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当年为什么拒绝工业化？ 第1页

清政府没有拒绝工业化，他只是没有工业化成功。正如绝大部分知乎er没考上清华不是因为他们拒绝上清华，而是因为他们考不上。

楼上的高票答案真是扯淡啊。。。

TL;DR:

1.清朝自从康熙中期之后满蒙贵族汉化极为深刻，到清中后期实与汉族地主阶级无异

2.元清非中国论，始作俑者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为分裂中国，窃据满蒙提供所谓历史根据炮制出来了此论，后又被境外分裂势力、反华势力所袭用，其根本目的在于否定中国对于边疆地区的历史主权的合法性，煽动分裂势力

3.晚清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东南互保、废除科举、皇族内阁和最终灭亡，是根据地理和历史的固定逻辑而逐步展开的事件链，某个人或者某个民族根据自己的主观倾向而作出其他选择，是绝无可能的

而在这个地理和历史的固定逻辑中不包含民族分野，清朝与汉族地主阶级共治天下长达200多年，在这200多年中他们并没有搞皇族内阁啊？出现皇族内阁的根本原因，是科举废除之后，汉族地主阶级失去了进身之阶，清廷完全失去了笼络汉族地主阶级的制度基础

4.北京朝廷与地方上汉族军阀联合开展的洋务运动是有丰厚成果的，捍卫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主权，建立了重工业和人才的基础

而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黄金十年毫无成果

5.（这条是后来补的）晚清的财政能力极为羸弱，又无力加税，是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之后的常见弊病，土地兼并严重，这一项不革命绝对不可能解决

渐进改良不可能给慈禧变出来银子，而革命后的人民政府财力物力都把晚清朝廷秒杀成渣渣

1.晚清以恭亲王奕䜣和军机大臣文祥为首的开明派八旗亲贵并没有拒绝西学和工业化，慈禧太后她在兴办同文馆的时候把以理学大师倭仁（蒙古八旗，同治九年二甲第32名，曾国藩的老师）为首的反对者直接打发去养老了

　　在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1867年3月20日）和三月初八日（4月12日），倭仁先后两次上疏，先是要求“废止同文馆取正途学习”，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地要求“同文馆以不行为是”，公开主张终止同文馆的运作。
　　倭仁的这两道上疏尤以第一疏最为“慷慨激烈，义正词严”——
　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倘延夷人为师，祸患无穷，甚至亡国灭种。（见上书）
　　面对保守派的诘责，奕訢等人转变态度，开始奋起反驳倭仁为代表的愚昧落后的观点。奕訢批评倭仁的议论虽然“陈义甚高，持论甚正”，但终不过是“空谈道义、好为争辩”而已。

（哥，你闹腾半天没解释一个问题，你们蒙古人算不算夷人呢）

（一个蒙古人跟一个爱新觉罗为了怎样弘扬孔子的道理，用最标准的文言文奏折吵架，这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清朝这个朝代的本质的事2333333333）

倭仁是道光朝的进士，曾历任大理寺卿、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在晚清有“理学大师”之名，但其思想之保守，在历史上也颇有争议。
倭仁的学问及为人在当时声望很高，譬如他待人接物，绝没有因为自己是帝师而倨傲不敬。老夫子和人交往时，和蔼可亲，虽然身材短小，但慈祥之气溢于眉宇；和别人说话，也是言无不尽，唯恐别人不明白他的意思。倭仁送客，恪守古道，每次必送至门外，一直要等别人登车后才返回。由此，倭仁在士人们中间的名声极佳。
《近代名人小传》中说，倭仁为人严谨简朴，最反对侈靡浪费，曾以古人咬菜根之意，创立吃糠会，以提倡节俭。倭仁自己以身作则，他冬天有件狐裘，皮革已破损外露，无钱购新，就用布在外面打上补丁。倭仁身居高位，但从来不收礼送礼，他家有个姻亲在广东澄海县做知县，某年因政绩卓异而被召来京，给倭仁送上一千两银子，倭仁坚决不收，说：“亲戚之间，礼尚往来原本并不稀奇，但现在你我都在做官，情况有所不同，就是收一两银子也不敢，何况是上千两！你非要送给我的话，我就拿了这银子以你的名义去设立粥厂，为那些贫民和饥民提供一时之需。”
倭仁深受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对西学深恶痛绝，对于那些主张洋务的官员，倭仁素来就看不惯。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倭仁认为曾国藩在交涉中对洋人屈膝投降，于是愤怒的送去绝交信，与之断绝关系。再如，外国公使驻京后，朝廷的六部九卿堂官一般都会分别到各国使馆去拜年，既是尽地主之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但朝廷大员中，唯独倭仁从来就不去拜会外国人。
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这是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高等学府，主要以正途出身的新榜进士或下级官员为招收对象。消息传出后，士大夫们大起非议，他们认为这是“以末求本，以夷变夏”，当时流传一个对联讽刺说：“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或骂“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士大夫们还挖出“同文馆”的“同文”二字，说它“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反对声浪喧嚣一时。
作为内阁大学士兼同治的帝师，倭仁的反对声最为激烈，他上奏说，“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又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倭仁的声望和文才，那些守旧派士大夫们将此奏奉为经典，广为传诵。
不过，恭亲王奕䜣抓住倭仁折中的这样一句，“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说倭仁既然认为不必师事夷人，想必有这样的洋务人才推荐，于是他故意上奏慈禧太后，让倭仁保荐精于西学的中国教师，并请倭仁来主持同文馆。
慈禧太后当时在洋务事业上和奕䜣颇有默契，她似乎也想有意为难一下老夫子，于是半认真半戏弄的批准了奕䜣的建议。这下轮到倭仁傻眼了，他当时不过随口说说，他哪里知道什么洋务，又哪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呢？
奕䜣的这一招很高明，倭仁反被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同为帝师的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述了倭仁窘迫与尴尬，试录几条：
三月二十二日：倭仁辞职未获批准；
二十四日：倭仁再辞职仍不批准，他和恭亲王谈了几句，几至拂衣而起；
二十五日：倭仁无法辞职，只得受命而出，当时老泪横流，把同治弄得惊愕了半天；
二十九日：倭仁上马眩晕坠落，靠坐轿才得以回家，回去后痰迷心窍，几至不语；
四月十八日：翁同龢去看倭仁，见其“颜色憔悴，饮食甚少”；
五月十二日：倭仁请开缺，慈禧太后命“赏假一月，安心调理”，仍未批准辞职；
六月十二日：倭仁再请开缺，慈禧太后这才“准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
翁同龢最后在日记中说，倭仁听到这个消息，“为之额手称庆”，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

2.晚清高层为了鼓励青年人学习西学，鼓励措施是非常大的。。。

1862年，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国立的教西洋文字的学校，名叫同文馆。这所学校，教洋文的教师一概都是外国人（后来教西学的也大部分是外国人），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上课绝对的“情景教学”。学生初进馆，每月3两银子的补贴，以后陆续增加，最多可以达到每月12两，当时一个七品的翰林，每年俸禄不过45两。不仅补贴可观，而且管吃管住，除了衣服之外什么都管发，据进过馆里读书的著名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回忆，馆里的学生每六人一桌，每餐四大盘、六大碗，有鱼有肉有海鲜，夏天还有一个大海碗，放着水果莲藕什么的，冬天海碗改成火锅，什锦锅、白肉锅和羊肉锅任选。如果这些你都不乐意吃，那么可以另外随便点菜，如果学生来了客人，也可以随便要菜，一个子都不用花。

翰林可都是进士，俸禄居然没有这些在同文馆学习的小屁孩多！

3.好了，现在开始讨论晚清的三大败局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和最终的灭亡

1890年的时候慈禧已经秉国30年，迭平大乱，剿灭发捻、平定陕甘新疆回乱、中法战争也打个平手，你说她不知道军备建设有多么重要，这个是搞笑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李鸿章拿了钱买了军舰，这军舰是谁的呢？是北京朝廷的呢，还是天津直隶北洋的呢？

把这个问题讲明白，甲午战争中国必败的原因也就能解释了

北京的统治者绝不可能信任一个趴在天津的军阀，更绝不可能让他有能力在对日战争中胜出，实际在甲午战前慈禧对李鸿章的不信任已经很严重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李鸿章赢了甲午战争，他会不会功高震主，成为第二个年羹尧呢？但李鸿章的军队是他自己的，年羹尧的军队不是

北京朝廷和天津省会之间的互不信任关系是不取决于民族的，所以本朝也把天津直辖出来了，因为无论是有天津的河北省还是有河北的天津市，都不是北京所能轻易控制的

当然，甲午战败原因并不仅仅是慈禧对李鸿章的猜忌，还有一个更核心的原因，就是晚清的诸多变革中，汉族地主阶级对中国的政权组织过分自信，没有进行财政上的根本革新

李鸿章无论如何兴利除弊，却没有考虑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我大清地大物博，却修了颐和园就没钱办海军呢？这多么不合理啊！

农业税捐沉重，占国家长年支出的70%以上；农民全部收获的60%～70%被迫上交；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流落城市；工人遭受的剥削也同样惊人。以至于民众不断因生活极端穷困而掀起反抗斗争。为缓和这种矛盾，1889年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颁布宪法，并在第二年举行议员选举。

我可以明确说，如果没有甲午赔款，日本政府必然破产；后来的日俄战争日本没要到赔款，就几乎破产；有说法是明治时期日本农业税达到了晚清中国的五倍

李鸿章张之洞，上溯到奕曾国藩等人，虽然看到了西方在生产力上的根本进步，却没有看到工业化必须经历血腥残暴的原始积累过程，这个事绝对不能归咎于清廷，你把这个真相告诉慈禧她也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因为她不敢冒引起农民起义的风险

后来的列宁战时共产主义、余粮收集制，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和中国的集体化，无不是明治时期恐怖农业税的翻版：把原始积累的残暴血腥强加于农民头上

慈禧、李、张等人他们不愿意被人在历史上记录为苛政暴税引起农民起义的昏君奸臣，那就只好以现在这个样子写入历史咯。。。

再找一段清廷财政能力和当时的现代国家的对比：普法战争后法国对德国50亿战争赔款在1881年价值7.2亿海关两白银，法国大概3年就还清了，而庚子赔款的10亿两白银，还期竟长达39年！

可以说，我们党的胜利，是财政能力的胜利，我们党甫一建国，1953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是213亿元人民币，这个财政能力给李鸿章建20条定远镇远舰，再给老佛爷修10个园子都富裕（当然定镇那玩意早淘汰了，还是影视城更赚一点哈）

（我们建国后海军长期跟不上是技术积累不够，百年海军真不是说着玩的，小步快跑之后有了052d才能大规模下饺子呀233333333）

4.晚清最终的灭亡是由两件事所促成的：八国联军之后各省督抚的东南互保、废除科举之后失去读书人支持

八国联军本身是来自于清廷的内部斗争和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剧，人民奋起反抗的结果，实际是甲午战争的一个连带后果，把它归咎于晚清朝廷或者慈禧个人都是不恰当的，实际是历史到这里的安排，不是某个人的个人意志所能扭转的：

慈禧必然不能信任李鸿章，所以甲午战争中国必败；甲午战败后各省人民必不能忍受洋人欺侮，所以必会起义和团，而清政府那时还没学会民国的汉人南京政府内残外忍友邦惊诧之术，他们还是担心误了民意尽失天下人心的

当然，之后学会了，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也不一定是没学会，毕竟前狼后虎是吧，顺着义和团，洋人过来杀你，剿灭义和团，团民当即就把你灭了

扶清灭洋这个口号本身，其实是说明最底层百姓对中国和朝廷的民族主义认同的，所以义和团被公知精英是百般抹黑啊，若是印度普通百姓有这个觉醒度，英国根本就不可能殖民全印度）

辛丑条约之后，朝廷一意谋求自强，废除科举，读书人没有了进身之阶，被野心家张之洞收入他的武昌新军煽动革命，另一个野心家袁世凯趴在天津，随时准备趁机消灭清廷

（这两位同志我说他们是野心家并不是批评说法，是中性说法）

（当然张之洞这样受慈禧大恩的人也这么玩，我就只能解释成，他一个天津人当不上直隶总督，在武汉南京呆的太难受了，张之洞是天津府南皮县人，当时是天津府辖下，现在属河北沧州）

东南互保和废除科举之后的清廷已经完全失去天下汉人地主阶级的人心，更绝对无法控制各省督抚，其灭亡已经是倒计时了，清朝在其盛期是不排斥汉人地主阶级与其共治天下的，但废除科举之后已经完全不可能引入汉人地主阶级进入统治集团了，所以就有了载沣的皇族内阁、武昌起义和袁世凯的逼宫

5.总结：晚清的自强运动自其肇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核心原因是其统治集团不够强势（在这里我们不讨论民族），八旗绿营在发捻两次大乱中被彻底消灭，朝廷与强势的天津军阀互相猜忌，国防与外交的政令非自一门而出，必导致甲午战败；之后力图自强废除科举，必导致汉人地主阶级离心

这其实跟民族没什么关系，换任何一个民族的王朝，在任何一个地方定都，中央军被消灭之后，趴在天津这种地方的大军阀，朝廷也绝对不可能信任，唐朝的河朔三镇就是典型，杜牧《战论》有言：

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珠玑苟无，岂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果于战耕。名城坚垒，切相贯；高山大河，盘互交锁。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天下无河北则不可，河北既虏，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

因为河北战争潜力太强势、地理位置太重要，所以后人都定都北京，但天津开埠之后又崛起了天津，定都北京的朝廷面对强势的天津军阀，反而更为危险

最后我们考虑一下，晚清天津搞洋务特区被北京朝廷猜忌（其实也做了很久，只不过朝廷不可能放心军阀长期手握重兵趴在天津），改革开放之初上海不能做第一批特区，这都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因为这两个城市对当时的中央来说，太重要，不能出风险

广州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没重要到不能用来做实验的程度，但是晚清还是不能选择广州作为特区的，本朝可以，硬要说这是晚清因为民族偏见造成的错误政策，倒也说得通，不过事实上广东整个省因为矿产资源贫乏，其实根本搞不了第一波重工业原始积累，轻工业附加值好低哒。。。哪有炼钢来钱快

（张之洞：我赞同炼钢来钱快！

唐廷枢：卖煤来钱最快。。。

胡佛：明抢比卖煤来钱还快2333

袁世凯：楼上我操你祖宗十八代！！！！！！你们洋人，真没一个好东西！！！）

中国第一轮的重工业布局是三个地方，北洋的津唐塘和各处的机器局、张之洞的汉冶萍、张作霖和日本人的东三省，按时间顺序

广州的工业化要等到第三轮了，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

然而即使如此，同光中兴中，朝廷和地方的洋务派：

a.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西学的种子人才，开设了现代中国名牌大学中的大多数（另一部分是50年代引进苏联技术和院系调整中建立的，如中科大、哈工大、人大、北京的学院路八所）

我们时常说建国时中国是一穷二白的，这话对也不对，如果我们的理工科人才如第三世界寻常国家一样多，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搞出来两弹一星的，1950年代中国的理工科人才积淀已经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了，否则建国后院系调整连可供调整的基础都根本不存在！

建国后国家和平安定，依靠这一批种子人才，中国进入了一个理工科人才指数增长的时代，直到如今。如泰国菲律宾土耳其之流国家，其理工科人才积累，无论是1900年，还是1950年，还是2017年，都和中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是中国能够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脱颖而出的核心原因。

（钱学森是JPL主任，工程控制论这个大学科的奠基者之一，别的第三世界国家到现在有这个水平的牛人吗？他的母校南洋公学就是盛宣怀创办的）

b.建立了基础的军事工业，在内战中获胜、平定了陕甘回乱和新疆，赢得了中法战争的陆战胜利（中法战争福州海军全灭，我认为左宗棠所谓中国不败而败之语纯属给他政敌李鸿章身上泼脏水）

c.建立了基础的重工业，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内钢产量都没有超过晚清

咱做人要讲公道话，不论是汉族官僚地主军阀，还是北京的中枢朝廷，都没有国民党反动派的买办政权一样，掠夺式腐败，无能到44年还出豫湘桂的程度

6.疯狂给清朝泼脏水的是谁呢？是kmt和南京国民政府，还有若干境外反华势力，他们为了树立自己主张的合法性，借用日本人一直煽动的华夷之别，疯狂给清朝泼脏水

日本人对中国东三省一直有领土野心，否定了清朝作为中国王朝的属性，就可以为他们所谓日满协和、占据东三省提供所谓历史根据，从1894年《谕十八省豪杰檄》即可看出端倪

1929年12月，松冈在广岛市召开的太平洋调查会议上说:“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向满洲投入了20亿日元的战费。这笔费用在10年内，本利可达60亿日元，中国偿还这笔钱了吗？”
1930年，松冈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在议会内外开始散布“满蒙生命线”说，并以此攻击“币原外交”。
1931年春，松冈在名为《动荡之满蒙》小册子中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

现在我们一是要提倡民族大团结，二是要坚决认定清朝作为中国王朝的属性，因为现在中国版图中的边疆部分，满蒙疆藏台，其分裂势力都以“清朝并非中国（汉族）王朝，中国（汉族）对清朝领土无继承权”作为幌子拼命放毒，对这部分人所包藏的祸心，是一定要认清的：

西藏流亡政府及相关人士声称清朝雍正帝、乾隆帝、慈禧太后等清朝统治者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又声称他们分别说过以下言论：
“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国之人”； “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 “保大清不保中华”； “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则大清亡”
流亡政府又提及元清的官方语是蒙语和满语，蒙古分属民为四等，华人地位最低，并以此为理据否认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对西藏实行管治[50][51]。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学者洪哲胜也认为中国没有元朝和清朝[52]。
雍正帝在其亲自编纂的《大义觉迷录》中表示：
“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书中为清朝的正统地位作出辩护，表示满洲如同籍贯，不能将之自外于中国，并且批驳华夷之辨思想，以元朝统一中国为例，提出客观评价非汉族君主应以中国君主评论而不以夷狄视之的观点[53][54][55][13][56][57]。他也指出中国历史上华夷的区别在于文化的区别，以及清朝的统治事实上给“中国”带来了莫大的利益：
“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58] 康熙时期被现代学者称之为“中国第一次与欧洲国家按照国际法原则、以对等方式谈判达成”的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是最早明确使用“中国”一词来指代大清的国际法文件。另外，条约满文本中没有使用大清国（Daicing gurun）一词，而是使用汉语“中央之国”（Dulimbai gurun）的直译，且清方所指的“中文”（Dulimbai gurun i bithe）不是单一文字，而是包括了汉语、满语、蒙古语三语的复数中文[5]。
1711年，康熙帝为了测绘中国东北地区，特详谕大学士哪些属于“中国地方”，以什么为界线，且明确地将满洲地区称之为“中国地方”的“东北一带”，当中的“中国”亦包含近代意义的国界观念：
“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混同江自长白山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
康熙十三年，由钦天监监正南怀仁刊行全国、并在乾隆朝收录于《四库全书》的世界地理书《坤舆图说》里直接称大清国为“中国”。康熙朝晚年，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日深，康熙帝作出警告：“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3]。 上述表明其整个国家认同含义的“中国”概念之使用已制度化，特别是对外自称之时。 1767年，乾隆帝则明令：
“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3]
1767年，传教士、宫廷画师蒋友仁奉乾隆帝之命手绘了第二幅高水准的《坤舆全图》上同样直接将大清国统治地区标名为“中国”。这幅图的“图说”部分经学者何国宗与钱大昕润色后于1799年公开出版[3]。
在康熙的遗诏中，康熙将自己接续于中国正统，并表示清朝是明朝的后继，诏中除述及黄帝、舜、禹、项羽、汉高祖、诸葛亮、梁武帝、侯景、隋文帝、 隋炀帝、 陈友谅、明太祖的故事外，还引用《易·遁卦》、《尚书·洪范》中国传统经典。另外，在遗诏中，康熙的称谓为“皇帝”，满文本直接将之翻译作xôwangdi，而不是内陆欧亚传统的“汗”xan；他统治的国家是“中国”Dulimbai Gurun，所统治的人民是“中国之人”，即“中国人”。康熙这个中国皇帝的身份，也同时受到帝国边缘民族的认同。对他们而言，康熙是“中国至圣皇帝”或“统驭天下中国之主”。台湾历史学家、国立中正大学副教授甘德星说，遗诏乃国家权力转移的重要文书，其所代表的意义，非一般的谕诰命令所能相比[59]。

1912年，清政府发布《大清国皇帝退位诏书》，宣称：“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简称“中国”的中华民国继承了大清国的全部领土、主权，以及自《尼布楚条约》以来，多个边界条约规定的国界。二次大战后，中华民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收复了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台湾、澎湖以及南海诸岛，同时外蒙古独立。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习惯线与条约线的基础上，与其邻国签订了一系列的边界条约，确立了现在的领土范围[63]。

藏人行政中央认为中国没有元朝和清朝，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它的统治者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征服了欧洲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广袤的土地。1279年，蒙古在征服了以中国南方为基地的南宋以后，整个中国就被蒙古人完全征服。今天中国宣称元朝是中国的王朝，并据此宣称所有蒙古征服的土地、或至少蒙古帝国的东半部因此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又指责中国共产党公然企图“篡改历史，从字面上掩盖真相，企图合法化他们持续占领的西藏”，声言“历史上并不是站在他们（中共）那一边”[28]。支持西藏独立的观点虽然承认元、清曾经拥有对西藏主权，但是不同意元清拥有主权等于中国拥有主权[29]。
〈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西藏问题研究中心〉于其编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一书中把元朝和清朝称为中国“彻底亡国”的时期、中国成为“亡国奴”，又批评“中共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逆历史潮流而动，偷梁换柱，歪曲历史，把西藏人和满清之间的关系说成是什么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说什么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等谬论。”[30] 威斯康辛大学藏学博士（Kohn Richard）表示：“中国声称元朝征服西藏，而中国自然拥有西藏主权，这就好比德国曾征服了南斯拉夫及波兰，波兰却因此声称南斯拉夫为其所属领土一般荒谬[31]。”中国学者王力雄认为“中国”（仅指南宋）和西藏都是蒙古征服的对象，蒙古至今还有自己的国家，蒙古民族居住在亚洲广大区域，与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以此主张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是一种“阿Q”式的逻辑[32]。

境外反华势力妄图从历史法理上分裂我国固有领土的野心，昭然若揭！

而我们党的领袖对晚清的自强运动是抱持非常公允的评价的：

毛泽东评李鸿章：“水浅而舟大也”
毛泽东评近代工业：“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一个旧的农业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稍微搞得不好就会翻车。玩过维多利亚2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困难的平衡过程，搞不好就是几百万的反动主义林登万拍在你的脸上。

对于一个旧社会来说，预期在制度没有彻底革新之前冒险的搞工业化，搞一半翻车了，还不如半吊子一点，可以活得久一些。

典型的例子就是满清和巴列维伊朗，都是由上到下搞工业化搞翻车的典型。而 半吊子如印度，直接跳过工业化搞第三产业，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配套，反而活得很稳，实在是运营王者经济鬼才。类似的例子还有国民党的民国，大地主大买办各种反动倒退，不搞工业化，反而活得挺稳，要不是外敌入侵再加上天降猛男，没准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印度版民国里面生活呢。

那么搞工业化这么困难，这么痛苦，那些反动的统治阶级为啥还要冒风险去搞呢？没办法，不搞工业化，国家就会穷困落后，最后就是各种被欺负甚至被入侵。满清政府也是被人K了太多次，实在被K的没办法了，才搞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工业化。算算看，从1840被迫打开国门到搞洋务运动，中间被K了二三十年才转过头来。类似的，国民党政府不搞工业化，甚至开倒车，结果就被日本入侵了，中华民族差点亡国亡种。

今天的印度也有了一个天降猛男，就是法力无边的莫迪大仙。莫迪大仙一方面推进印度工业化，一方面各种手段增强政府的中央集权，一方面利用印度教来塑造国家认同，如此猛男人物在世界其他国家可能出现的很多，但是在印度真是凤毛麟角。然而莫迪这条路子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路子，印度这种反动的缝合怪国家（一半活在中世纪，一半活在21世纪），你不去进步不去改革还好，你非要去搞工业化，搞改革，是极其容易翻车的——历史上无数的先例证明了这一点。前两年在舆论中引发热议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有个观点：“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它不改革的时候，而是它开始要改革的时候。”说的很有道理。

要搞工业化的正路，那就是搞制度变革，搞土地革命，加强政府集权，政府主导资本。英美俄中都是这个路子。而邪路子也有，就是不搞彻底的土地革命，保留大量的封建残余，试图通过扩张夺取资源缓解矛盾搞工业化，典型就是德日。

我在知乎的想法里面说现在的印度有点类似于二德子和纳粹德国，这不是瞎说的，是真的很像。当年的德国也曾经是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为一个国家，也曾经有极其浓厚的封建残余，也有强人通过民族主义认同强行把塑造现代工业化国家，也奉行扩张主义政策到处动武。印度现在一样一样的。可惜时代变了，中国镇在印度头上，它一点办法没有，不可能靠扩张来缓解矛盾。所以莫迪这套继续搞下去，印度迟早要原地爆炸。

复盘一下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几个国家，看一下他们的他们国家当时的工业状况。

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引发工业革命的不是蒸汽机开始，而是从纺织机开始。

水力纺织机的发明者阿克莱特，本来是一名理发工，他从一窍不通开始研究机械，最后发明出水利纺纱机，然后在1771年创办了世界首家纺纱工厂。

什么是工业化，什么是工业革命，不是指生产机械的进步，而是将工厂部署成一个类似于机械的整体，将纺纱机和工人用利于生产的方式集中管理，制定工厂制度和标准，工人按照统一的制度和标准工作，大家分工明确。

这是一场组织结构革命。

也是一场社会形态的革命。

他是站在技术革新上的商品生产方式的革命。

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制度。

纺织后蒸汽机动力代替水利动力，成为了方便可靠的动力来源，然后这种工厂制度开始快速传播到其他行业，然后刺激采矿业继续发展。

这种工厂组织形式首先全职在工厂工作，当时的英国城市居民数量有限，并且大部分都有正经工作，当把能用的工人用完后，就出现大量人力空缺，那么就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拉倒工厂做全职工人。

而当时的英国，农民主要在贵族领地上劳作，那么从贵族手中抢夺农民就成了当时资本家的首要任务，那么如果直接从贵族手中抢夺农民，那么必然会遭到贵族打压与破坏。但是在这之前英国已经经历长达两百年的圈地运动，通过《公有地围圈法》英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失去土地。

同时英国制定了《济贫法》，规定禁止失地农民流浪，以防对国家造成不稳定因素。于是这些直接为工厂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大量失地农民被送进工厂，但是工人仍然不够，妇女、儿童都被拉进工厂成为工人。

而且英国工业化的进程，不是有英王室推动的，而是民间商人以盈利为驱动开始的，其他商人也因为谋利行为而跟进，也就是这一切与统治者无关。包括全国性的道路与铁路兴建，这些都是商人们以盈利为目的而开始的。

当时的英国并没有形成中国的中央集权，全国大量的土地仍然分封在各个贵族手中，没有形成稳固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框架其实反而是通过教会，以神权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统一。

而在中国每三百年就会有一次土地兼并造成的危机，从汉末到今天已经轮回了七八次了。到清的时候，清代的解决办法还是沿用了明，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想尽禁止流动。

而中国当时在成熟的儒家社会结构之下，想要农民进入工厂，那么就要破坏这种清王朝维持稳定，从乡绅和地主手中抢夺农佃农，这样就会破坏原有的稳定社会结构。

所以英国人刚刚通过大航海运动积累完财富，社会第一次进入土地兼并时代，建立的工厂的商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变中的社会，每个贵族富人都想去赚取更多的土地，于是农民大量失地，事实上已经开始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一场起义就差就差一个机会了，但是工厂的出现，正好解决了他们这个问题。

从嘉庆年间，嘉庆就下令开始矿禁，禁止民间私自采矿，目的就是防止人民聚集。

清朝统治者不知道工业革命是什么，但是他们目的就是维护原有社会稳定。

所以清代商人设立工厂就是等于破坏社会稳定，破坏原有稳定的社会关系。

所以清朝商人要想设立工厂，就要面对朝廷和社会的强大阻力。

而英国商人却是拯救了危机边缘上的英国，失地有了工厂这个可以继续活命的机会，就会失去爆发起义的动力。对于政府来讲，同时迅速把失地农民赶进工厂，却是一件好事。

同时儒家宗法礼仪制度下，佃农是地主实现土地价值重要点工具，任何从他们手里抢夺劳动力的工厂，都会被他们敌视，所以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大量工厂被当地人围攻后被毁坏。

中国当时稳固的社会环境，不允许出现破坏原有社会环境的行为，清政府里权臣一直在推动洋务运动，但是清政府的核心就是清王朝与儒家社会的结盟，两者是伴生关系，一旦破坏传统儒家社会，清王朝覆灭则是瞬间的事情。

清政府的掌权者从道光到同治，他们都没有听到或见过工业化，所以都不肯破坏原有社会的结构来推进工业化。

张之洞、李鸿章这些洋务运动的推手，也就只有他们可以兴办大型工厂，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破坏地主利益的同时不被其力量反弹，而受到伤害。

当时在中国凡是能兴办工厂的商人，都是收买官员协助，才能避免被当地传统乡绅势力破坏。

同时英国当时还有几个其他必要因素，对于专利技术的保护，保证技术发明者利益。

同时因为长期全球殖民带来的利益，完成了英国的原始积累，也构建了新的投资理念，新兴工厂因此获得大量投资，而全球殖民地，又成为了工厂的倾销地。

在看法国、德国、日本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形成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体系，全国还是在贵族分封时代，土地大部分掌握在贵族手中。没有这个这样儒家宗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工业化的进入不会破坏原有王朝的稳定性。

或者说原有土地持有者，无法制衡商人们对于原有社会结构的破坏。

而清朝，是不允许任何破坏原有稳定社会结构的人出现的，因为原有结构的破坏，就等于国家战乱的开始那么早起萌芽阶段的工厂，必定会被是全社会的敌人。

如果鞑清拒绝工业化说不定能苟到二战。

最后以日本的傀儡国的身份被美苏瓜分 。

清政府不拒绝工业化

但是想要完成工业化是拼尽全力都未必搞得定，何况只是做到了不拒绝

不要把工业化想的那么简单，二战后世界上先后成立了100多个国家，其中真正意义上实现工业化崛起的只有新中国一个。

现在世界上有相对完善工业体系的国家里面，绝大多数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中国占据其中之一。

举个例子，印度1949年钢产量是中国的9倍左右，但之后30年里，中国每年钢产量增长率几乎都是印度的10倍甚至更多。

到1978年，中国钢产量已经超过3000万吨，而印度还不到1000万。

大家都知道工业化好，工业化重要，但除了新中国谁都搞不动。

为啥？工业化要烧钱，烧大量的钱。

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资本不断增密的过程，不烧钱基本不可能发展起来。

在近现代，发展工业必须优先发展军重工业，因为你不知道啥时候会打仗、打多久，军重工业起不来其他搞得再好也可能一夜凉凉。

发展工业必须搞基建，最起码要修铁路。比如在北京附近建了炼铁厂，没有铁路怎么运过来山西的煤？怎么把炼好的铁运到全国各地？

大力发展工业是需要大量工业人口的，这就要求必须提高粮食产量，怎么提？早期的农业就是搞水利，修水库挖水渠，这又是需要大量的投入。

这三条都是发展工业的基础，投入极大，而且短期不产生回报。

更别说还要搞配套的教育、医疗体系等等来保障劳动力质量，要有公平合理的制度保证劳动积极性等等。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出去抢劫获取财富，来加速工业化。但大清以及二战后一大堆发展中国家能去抢谁？不被抢就谢天谢地了。

就算上面一堆问题能解决，你还得保证跟列强关系不太差，至少能从人家那里买到最基本的技术和生产线，不然闭门造车不知道要造到何年何月。

最关键的是跟列强的关系要拿好一个度，既不能被封锁，更不能成为列强的附庸。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选一个，那还是被封锁的代价小一点。

还记得前些年人人羡慕的亚洲四小龙了吗？现在还有人提“四小龙”吗？

它们的发展是靠欧美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资产，前期确实发展很快，也不用自己投入。

但那些东西都不是你的，有一天你们这劳动力涨价了，资本还会转移到更便宜的地方。

而且接受了人家的资产就要当了人家的金融附属国，华尔街出变故他们也要跟着海啸。

二战之后的国家，基本不可能完成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再早一点的清政府更不可能。

鸦片战争后就开始被迫接受输入鸦片外加消化列强廉价的工业品，对外贸易长期逆差。

国内大地主、封建官僚侵占大量土地，农民起义不断，大量财政用于镇压农民起义。

还有给老佛爷修园子的、养皇亲国戚的、养八旗子弟的、养宫女太监的、孝敬李中堂的、各级官僚贪赃枉法的。

各方既得利益者一一角逐下来，能挤点银子买战舰就不错了，可以投到工业化里面的真没几个钱。

而且晚清就算是勉强建起来的一点工厂，工人劳动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都是给官老爷干活，打跑了洋人自己还是奴隶。就像现在996压迫的这么狠，大家还不是在想怎么摸鱼？

更别说晚清还有大量赔款外流。

光是《辛丑条约》就要赔9.8亿两白银，从1902年开始，清政府每年光是赔款和外债支出就有4000多万两，已经相当于康乾盛世每年的财政总收入了。

工业化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尤其是做到中国现在这样，进可向外输出，退可自给自足的独立自主的工业。

所以说新中国成立30年就能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由东亚病夫成为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是那一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天斗地创造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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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zarreAdventure 网友的相关建议: 
      

没有拒绝

我记得无烟火药有一段时间产量还能世界第一呢

主要是，工业化缺乏后劲

自我复制，自我升级

清政府的工业化自我复制都没办法完成，欧美的工程师不来就没办法开工，零件坏了就得等国外的零件运过来

本国上层还在研究儒学，没几个人研究这些奇技淫巧”

也就属于在欧美买几台机器，雇佣几个欧美工程师生产的样子

军工好说，国家买

民产品呢？ 洋务运动开始是师夷长技以自强

后来到了师夷长技以富强的时候，走不下去了，生产出来的民产品卖不出去

德国美国这些国家在自己技术不行的时候，都是高关税来让外国的产品竞争力下滑，保护本国的产业，当然等到本国产品发展起来了，就开始鼓吹门户开放，自由经济了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但是中国海关在英国人手里啊··

国内买办多啊

国内上层社会靠着剥削农民已经活的很好了，没兴趣买你贵的不好的东西，我为什么不买外国人的好的还便宜的东西呢

其实印度的土王，西藏旧社会的小贵族啊，中国县城里边的儒家子弟豪强啊，都是这样子，没兴趣自己搞生产，反正自己每年收入都这么高，洋人的玩意儿什么买不来？

另外就是这些人的剥削，底层人民几乎就没什么钱

你让他们怎么买你生产出来的产品？

大家都在读儒家圣贤书，你让大家读数理化试试？

软件、硬件、市场、人才

就没有一个支持工业化的····

综上，不是清政府拒绝工业化，是儒家在排斥工业化，而工业化自身的力量太弱小，就是加上政府的支持，也无法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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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dong-20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因为清朝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他缺乏足够的动员力进行工业化，或者也可以说当时的生产关系跟工业化的生产力本身就是矛盾的，不打破当时的生产关系，就无法真正进行工业化。

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受过教育的人去当工人和改进工艺，但是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是来源于儒家的“家天下”思想，对于最高层来说，进行普及型的教育是对“天下”有利的，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对大多数地方豪强来说，这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对于地方家族来说，他们希望资源和教育集中在自己家里，以获得垄断性优势，但是又不可能希望自己家里的人去工厂当工人。那么问题就出现了，究竟谁去当工人呢？

第二个问题来源于资本的来源。究竟谁有资本，谁有意愿出资本呢？这又牵扯到了资本，商人，地主和官僚之间的矛盾。有资本的未必愿意去投资工业化，愿意去的未必有足够的资本，即使又有资本又有意愿，也还要面临等级结构的问题，清朝的时候还要牵扯到种族的问题，这些矛盾都极难解决。

所以清政府基本上无法进行工业化，除非他们彻底打破当时的生产关系，但是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本身就会激起利益集团的全面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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