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职非升即走是否真的不好？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如何？ 第2页

Tenure-Track（预聘-长聘）是近些年在学术领域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也形象的被称为“非升即走”。本文将综合之前很多网友观点和知识，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Tenure-Track为什么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

在知乎等平台上的回答中，Tenure-Track在中国受到很多人批判的原因有这么几种：

第一国外的Tenure-Track的成功率较高，而国内较低。

“在美国非升即走助理教授的申请，都会有90%以上的通过率，比如UBC，PSU，MIT等。最吝啬的哈佛也有67%的通过率。”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1415192/answer/1923252074

虽然没有给出中国大学非升即走的比率，但就中国某南方大学（不便指明）朋友交流，该校大约要在两个聘期里刷掉50%的博士，留下来的也不一定都能转为副教授长聘制，因此这个比例应该是低于50%的。为何中国大学的比例低，后文再解答。

第二是因为中国Tenure的门槛高。

乔治城大学的RoseofVerasailles在回答中写道：“中国的非升即走，本质上是通过恶性竞争，压榨青年教师的劳动力和剩余价值。”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1415192/answer/1921881674

知乎答主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好大的风”回答说：“合同上写的考核三篇SCI+青基，到期考核是一回事，升职又是另一回事。”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1415192/answer/1910618404这两位说的可以总结为：一个是竞争激烈门槛本来就不低，这个可以印证第一点。另一个说的是门槛不确定，没有固定的标准，即便是达到了标准也总要你和后来的更优秀者竞争。

第三点中国Tenure-Track没有给予足够的资源辅助。

RoseofVerasailles：“美国的Tenure-Track，招进来的时候，光是启动经费就会给足至少30万刀，基本上实验室设备能置办整齐，还能有钱再招一个博后，两个博士。”

“理工科非实验类startup在一般r1州立大学在200k-400k美刀，实验类startup如果是生化材料类高一点在300-700k，非生化材料类比如物理口一般在250-500k，如果是文科社科几万块钱基本上就打发了。”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1415192/answer/1929015371

国内这样的启动资源确是也很难见到。由于Tenure-Track的人没有享受到足够的资源，因此在短时间做出足够的学术成果难度就很大。这一点也从道理上也说的通。必经有些学科尤其是理工科对实验条件要求较高，前期的设备设施和人员的大量投入是研究基本条件。

现在就要首先回答为什么国内的大学Tenure-Track最终成功的比例低、门槛高且startup的资源少。

所有的制度问题都是经济问题。Tenure-Track制度在中国不能很好适应的根本原因也是经济问题。司马懿：“美国的非升即走是教授联合会和大学联合会讨价还价的结果，是行业自治形成的均衡。中国当然不存在教授工会和大学联合会之间的斗争，所以中国的非升即走其实是大学作为组织，和求职者作为个人之间来进行博弈，这方面大学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具体就体现在对标准的事后变更，和资源配备上。”司马懿认为中国缺乏美国一样的工会组织是Tenure-Track在中国不能很好实施的原因，因为中国的教师不能像美国工会那样去争取利益。这一点有一定道理，但从经济学的基础逻辑上讲还不够深刻。从经济学的思考方式上来说，买家和卖家之间是没有竞争关系的，竞争是买家和买家，卖家和卖家之间的事。

因此与其说中国教师缺乏工会组织，倒不如说中国大学之间竞争不够充分，同时人才之间的竞争却日趋激烈。

中国的大学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大学的创立、运行、招生、人事都要由政府管理机构来决定，大学并不能真正自己做主。从教育部的排名和经费情况可以看出，部属大学相较于地方具备极大的优势，头部几所大学几乎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这就导致地方院校基本不可能与部署院校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关系。新创高校的数量也受到主管部门的限制，经费预算同样受制于上级财政，不能在形成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的市场体系，从而进一步压缩了竞争。

由于我国高校是一种体制内的事业单位，高校教师大多采用的都是体制内的固定编制模式，这种模式用一种牺牲自由的代价换取了稳定的工作。高校教师实际上成为了一种高校的私有财产。高校不能随意开除或者解聘教师，但教师也不能随意的更换高校工作。终身固定的工作体制，限制了教师在不同高校之间的流动。因此，高校在人才流动方面的竞争也非常有限。

高校之间的竞争是财力和资源的竞争。由于头部高校对教育资源的政府性垄断，加之事业单位体制内对人员流通的障碍，都大大消减了不同高校之间的竞争关系，每一个高校实际上之内在有限的空间内竞争资源，高校之间阶级固化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高校的发展更多的依赖于上级政府的投入，而不是人才的贡献，因此高校在招募人才的实际上更多的考虑当下的回报而不是长远的总收益。

反过来我们再看人才之间的竞争。从1998年我国大学普遍扩招开始，整体毕业学生人数开始显著增加。“高校博士毕业生，1999年8749人，2019年61317人，增长率约为60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450310764803407&wfr=spider&for=pc

图片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450310764803407&wfr=spider&for=pc

“2019年高校毕业博士6.3万，全国专任教师新增6.7万”（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3629278），这些博士毕业生中，大部分都会希望进入高校或者科研院所从事研究工作。但新增的专人教师岗位很大一部分并非一般普通高校。

“专任教师并不等于稳定教职。例如那些实行新体制的学校中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3629278）

同时，相当一部分教职是在中西部地区，或者三线四线城市，这些教职对博士毕业生几乎没有太多的吸引力。这样我们就能看出，博士毕业生面对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尤其是名牌高校，或者发达地区，一线城市的高校专任教师岗位就更加抢手。高校可以轻松招募更多的AP来榨取他们的研究成果，而随着更多的候选人加入，Tenure-Track的条件自然就会水涨船高，最终成功的比例也会大大下降。

在一个高校之间竞争不充分，博士毕业生竞争激烈的市场里，高校和候选人的最优选是什么呢？

对于高校来说，由于编制有限，自己实际上没有扩大长聘名额的权利。而且高校之间的竞争的非常小，不同层次的高校并不指望能通过招聘有潜力新人与更高档次的学校开展竞争，在手中握有国拨资金的情况下，尽可能多招AP，在短时间内，以最大的概率冲击高等级的科研项目和期刊，又不占用宝贵的长聘指标，本来就是招聘高校的最优选择。

但欧美高校不同，由于首先欧美高校有没有长聘指标最主要的是看学校的资金是不是可以支持。有钱的高校可以一次招很多AP，留下获得长聘的也会多。而没有钱的高校就会很谨慎的放出很少的长聘机会。

“学校startup都是各个学校系里院里自己自负盈亏。这边学校要是招了个差劲的ap，来了不干活不弄基金，投资的startup就打了水漂，ap挂掉了走人，留下来的空位还不知道能不能问学校重新要到，来年再重新招。”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1415192/answer/1929015371

因此，美国大学在找AP的时候对门槛就限制的非常严格，基本招进来的AP都是有大概率被录用为长聘职位的。

“理工科非工程类的天坑专业，一般一个坑放出来，至少都有100-500+的candidate申请，search-committee过滤一遍简历以后进入long-list有资格被要推荐信的一般也就是20-50个人，拿到推荐信以后search-committee审核完毕推荐到系里full-faculty讨论的middle-list大概在10-20个，然后full-faculty讨论投票决出最后4-8个final-list邀请过来给talk面试。”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1415192/answer/1929015371

美国的Tenure-Track由于学校在其中付出的极大的成本，因此高校有更大的动力去推动符合条件的AP留下。而国内的高校，在其中付出的费用并非完全自负盈亏，也没有足够动力去发现潜在的优秀者，或者为候选人提供足够的科研条件。用少量资金，招聘足够多的AP，获得最大的回报成为了国内高校的最优选择。

Tenure-Track体制是欧美国家在长期市场化运行下，大学管理机构与学术人员博弈下产生的一个合约性的利益分配制度。其初衷和目的都是好的，通过竞争让科研人员脱颖而出，并给予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但这个制度被移植到国内后出现了明显的水土不服。

这是因为一个制度的设计的出现是与其产生地的价值观、习惯以及其他社会制度息息相关的。这些因素是决定一项制度能否被良好的执行的核心要素。——制度需要辅药。

Tenure-Track制度得以在美国良好实施是需要一系列辅助制度来维护的。

1. 良好的信用体系。Tenure-Track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合约。大学在AP的时候就与候选者说明了未来要达到的条件，如果达到就大学就应该旅行长聘合约。而不是随着AP人数的增加随时改变长聘的条件。因为有这个信用体系在，美国的高校在选择AP是就显得异常慎重，通过率也就相对较高。

2.行政权利对科研资源分配较少的控制。对于大多数的AP来说，最难的不是发表论文，而是拿到某种级别的项目（一般是国家级）。国家级项目是一个绝对的行政垄断资源，有的学校内部还要预先删选一次才能向上申报。行政权利对项目申报的影响非常大。在学校内部尤其是理工科，配套的经费、研究生的数量，也都是一种垄断资源。而在美国招几个研究生，申报何种项目，行政在其中的影响很小。更多的是导师自己的个人决定的经济化选择。

3.完善辅助制度。很多情况我们同情许多不能获得长聘教职的博士，称他们为青椒。这种同情有时并不出于对其竞争失败，而是对其失败后面对的生活压力的一种怜悯。不能获得长聘的AP可能直接遭遇到生活的各种压力，车贷房贷，子女抚养、教育等等。正如前文所言，由于大学之间的竞争很小，因此如果AP不能获得长聘被解约，那么其实他在同档次学校中的替代选择会很窄。如果不想委身退而求其次，可能真的要面对直接失业。

美国的高校一般都会提前给大概率不能通过续聘的AP提前沟通，希望他能提前申请其他学校的AP。如果到期AP有一些充分的理由，比如正在正在进行的一些科研成果等，学校也会给他进行适当的延期，即便是在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的时候，大部分的做法也是以欢送会的形式，祝贺AP去别的大学工作，实际上是给彼此留足了面子。不至于直接解聘显得不够人性。这就是美国企业文化中对员工尊重的价值取向。

而我国基本就是以直接解聘的形式，显得非常生硬，不够人性，一拍两散。有点鸟尽弓藏，压榨万剩余价值就扫地出的感觉。“复旦事件”就是一个悲剧，如果双方都能为彼此留足足够体面的尊严，可能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其中的价值观，就是制度的辅药的作用。

但这一味辅药在我们的大学中生活中却基本没有。我们文化中更多的要不就是朋党，要不就是敌人，很少从朋友的角度思考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尊重他人，尤其是尊重身边的人，我们的价值观完全不能匹配这个制度，也就难免激发出一些悲剧。

除此之外，我们的户籍制，各种限购政策，都对人才的二次流动形成的极大的障碍。社会对私人企业的轻视，使得很多博士不愿意选择企业的职位，而崇尚进入体制内，这也影响了很多博士的二次选择渠道。

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故事。中国和外国都生产一种肠溶片。有效成分完全一致，但外国的效果就是比中国的好。究其原因，是外国生产用的辅药可以精确的保证药片在肠道里溶解，但国内的药片辅药就很难做到。这就是辅药的作用。

药片需要辅药，我们的制度也需要辅药。

Tenure-Track仅仅是教育界中的一个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屡屡看到，很多制度初衷好的，但只要一执行起来，问题就层出不穷，最后闹出事来，不得已被叫停。因为我们缺少制度的辅药。我们社会乐于创造新的政策、乐于借鉴其他地区好的制度，但往往忽略了，这些有效成分如果需要发挥作用，还需要许许多多的辅药进行配合。

制度重要，制度的辅药更加不可获取。

国外非升即走一般是这样的，开一个职位，招的人已经预先考查好久，基本能保证最终通过预聘，水平中等学校目测能超过80%。预聘阶段是给一笔经费，给实验室地盘，给博士招生名额。然后预聘阶段只需要拿到一笔和学校启动差不多数额的基金，再发几篇中等文章，再培养一个博士能毕业，转正就稳了。当然国外的竞争在门外，开一个职位几百人来应聘，但是一旦进入非升即走序列，中等以下的学校不难通过。

这是大多数情况，当然顶尖高校要求就高多了，有的甚至会以1:2差额预聘，这个比例是本人看到的最高的比例，也经常被人诟病，但是无论怎么聘，给启动经费，实验室地盘和博士招生名额是必须的，要不然怎么干？国外顶尖高校有时候正教授才可以转正，如果没成功，可以换个学校再做，或者弱校会直接给转正，总之环境在那摆着，干的不好也不好以环境差为借口。

国内的非升即走那就是神一般存在了，也有少量学校如清北是有资源搞成上面那种制度的。其他学校没资源就搞得不伦不类。启动经费给几万人民币甚至没有，实验室和别人共用已经不错，招生那更是不可能。然后要求反而是一样的，出一河滩文章，最少拿下青基。然后你就可以和别人一起去答辩竞争了。前面说国外1:2差额预聘，那通过也50%呢，而我国经常有的高校<10%，甚至有时候没名额，干脆都走。而更厉害的是，我国的风气就认为被动赶走的人是药渣，其他低一点的学校有时候也不愿意要，因为每个学校都这样搞，学校对啥情况也心知肚明。而主动出走的人那才是外来和尚会念经，是人才，挖别人墙角直接摘桃子那比什么都爽。哈哈。

最保险的方式当然是国内拿到title，但是现在国内博士每届招生都直逼10w人了，这谈何容易呢？

在国内实际上人是不重要的，从来不缺人。缺的是能给学校搞钱搞资源的人。非升即走制度就是养个蛊而已。

另外我觉得科学在国内也不太重要，科学需要积淀和坐冷板凳，非升即走制度本身是保证这个的，通过后几十年人家做什么东西，学校管不着，慢慢的积累就能出大发现。而国内弄得反而是不需要积淀，不需要积累，用发文章=科学，只要学校把指标弄高就行，能不能转化？学生前途？服务社会？管他呢。知识分子的“优点”就是会糊弄指标，只有有指标，保证给你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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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也不是说，直接学美国的非升即走制度就好。任何制度都是适应于国情和文化的。我们很多条件都没办法和美国比，而我国劳动力又太多。现在只有少量学校有能力去搞真正的非升即走，而大多数学校如果真的要搞，那过去能招10个人，现在怕只能招1-2个了。其他的人去哪里工作？按照美国的做法，那就是做好多轮博后，然而要破除这个问题让人做博后，首先就要废除年龄歧视的问题，但年龄歧视在中国可不是只有学术圈才有，企业也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