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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确所谓待天下有变再行北伐的前提条件。
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易言之,只有跨有荆州、益州,才有休养生息,与中原对峙的本钱。诸葛亮提出隆中对时,中原遭受连年战乱,民生凋敝,而荆州、益州却基本未受战火波及,国殷民富,因此,鼎足西南,先为不可胜,而后待可乘之机有其经济基础。
待到建兴年后主继位之时,荆州已完全丧失,益州亦遭到夷陵之战的打击,丧失了数万精兵,由此造成的与曹魏的实力差距,已非统治者主观能动可以弥补。当此局面,闭门坐守,双方的差距只能越拉越大。
诸葛亮急于北伐,《三国志》中给出了一条答案:
(诸葛亮)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
易言之,蜀汉唯一的优势,只在于诸葛亮本人的军政才能,但孔明也会老去,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则蜀汉完全无胜算。如日后姜维北伐时的局面:智不出敌而力少于敌。连主观能动性都无从发挥。
《后出师表》给出了另一条答案: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馀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蜀汉军队战斗力强悍,来自其转战四方,百战之余,而这些精兵悍将同样在经历岁月的冲刷,易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蜀汉军队的战斗力也呈现下降趋势。
又,东吴的局势恐怕也在孔明的考量之中,如《绝盟好议》中提出的:
若就其不动而睦於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
孙十万只要还在喘气,就算看戏,也可以起到牵制作用。然而,东吴的政治局势并不稳定,如果孙权驾鹤西游,这种汉、吴互相配合的局面是否还能维持,那就值得商榷了。
综合以上局势,诸葛亮已经丧失了持久待机的客观条件,除了主动北伐,寻求战机,恐怕别无二途。
再看实际的军事操作,孔明三次大规模北伐亦非盲动。
第一次,太和二年,曹丕新死,曹睿登基,人心尚未安定。
第四次,曹真诸路伐蜀失败,郭淮等大败于羌中,陇右不稳。
第五次,联合孙权,东西并进,两路夹击。
由此可见,诸葛亮已经在尽量利用或制造“有变”的机会。然而,如建安二十四年这般战略机遇,只能是可遇不可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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