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该不该打倒地主？ 第1页

金庸先生在2000年发表了自传体短篇小说《月云》，结尾处有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认为金庸先生实在是大手笔大胸襟大悲悯，以下贴上全文：

一九三几年的冬天，江南的小镇，天色灰沉沉的，似乎要下雪，北风吹着轻轻的哨子。突然间，小学里响起了当啷、当啷的铃声，一个穿着蓝布棉袍的校工高高举起手里的铜铃，用力摇动。课室里二三十个男女孩子嘻嘻哈哈的收拾了书包，奔跑到大堂上去排队。四位男老师、一位女老师走上讲台，也排成了一列。女老师二十来岁年纪，微笑着伸手拢了拢头发，坐到讲台右边一架风琴前面的凳上，揭开了琴盖，嘴角边还带着微笑。琴声响起，小学生们放开喉咙，唱了起来：

一天容易，夕阳又西下，

铃声报放学，欢天喜地各回家，

先生们，再会吧……

唱到这里，学生们一齐向台上鞠躬，台上的五位老师也都笑眯眯地鞠躬还礼。

小朋友，再会吧……

前面四排的学生转过身来，和后排的同学们同时鞠躬行礼，有的孩子还扮个滑稽的鬼脸，小男孩宜官伸了伸舌头。他排在前排，这时面向天井，确信台上的老师看不到他的顽皮样子。孩子们伸直了身子。后排的学生开始走出校门，大家走得很整齐，很规矩，出了校门之后才大声说起话来：“顾子祥，明天早晨八点钟来踢球！”“好。”“王婉芬，你答应给我的小鸟，明天带来！”“好的！”

男工万盛等在校门口，见到宜官，大声叫：“宜官！”笑着迎过去，接过宜官提着的皮书包，另一只手去拉他的手。宜官缩开手，不让他拉，快步跑在前面。万盛也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两人走过了一段石板路，过了石桥，转入泥路，便到了乡下。经过池塘边柳树时，万盛又去拉宜官的手，宜官仍是不让他拉。万盛说：“少爷说的，到池塘边一定要拉住宜官的手。” 宜官笑了，说：“爸爸怕我跌落池塘吗？万盛，你去给我捉只小鸟，要两只。”

万盛点头，说：“好的，不过现在没有，要过了年，到春天，老鸟才会孵小鸟。”

“鸟儿也过年吗？它们过年拜不拜菩萨？”

“鸟儿不会过年，它们唱歌给菩萨听。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小鸟孵出来才不会冻死。”

两人说着走着，回到了家，万盛把宜官送到少奶奶跟前，表示平安交差，宜官叫声“姆妈！”就回自己房去，他挂念着他的八只白色瓷器小鹅。

“月云，月云！拿白鹅出来排队！”

月云是服侍他的小丫头，答应道：“噢！”拉开抽屉，小心翼翼的把瓷鹅一只一只拿出来，放在桌上。她黄黄的脸上罩着一层阴郁的神色，小小的手指一碰上瓷鹅的身子就立刻缩开，似乎生怕碰坏了鹅儿。

宜官把瓷鹅排成两排，每排四只，左右相对，他唱了起来：“小朋友，再会吧……哈哈，哈哈，咦！”拿起右边的一只小鹅，仔细审视它的头颈。长长的头颈中有一条裂痕，“咦！”左手稍稍使劲，鹅颈随着裂痕而断，啪的一声，鹅头掉在桌上。“月云，月云！”叫声发颤，既有伤心，又有愤怒，小脸慢慢涨红了，红色延伸到耳朵，拿着没了头的瓷鹅的右手轻轻发颤。

“不是我，不是我打断的！”

月云吓得脸上有点变色，右手不由自主的挡在自己面前，似乎怕宜官打她。她和宜官同年，但几乎矮了一个头，头发黄黄的稀稀落落，如果宜官要打，她逃也不敢逃，两条腿已在轻轻发抖了。

宜官蓦地里感到说不出的悲哀，他也不是特别喜爱这些瓷鹅，只是觉得八只鹅中突然有一只断了头，一向圆满喜乐的生活忽然遇上了缺陷，这缺陷不是自己造成的，是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外力突然打击过来，摧毁了一件自己喜爱的物事。他应付不来这样的打击，瞧着左边一排四只小鹅，而右边一排只有三只，一只断头的小鹅躺在一旁。他忽然坐倒在地，放声大哭。

月云更加不知如何是好了，如果宜官伸手打她的头，她默默忍受就是了，哭也不敢哭，因为那个鹅头确是她不小心碰断了的。当时她马上去找大姐姐瑞英。瑞英是少奶奶（宜官的妈妈）的赠嫁丫头，她从小服侍小姐，小姐嫁过来时，小姐的爹娘就把她当作礼物，送给了姑爷家。姑爷在镇上管钱庄，时常不在家，小姐懦弱而疏懒，瑞英就帮小姐管家，管理官官宝宝们（别的地方叫少爷、小姐。在江南，如果老太爷、老奶奶在堂，第二代的叫作少爷、少奶奶、小姐；第三代的是官官、宝宝），管理厨子、长工和丫头。瑞英心好，见月云吓得发抖，叫她不用怕，出了个主意，把熟粽子的糯米煮成了糊，做成粽胶，把断了的鹅颈黏了起来。

瑞英听得宜官的哭声，忙赶过来安慰，唱起儿歌来：“宜官宜官乖官官，卖鹅客人不老实……”宜官问：“瑞英姐姐，什么卖鹅客人不老实？”

瑞英撒谎：“昨天街上卖这八只鹅给我们的卖鹅客人，是个滑头，八只鹅中有一只是断了头颈的。他骗我们，用粽胶黏了起来，假装八只鹅都是好的。”她又唱了：“宜官宜官乖官官，卖鹅客人不老实……”江南人一般上很有礼貌，不大说粗鲁的话，把卖瓷鹅的小贩称为“卖鹅客人”，这只鹅的头颈这样容易断，可能本来真的有裂缝，但瑞英只说他“不老实”，轻轻的责备一句话就拉开了。月云小小的脸上现出了一点点笑容，大大的放心了。

宜官心中落了实，找到了这一场灾祸的原因，不再是莫名其妙、毫没来由地忽遭打击。他知道是一个陌生人的“不老实”，不是身边亲人瞒骗他、欺负他，于是安心了。拿起床边一本昨天没看完的小说来看，是巴金先生的小说，他哥哥从上海买来的，不知是《春天里的秋天》，还是《秋天里的春天》，说一个外国小男孩和马戏团的一个小女孩成了好朋友，有一点少年人的恋情，可惜两个人在一起玩不了多久，就给大人硬生生地拆开了，不许他们两人再在一起玩。宜官看着看着，心里感到一阵阵沉重的凄凉，带着甜蜜的凄凉，有点像桌上那盆用雨花石供着的水仙花，甜甜的香，香得有些寂寞和伤心。水仙还没有谢，但不久就会憔悴而萎谢的。

瑞英见宜官脸上流下了泪珠，以为他还在为瓷鹅断颈而难过，轻轻拍着他的背，低声哼唱：“宜官宜官乖官官……”

月云把一只铜火炉移近到宜官身边，好让他温暖一些。宜官在朦朦胧胧中看到月云黄黄的脸，想到了妈妈在月云初来时的说话：“人倒是端正的，也没有跷手跷脚，就是乡下没啥吃的，养得落了形，又黄又瘦，快十岁了，还这样矮……”月云的妈妈全嫂说：“少奶奶，我们苦人家，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镬子里饭不够，总是让她爸爸和哥哥先吃，男人吃饱了，才有力气到田地里做生活。我……我吃少了饭不生奶水，小娃子没奶吃要饿死，所以……所以学云常常吃不饱，热天里还没割稻时，米缸里没米，学云成天不吃饭……：宜官的妈妈叹气说：“真是罪过……”宜官斜眼瞧着学云，说：“学云不肯吃饭，调皮，不乖……”全嫂说：“官官啊，学云不是不肯吃饭，是想吃没得吃。”宜官有时不高兴了，就不肯吃饭，表示不满，最长久的一次，是因为妈妈给他做的拖鞋上绣的蝴蝶不好看，蝴蝶翅膀只绣一条边线就算了事，不像二伯父家静姐姐的拖鞋，蝴蝶的翅膀用不同颜色绣了实地，好看得多，后来妈妈央静姐姐绣了两块实地蝴蝶的鞋面，宜官才高高兴兴地笑了。在他不肯吃饭的时候，妈妈和瑞英常说他“不乖，调皮”，他以为学云不吃饭，也是像他一样使小性儿捣蛋。

学云是原来的名字。她爸爸初次领着她来宜官家里时，宜官的爸爸说：“学云的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岳云，那是岳爷爷的公子，冒犯不得，不如改作月云。”她爸爸连忙赔笑说：“好，好，少爷改得好，我们乡下人不懂事。”在那小镇一带，“学”字和“岳”字几乎相同，岳飞岳爷爷是在杭州就义的，杭州离那小镇不远，岳爷爷很受当地人尊敬崇拜。从此之后，学云就改成了月云。

在江南这一带，解放之前，穷苦的农民常将女儿卖或押给地主家或有钱人家做丫头。小姑娘通常是十一二岁，可以做一点轻松家务了；八九岁的也有。卖是一笔卖断，一百多块或两百多块银元，看小姑娘的年纪，以及生得好不好，人是不是聪明机灵，手脚是否伶俐而定；押是八九十块或六七十块银元，通常父母在十年后领回，但押的钱要归还。等于向主人家借一笔钱，不付利息，小姑娘是抵押品，在主人家做工，由主人家供给衣食，没有工钱。虽说是押，但贫农到期通常没钱赎还，不管是卖还是押，小姑娘十八九岁或二十岁了，主人家往往会做主将她嫁到镇上或嫁给别的佃户、长工，能收多少聘金就收多少。如果是买的，几乎像是奴隶，小姑娘伤痛病死主人家没有责任。押的丫头地位略好，虽然主人家常常打骂，有时罚饿饭，但有什么事要去和她父母商量，倘若不幸生病死了，往往会酿成重大纠纷，主人家少不免要赔一笔钱。

月云是押的，她父母爱她，不舍得卖。宜官的妈妈说她又黄又瘦，长得很丑，不值得买。

宜官在睡梦中似乎变成了书中那个外国小孩，携着马戏团小女孩的手，两人快快乐乐地在湖边奔跑，那个小女孩好像是月云，笑声很好听。他很少听到月云笑，就是笑起来，声音也决没有这样柔嫩好听。两人见到湖里有许多白色的鹅，白色的羽毛飘在碧绿的湖水上。这些白鹅慢慢排成了两排，隔着柳树相向而对，头颈一伸一缩，好像是在行礼。宜官做个鬼脸，唱了起来：“先生们，再会吧！小朋友，再会吧……”他忽然闻到一阵阵甜香，是烘糖年糕的香气，睁开眼来，见月云拿着一只碟子，送到他面前，笑眯眯地说：“宜官，吃糖年糕吧。”

快过年了，宜官家已做了很多白年糕和糖年糕。糖年糕中调了白糖和蜂蜜，再加桂花，糕面上有玫瑰花、红绿瓜仁以及核桃仁。月云揭开了火炉盖，放一张铜丝网罩，把糖年糕切成一条一条的烘热。年糕热了之后，糕里的气泡胀大开来，像是一朵朵小花含苞初放。

宜官接过筷子，吃了一条，再夹一条提起，对月云说：“月云，伸出手来！”月云闪闪缩缩地伸了右手出来，左手拿过一根竹尺，递给宜官，眼中已有了泪水。宜官说：“我不打你！”把烘得热烘烘的一条糖年糕放在月云伸出的右掌里，月云吓了一跳，“啊”的一声叫。宜官说：“烫的，慢慢吃！”月云胆怯地望着宜官，见到他鼓励的神色，似信非信地把年糕送到嘴里，一条年糕塞满了她小嘴。她慢慢咀嚼，向身后门口偷偷瞧了瞧，怕给人见到。宜官说：“好吃吗？吃了还有。”月云用力将年糕吞下肚去，脸上满是幸福满足的神色。她从来没吃过糖年糕，一生之中，连糖果也没吃过几粒。过去烘糖年糕给宜官吃，闻到甜香，只有偷偷的咽下唾液，不敢给人听到见到。

过了几天，全嫂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来看望女儿。瑞英留她吃了饭，又包了两块肉，让她带回去给丈夫和儿子吃。月云抱了小弟弟，送妈妈出了大门，来到井栏边，月云不舍得妈妈，拉着全嫂的围裙，忽然哭了出来。宜官跟在她们后面，他拿着一个摇鼓儿，要送给小孩儿玩。他听得全嫂问女儿：“学云乖，别哭，在这里好吗？”月云点头。全嫂又问：“少爷少奶奶打你骂你吗？”月云摇头，呜咽着说：“妈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全嫂说：“乖宝，不要哭，你已经押给人家了，爸爸拿了少爷的钱，已买了米大家吃下肚了，还不出钱了。你不可以回家去。”月云慢慢点头，仍是呜咽着说：“姆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家里没米，以后我不吃饭好了。我睡在姆妈、爸爸脚头。”全嫂搂着女儿，爱怜横溢地轻轻抚摸她的头发，说道：“乖宝别哭，我叫爸爸明天来看你。”月云点头，仍是拉着妈妈不放。全嫂又问：“乖宝，宜官打你、骂你吗？”月云大力摇头，大声说：“宜官给我吃糖年糕！”语气中有些得意。

宜官心里一怔：“吃糖年糕有什么了不起？我天天都吃。”跑上前去，将摇鼓儿摇得咚咚的响，说道：“月云，这个给小弟弟玩。”

月云接了过去，交在弟弟手里，依依不舍地瞧着母亲抱了弟弟终于慢慢走远。全嫂走得几步，便回头望望女儿。

后来宜官慢慢大了，读了更多的巴金先生的小说，他没有像《家》中的觉慧那样，和家里的丫头鸣凤发生恋爱，因为他觉得月云生得丑，毫不可爱，但懂得了巴金先生书中的教导，要平等待人，对人要温柔亲善。他永远不会打月云、骂月云，有时还讲小说中的故事给她听。他讲故事的本领很好，同学们个个爱听他讲。月云却毫不欣赏，通常不信。“猴子只会爬树，怎么会飞上天翻筋斗？猴子不会说话的，也不会用棍子打人。”“猪猡蠢死了，不会拿钉耙。钉耙用来耙地，不是打人的。”宜官心里想：“你才蠢死了。”从此就没了给她讲故事的兴趣。

宜官上了中学。日本兵占领了这个江南小镇，家中长工和丫头们星散了，全家逃难逃过钱塘江去。妈妈在逃难时生病，没有医药而死了，宜官两个亲爱的弟弟也死了。宜官上了大学，抗战胜利，宜官给派到香港工作。月云没有跟着少爷、少奶奶过江。宜官不再听到她的消息，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乱世中很多人死了，也有很多人失了踪，不知去向。宜官跟家里写信时，不曾问起月云，家里兄弟姐妹们的信中，也不会有人提起这个小丫头。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她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经常担惊受怕，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她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然而没有可能。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然而不自觉的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吃苦，而无动于衷。

宜官姓查，“宜官”是家里的小名，是祖父取的，全名叫做宜孙，因为他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宜官的学名叫良镛，“良”是排行，他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个“良”字。后来他写小说，把“镛”字拆开来，笔名叫做“金庸”。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先从一个故乡的地名讲起：进化。

这是湘北丘陵山区一个连乡镇都算不上的地名，仅有一条小街以及周边乡镇唯一一所中学，县际班车往往以此作为一个长时间停靠的站点。比起这个地区常见X家垅、X家坳、X家洞、X山、X桥之类富有乡土气息的地名，“进化”这个名字显得如此独特。但即使当地耄耋老人对于这个非常现代化的发音也如生来便知晓一般带一股着特有的声调，运用自如。进化一词出自《天演论》，追根溯源，此地得名不是改开也不是建国之后，而是源自民国时期几个乡绅在此牵头兴办新学，并以当时非常新潮又寓意深刻的“进化”二字命名。时过境迁，新时期的中学仍旧建在附近，但与前校没有了半分关系，唯有“进化”深深地融入了周边人们的生活里代替了原有的旧名。

我的高祖父便是当年主要的牵头人。

这是从爷爷写的回忆文章里才读到这些往事：

高祖父是清朝末年生人，祖辈往上基本都是普普通通的当地农民。高祖父年轻的时候在外学了一手好篾匠，名声慢慢传开。作为农民，他深知土地的重要性，于是一边在外揽活一边攒钱买地，由于勤俭持家外加善于经营，经年累月终于成为拥有近一乡土地，甚至在县城也颇有名声的地主。

我的曾祖父和曾叔公便是地主家的少爷。曾祖父由于是长子，启蒙过后便跟着家里人学习经营产业为将来做准备，而曾叔公则不断求学，最后在挑着棉花的长工陪同下，上县城过长江，北上求学去了。这种选择也导致了未来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在爷爷的文章里，高祖父、曾祖父在经营田产期间，联合乡间士绅地主：聘教师兴办新学、女学；设立乡里孤寡接济制度；灾时减租放粮；资助义士维持道义，可谓是当时典型的开明地主。然而在字里行间，也能看到他们手中也把控着着一方的绝对权力：曾祖父长期担任mi地方保长，随身佩戴手枪，身边跟随着的是装备步枪、火铳的民团。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拥有枪毙的权力（这是我叔叔的话，是他小时候听说的）。而北上求学的曾叔公在南开大学毕业后，便投身革命，逐渐与家里失去了联系，解放后才知道作为南下干部在武汉工作直到离休去世。

土改的时候，年事已高的高祖父与周边几个大地主被人民政府召集到县里扣押，最终病死监牢。而曾祖父在不久后，便被逮捕枪毙，曾祖母悲恸已极而自尽，可谓是家破人亡。

这一段在祖父的文字里寥寥数笔，无甚细节，政治的敏感？又或者是面对历史与时代的直接碾压，其下的普通人恐怕是没有多少思虑的空间吧!

接下来是有文化的祖父在乡邻、亲友的帮助下以教书为生，熬过了过文革的磨难却由于固执的性格与暴烈的脾气在现实的压力下最终妻离子散：祖母带着长子、次子改嫁改姓，三子与幼子寄人篱下。时至今日，祖父谈起祖母仍满怀情谊，祖母却不忍再谈起当年任何点滴。

次子便是我的父亲。

以上便是湘北地区步仙邹家的故事，一个地主家庭的简短家史，一段那些年代再典型不过也再普通不过的往事。在历史的长河分支的娟娟细流里也难激起半点涟漪，只留下一个无人知道来源的地名湮没在浓重的乡音里。

作为从小浸淫在无产阶级史观教育的我，还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说枪毙时的震惊。在逐渐了解这段往事之后，心中便被两种复杂的思绪萦绕。一方面，价值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分裂让我倍感尴尬而在很长一段时间羞谈此事，另一方面，若家业能得延续的幻想也让我不由自主去怀疑书本与学校里灌输的理论。知乎这个问题重新激活了心中的郁结，问题下泾渭分明的两路观点也隐隐与当年的内心矛盾相呼应。

以下正式讨论：

要问该不该打到地主阶级，就必须从提出阶级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谈起。

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其古典工业时代的美感。

在19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的那个工业化进程蓬勃发展、自然科学的学科爆炸式增长的年代，人文领域的学者们也在试图以绝对理性科学的态度认知人类社会自身种种。

譬如：

劳动价值论、马斯洛需求理论、泰勒科学管理理论、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等等。

当然也包括了对后世政治格局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

这些理论都有以下共同点：

论述严丝合缝不留缓冲、对象性状单一稳定、体系泾渭分明、方向直接明确、着重与共性的而忽略差异性，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这些理论的描述中如同精密的齿轮般向着一个最终的目标运转。如同自然学科的公式一般，他们将人类认知自身复杂性的方式从感性的文学与艺术领域升华到了理论与科学的层次，最大程度的将人类社会的共性提取出来，大大促进提升了原本经验式的社会治理的水平。

这就是古典工业时代的美感。

但是，这些理论在不断验证与实践中渐渐显示出越来越大局限性，新的更能将变化与差异纳入体系的理论不断出现从而推动整个学科领域向前发展。

如，组织发展五阶段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 双因素激励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由于时代限制，在信息技术水平基础上的简单定性方法难以适应过去百年里高速变革的人类社会中的偶然性与随机性。现实比起原有理论论述总会有例外、要素的稳定的性状只存在于假设、各个体系的作用的边界模糊不清、特别是关于人类社会究极意义的论述往往困于一元的“宏大叙事”。

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运动所诞生的国家都曾多少陷入过禁锢思想的误区？

其根源还是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当时的科学水平、技术背景、工人斗争需要下只能提取出共性以形成严密而富有感召力的理论，自然没有把无比费神费力、又缺乏感召力的人群差异性纳入考量。也就是说理论宣传时默认的前提是人群的性状是一致的。

因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上有开放性的思考，但无法摆脱这一天然的理论短板，甚至为别有用心者刻意曲解而最终孵化出为独裁者洗脑统治的理论挡箭牌（朝鲜）。

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与预见性足以证明其是当前人类最经典的人文理论体系之一。但随着自然科学进入越来越普遍跨学科跨领域研究阶段、社会经济形态体系越来越多样复杂，通过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普及，相应的人文领域对于人类社会内部差异性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越来越需要直面其局限所在。

但由于牵涉政治因素，因此其难度也是其他人文领域理论难以相提并论的，类似的西方民主政治理念也常常困于此。

而且这种局限性是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与复杂程度提高而越发明显。

阶级划分便是这种局限性显现的重灾区。其关键就在于用单一的标准对复杂的人群分类，进而以之为标准处理更加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

比如，用土地多少这种单一标准来划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然后在道德、创造力乃至智商、情商等等个体间差异巨大的指标上，以理论研究、文艺作品等等方式上树立一个一分为二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印象。当这种带有引导意味的宣传进入到社会治理层面时，由于其比起分门别类、精确区分，混为一谈概而论之更加符合人类大脑的工作模式与思维惰性，因此会对人群产生强大的导向力量，而发挥巨大威力。

如果我们把阶级划分当作一种社会治理的手段的话，它是中性，关键还是在于如何认识其局限性。

乱世用重典，癌症才用化疗，重典难免伤及无辜，而化疗必然损伤健康机体。

以单一指标进行阶级划分进而以其作为社会治理的标准毫无疑问就是政治领域的化疗。在特殊的年代，它有其他温和手段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如国共内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而当社会需要进行精细化治理的时候，起破坏力也相当惊人（比如文革、过激的土改）。

这类思维比如“商人重利轻别离”：

这里“轻别离”是形容一个人情感观念，“重利”则是描述从业人员的职业性格，是一个人的某一面。商人的身份能影响价值观念，有权重但不是直接决定因素，还需要考虑家庭因素、过往经历、教育背景，甚至各种偶然因素。但这样的表述比起七字诗文要枯燥的多难理解的多，况且在舆论的幸存者原理作用以及古代士大夫重农轻商的宣传下，不断强调的“商人”属性最终与“轻离别”挂钩形成固有印象，最终影响家庭婚姻等诸多事物。。。

尽管逻辑陷阱相似，但政治尸山血海的残酷又何尝是儿女情长能及？！

时隔日久又没有亲历者在耳畔提起，也许心中的郁结在过去的某一天早已暗淡，如今的我也不会像叔伯一样对于当年或叹或愤。

当年的全中国是癌症还是皮肤病想必不用多谈，该不该通过土改打到地主阶级，该不该用化疗手段答案不言自明。

但对于当年那个乡村真的就是非化疗不可吗？！

或许还有相对折中或者精细化的处理方法，但历史已经远去，更加值得注意的应该是当下吧。

用化疗治感冒、治胃病的错误，文革时犯过一次大错就够了，而另一方当面如果讳疾忌医，避重就轻，到时候问题恶化成癌症而不得不使用极端手段时，在社会利益联动性更高的现代，谁又愿意被贴上肿瘤标签被消灭、被波及呢？

涉及家事，评论关闭。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4]。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当年黑人被一些蓄奴洲视为合法的私人财产，北方拿着枪透过武装力量重新统一美国并消灭(解放)了部份南方奴隶主的私有财产。

米国内战的时候，可以看到南方一些地区的黑奴不断的往北面逃跑，随着北面军队势如破竹来到的地方，有一些已经解放的地区偶尔就能看到黑人奴隶把白人奴隶主捆在树上鞭挞、殴打，进行报复或者耍流氓。

内战结束以后各方面在政治上取得完全平等是好几年以后的事，现在看当年黑人的暴行显得非常不必要而且多余，但没有人会说，政治上颠覆奴隶主是错误的。这种话估计连川普都说不出来，呵呵。

一个地区如果有成群、大批的自耕农是比较适合强行推进工业化的，因为农业国家的个体自耕农在没有工业机械(例如拖拉机)的情况下，由于效率和生产力的低下，很容易就弃农跑去工厂打工(如果有工厂)。

如果不强行的制造(土改)大批的自耕农，那么地主几乎不存在把他们的资本转移到工业生产上的积极性，他们只要买更多的奴隶或请更多的自耕农就好了，雇佣成本几乎是零，搞什么屎工业化。

这边我呵又要说到米国了，当年奴隶制再农业州创造的GDP是比奴隶解放后还高的，在棉花种植园最大鸣大放的时候，维持了南方经济的高增长。开头说过，当时奴隶也是资本的一部份，跟养猪一样，生了一头小奴隶或者不仲地了，还可以拿去市场交易，真是该死的奴隶制。

所以啊，对米国奴隶主来说，搞什么屎工业化，山寨人家有什么意思？工业品跟欧洲买一线品牌就好了，奴隶主还怕没钱买？

北面的洋基佬就不爽了，该死，你们这些南方奴隶主不买米国自产工业品，还视米国制造为山寨，以买欧洲品牌自豪，该死的地主，还不让搞关税壁垒，怎么振兴米国货，我他妈赏你们一顿揍。

慢！！！

顺便在解放一下黑奴，人人有工资，工资低不打紧，刚好让买北方的国产山寨货，奴隶主还看不起米国产工业品呢。

有了一票自耕农以后强行推进工业化具体怎么实施呢？以台湾为例，首先以耕者有其田把地变成国家的，然后自耕农用农产品来跟国家换地，分期付款，接着就是控制农产品价格，政府强制定价并收购农产品出口换汇。有了外汇再买工厂，买工具，买技术，买买买。由于价格被政府控制着，它一斤爱收多少就收多少，低价收然后出口，大地主被瓦解，反抗也不成气候，枪杆子在手，怎么样都盈利。在台湾还有肥料换谷制(国民政府在那个时期独占化肥事业)。

台湾推行了土改并且没什么死人，是国民党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正确。

当工厂一间一间的搭建起来，自耕农进城打工发的工资比政府强行定价的农产品还高时，自耕农们当然就跑去打工了。苏联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这样在苏联留学生蒋经国潜伏在国民党的时候搞起来。

工业、现代化学产品搞起来以后，自耕农当年弃耕的土地再次兼并，大面积的土地开始进行工业化生产，一个人的农业产值透过化肥、农药、各种工业机械，生产效率和耕作面积得到巨大的提升，便不需要那么多人来种地。而这票原本的自耕农，也就变成城市移民。

有些人说三七五减租是国民党的德政，呵呵，真是搞不清楚状况，德政这种东西是建立在皇权亲爸爸的儒家统治观念下才有的。三七五减租是强行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拯救自己的人最终只能是自己。减租或土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地主手上的余粮制造一个近乎无抵抗转移到政府手里的条件。政权和地主不同，政权搞工业化的动机有很多，例如要国土防卫，保护主权，镇压反革命等，都需要有现代化工业和科技武装起来的力量，地主不同，地主只要从一个统治集团过渡到另一个集团就可以，无所谓。按理说，国府来台湾可以继续维持地主和政权的寄生关系，只要用枪杆子在重新建立起和地主的联系或培养新地主就可以了，但国民党想着要反攻大陆，必须要推进工业化，如果台湾还是遍地地主和佃农，不使用行政力量进行土地改革来进行国家资本积累工业化的话，那它的政权防卫很快都会出问题。

当年蒋经国在米国的支持下搞出了喷射机，随着国统区的工业环境每况愈下，去工业化越来越成为主流，国府再一次经典的实现买办化，国民生活水平无所谓，国家工业水平无所谓，反正美国爸爸有，卖的贵也没关系，买办们有回扣拿就好叻。对美军工越来越实现买办化复兴，最可笑的是这部份花费的开销，有不少还是从解放区透过不对称贸易赚来的，就这点本事还想搞独立，真是日了狗了。蒋经国在早期还在台湾策动学生搞过针对米驻军的暴乱，现在的国民党和民进党，哪一个愿意站着而不是跪着和美国人好好的讲？有哪一个想要和美国争取平等的关系？没有麻，人家米国人就按着台海，便足够让这两个党跪着买办。

美国要你进口哪国石油，你就进口哪国石油，美国要你制裁俄国，你就制裁俄国麻，谁在意呢？就这副姿态独立了也是假独立。

米国人对台有没有像当年新加坡那样，拿个三百万美刀贿赂李光耀都很难讲，人家李光耀可是抓住米国贿赂的证据，以此为把柄成功地对米国政府进行了大义讹诈。

台湾的经济起飞，完全就是建立在当年弃农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身上的，它们面朝黄土的时候受地主盘剥，日本来的时候受日本帝国主义盘剥，减租完受国民政府盘剥，进了城打工还是受盘剥，到现在也还在受盘剥，但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的台湾已经没有农民工了，当年的农民工随着国府在一次买办化已经转变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无产者。

大家要摸着良心说话，享受了现代化果实，富起来以后以为自己头上有什么狗屁救世主，就忘了现代化是怎么推进起来的，那简直就是反动的不能再反动了。

那到底应不应该透过土改推进工业化呢？除非出现了一条从农业国转型到工业化国家的新路，不然一个农业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大概是都需要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候喷发出来的，地下党员欧巴马搞了八年搞得好不快活。

解放黑奴是很久以前的事，过了百来年，现在也能干上总统，并且当年生产满地廉价山寨货的米国，现在也是品牌大国了。

那地主该不该斗，该不该倒呢？如果不斗可以实现转移生产资料，那就不要斗了。

我外公是以医学系学生的身份入赘的(台湾人觉得当医生很体面，医学系学生价格好= =)，外婆年纪比较大，家里是台湾中部的大型地主，外公还是外婆的二号。入赘的方法是支持学费和生活所需，让外公去念大学，毕业后结婚入女方家。

为啥说外公是二号呢？因为原本有个一号，也是医学系学生，还没毕业就出车祸给撞死了，所以外婆他爹又去找了二号，也因为这样外婆年纪比外公大。外婆作为一个小公主很崇拜徐志摩，一个老太太看两岸合拍的那部《人间四月天》还看哭好几次，真是小公主，我看徐志摩这种人很不爽。外婆这个人，我是很爱她的，谁让她宠我呢？但客观地说，我以为外婆本人完全就是一个劣绅，言行之间存在反动性质。

例如小时候随母亲回娘家，我吃饱自己顺便洗碗，外婆就不让洗，说男孩子不应该进厨房，典型的封建思想。在一个更能够突出反动性质的地方就是外婆自己不做家务，全部都是外公在做的。这对我小时候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小时候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怎么可以一边不让男孩子进厨房，一边又让外公包办家务。外婆有时还会当着外公的面怀念当年一号的风采......。

到了十五、六岁左右，毛选看多了，我马上就直觉式的把外婆定义为反动地主阶级，外公就是被压迫的贫农啊！

外公原本一个医学毕业生可以给社会带来更好的劳务，结果硬是变成全职家庭主夫。外婆学识也不差，也当到中学校长退休，但其实没必要非把其中一个人完全捆在家庭劳务中。之所以会这样，当时的社会环境导致他们的婚姻关系建立在农业社会的末期有关，买了一个男丫鬟...。

随着国府来台，外婆他爹在减租和一系列国民党展开的土改政策加上更早之前的旧台币币制改革，暴毙而亡，没有错，就是突然死亡，不是因为被整或者被批斗还是生病，据外婆说她爹在币制改革加上生产资料被剥夺以后郁郁寡欢，成日座在躺椅上发呆，莫名其妙的就死了。如果问我支不支持土改，我看着我外公长大，如果不瓦解这种生产关系，意味着很多事情都要重演，我当然支持土改。

结婚前我妈是和我爸私奔的，他们两个有自信可以在随之而来的时代靠着勤奋和努力脱离黄土地摆脱各自的原生家庭成为城市移民。掌握现代化学、农业机械和生物科技的现代农民也可以拥有更大的人均可耕地面积。

随着向工业化过度以后带来的生产力喷发，我们将因为一个存在更多可能与机会的未来走到一起，所有人终将得到自由。

如果说是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进行土改，将旧的社会结构破坏试图解放生产力释放社会矛盾，我觉得是有其必然性的。在社会变革的环境下，谈财产权之类的未免有些理想化。

但是把地主绑在柱子上突突了，摁在地上每人一脚踩死，这是什么必要的？他们又有什么罪？这种行为又能为所谓的新中国带来哪些好处呢？

如果说地主中有人有罪行，那大可以正常审判，可是把一整个阶级视为罪大恶极而从肉体上折磨死，我不知道背后道理何在。

地主说到底不过是土地多的农民，乡里乡亲几十年了怎么忽然就要下杀手，于是很多农民也不愿意干。不愿意不要紧，南下干部带着大家干，逼着大家干。

至于化成黑五类，剥夺子女受教育权之类的后续，我更是不明白究竟有个毛必然性和益处。

更重要的是，打倒地主然后如何了呢？

土地均分，农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个个都奔小康了？

你也知道不是这回事吧？

之后是几十年的对农村人口的束缚，通过剪刀差对农民的掠夺。疯狂年代里进行社会实验饿死的是农民，改开之后把土地又从农民手里拿走了。

那么，为了新中国消灭地主你们姿瓷，为了工业化掠夺农民你们姿瓷不啊？

我知道你们肯定是姿瓷的，因为你们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农民。其实我也是姿瓷的，社会要发展总是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的。

但连条活路都不给有必要吗？之前在关于苏联工业化的一个问题下就曾见有人说过，难道工业化就必须把农民剥削到活活饿死的地步？羊吃人的年代也不可能真让羊把人吃了。

那么再问一遍。

破坏旧的社会结构进行土改有必要吗？

把地主折磨死财产全部掠夺子女打进黑五类有必要吗？

为了工业化掠夺农民有必要吗？

掠夺到把农民饿死的地步有必要吗？

为了经济软着陆缓解社会矛盾牺牲“中产阶级”利益有必要吗？

……有必要吗？

“中产阶级”你们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