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真是藩王吃垮的吗？

问题不在于藩王到底吃了多少，而在于藩王对税基的侵蚀。

王朝在凉凉之前都有一个共同的操作，即：一部分行业税收不上来，于是向能收上税的行业加税；能收上税的行业被加税后，偷逃税加重，也变成了不交税的行业；因为收到的税变少了，于是向可以收到税的行业进一步加税……随着这样的循环，收得到税就越来越少，合法行业税负也越来越重，最后税基大部分垮塌，国家也就玩完了。

这个过程和“土地兼并”是同步发生的，不要觉得那些大地主老老实实缴税，土地兼并一定是少缴税的兼并多缴税的。

藩王自己吃掉的部分本身并不足以导致明朝崩溃，问题是藩王名下的土地可以避掉大部分税负，这才是关键。本来100的土地背负100的税负，藩王占了50的土地却只缴很少的税结果就是剩下的50土地要背负100的税。

当然明末这么侵蚀税基的不只是藩王，还有士绅、地方豪族之类，当他们占的总额超过一定比例后，剩下的农民就只能选择“上梁山”了，不上梁山就得被税负压死。至于侵蚀的时候谁占的多一点，对于一个王朝灭亡真不是重点。

当然这是个不错的课题，看看在侵蚀时候全国藩王占了多少地，士绅占了多少地，地方豪族占了多少地，算算有多少本不属于自耕农的税负被压在了他们身上。

当然是不可能的啦，算上全部宗室人口，都不可能吃垮明朝。是军事失败，战略来回摇摆，数次重兵集团被围歼击溃导致的垮台。

在这几个主要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全部藩王家财即使能够收缴，也不过是多增一次重兵集团败仗。当然了，运气好可能苟到一波把满洲八旗的满八旗旗丁削弱到3万的水平。但是概率不高。

按玉碟上的宗室人口统计，晚明最后几十年，宗室人口大约是从8-20+万攀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中，富裕的亲/郡王级别略超40个，以河南地区为例，占有的总耕地面积为河南地区的10%+。

其余宗室有富有穷，但跟顶级的这两个阶梯差太多，就不必考虑了。

按全国估算，由于有些地方对土地的搜刮基本上不太可能满足藩王的理论需求，例如陕西瑞王要求三万顷土地，实际搜刮到手是1550倾左右。

所以藩王们控制的全国总耕地比例应该是不到10%

目前即使是比较权威的万历会计录，对明朝宗室总收入的折色，本色，各级宗室人口和实入都还说不清楚

所以任何人说自己完全讲的明白这个问题，都属于是吹牛。举个例子，明实录里，如嘉靖，万历时期，偶尔可以看到XX府，如代王府之类，宗室禄米积欠未敷，然后令山西，大同等地巡抚御史设法补足。

原始记录十分之简陋，欠多少？补足了吗？补了多少？没有其他补充数字了。

首先有个说法是万历时支付给藩王们的实发禄米银高达551万两，这个数字绝逼百分之百是吹水的

我看到有人说这是实支现银，那简直推翻了整个明朝财政史料研究了

要知道，藩王这帮货，对地方官，朝政，军事都毫无影响力，却拿到了国家大部分现银。就好比你看到一个公司，有个部门，没有任何靠谱的实权，只是因为是董事长亲戚混的地方，就掌握了集团绝大部分现金流？

待遇高很正常，现金流高就是违反社会常识了！

没有实权的群体绝不可能掌握主要现金流。

另外，不是每个藩王都像万历的福王同志那么爽，比如嘉靖朝的代王，就属于不那么爽的一员。封地频遭入侵，王府庄田和宗室人口损失都挺大。而且禄米银是隔三差五拖欠。

到最后，这货自愿捐出祖上遗留的一些牧场，马场（估计也是易于被蒙古人攻击的位置）免费送给边军军屯使用，边军混不好了自己老被抢也不是个事儿对不对。

代王这个地方，在嘉靖朝上镜率是十足高，他家禄米银感觉从嘉靖初年开始就年年被拖欠的感觉。巡抚御史上报说他家被抢，遭灾都好几次。

代王在正德十六年九月有一条记载常被人拿来说他家吃喝消耗广，说大同一府养不起他一家，但是后来才看到，原来同年八月，也就是前一个月，山西御史在汇报当地大旱已久，大同军粮和禄米都供应不足

所以，其实是两个巡抚，一个巡抚山西，一个巡抚大同的御史，汇报了同一件事，只是九月份这位只提了代王的问题。

然后进入嘉靖时开始，从嘉靖元年代王府就有拖欠，嘉靖二年还在补元年的，然后嘉靖三年又提起已经拖欠了三季。

所以到底能不能说清楚给这代王府发了多少？

我看说不清楚，因为很多补发记录是藩王禄米和军饷一并写出，没有拆分。

仅从补给他们的数量看，似是非常可观了，至少代王理论上每年会得到平均2万两的积欠补偿，从实录上平均算的

那个551万两的数字的可能性，也许是把嘉靖七年12月给藩王和士兵将领官吏的全部积欠粮饷67万多，一口气全算藩王头上

我仔细查看下来，代王府平均一年拿个2万左右的积欠补偿是比较靠谱的数字。

当然这两万是实支了，还是仍有折，我就说不清楚了。

当然，他们还有其他的杂项收入，租税收入，准确数字我也估不出来。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借用，米价。

米价对于古代封建社会是绝对有用的真实购买力平准物，代王所处的区域是明朝米价最贵的区域之一，所以全部折银可能低估了他们的收入。大同地区的银子真实购买力有限。

代王府更多的收入可能是在商业侵占和盐引的空间上，但是这些只有一部分直接占用朝廷财政支出

如果皇帝真的要弄他们，考虑到这帮人没有实权，没有兵权和人事干预能力，应该不难（代王府历史上给大同边军送过些东西，但是并不会引起北京的猜忌）

只是多代强势首辅也并没有人全力推动过这个事情，那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尤其是你参考一下很多藩王向朝廷报告欠缺禄米都是通过巡抚御史的情况下，这里面也有可能存在权力寻租

如果崇祯这家伙全力以赴的从藩王身上榨取油水，榨出个500万两以上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这笔财富恐怕还是不能帮助崇祯扭转垮台的命运啊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明代藩王的庄田属于官田，要交税，要交税，要交税。

“谓庄王田及皇亲等庄田虽遇灾伤不得比军民田地量免征税。请自今所在有司将军民田别皇庄等项通行踏勘，议定该免分数，一体征恤。”《明孝宗实录》卷八十五

不仅要按规矩缴税，而且在明孝宗之前遭了灾荒都要缴税。

因为这是官田。

某些人不学无术好歹有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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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先明确两个前提。

一、朱家的基因强度跟爱新觉罗家差不多。不存在老朱家是超人基因，生存力极强。爱新觉罗家绝户基因，天生就断子绝孙。

二。明清时期的儿科妇产科水平相近，不存在明代人均扁鹊华佗，清代人均蒙古大夫的情况。

那么这两个古代王朝的宗室数量应该是无限趋近的。

我们从史料中总结出来的结果也差不多，徐光启作为阁臣曾经亲自整理过宗室数量，万历三十二年，存活宗室成员男女六万多。

而伪满洲国时期，溥仪所整理的玉碟录有男性宗室成员十万多，这个增速大抵是相同的。（原始资料现存辽宁省档案馆。）

按照男女比例大体相当的情况来看，清末宗室数量大概二十多万。顾诚老师也估计到了明末时期，明代宗室的数量在二十万上下。

而且数目也不是所谓亲王万石。就明代的生产力，朱元璋这个制度想想也不可能执行下去，根据一代伟人王世贞的记录，明代藩王之中的岁禄显然是不达标的。

周王两万石，太宗亲弟。汉王赵王三万石，他俩亲儿子。代王六千、唐王五千、韩王三千、伊王、辽王两千。《弇山堂别集·卷六》

可见所谓亲王万石就是朱元璋家天下的政治理想，不是明代的政治现实。

而且明代作为一个官僚政治下的封建王朝，不缺乏改革的能力。明代针对宗室繁衍滋生的政策大概包括以下几项。

第一是计划生育。明代宗室早期被规定不得从事农工商业，又被禁锢于一地一城，生孩子就成了发家致富的手段。朱元璋在乎他朱家的面子，但他的不肖子孙显然不在乎，为了多赚几个钱，从外面收养孩子就成了常事。

所以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成化帝规定，亲王只能取妻妾五人，各将军不得超过三人，中尉不能过两人。通过限制妻妾数量方式控制人口规模。

我西门大官人奢遮豪横，妻妾八人，已然超过所谓亲王矣。

到正德、嘉靖年继续加码，朝廷规定，凡生母来历不详者，一律不得纳入宗室。（俱见明实录）

到嘉靖年，又提出一个控制人口晚婚晚育的新方案。即以郡王为例，过二十五仍无子，允许选配两名妾室。过三十岁仍然无子，允许配妻妾四人。一旦所出非官方认证的妻妾，则只录入名籍，不发俸禄。

第二项则是地方政府的管辖，宗室的禄田在地方官员的控制之下，禄米的收支由宗室派人到当地官仓负责支取。这就导致了天潢贵胄们其实要看官员们的脸色。给你的才是你的，不给你，你就不能抢。以至于宗室们经常以本系亲王为领袖，要求自己去禄田收取禄粮，而不是经由官府过一到手。明代官员三年一考，任期很短，恶心了你人家拍拍屁股就走。

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导致明代宗室后期甚至出现了剪径强梁的现象。当然也有宗室越级上访，如嘉靖年间，就有代王府宗室准备集体赴京，要求保证禄粮，但是朝廷明令，宗室擅离信地按违背祖训处理。至于普通宗室被本宗亲王、郡王欺压，受到各级官吏盘剥的事情在明中期之后屡见不鲜，这也是明代政治的一种必然。

第三项是号召自动减少禄粮数目，嘉靖年间，明廷要求亲王各自减少禄粮项目，如分封在青州的衡王上书希望自减俸禄一半，最后嘉靖丢不起人决定裁剪两千石。同时明代宗室的俸禄有本色折色，各家比例不同。这也就使得明代宗室的收入其实靠侵占民田巧取豪夺，而不是走所谓的朝廷开支

明代是封建王朝不假，但是与皇帝一起组成统治机器的是各级官僚。宗室们除了血统，又有什么呢？

至于明代的灭亡是吏治腐败与军事失败共同作用下的结局。至于明代藩王侵占的民田，在明清易代之后都原原本本的装到了八旗的口袋里，甚至在其基础上又圈占民田。若明代藩王之田足以令明代亡国，那转为旗地的这些藩王之田又如何让大清王朝连绵呢？

我认为明清宗室最大的区别，则在于明宗室在永乐之后基本成为了政治上的吉祥物，既不操权柄，自然任掌权者鱼肉。他们当然高于平民，但是相较于清代宗室之煊赫，自然不能比较。

清代宗室各有佐领，虽无属土，然有属人。在清代的贵族政治中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亲王郡王名下另有六个满洲佐领，蒙古汉军佐领各三。以康熙后一佐领一百五十人计算，名下有属人1800丁，贝勒贝子有满洲佐领三，蒙古佐领一，汉军佐领二，记600丁。入八分辅国公也有满洲佐领一，蒙古佐领一，记300人.

这种属人的奴隶主-奴隶关系使得清代宗室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更别说这只是各家出生所带来的人口，根据所谓“功劳”后续还会扩增。

清代宗室高居于八旗制度顶层，是中枢政权最有力的参与者和掌权者，这同明代那些要从地方官手里要本色粮的“亲王”们相较何异于云泥？

清代虽然积极吸取明代的经验，乾隆时期学习明中期的改革，明确了控制宗室妻妾数量的原则，但是清代贵族政治的本质决定了清代宗室跟明代宗室政治上的截然不同。

自清初的四大贝勒议政到所谓“九子夺嫡”再到晚清肃顺与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的粉末登场。贵族政治是清代确凿无疑的一条主线。

至于所谓特权，和珅府内都有近百名太监、康熙于康熙十二年要明令禁“旗下包衣、佐领下奴仆随主殉葬”的煌煌大清，缺这个特权吗？至于康熙初年，每年报刑部“自裁”的旗下包衣逾两千多人。至于道光十年十二月之后，“嗣后王公、一、二品大臣使用太监多少，不必限制数目，听其自便。”的大清王朝，自然与明王朝不是相同的政治生态了。

藩王是明代政治中的一个环节，但他们不同于清代的宗室，并无力量决定明王朝的兴衰存亡。

而清代的宗室，却着实为大清王朝的耻辱灭亡应当负有责任。

从辛酉政变杀肃顺标志沦为媚眼屈膝的守土官长。

到“举止轻浮”“晃荡不能立足”的恭王秉政。（此为曾国藩评语）。

再到醇亲王炮制天津教案引发后来事变的鲁莽与不知所谓。

最后终于裸官第一人的庆王之手。

君以此兴，必以此亡。

兴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黄台极，终末于肃、恭、醇、礼四人。

莫非天意？实为人事。

清代的覆亡是清代贵族政治彻底失败的结果，而明代的覆亡也源自官僚集团的腐化与军事失利。

明代的宗室就像是明王朝脸上的一个瘿瘤，无足葆美，然亦不足以致命。

至于清代的宗室，其龙兴辽左时堪为股肱，至晚清末年却已然是病起膏肓。

明清之不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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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对明清的粉圈撕逼没兴趣。

但是评论区有些话透露出来的无知让我觉得有必要再更新一下。

为什么说清代宗室为祸剧烈胜于明代呢？

主要就是清代宗室掌握权力，而明代宗室是供起来的吉祥物。

有人不理解为啥干事的不如不干事的。

因为干事大部分都属于“不干人事”。

我举几个清初的例子。

郑亲王济尔哈朗酗酒。他如果不管事，那就是他自己喝死拉倒，反正他一个人喝也就是毒害他一个人的肝脏而已。

但问题是他是亲王，掌握旗权，有着大量的部署。

这就导致什么结果呢？

他旗下的镶蓝旗也跟着大喝特喝，“积习已久，不能禁止。”。

如果只是这样，那也就是对民族文化有些伤害。但问题不止于此。不止他的镶蓝旗，正蓝旗、镶红旗之王公贝勒及旗下人等，“晨醉则至暮不醒，夜醉则日中不起”，因为嗜酒最后搞到“荒惰弃业”，穷困之人比比皆是。（出自《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四，崇德六年二月乙未）

还有睿亲王多尔衮，他在入关之后干了啥事呢？修大豪斯。

“今拟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除每年旧额钱粮外，特为造城新增钱粮，加派于直隶、山西、浙江九省等处地方。”

加了多少呢？共白银二百五十万两。

而这是啥时候呢？顺治七年。（出自《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九。）

是南明政权还活蹦乱跳，距离李定国击杀敬瑾亲王尼堪还有两年，六年后郑成功甚至能攻击南京的顺治七年。

您说说这是人干的事吗？

幸好这年多尔衮死了。

这还不够夸张，更夸张的两件事在后面。

第一是多尔衮在皇太极死后禁阻挠顺治帝就学，自五岁到十四岁，用福临自己的话说就是：“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众臣奏章，茫然不解。”

生生把最高统治者搞成个文盲，幸好顺治帝后来苦学九年，算是补齐了文化课。

当然，可以说前面的事是多尔衮擅权胡搞，但后面的事就愈发离谱。

睿王死后，顺治已然亲政，正白旗罗什等人意图谋反，然后知悉此事的大臣不上报皇帝，一群人去找前面提到的那位郑亲王济尔哈朗。

罗什等人谋反本来就已经足够说明亲王掌权的坏处了，极大的破坏了政治的稳定性。

而后者更是让人匪夷所思，谋反这种事都可以不必通知，这皇帝要来干嘛？

至于到了后来，肃顺、恭王、醇王、庆王，已经足以另开一篇文章详细论述一下这些“宗王名臣”是如何在大清王朝灭亡时向着悬崖猛踩油门的。

权力这个东西，一定要归属于应该掌握的人手上。这也正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向着官僚政治演进的原因，而且愈发成熟。

因为能力来自于学习与实践，而不是源自于出身血统。

从这个层面上讲，我觉得清末那些提笼遛鸟的旗人比起醇王、恭王、刚毅、倭仁这些人强太多了。

专业的事就要交给专业的人，比如肃顺，比如陶澍、比如贺长龄、比如林则徐、比如左宗棠。

到了清代，反而向着贵族政治大开倒车，不得不说是清代政治的一大失误。

明王朝覆灭是整个根子烂了，方方面面都出现了不可逆转的问题。单独归结某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并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比如宗室确实是很大的浪费。但是这些宗室是二三百年中形成的，一朝一夕想解决不存在的。哪怕是推恩令要不是因为汉武时期中央经济军事都够强悍一样没用。

不单单宗室不交税，文官系统也不交税，军队烂到根了。关宁铁骑一个协数千官兵＋大炮，攻击后金(努尔哈赤时期)一个牛录，百八十人，被打的主帅战死，全军覆灭。按比例算这是和刘秀一样的战绩。

军队后勤系统更是彻底。刀盾铠甲火枪火炮压根就没合格的。明火器不单单明士兵不敢用就是后金缴获的火器也不会用。

而明朝为了正常运作很多地方一亩地收税可以达到二两以上白银，而一亩地丰年也就产出一两多白银的收入。也就是说百姓干一年活全部交税后还倒欠明王朝一两白银税款(实际上更多，因为官员和豪绅会联手压低收购价格)，所以百姓干脆不要地当流民去了。这也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屡剿不灭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末年造反的这些人真没多少战术能力更不要说他们有太高的战略眼光。但是没办法遍地流民，给口吃食就能把命交出去。

所以后期孙传庭只能选择杀光，孙传庭因为自身补给不足选择杀光抢光的路线，人杀光了自然不会在有人投入农民军队伍里面壮大农民军，杀光人后自然不需要当地官服发粮发种子农具安抚流民了。而杀光的流民自然其身上剩余的最后金钱或者最后一粒米都是孙传庭的军用物质了。而孙传庭之所以选择这样极端方式又和明王朝无法给地方足够钱粮安置流民，灾民以及没有办法满足孙传庭部队基本的粮饷供给。

而关宁铁骑号称天下精锐实际上对后金压根就没赢过，挡住后金脚步的是后金人口基数太低，无法再攻城战中承担损失。和关宁铁骑还有山海关压根没关系。

所以大明想翻盘那么就要最起码明王朝要有钱粮，想有钱粮那么就要对整个大明二三百年中积累的文官家族群体和宗室群体动刀子，单独对一个群体下手没用。你动宗室?那么宗室名下的地都会自动跑到文官集团明下。你动文官集团?不好意思谁去查?文官自己查自己?让宗室去查?宗室掌权?开玩笑。让武将去查?低级武将都只能靠老婆闺女做妓女才有饭吃。

而且满地流民，流寇，都打成一锅粥了。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基本被打烂了，东北三省在后金手中。看看地图。哪里还有什么地方能征税?而且明王朝还奇葩的有二京，南京哪里还一整套朝廷班子，虽然出发点是好的，按现在话说是提前安排影子政府防止被斩首一锅端，但是这套班子也要花钱养啊。

当然还有太监这个集体。也是各种问题。

总之明王朝肯定覆灭。而其覆灭的根源有宗室问题存在，但绝对不是单独解决宗室吃喝拿要就能脱胎换骨的。

看了这么多回答发现没有人提到万历十八年将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宗室俸禄定为永额以及天启五年山东湖广江西广西等省的宗禄定为永额。

我一直在想明朝的宗室俸禄是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前期国家有钱宗室又不那么多的时候还好，到了中后期国家财政拮据宗室又越来越多，那么这么一大笔钱不管是实际掌握国家运行的文官也好还是皇帝本人也好，真的就掏的心甘情愿吗？后来慢慢了解到自嘉靖四十四年的《宗藩条例》，到万历十四年的《宗藩要例》，再到上面提到的万历十八年与天启五年将宗禄定为永额的措施，明朝的官员与皇帝们总体来说是一直为解决庞大的宗室开支而努力的。

万历十八年将三省宗俸定为永额个人认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内容就是给一省宗室的俸禄定一个固定的额度，在此之后不论该省宗室怎样繁衍增长，俸禄的总数是不变的，变的只是具体的分配额度。这样一来，基本算是控制了宗室俸禄无限制增长的问题。

所以那些强调宗室到了明末有多少多少人的，基本都是不了解这一政策的臆想，因为宗室人数再多，俸禄的总数也是定死的。

另外再说一个问题，明代中后期宗室俸禄拖欠的问题应该是普遍现象。因为宗室俸禄由地方供给，而地方官员对于这种事情似乎持消极态度。如万历三年大同抚按郑雒等上疏言：“逋负数多因派于府州县，名为存留，遂至延缓，不行催征。”

当然有些人提到即便是宗室俸禄拖欠，也会有相应的措施补齐。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拖欠年份太多的话，是不可能补齐的。比方说同样是万历三年大同抚按郑雒的上疏中提到：“本镇王府禄粮……共一十八万六百余两，自隆庆三年至万历三年止，拖欠应支禄粮二十季，该银八十余万两。今年荒，朱贵各宗枵腹，乞严行拖欠地方，将现在银两挪解以济急用。”事实上包括皇帝本人在内也没有意愿将六年内拖欠的俸禄全部补齐，毕竟数目实在是太大了。

另外还可以再举个例子，万历十年，山西怀仁王府奉国将军朱聪涽等人越关来京，奏称：“自嘉靖四十年起至万历十年止共二十一年，应得禄粮分毫未给，乞将河东运司余盐或有司无碍官银，转行布政司查补。”而神宗的回复仅仅是“以宗禄拖欠年久，着司府官多方催处，每年量给一、二季，以资养赡。”可见不仅拖欠的俸禄不会补偿，之后的一年的俸禄也不过是“量给一、二季”。

而且《实录》中虽然有各种挪借各处银两以补齐宗室俸禄的记载，但到底是否能够真正补齐也是值得怀疑的，否则便不会出现二十多年间一点儿俸禄没有领到的情况。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明代官方文件里写明的宗室俸禄支出与实际的支出一定是有出入的。至于数目是多少就不可考了。

另外再提一嘴，明代藩王的俸禄是由地方财政供给的，也就是国家税收中存留地方的那一部分。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地方把税收齐之后需要先划出起运中央与边镇的部分，这一部分最为重要，负担九边军饷、皇帝内库、中央各衙门库银以及京官俸禄，受到的监管也最多，有所谓的“起运京边钱粮事例”。而剩下的一部分税收就是所谓的存留，这一部分负担官吏俸禄、地方行政开支、宗室俸禄等等地方开销。

因此，到了明末财政匮乏，连起运到九边的军饷都无法齐全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也不会强到哪里去，那么宗室的俸禄怎么可能发全呢？如果到了明末地方财政仍然能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支付宗室上千万两的俸禄，有这样的执行力与控制力，明朝是不可能灭亡的。

我现在觉得，明朝的问题，依然是晚唐五代问题的延续。

晚唐五代形成的私兵体制，其实一直影响到宋元以后的模式，甚至影响到了民间的思维。

老朱实际上就是这种模式最终的胜出者，因此他的想法和实践，其实和藩镇首脑们“传子孙”，“为子孙立基业”的想法，几乎如出一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藩王制度一开始几乎就是必然的。

这样的问题最终就造成了，明朝还真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家天下”。

按晚唐五代的方法，最终博弈胜出的也只可能是这种模式。

因此明朝的实践失败，本身就表明，想靠“单纯的强个人能力”建立私人式国家，从而解决问题的路线，是无效的，因此依然需要一种平等型组织，让社会更多的人能主动参与进来。

这其实在明末已经被逐渐反思了，反思的成果经过几百年的酝酿，最终在清末结出了果实。

因为五代的军阀们没有一个能力比老朱强，所以实际上华夏的“罗马帝国”在宋朝并未出现。但经过几百年的战争和博弈，老朱这种极强个人能力的人，终于涌现了出来。某种程度上说，朱元璋其实就是成功的柴荣，成功的岳飞。

但这又导致其实老朱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该咋走，因为前几百年的路实际上都是这种私兵式和个人式国家的路。当然，金和元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组织性因素在，但因为其体制的建立本身在入关之前，所以和中原的体制很难融合。

而后来的清朝，实际上就是在关外，把金元的组织进行了进一步扩展，并且加入了一部分汉地的制度因素，入关以后又结合了老朱的“强君主能力”的模式，打造出来的一种体制。

明朝的“藩王问题”，涉及到很多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和历史演进因素，应该需要更深的琢磨才能想明白。这里面很复杂，不是简单的一些表面描述就能说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