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认为明朝火器比清朝先进？ 第1页

和几位朋友收集了一些万历年间到永历年间的欧式前装炮的图文资料，今天在这里发一下。

吕宋大炮同属于西式前装滑膛炮，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明代欧式前装滑膛炮实物，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铸造1门。其后又铸造了28门。由于铸造形制的缺陷或因装放火炮不得法，该型火炮大都在战争中被毁坏。

相关资料:

“ 在歲癸卯，西洋人僅四百計耳，以用火炮，致我閩漳泉販夫賈 子被殲於呂宋者四萬。今西洋人潛住粵澳；實繁有徒，閩人尚多傳得其法。 戎政尚書黃克纘業捐多金，購閩人之善造者十數人輩至京，同泰甯侯造炮 於京營，已造成大炮一位，銅重三千斤”

余为戎政兵部尚书，值建贼攻辽阳，京师大震，余命兄孙调焕募同安善铸吕宋炮者十四人，携之入京。铸三十门而上疏解并解其六于辽，令调焕为守备，将南京所携工用炮者三十人与之偕。内一炮重三千斤，为参将李秉诚取守奉集堡。

目前唯一的一门实物保存在英国皇家火炮博物馆，为鸦战期间英军从清军炮台上缴获之物。

该炮由福建布政司中左所的同安工匠于大明万历庚申年即四十八年铸成敕封歼虏大将军炮。

尺寸数据：

重1700余斤，炮管239CM，炮腹94CM，炮尾28.5CM，口径13.5CM，倍径18，属于一种加农炮。

万历四十八年，广东阳江县打捞的36门红夷大炮。此后海康县和阳江县通过打捞沉船火炮，获得了大量的欧式前装滑膛炮，到天启元年两县已拥有红夷炮四十门多门。

天启二年，两广总督胡应台押解二十二门打捞的英国火炮回京。

目前还留有两门当年的实物。炮身铸有盾形徽章和后加的刻款：“天启二年总督两广军门胡　题解红夷铁铳二十二门第六门”，“第十四门”。徽章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炮徽。

根据《明清史料》澎湖善后事宜记载，明朝在天启二年曾仿制数十门红夷炮作为海防炮，下图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明代红夷炮，为天启（四）年，由俞大猷次子，福建总兵俞咨皋督造，实物炮长313厘米，内口径14.5厘米，炮重3100千克。

天启四年铁炮，残长226厘米，内径14厘米。炮体铸有“泉州城守营府城*炮位第三号（重）七千斤”等字样（火炮的实际重量偏轻），炼钢期间曾锯下一半作为材料。

我对此炮的复原图

《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六年（1623年），京师发送头号发熕炮2门，二号发熕炮9门，调拨山海关。七月二日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又调拨头号发熕3门，二号发熕炮6门发往皮岛。

长城博物馆现存一门崇祯元年铜裹铁发熕。

炮身上有阴刻铭文：“崇祯戊辰年兵仗局鑄造 捷勝飛空滅虜安邉發熉神砲 頭號鉄裹銅發熉砲一位用薬二斤宁少勿多 打五 六木榔头不等 木马 一箇 二斤重鉛子一筒或再添一斤鉛子亦可 ”

天启六年宽城铁炮，炮长303厘米，口径11.5厘米，重5000斤。

天启七年鹧鸪炮台架设了9门八千斤红夷炮，以及大型佛郎机（神飞炮）

天启七年两广总督北解红夷铜炮两门

天启七年，参将黄龙奏称京营存储的红夷炮每位均配有炮车一辆，且以预备上极好的火药，铅弹等物资，希望尽早予以调拨。

天启七年（1627年）福建总兵俞咨皋为了剿灭郑芝龙，于是联合了其他派系的海盗以及在东南沿海活动的东印度公司的荷兰武装船队，约定时间共同进剿，在此期间，为了表示合作诚意，出手十分阔绰，派遣李光、杨尾等人,载送60门千觔红夷炮给与海盗头子钟斌。

济南博物馆崇祯复合铁炮。样式有点像欧洲的佩尔里耶炮。

《崇祯长编》崇祯二年二月，山西巡抚宋统殷督造红夷炮1门。

北京掖门保存的明清炮群中有一门明朝两广总督王尊德在崇祯二年铸造的红夷炮，重两千斤，内口径14厘米，炮长258厘米，火炮倍径18，属于一门加农炮。该类型火炮是王尊德借用葡萄牙火炮炮模仿制而成，有记载仿造300门，解押到北方的共有175门。由于明朝需要该炮的城镇很多，故而大都分散于各地。

《崇祯长编》卷三十一

明代崇祯三年福建巡抚熊文灿将督造120门红夷二号炮解押北京 。

《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 〔戊辰〕，福建巡抚熊文灿报援兵二千、火炮一百二十具，令掌印都司蔡时春于正月十五日督领入卫。帝以文灿选兵解炮 ，嘉其急公；且谓福省正在御寇，命加意绸缪，勿致单虚滋患。

崇禎長編卷之三十四：

两门崇祯四年铁炮，由福建巡抚熊文灿铸造，炮长分别为147㎝和157㎝，口径分别为6.5㎝和5.5㎝。每门重约160公斤。现保存于福建武平县博物馆。

明崇祯四年铁炮，郑成功纪念馆馆藏

龙岩市博物馆明崇祯四年铁炮，炮体已残断

徐光启在守城制器疏稿中记录了，明朝炮匠在不改变火炮使用的炮弹重量（一斤四两约1.8磅），火药用量（一斤四两）的情况下，将原本五百斤重的红夷炮轻量化，降到三百二十斤（约420磅），使得火炮更便于使用和运输。

崇祯五年六月，宣大總督張宗衡奏报以督造完成小西洋炮150门及山西以造成未转运的小西洋炮100门，共250门。《崇禎長編卷之六十三》

军博收藏的两门崇祯六年铁炮，明朝崇祯六年两广总督熊文灿督造（何吾嶷参与督造）过一些严威炮（清代叫法）。其中有若干门被押解回京。

黑龙江博物馆两门崇祯六年铁炮（严威炮）

为两广军门熊文灿，何吾嶷督造。

第一门长154厘米，内口径8厘米。

第二门长153厘米，内口径7厘米

中山博物馆同类型的红夷炮

《南山博物馆拟征集文物清单》

崇祯六年铁 炮， 长：154CM,口径：7CM,重约600 斤（重量存疑） ，两广军门熊文灿， 督造官 文浩，马继龙闽匠造。

湖南文管会所藏崇祯六年（1633年）铁炮以及吴三桂三藩反叛时期铸造的昭武元年（1678年）。这门崇祯六年的炮恐怕也参与了那次对清朝的战争

崇祯六年，山西造完红夷大炮25门，二号红夷炮11门，三号红夷炮并涌珠炮59门。

《明清史料乙编》第一本中关于崇祯六年宣府各堡所补充的137门西洋炮。以及居庸关长城上的明代西洋炮，该名类的火炮就目前出土实物来看，为一种双层铁炮，内部是熟铁锻造，外部浇筑生铁，且炮尾带有瞄准装置。

天津宝坻区文化馆馆藏明代崇祯七年铁炮，长度158厘米，内口径8厘米

崇祯八年，崇祯九年，由于清军入塞，熊文灿又向北方紧急输送过两次广东地区制造的火器，其中有200门红夷炮，重量在300斤到400斤不等。样式应该与黑龙江博物馆的两门崇祯六年的红夷炮相当。

崇祯九年，宣府总兵按令计划打造红夷炮50门

德胜门箭楼的明代西洋炮和长城博物馆明代西洋炮（双层铁炮）

唐山博物馆崇祯十年密镇捐造西洋炮

军博保存的崇祯十年密镇双层铁炮

山海关区东罗城东南角台出土的明代崇祯十年的密镇捐造天字一号 西洋炮，此铁炮前细后粗，通长240厘米，重约1500千克，炮体有明显范缝痕迹，为内熟外生的双层铁炮。炮口内径10厘米，外径25厘米，其后12.5厘米炮口外壁区间环饰凸起回形纹饰，上有高1.4厘米方锥形准星。回形纹饰后铸凸起炮箍一道。炮体中部两侧横出圆柱形炮耳，直径7厘米，各长13厘米，距炮口110厘米，两耳间炮体上下铸凸起炮箍3道。炮体后部有凸起的长方形火门，上有直径0.8厘米双引线孔，距炮口185厘米。炮体最后部铸凸起炮箍2道，最大直径处为39厘米。其后炮尾层层收敛呈覆笠状，有不规则尾珠，长9厘米，直径16.5厘米。该铁炮目前以运至山海关长城博物馆保管。

山西大同城墙遗址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崇祯十年密镇捐造天字四号西洋炮 （双层铁炮），长239厘米，口径10厘米，重1800公斤。

对于双层铁炮的由来问题，郑诚在“《祝融佐理》考——明末西法砲学著作之源流”这一论文中指出，铜芯铁体炮在印度和中国都有发现，且出现的时间也相仿，现存铁心铜体炮明代是1533年的佛郎机子铳，要更早于印度现存的那门相同材质的火炮。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史料和更多实物佐证，谁先谁后已经难以考证。

但是同为复合金属炮的双层铁炮，目前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未发现，应该为中国所独有，郑诚认为，中国工匠善于铸造铁器，而印度善于锻造，这种技术可能是中国广东等地的工匠在澳门葡萄牙炮厂工作中，由中西两方互相交流得来的产物。

但是目前我对郑老师的看存在疑问

西洋炮早在崇祯五年六月，宣大就已经开始生产，当然，目前没有实物证明崇祯五年生产的西洋炮和崇祯十年的双层西洋炮是同一种。但是就这些双层铁炮的出土地点来看，基本都在北方，南方目前未还曾见过。如果双层铁炮相对于单纯的铸铁炮来说有一些优势，为何南方没有广泛使用？

目前出土的西洋炮来看，外层的生铁炮管范缝十分明显，可以确定是泥模分段铸造的，这铸炮手艺和南方还是有一些不同，对于铸造一体成型的火炮来说，这种分块范铸工艺也更简单也更落后，如果不内套熟铁炮管，单纯这样来铸造，火炮炸成四分五裂的几率会很高。所以更像是北方工匠铸造红夷炮不精，借用传统锻铁将军炮管再加工的产物。

就目前出土的明代西洋炮来看，多出自密镇，且均为裹铁复合炮，为何明代北方地区会采用内锻外铸的方法制造红夷炮，我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

其一，明代中后期锻造炮技术已经相对成熟，目前现存带铁箍的（竹节）将军炮大都为熟铁锻造炮，就实物而言，最大的锻铁将军差不多两米左右。万历末年，福建地区便开始引进仿制红夷炮。而北方制造红夷炮起步较晚，且缺乏广东福建地区的工匠技术支持。由于明代南方经济发达、粮食富足、又少战乱，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全国优秀工匠多汇集于此，在十六十七实际的大航海时代，面向大海的浙闽粤地区首当其冲成为国际交流合作的前沿，世界各国最先进的技术以及西方人才也是以此为门户进入内地。多方优势使得南方在技术经济人力层面都要优于北方，生产的铸铁产品质量也非北方能比。

通过南方输入火炮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北方地区为了生产堪用的欧式火炮，且减少造价，便在原有的成熟锻造炮上做一些改进，取消了锻造炮原有的铁箍（加固之用），改为分块泥范浇铸生铁的方法来加强炮管强度。

其二，北方，尤其是山西多用煤炭炼铁，而明代没有洗煤提纯技术，故而煤炭中含硫化物比较多。由于硫是由燃料带进生铁中的杂质，它会促使铁与碳的结合，使铁硬脆，容易发生断裂，并与铁化合成低熔点的硫化铁，使生铁产生热脆性和减低铁液的流动性，顾含硫高的生铁不适于铸造细件。（目前铸造生铁中硫的含量规定最多不得超过0.06%）

而闽粤地区多丘陵，气候温暖湿润，多乔木，故而炼铁大多用木炭，其含硫少，故而多产精铁。使得铸造生铁火炮的成功率要高于北方。

由于燃料的问题，北方工匠总结失败的教训，为了解决高硫生铁浇铸大型火炮容易炸膛断裂的问题，从而先用熟铁锻打出炮管（锻打能消除金属在冶炼过程中产生的铸态疏松等缺陷，优化微观组织结构，同时保存完整的金属纤维组织的连续性），其后再浇筑生铁的分段式工艺来提高成功机率。

由于明代火炮基本都是用传统的泥模进行铸造。虽然泥模铸炮整体性好，但它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铸范及型芯的粘土透气性低，在用炭火烘烤时，经常是外干内湿，浇铸时水分蒸皎潮气，所铸火炮常有蜂窝状孔穴（砂眼）， 发射时容易炸裂。而内层的炮管由于是经过人力反复锻打的，甚至有些达到了低碳钢的标准，打磨后甚至光亮入镜，故不存在出现砂眼的情况，等于给火炮增加了一层保险。

总的来说，明代北方出现内锻外铸的双层铁炮，主要还是北方工匠铸造大型火炮技术不足以及生铁质量差的被迫选择，纯属个人见解。

崇祯十年五月至于九月，密云地区至少铸造过54门西洋炮。

图为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收藏的崇祯十年九月密镇捐造的西洋炮以及北京明城墙上留存的崇祯十年五月密镇捐造的西洋炮。

炮管内部为熟铁锻造，外部为生铁浇筑，浇筑时因为采用传统的泥范，故而留有大量的范缝，较为粗糙。

孔有德吴桥兵变后于崇祯五年攻取登州缴获大量明军火炮。其中西洋炮300门，红夷大炮20门以及各种火器盔甲数不胜数。

《崇祯长编》

孔有德等陷登州大城次早遂陷水城總兵官張可大鄉紳原任開封推官張瑤俱死之時張燾部兵降賊者詐稱自敵營逃歸晨叩城求入城中士民不可廵撫孫元化許之於是賊淂混入與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謀內應初夜舉火有德等遂從東門殺入元化方在城上引刀自刎不殊賊擁之而去登州道宋光蘭監軍道王徵暨郡縣官皆為賊擄可大自縊於水城楼瑤罵賊遇害妻子皆赴井死城中舊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馬三千匹餉銀十萬紅彛大砲二十餘具西洋砲三百具其他火器甲仗不可勝數及城中金帛子女皆為賊有凡遼人在城者悉授以兵共屠登民甚慘賊遂部署營伍偽授官爵鑄都元帥印推李九成居其位有德自為之副稱耿仲明為都督用廵撫関防檄取州縣餉銀以萬金犒島兵誘令同反旅順營守備陳有時攘臂而起殺周衞二將率眾七八千渡海附之廣鹿島副將毛承祿文龍義子之首也亦率其眾入登從賊與有時並稱總兵二人既同逆賊勢益張。

《平叛记》

孔有德围攻莱州，从登州调来缴获的红夷炮用四头牛牵引，每门重两三千斤，炮弹重七八斤到十几斤，城垛触之即碎。

玉田县明代铁炮。图①为崇祯十年九月密镇捐造五十二号西洋炮，内口径7厘米，长147厘米。图③为天字二十一号将军炮，口径9.5厘米，长231厘米。

明代崇祯十一年铁炮，目前存放于山西艺术博物馆，根据金相现实，局部为钢制

山西大同博物馆两门明代崇祯十一年红夷炮。

为山西总督卢象升制造。两门炮长度均为190厘米，内口径为八厘米，重500斤。

太原文庙内的崇祯十一年卢象升督造铁炮 ，长1.9米，口径8厘米，重五百斤

河北涞源也出土了两门崇祯十一年卢象升督造的红夷炮

石家庄也出土过一门同类型的崇祯十一年铁炮，规格都大同小异

洪承畴崇祯十二年捐资铸造的铁炮，长296厘米，口径11厘米，重2700千克。

崇祯十二年两广总督张镜心督造的三百门红夷炮。现有五门储存在济宁博物馆。铸炮工匠可能在澳门的葡萄牙炮厂工作过。

崇祯十二年，明廷在北京设立铸炮场，汤若望帮助明朝铸造的二十门四十磅红夷大炮以及五百门中轻型红夷炮。

崇祯十二年，宣大总督陈新甲奏报以捐资白银4870两，铸造成西洋大炮十二门以及其他器械。

崇祯十三年铁炮，保存于德胜门箭楼

该炮身铭文铸有明代官职:『居庸昌平总兵官右都督』 且有『庚辰（）岁吉日立』亦有『总督昌宣二镇军门』等字样。

该炮长2.45米，内口径10.5，现重约1500千克。

河道总督张国维为了缓解北方西式火炮匮乏的困境，于崇祯十二，十三年在山东铸造了一批红夷大炮，以应军需， 张国维除了仿制火炮外，还制造了一批望远镜，分发给炮兵当做观测工具。

崇祯十四年戎政衙门存有红夷炮10门（长度在200厘米左右），后又讨得神威大将军炮6门（长度216厘米的有2门，250厘米的有4门）

长治市崇祯十五年铁炮。就图来看，应该也是一门双层复合铁炮，该炮呈圆形锥状,后膛大，前膛小，炮身全长197厘米,后身最大直径28厘米,炮身直径14厘米，炮筒孔径7.5厘米。炮身铸11道加强箍，箍高2.3厘米。炮身中部由左右对称的把柄（一把已经残破）,把柄呈圆柱形，长6.5厘米,直径4厘米，近尾部中间有直径4.6厘米的圆形点火孔,尾钮圆球状。炮身箍间铸有铭文，一箍间竖铸文三行23字。铭文内容为“崇祯十五年造长治县知县颜习孔置造委官县丞沈季惠”。另一箍间竖铸文29字，铭文内容为“金火匠：姜守宾姜守银铸眼匠：王意福靳奉洛李奉口祕頭:李三口靳奉楼”。

图为山海关的神威大将军炮，明崇祯十六年铸造。炮长2.7米，内口径10.5厘米。

山海关城楼上的神威大将军炮

明崇祯十六年（1643）铸造，炮长2.7米，最大外围1.1米，口径10厘米，重5000斤，炮身铭文清晰。系国家一级文物。

下图为现存的明代吴三桂捐造的“定辽大将军”炮。是由吴三桂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捐资铸造（共造十门），全长约380cm，内径为10cm。倍径为38.属于一门长炮，该门炮为铁心铜体，是目前中国大陆保存下来的最长红夷炮。

崇祯十六年， 辽东巡抚黎玉田在崇祯十六年的奏本中说自己多方打听到后金在锦州储备了新旧西洋炮(红夷炮)一百门，并且很快就会用来攻打宁远和山海关，而宁远城目前缺兵少饷又无多少战马，全城的红夷炮只有自己和吴三桂在崇祯十五年铸造的十门，故而哀叹道“酋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而今铸炮造药十倍于我之神器”。迫切希望崇祯赶紧调拨火炮和兵马支援自己。

梧州市博物馆收藏的一门崇祯十六年明代铁炮。长158厘米，内口径7厘米。

广州越秀山镇海楼的崇祯十七年铁炮。口径10厘米，长度266厘米，铭文：“崇禎拾柒年□ 布政司安奉兩廣軍門□ 巡撫□史□淮 南明□□□ 銃重二千斤……”

再看看和它共同排放的清代火炮，一个是道光一个是乾隆

一个是尾部铸厚怕炸膛的肥臀大将军，一个是炮管铸歪的罗锅大将军 铸造全然不得法，火炮设计型制也是大退步。

珠海市斗门区博物馆收藏的崇祯十七年一千斤红夷炮（约合840明斤）

广州出土崇祯十七年铁炮，炮长约170厘米，重500斤。

郑芝龙于崇祯十七年在澳门葡萄牙炮厂购买了150门二十四磅炮。

南明弘光元年铁炮，现存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王成校区。该炮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土于王城内府东南隅墙根一带。铭文写有:南明弘光元年六月（1645年7月）由南明广东布政司吴XX奉两广总督丁楚魁和广东按御史王XX命人铸造。由铭文得知，此炮铸造于广东。原炮身铸有纹饰，现以模糊不清。

晋江博物馆馆藏弘光元年铁炮，长161厘米，外口径18.2厘米。

南明弘光元年铁炮。目前保存在南汉二陵博物馆

“弘光元年五月□日/布政使晏 奉/两广军门丁 准/巡按御史王/南部咨行造大铳□□/督造广东□□□□/军？政？堂？印？都司□□□/事钱？柱？/□主官指挥使□□/□□官千户□□/匠人□”铭文。

铸造者布政使晏为1641年至1646年任广东盐法道佥事

南通博物苑南明铁炮

铸造时间为弘光元年，长125厘米，内口径7.5厘米，口围46厘米，后围71厘米。

炮口细而尾粗，铸有八道固箍，尾座呈半球状，炮体中段处有一对对称的炮耳，炮体铸有铭文“弘光元年部院袁福督孙正”。可惜的是，此炮的炮口与一只炮耳已损失，炮体锈蚀严重。

顺治二年，东平侯刘泽清在清军南下时，“将原管淮阳十四州县土地、人民、兵马、钱粮留交总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山东总督王永吉、总漕都御史田仰等带着一批文武官员乘船逃往海上。这时南京已经陷落，清固山额真准塔统偏师由山东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领徐州，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迁、睢宁、沭阳、桃源、清河等县，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该战役清军缴获明军红夷炮120门。

南安美林观音山上古艮岩寺在修路时挖出一门隆武年铸造的铁炮。经过丈量，古炮长１４２厘米，炮口外径１６厘米，内径６.５厘米，炮后直径为２８厘米。清晰铭文凸显文字全文为“闽南宫保都督 郑 捐资制造 隆武元年 吉立”。目前保存在郑成功纪念馆。

赣州博物馆，南明隆武元年小铁炮。

《南山博物馆拟征集文物清单》

隆武二年灭虏炮 ， 长116厘米，口径5厘米,重约300斤。

郁南县文物普查队1983年底在建城镇发掘出两门南明铁炮，炮身长1米许，有铭文“永历二年铸造防护西宁县城重300斤”。之前，据广东《文博通讯》报导，当时全国见到的南明铁炮仅两门，一门在福建厦门，一门在广东顺德。顺德出土的铁炮是永历四年铸造，郁南出土的铁炮比顺德那门铸造的时间还要早两年，距现在已经有300多年历史。

香港海防博物馆馆藏的南明永历四年铁炮（1650年）

南明永历四年铁炮（1650年），香港历史博物馆藏 。

“南明永历己丑年造”前膛铁炮。鸦片战争博物馆藏。 炮身上有清晰的铭文：“计重二百五十斤，钦命禁旅提督锦衣卫，大堂李捐造，禁旅标下监造，永历己丑年月日吉旦”。长度191厘米，口径7厘米。

鲁监国纪年铜炮长116厘米，内口径5厘米，重109千克。南明鲁监国五年（1649年）。黄铜铸造，色黄绿，表面略有霉锈。

炮身完整，呈管状型，前小后大，炮口外部隆起一圈，尾部凸出一棱圈。炮身上部有一火门，中部横铸两耳，炮口与尾部棱圈的上方各凿有一小缺口。炮身弦纹装饰，从口沿到尾部共有5组，每组饰二至三道弦纹。炮身后半部上方錾有“钦命荡胡侯右镇”、“静波军门阮造”、“匠曾成”、“监国鲁伍年四月吉旦立”四行铭文。监国鲁即南明宗室鲁王朱以海。这是南明政权抗清的铜炮。1966年初，漳浦县城关出土，现藏厦门郑成功纪念馆。

永历十年，南明海澄守将黄梧投降清朝时，城内存有三百门红夷炮。《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159页

曲靖市文化馆永历十年铁炮

2000年漳州东山县冬古郑成功沉船遗址发现的南明铁炮以及国姓府的小铜炮（疑为鹿铳），永历通宝铜钱等文物。目前保存在东山县博物馆内。

中国南明永历三十三年制前装式铜火炮。原置于陕西省临潼县城楼上。1953年由陕西省博物馆收藏。

下图为郑成功纪念馆的复制品。长210厘米口径11厘米。

1648年四月，清军的两广提督李成栋反清复明，九月下旬，李成栋部越过梅岭，分兵两路，一由龙南、信丰，一由南安（今大庾）、南康，直逼赣州。十月初一日，李军到达赣州城下，“连营数十余座，炮火连天，环攻彻夜”。

《明清档案》第九册，A9—162号，南赣等处巡抚刘武元奏疏残件：

清南赣巡抚刘武元塘报：“贼带红衣大炮一百位，来攻赣城四十位，尚有六十位见在梅岭。……今诸贼虽落胆败遁，屯驻南安，纠合各处土贼，多携大炮，势必复来犯赣。而残破城垣立见倾颓，万一人心惊惶，战守而无所恃，职死固不足惜，而朝廷四省咽喉尽轻弃于一旦耳。”

1651年，舟山之战明军战败，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阮美、阮骏等人被迫移舟南下温州海域的三盘地区，由兵寡势微，之后该地又被清军金衢总兵马进宝攻克，朱以海、张名振等人又南逃沙埕；“沙埕而南即是闽洋海道，非浙中水师所能熟识”，清军浙闽总督陈锦命令福建兵将在闽安一带堵剿，同浙江金衢总兵马进宝合击。南明军队只得逃亡海上，由于屡战屡败，却救国无望，都督静洋将军张英，都督挂印总兵阮述、阮玉，新袭荡胡侯阮美（阮进之弟），都督总兵阮捷、魏宾等先后赴福建闽安向清方投降。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二十七： 征浙江舟山于夏闗地方击败伪总兵毛光祚兵二千余众又于两斗门地方斩伪总兵王长树并杀贼兵八百余名伪英毅伯阮思等率兵于海上拒敌两败之斩伪英毅伯阮思等十六人生擒伪总兵林徳等一百余人斩之获大印四颗铜印二十二颗船二十五只红衣法熕等礟一百六十余位又招抚伪总兵八人

金门出土的南明永历年间的红夷炮，经鉴定为永历三十年郑军使用的火炮。

榆林出土了两面明代红夷炮残炮

大家应该知道大小金川之战，

清代编写的：方略馆纂《平定金川方略》卷里边提到

开始清军只有劈山炮、字母炮。根本打不动，后来纪山造了二十余门9节劈山炮，太重了，骡马都搬不动，是靠人一点点挪过去的

但是，还是没用，打不动，打碉堡底部，没反应、打顶部，也就打掉几块石头，偶尔有几炮能打穿的，也没啥用处。

后来清军就在当地铸炮，几吨重的铜炮用来轰碉堡

还雇佣有打仗经验的葡萄牙传教士傅作霖，亲自测试，又设计了“冲天炮”，从文中描绘来看，已经类似于臼炮和迫击炮了

（《平定金川方略》卷100和卷104提倒）

也就是说，清朝真到了打仗的时候，还是会学习的

清军凭借近千门大小火炮，硬是摧毁了3300余座碉楼、石卡和木城。战争的最后一年里，负责炮弹回收的官员，在附近战场总共捡走3万多发实心铁弹，军营盘点出的存货中则剩有30余万发炮弹。

但是，后来，就再也从文献里看不到这些火炮了

更诡异的是，到了和英国打的时候

黑狗血啊，找妓女摆阴门阵啊·········洋人是羊怕老虎，用虎衣藤牌兵啊等等神奇的操作

真的是不服不行

这退化的速度已经登峰造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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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火器居然能互相比一比，这已经是清朝的失败了。

我们现在要吹自己的火炮、步枪有多先进，总不至于是和三八大盖、九二步炮来比吧？

同样的道理，每次我看到网上明清互比，真是为我大清感到悲哀啊（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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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正事，为什么有清朝火器不如明朝火器的说法，据我观察，主要来源有二：

一，是左宗棠曾在西征过程中，在陕西挖出了明朝遗留的火器，其中有开花弹若干，于是感慨：

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也就是说清军，至少左宗棠部清军，是对开花弹全然陌生的。这不仅是使用、制造上的陌生，而是见都没见过这种明朝就有的开花弹。两相对比，难免有“清朝火器不如明朝”的说法了。

二，则是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不止一次，或从地下挖出前明火器，或根据前明书籍造出前明火器，还发现很好用。这……就难免让人诟病了。

但清朝火器真的不如明朝吗？那倒还不至于。

清朝的火器在皇太极时代就已和明朝火器水准齐平，毕竟清朝的火器本身就是从明朝基础上发展而来；随后经过了一系列战争，清朝火器在康熙朝发展到顶峰。

但随后清朝的火器因为几个问题，导致清朝火器在康熙朝就已经达到了顶峰，随后是一路下滑。

1、康熙朝完成了中国基本版图的统一之后，大规模战争需要消失；

2、康雍乾三朝，对西方人的禁令愈发严格，先是禁天主教，后来是驱逐传教士，到了乾隆，连西方商人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清国商人打交道，如此则几乎完全禁止了中西方的交流，中断了西方技术的传入；加上康雍乾绵延百年、一代比一代严酷的文字狱，中国内生的火器研发能力也近乎消失，导致中国火器发展失去了技术进步能力。

3、清朝出于维持民族压迫等理由，对八旗之外的军队有着极为严格的火器禁令。在平三藩之后，康熙就下达了一系列火器禁令，将当时最先进的重型火炮只归于京城八旗可用，而各地绿营甚至被禁止装备明代就已有的子母炮。而到了乾隆朝，随着八旗日渐腐朽，清朝对火器的禁令也是日渐严格（毕竟要保证绿营的战斗力低于八旗），甚至到了被缅甸燧发枪吊打一番时，仍然不思改进。不仅如此，乾隆朝各地绿营的火枪手之待遇皆不如弓箭手，乾隆甚至还希望各地绿营改火枪为弓箭，这自然让绿营的战斗力受到了极大限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清朝各地军队，尤其是绿营，可谓有心无力，都是在顶着巨大需求的同时，不得不满负荷作战。而八旗本身由于腐朽不堪，即便握有最精良的火器，也无法使其发挥战斗力。试问，一个正常的国家，难道不是尽可能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到最重要的边关军队里吗？

所以就出现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朝部分地方军队的火器水平，已经下滑到不如明朝的地步。

总的来说，明朝的火器发展属于一种比较自然的路径：在嘉靖朝获得了葡萄牙火炮技术很快出现了改进和仿制，一边吸收西方技术，一边也有内生的自研，并随着万历朝以来的战争需求一路走高。而清朝的火器发展，却是受到了太多的人为限制，这主要表现在清朝统治者主要限制火器装备，以及面对精良火器而漠视不见，直到太平天国和二鸦实质上威胁了清朝统治才不得不改进。而这不能不说是清朝自身的民族局限性带给中国火器发展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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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火器当然比明朝先进。但是在一鸦之前，所谓的先进也不过是同一水平上略做提升罢了。清朝火器与明末火器大都是源自17世纪欧洲的技术，没什么特别提升。（ps，欧洲火炮技术自17世纪到一鸦时，在火炮设计上提升也很有限，但是在加工制造工艺和冶金工艺上提升很多，这一点封闭的带清是没办法学到的）

但是近代以前，清朝火器的巅峰是康熙，此后只能说一窝不如一窝，水平越来越差，差到出现嘉庆把康熙炮翻新后射程威力反倒不如康熙炮笑话。

至于一鸦二鸦挖明代火器甚至元代火器出来用，只能表示摊手了。而巅峰康熙时期生产的火炮，在咸丰从北京逃跑时还在北京的城门楼库房里吃灰，一炮未发。什么原因呢？只能从带清身上自己找原因，毕竟带萌没能力生产马克沁。

不过带萌灭亡前也生产过燧发，被朝鲜人记录了下来。倒是带清，打个缅甸被缅甸人用燧发招呼打的屁滚尿流，但带清愣是把洋人进贡来的先进燧发留在皇宫给皇帝打鸟也不肯普及装备也不知道咋想的。

我写过很多火器方面的东西。不重复写了。贴点链接。这个问题下面不少胡说八道的回答，我懒得怼，你们自己掂量掂量。

挂个人，贴被他举报删了，截图放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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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tang-chun-78 网友的相关建议: 
      

明朝当时学习引进西方火炮，还算是及时。并不比当时的欧洲火炮差太多,只是地理距离遥远，而当时中西交流碍于交通技术条件，规模也不大，所以只学了少量火炮技术。明亡主要是政治腐败、财政崩溃。

清代明，有大把时间和西方交流，火器本就应该远比明朝的好，否则那两百年干嘛去了?两百年后说火器比明朝先进，又有啥面子？发展了两百年还没他先进，不如去死。

结果，两百年后，根本没进步啊，找到前明火炮，还当宝贝。就不说山东巡抚托浑布语带夸张地拿着前明大炮向道光帝献宝，林则徐处于鸦片战争最前线，居然也在调集前明大炮。你总不能说这个时候，清朝火器比明朝强吧？是这么个强法吗？还有两江总督牛鉴部下仿造明戚继光遗法，制造虎蹲炮成功。满清不是火器比明朝强吗？仿造三百年前的火炮技术还那么开心?这是马上要拿去和英军打仗的啊，怎么和儿戏一样？不是说清军打南明打准噶尔火器多猛吗？都哪儿去了?

从下面一些史料来看，山东、浙江、广东等与英军交战的第一线，不乏前明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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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zhou-te-xun 网友的相关建议: 
      

别的不说，能拿出来元代火炮去打一鸦就很神奇。

分割线

又扒拉了一下清军不止找出来了古董火炮，他们炮弹也足够古老，关天培在虎门炮台竟然用的是康熙十六七年制造的炮弹

清军都是考古队出身的吗？上哪挖的这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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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ng-da-67-58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个观点的实质，并不是说经过清朝多少年的发展，清朝的武器还是比明代落后。而是说：

明朝在装备原本并不占主要优势的情况下逐渐争取到了装备优势，并且最终建立了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以后，由于周边缺乏装备先进的敌人，在保持武器装备的先进性方面误入歧途，武器装备出现了横向发展有余但是纵向发展不足的问题。在后期出现了部分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在这种被动落后的情况下，明朝一旦察觉问题，就积极主动引进先进武器和先进理论，试图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争取主动。

清朝在早期利用缴获的先进武器取得战争优势，并且仿制了一批先进武器以后，就在明知道存在先进武器和先进理论的情况下，主动进入到了反动状态，最后在自己的主动操作下，出现了武器装备和军事理论同步落后的情况。

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缺乏先进的敌人，所以逐渐懈怠，不知不觉从矫捷的猛将变成了蹒跚的胖子，当他们发现有先进的敌人以后，就开始加强锻炼，准备重新加强身手。后者是明知道有先进的敌人存在，却主动解除武装，主动把自己的身手败坏掉，寄希望于先进的敌人不来。

一个被动落后，一个主动落后，区别很大。

这才是社会对明清两代有不同态度的关键所在。

只不过社会上在总结这个说法的时候，不会像写论文一样写这么复杂，所以他们只是简单说一句“明朝武器比清朝先进”就完了。而且这句话常常出现在清末使用明代武器作战的情况下。甚至清代自己都发出了明朝都有的武器清代自己都失传了的感慨。这些观点和感慨，如果只看字面意思，那么严格按照学术标准来判断是不严谨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锣鼓听声、说话听音，你既然知道他们的说法不严谨，就要想一想他们这个说法实际反映的什么问题。

现实生活与做题生活最大的分别就是，做题生活只要进行到破解题目就结束了，现实生活必须要以解决现实需求为目标。不能解决现实需求经常就相当于是没解决。解决了现实需求往往就不需要面对题目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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