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日贵州安顺大巴车坠湖事件通报：系司机因对拆迁不满蓄意报复社会，还有哪些新的信息量？ 第1页

这种反人类分子应该被提前识别，并及早感化，感化不了的尽早清除。

可惜，人类社会发展程度还不够，所以暂时还做不到。还有更多的这种人像定时炸弹一样存在你我周围。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长篇大论讨论这个司机对拆迁不满的事情？不就是个变态杀人犯么？扯什么“不患寡而患不均”？

这一车人，都是普通人民群众，无冤无仇，没有谁欠了他拆迁款，没有谁占了他便宜，他凭什么杀死一车人？

凶手就是凶手，人渣就是人渣，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还需要什么理由吗？对社会不满？觉得世道不公？你就可以拉着一车无辜的人去死？还有人吹什么“加速”？我祝你全家天天被这样“加速”。

国家对不起他吗？社会对不起他吗？公房是他的吗？他难道不是享受了几十年政策红利吗？还有脸报复社会？哪位工作人员做的不好了，对不起他了，他应该直接指向这个人，而不是指向整个社会，指向无辜的路人。

冤有头债有主，你不想活了，就拿他人的命来陪葬？你和那些跑到幼儿园、小学中大砍大杀的变态有什么区别？这种人还需要问什么缘由？

裹挟无辜者跟他一起自杀的，只有一种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人渣。他们无论活在什么时代，都会觉得不满；无聊活在什么社会，都会觉得社会亏欠了他们。

恕我直言，诸位在这儿好整以暇研究他的心理、他的委屈、他的情绪，都不会让这类人消失，更不会让这类人满意，他们只会考虑自己的欲望和情绪，你抱薪救火，是救不了火的。

精神病要治、变态要要治、心理疾病要吃药。这天下要做的事情多的数不过来，还有那么多贫困人口需要帮助，社会资源不可能用来给每一个欲求不满的变态做心理按摩。

我们是要公平，但公平是要把利益从强者那里抢过来再分配，而不是拉着无辜的弱者陪葬，这是反人类。

他只是个卑鄙、无耻、冷血的懦夫。

好多答案的解决思路都是从精神防控方面培养，或者是从公房产权角度切入，这感觉没什么用吧，这些事只是社会不满契机的一个具体原因，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原因和问题，防不胜防。

为什么不给过水桥加石墩护栏呢？你看司机那公交，必须要开到最右边，然后靠猛的加速，靠着足够的加速度冲力，且在大家无法反应的时间里冲出桥梁才能完成行为。他为什么不往右冲呢，因为公交车体型大，他右冲无法产生足够的冲力

所以不妨换个思路，我们在桥两侧特别是桥中间的双黄线上铺上重石墩护栏。在上桥的位置加铺减速带。只要不给公交车以足够的空间加速，他冲不出去，只会一头撞在石墩上。

个人感觉这是一个可行的操作方法。

在21条无辜的生命面前，张某钢的恶性犯罪是不容辩护的，他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理应被谴责和唾弃。我们对他犯罪的追问，不应该被理解为对他的某种辩护，而是一种社会风险预防思维驱动下的反思，目的是为了澄清这类恶性犯罪的风险根源，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

针对这一恶性事故和犯罪事件，7月7日，交通运输部安委会印发《关于贵州安顺公交车坠入水库事件的警示通报》，其中第二点将『心理不健康』作为一种风险源头：

二是切实强化城市公共交通安全管理。要督促公交企业密切关注驾驶员身体、心理健康状况，严禁心理不健康、身体不适应的驾驶员上岗从事营运，严禁客运车辆带病运行，加强公交车运行动态监控，及时提醒和纠正不安全驾驶行为。

但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张某钢的行为，真的可以被简单解读为是一种可以被排查出的『心理不健康』吗？我理解，就这一次恶性犯罪事件的经验来看，『心理不健康』也许不是引发矛盾的主要因素，更不是能够被排查出的显著风险。

为什么说不是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张某钢平时的性格，很可能根本没有心理不健康的显著特征。

根据财新某篇不存在的报道，至少有三处描述过张某钢的性格：

多位驾驶员同事称，张某钢平时和同事相处感觉人不错，待人接物都可以，“他感觉总乐乐呵呵的，大家有时也一起聊天，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也有驾驶员评价他“不爱讲话”。
邻居们称，张某钢平日少与他们往来，“看着挺开朗的，和女朋友照照相挺开心的”。
财新记者检索到疑似张某钢的抖音账号。从2019年6月至今，这个账号一共发布了314条视频，最近一次发布是在7月4日，即事发生前三天。这些视频多数为自拍，显示出主人爱笑爱搞怪，同时他也转发一些为情所困的言论，没有看出明显异样。

上述三处可以看出，从张某钢身边的人和张某钢发布的信息，根本无法得出他『心理不健康』的结论。既然如此，『心理不健康』作为一种风险预防措施，可能在张某钢身上是无法充分校验可行性的。

第二，张某钢的恶性犯罪行为是多重激烈情绪短时间内叠加的结果，这种突发性很难通过『心理不健康』的排查来事先预测。

综合警方和官方的通报来看，张某钢的情绪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亲眼目睹自己租住的公房被拆迁。

事实上，这个转折点对他的冲击程度是非常重大的，可以通过两个细节佐证。还是根据某篇不存在的报道：

他表示，7月7日上午10时许，张某钢的老宅被拆迁队拆除，张某钢得知后匆匆赶来，但未被允许进入现场。目前该区域周边已拉上警戒线。
知情人士透露，张某钢原先住在安顺老柴油机厂宿舍。一位当地居民向财新记者指认了张某钢的老宅，这里已经被拆除，只能看到堆积的砖头和埋在里面的沙发、床和电视等。这位居民称，张某钢原先是老柴油机厂工人，在此居住多年，后来离婚，有一个儿子。

自己之前居住的老公房被拆除，家具，电视等物体都没来得及清空，是第一重冲击。张某钢到达后不能进入现场，只能眼看着房子被拆除，构成了第二重冲击。

这时，张某钢做了什么？根据警方通报：

8时38分，张某钢拨打政务服务热线，对申请公租房未获得且所承租公房被拆除表示不满。

这里不能不指出，通报中对政务服务热线具体情况的描述十分模糊。根据通报之后对张某钢行为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正是在拨打这个电话之后，张某钢开始坚定地实施自己的犯罪计划。那么在这通电话中，张某钢真的仅仅就是『表示不满』吗？要知道，他可是在场眼睁睁看着自己承租的公房被拆除，东西都没来得及拿出来，这时的情绪如果仅仅用『表示不满』来形容，恐怕不太符合大众对人性的一般认知。

我个人的猜测是，张某钢一定在这通电话中表示了强烈的个人情绪，而正是这种强烈的个人情绪，驱使他进行了后续的犯罪活动。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他是在打电话后情绪才开始逐渐激烈起来的。但如果我们认可这种可能性，就要追问另一个问题：倘若那时他的情绪不那么激动，那么他表达是到底是不那么激动的『不满』情绪，还是希望通过政府政务热线来咨询解决自身遭遇的问题？而无论从哪个可能性出发去看，仅用『表示不满』来描述这通电话都是模糊的。

那么，张某钢的情绪变化就仅仅如此了吗？我个人认为不是。这里我有一个推测，就是张某钢可能对他姐姐也怀有负面情绪。

为什么做出这个推测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张某钢公房处置的沟通问题。

张某钢公房处置问题上的沟通问题，在官方通报中和张某钢的行为上是不统一的。这种不统一背后始终有一个人的影子，就是张某钢的姐姐。安顺市警方和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通报，分别在三个不同的位置提到了他姐姐：

在警方通报中一处：

2016年，张某钢与妻子离婚后，租住其姐姐女儿的房子，户口也寄搭于其姐姐处。

在政府通报中两处：

张某钢到西秀区柴油机厂（后更名为西秀区酿造机械厂）参加工作时，厂方提供一套自管公房（5栋1楼11号）供其居住，其产权属单位所有。据查，张某钢已长期未在此房内居住，由其姐姐将此房转租他人。
西秀区酿造机械厂棚户区改造项目启动以来，经多方联系，项目指挥部与张某钢先后对接3次，其余多次由其姐姐代表其进行商谈，沟通对接顺畅。

从这三处可以看出，张某钢和姐姐关系看起来很密切，其在公房处置的问题上，几乎完全委托姐姐操办。但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既然在公房处置问题上和张某钢及其姐姐『沟通对接顺畅』，为什么张某钢还会在公房要拆除时才得知消息匆匆赶去？为什么还会通过政务热线对公房拆除的处置『表示不满』？

第二，张某钢实施恶性犯罪前，专门通过微信语音联系了女友，为什么没有联系一下为他提供住处的亲姐姐？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释张某钢情绪的激烈变化，即他可能在不仅对公房处置和未申请到公租房存在激烈情绪，也可能对他姐姐怀有某种负面情绪，认为他姐姐『背叛』了他。换句话说，他之所以实施了极端丧心病狂的犯罪，是多种情绪叠加后的猛烈爆发，用『心理不健康』是无法有效排查和预测的。

综上，我围绕这次恶性犯罪事件，谈了我对将『心理不健康』作为一种风险源头排查的有效性的质疑，那么提出问题也要提出解决思路，对于张某钢这类社会风险，如果『心理不健康』排查的有效性不足，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预警吗？一个思路是，建设以网络平台，政务热线等低成本低门槛的维权手段为重心的社会风险调节和预警机制。

张某钢这次恶性犯罪事件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细节，是张某钢在公房被拆除后，还打了政务热线。可以说，政务热线在整个恶性犯罪事件中的位置是转折性的，正是在拨打了政务热线之后，张某钢才开始坚定执行犯罪行为。

用一个马后炮的视角来看，政务热线似乎是张某钢实施犯罪行为前，自我设置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但张某钢的行为表明，这道防线并没有对他的情绪起到任何抚慰作用。

这里，我想进一步提供一些背景材料。根据清华大学孟天广老师对170万政府平台留言的大数据研究显示，农民，临时工等低收入弱势群体更习惯通过这类平台来实施维权：

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群体，如政府雇员，企业主等，在网络平台的维权行为较少，因为他们可以选择其他更有效的维权渠道。而对于低收入弱势群体来说，网络平台和热线等手段可能就是他们唯一能够依赖的维权渠道。

当然，这类渠道的局限性是很大的，但在没有其他有效渠道的前提下，这类渠道自然成为了唯一的选择，成为很多压力集中爆发的位置。但同样，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风险预警的重要位置。

倘若在这个位置上，能够对风险压力进行分级的评估，并制定出相应的风险预警预案，也许可以起到比排查『心理不健康』更有效的作用，比如一个比较粗略的例子是，当某人来电后，根据来电的情况反馈，评估出一个风险压力的初步等级，倘若说这个等级比较高，就启动转接预案，直接转接到政府部门下属的心理中心进行初步的心理干预和调解。

当然，这方面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我个人理解，这种风险预警的思路，比广泛在司机中做『心理不健康』排查的思路，更匹配这次恶性犯罪事件中给我们的惨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