）第一位从思想上、言行上第一位为女性发声的知名思想家。

四
一家书店新开张，店铺里摆放着一本本崭新的书籍，有描写了敢于追求恋爱自由的女性的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牡丹亭》，有描述关于严嵩结党营私及高层权力斗争的故事《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以及揭露官僚腐败黑暗、鱼肉百姓的故事《贪婪汉六院谈风流》《胡少保平倭战功》《恃孤忠乘危血战》《秉松筠烈女流芳》《失燕翼作法于贪》。
几位市民随手买了本关于严嵩的小说，茶余饭后一起讨论大明高层的权力斗争。

五
松江的几位士大夫子弟聚集在一起谈论着经商的事情，他们已经厌倦了整天读书背书，在他们看来，既然功名这么难考，何不去经商发大财？科举制？让科举制见鬼去吧，他们要当商人，要赚钱，要发大财。而像他们这样的士人比比皆是。

六
事态的发展好像越来越不受控制，孝道逐渐淡化，某地某人死去没多久其子就“与友党妆头谈、歌唱酣饮，有颓然欲醉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某地某人祖坟好好地躺在土地里，儿孙居然干起了挖祖坟焚祖尸的事情，而同乡人业已习以为常，“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唐甄，潜书）”。

一是王艮，二是何心隐，三是李贽，这三位的言论与行为比文中描述的更为激进，这三位对社会的影响比今日诸多微博、知乎大V对社会的影响更加大。
如果中国也有“宗教改革”，那他们就是中国的“宗教改革者”，但他们不是改革宗教，而是“改革”儒家。基督教在基督徒的推动下从一个保守封闭的宗教逐渐转型，儒家也在儒者的推动下逐渐转型，即从保守的朱子理学转型为开放的阳明心学。
20世纪的李约瑟说：“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彼十八世纪西洋思潮潜流滋长， 固为推动西方进步思想之根据，十七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友，群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输入欧洲。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而曾三复致意焉。不论个人表现与人类真正性格距离至何种程度，吾人对于社会进步之理想，唯有依赖人性本善之学说，方有实现之望，而此种信心，吾人固曾自中国获得也。”
保守？愚昧？落后？
朱子理学之于大明朝犹如之于前苏联。

明代文人敢说朱子理学的不好，试问苏联文人敢说他们的“朱子理学”不好？

明代书店可以摆上关于明廷斗争的小说故事，试问苏联书店敢摆上他们的“明廷斗争”的小说故事？

苏联社会的包容度有多大？哪个社会又更保守？

七
一个老外大老远来到这里传教，一路上被不少人袭击，但不久这种情况就转变了，他在《利氏致澳门孟三德神父书》里写道：“在这座城市里......众人都好奇的想见我一面，有这么多群众来看望，还有重要的文人与要人（官员），真使我兴奋异常。”
这些人里，有平民、士大夫、官员、皇族。
他还在《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里写道“中国人来拜访我，有些人好像发了狂，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当中国人看见我可以把我们任何的书译为中文，便不胜惊奇，我所译有关科技的书是他们从来不曾见过，于是有的要学数学，有的对伦理科学感兴趣。”

八
越来越多中国人意识到西方技术的厉害，他们翻译了诸多书籍，引进了诸多技术，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火器学等各门学科都得到了新知识的补充。
在天文学方面，有《新编天文学初阶》《彗星解》《天体运行论》《天体光学》《哥白尼天文学纲要》《崇祯历书》等书籍及万国经纬地球仪、列宿经纬天球仪、平浑悬仪、望远镜等天文仪器。
在医学方面，有《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西学记法》《主制群征》等医学著作，其内容有心理学、神经学、人体器官、人体构造等多种医学知识。
在地理学方面，有《坤舆图说》《职方外记》《地球全图》等地理著作。
在火器学方面，《火攻擎要》《西法神器》《神器谱》等多部著作。

自诩自大？自欺欺人？
或许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思维让国人一时看不起“劣等蛮夷”，但在西方技术面前，国人能够迅速调整心态，去学习更好更先进的知识，并与“劣等蛮夷”平等相处。何见得有晚清人对西方的蔑视心态？何见得有晚清人的骄傲自大？

一些人可能会说，不就几个名字吗？不就几本书吗？又代表不了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决定了中国近代必须落后。代表不了什么？到满清统治者面前说说这句话试试？代表不了什么八旗何必要推行残酷的文字狱？何必要闭关锁国？你不知道民智的重要性，八旗知道，若是民智未开，八旗就能过更得心应手地统治，若是民智开了，八旗的位子就岌岌可危。

明末顺初，本应是一次正常的改朝换代，就像之前诸多汉家王朝那样，起义、推翻、定鼎，然后延续前朝的思想文化继续发展。然而天不遂人愿，带着浓浓的奴隶制色彩、还没基本进化好封建社会形态的落后政权满清竟在阴差阳错里入了关，而汉族实权派的内耗、分裂、割席则最终断送了大汉江山，让满清胡虏捡了个漏。
伴随着各地起义的被镇压，以及大明遗民的老去、新一代人的成长，短短几十年间，仿佛过了几百年那样，头发、衣服和文化都变了个天。

满清开了个很不好的头，它将人最基本的底线给摧毁了。大半生生活在明朝社会的金圣叹就一个非常悲剧的人。

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在当地的暴行引起了苏州士人的愤怒，想必金圣叹在明朝社会应该是参加过示威活动的，以为在大清也能游个行示个威，于是他连同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聚集悼念顺治帝，并借机发泄，还到衙门控诉，要求罢免任维初。谁料想大清连基本的底线都没有，事件上报后就逮捕了金圣叹等人，以叛逆罪斩首。而金圣叹在临走时也哭得非常惨，他还有很多书没有写完，很多夙愿没有完成。
其实这何止是金圣叹的悲剧？这是整个汉族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有多少像金圣叹这样的人没能完成自己的夙愿？当汉族失去了决定自身命运的主动权，不仅全体汉人尽被奴役，连同汉族的汉文化也被一并扭曲。本应健康发展的中国社会，走上了一条漫长的邪路。
当满清成为主宰中华大地的政权后，其统治阶级带着愚昧无知的小民心态统治着这个偌大的国度，难免不够大气，会有变态心理，柳条边、文字狱、闭关锁国，一切倒施逆行的措施都被其用上了。然后摆到我们面前的，就是腐朽的儒家、自大的国民、落后的传统文化以及内向的农耕社会。从民国开始，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就开始自恨了，恨儒家、恨国民性、恨传统文化、恨农耕社会，乃至恨自己是个中国人。

他们甚至编织了一个虚假的概念来强化自己对本民族的自恨，这个概念就是从古希腊延续至今的“蓝色文明”。
可事实上，近代领先中国的西方人是日耳曼蛮族（也就是古罗马人口中的蛮族）的后代，这些人一开始就与海洋没任何关系。在摧毁古罗马帝国后，古罗马的城市也一并衰落，西欧大地一片萧条，日耳曼蛮族过的是农奴制的生活，与熙熙攘攘的市井生活完全无关，更谈不上什么“蓝色文明”。
14世纪的黑色病动摇了日耳曼蛮族对教会的信任，拜占庭灭亡后西逃的拜占庭学者又带去了大量关于古希腊古罗马的书籍。自然知识必须通过文字才能进行传播与交流，造纸术特别是15世纪古登堡金属活字印刷术的推广给这些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文艺复兴得以进行，日耳曼蛮族觉醒后宗教改革呼之欲出。物质资料不再集中掌握在教会手里，日耳曼蛮族进步的空间迅速膨胀，当昔日的农奴日耳曼蛮族跟在西葡人屁股后面驶向大海，才逐渐有了他们钦慕的“蓝色文明”。

为了自恨，不惜捏造一个虚假的概念矮化自身，从至高无上的天朝上国的子民沦落为民智未开的不毛之地的病夫，到现在被老外动动嘴皮夸一下就巴不得大书特书的扭曲性心理，这在全球也是独一份。

1644年开始，汉族还有自救的可能，然而随着事态的进展，自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才发现，1644是汉族在全球化到来前最后的“高光时刻”，起码那一年还维持着一个完整的朝廷。而那个久远的年代，即各门学派大放异彩的年代，则是华夏文明在全球化钟声敲响前最后一次发出的耀眼光芒了。

个性解放、独立思考、突破传统、质疑精神逐渐淡出世间，保守之风卷土重来，从此以后，天朝上国，走下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