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什么不死谏刘备别八百里连营?
1. 历史事实与演义的区别：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三国演义》是小说而非史书，其中很多情节是为了戏剧效果而加工的。在正史《三国志》中，并没有“八百里连营”这样一个明确的军事战略概念被诸葛亮反对。刘备发动夷陵之战的主要原因，是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并实现其匡扶汉室的宏图。虽然战争的部署和过程存在很多争议，但将其归结为“八百里连营”并让诸葛亮进行“死谏”的情节，很大程度上是《三国演义》的创作。
正史中，诸葛亮当时是镇守成都，并没有直接参与夷陵之战的指挥。根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先主（刘备）率众将欲伐吴，诸葛亮闻之，与沙摩柯等皆白不可，先主不听，遂出军。” 这里“皆白不可”指的是群臣都说不可以，并非只有诸葛亮一人。而诸葛亮“白不可”的理由也并非直接反对“连营”，而是反对出兵伐吴的时机和策略。
2. 诸葛亮“不劝谏”的可能原因（基于演义情节分析，但可以推断其思想）：
如果我们暂时脱离历史考证，纯粹从《三国演义》的戏剧逻辑来分析诸葛亮“未能死谏”的原因，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刘备的决心已定，且不容置疑：
关羽之死是导火索： 关羽的死对刘备打击极大，是直接的仇恨和愤怒驱动他复仇。这种情绪化的决定，往往比理性的军事分析更能压倒一切。刘备此时的心理状态，可能是被复仇的火焰燃烧，对劝谏充耳不闻。
“国士”的尊严和责任感： 刘备一生追求汉室复兴，关羽的死不仅仅是私仇，也象征着蜀汉复兴道路上的重大挫折。刘备可能认为，此时不出兵，不仅是对关羽的不义，也是对天下人心士气的打击。他有作为君王的责任和坚持。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忠诚： 诸葛亮深知刘备的性格和他对自己的信任。虽然他可能预见到战败的风险，但直接的“死谏”可能意味着否定刘备的全部判断，甚至挑战他的君王权威。在刘备已经下定决心的情况下，诸葛亮更倾向于采取更委婉但同样坚定的方式来影响决策，而不是直接对抗。
战略战术层面的考量（演义中的“八百里连营”）： 演义中“八百里连营”的战略本身就存在巨大的风险，容易被分割包围。诸葛亮作为军事天才，不可能不看到这一点。但他可能也认为，刘备并非完全没有战略考虑，而是可能在某些方面过于自信或轻敌。
诸葛亮的“道义”与“策略”的平衡：
“君有过，臣献言；君不听，则固守正道，不可强也。” 这是古代臣子劝谏的原则。诸葛亮已经尽力“白不可”，即进言反对。如果刘备执意不听，诸葛亮作为臣子，虽然有责任进谏，但也不能强行违抗君命，甚至采取“死谏”这种极端方式来阻止。一旦君王态度坚决，臣子即使以死相谏，也可能被视为“僭越”或“不忠”。
“为国者，君不听，臣不得已也。”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臣子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可能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但诸葛亮当时作为丞相，责任重大，不能因为个人意见而置国家于更大的动荡之中。他更倾向于在不违反大原则的前提下，尽力弥补刘备决策的不足。
政治考量： 当时蜀汉国内，许多将领也渴望为关羽报仇。诸葛亮如果一意孤行，可能会引起内部的不和，反而不利于国家。他需要权衡各方力量和情感。
诸葛亮的忠诚与信赖：
绝对的忠诚： 诸葛亮对刘备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即使预感失败，他仍然会尽力支持刘备的决定，并在战场上尽力弥补。他可能认为，与其让刘备独自冒进，不如一同参与，并在过程中尽力调整策略。
对刘备的信任（某种程度上）： 尽管刘备的决策有失误，但诸葛亮也理解刘备作为君王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他可能相信刘备的初衷是好的，只是方法和时机不对。
“死谏”的局限性：
“死谏”并非万能： 历史上，很多“死谏”并未能改变君王的决定，反而白白牺牲了忠臣的生命。诸葛亮可能更看重“长远效应”和“实际效果”。
后续弥补的责任： 即使刘备不听，诸葛亮也可能意识到，他作为丞相，在战后依然需要承担收拾残局的责任。如果他以死明志，那么谁来弥补夷陵之战的惨败？谁来稳定蜀汉的局势？
3. 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中的实际作为（根据史书）：
正史记载，诸葛亮虽然“白不可”，但并非袖手旁观。在刘备出兵后，他也积极在后方进行支持，例如调集粮草等。更重要的是，他当时还在成都主持政务，镇守后方。这种“身在后方，心在前方”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尽忠。
当刘备兵败如山倒时，是诸葛亮迅速稳定了局面，迎接逃回的刘备，并积极处理善后事宜，稳定军心和民心。这恰恰体现了他“鞠躬尽瘁”的精神，即便在君王犯错后，他依然承担起责任。
总结来说，诸葛亮没有“死谏”刘备别八百里连营，并非因为他不了解军事、不爱惜生命，而是基于以下多重考量：
历史上的“八百里连营”和“死谏”多为演义虚构。
即使是演义情节，刘备的复仇决心、君王权威以及诸葛亮作为臣子的责任和道义，使得直接“死谏”并非最佳选择。
诸葛亮更倾向于在不违背君臣大义的前提下，通过进言、支持和事后弥补来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的忠诚和对蜀汉前途的考量，让他选择在君王犯错后，承担起收拾残局的重任，而非以死明志。
可以说，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中的表现，更多地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沉稳与智慧，即使在面对君王错误的决策时，也能够以大局为重，尽力弥补，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网友意见
刘备连营的决策，谈不上是冲昏头脑的失误败笔，但也决不是什么妙绝的战术。只是在当时的战略形势（地形地势、己方军情）权衡下近乎唯一可行的选择。不够理想，无法可替。
评价一个军事决策正不正确，除了看地图，还要看硬理论和其对应的战术。决策不是孤立存在的，施行过程中战术间的配合直接决定其胜败走向。
先看兵法理论。从战地类型上来看，当时刘备所处的地理环境，是标准的『围地』。
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
『围地』指的是一种战略优势明显倾斜的地形。在此局势下，一方所占据的地理位置出口狭隘，入口迂回长远，是一处闭塞的地带。前狭后险，既不易进军，也不易撤退。直接给处在其出口的另一方以少胜多，以寡击众的优势。
而刘备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先看一下全图：
再看地势：
地势图源杨督 @琅邪杨文理 。
夷陵地界，两岸险峻山脉拔地而起，尽阖日月，只余一线江河窥见天光。江水湍急，鱼鸟尚不能栖停。造化如此，更不必说人进入此界是如何的难以谋布了。
“江水，又东径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虎牙在北，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水势急峻。”
——郦道元《水经注》
刘备从建平、巫峡一路围至夷陵，正中此界。
由此可见，刘备驻军处虽还不至于『死地』的『不战即死』，但也是需速战速决的『围地』，应速谋战事，不宜久拖。
“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同时，从方位上来讲，刘备深入敌境百里，还中了『重地』，是个与『轻地』相对的概念：
诸侯自战其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诸侯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
如果是行军环境，还类似于『圮地』：
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
对于这类深入敌境的情况，正确的应对战略是精专本部，防止兵员离散。同时还要广掠粮草，休养生息，但显然与『围地』速战速决的要求冲突：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
不幸的事情，从地形来看，当时刘备的环境，还是标准的【挂形】：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挂形』有些类似于『围地』，都是对敌方有利，对我方不利的情况。如果身处挂形地势，恰逢敌方有备，那么交战大都会无功而返。
由此可见，刘备当时的连营决策，符合局势要求不假，但也确实是无奈之举。
下面我简要分析一下『围地』『重地』和『挂形』连中时的战术可能走向。首先在不考虑其他情况的前提下，深入敌境是要广掠粮草为我所用。但刘备当时所在的狭长河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自家补给都是困难的。反观吴军背倚江南鱼米之乡，以逸待劳。战线拉得越长，对刘备军越不利。因此『重地』之训，即使再深入敌境，也不可行。
（《孙子兵法》另有云『围地』要断后，待议）
兵法此物，能用则用，用不了便抛开。没有什么比实际情况更具参考价值。将在外，君命还有所不听呢，更何况一纸兵法？人是活的嘛。
所以，当时刘备主要采取的战术，便是多次刺激吴军出战，争取缩短作战时间，防止士卒疲劳，士气日渐低落。此计也是有依据的：
此处史料我正在努力回忆，大致就是某部兵法中提到的身处险隘要如何挑衅速战……原谅我一时真想不起来原话了(ノ_・。)但是真的有，真的有啊wwww
他采取的措施也很正确，派吴班平地扎营，狠狠地刺激了吴军：
先遣吴班将数千人於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备知其计不可，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
诸将并欲迎击备，逊以为不可，曰：“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於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诸将不解，以为逊畏之，各怀愤恨。
——《吴书》
刘备此举，便是我开头说到的，和战略决策高度配合的战术，即【地势迫使连营+挑衅寻求速战】。在当时不太利己的形势下算得上良策。并且施行的也很顺利，大多数吴将都受到了刺激。坏就坏在，对面的陆伯言更知兵，他不仅知己，更加知彼。
《三国志•陆逊传》：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
平心而论，从一般情况来说，刘备在山林隰地连营确实有违兵法所教，这也是军事能力算不得很强的曹丕嘲讽的原因。但就夷陵界地形来看，只能算是无奈。刘备之错也并不全在连营，而是没有为此做好足够的防御工作。
在双方都采取了不错决策的情况下，能对决的，就只有耐力和谨慎了。谁耐得长远，谁不会一失足成千古恨。
可惜陆逊一步都没走错。
他把种种兵法掰开揉碎了铸成一个新的军事神话，他所做的每一步都太超前，也太合宜了。
兵法教云：有不争之地，有不夺之城。
兵法教云：能用则示之不能。
兵法教云：辞卑而益备者，进也。
一场战争中，将种种兵法教义如同当席醉舞一般演绎得淋漓尽致。
静待敌隙，缓挫敌锐。
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
直到刘备终于出了错，令水军上岸，放弃水陆并进。
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
后面的事情就不必说了。如果有机会写一篇战中战术试模拟，不过那篇可能要脑补多于史料了ヾ(❀╹◡╹)ﾉ，所以还是要仔细酝酿一下。
回叩本题，上面分析了这样多，意在说明，刘备的连营决策本身并非是重大失误，而是当时环境下的一个中性选择，诸葛亮没有强谏的必要。另一方面，诸葛亮远在成都，他和未随出征的臣子所可谏者是战略大方向（当然也没谏），而不是每一个战术。
以上。
今天下午又翻了一遍《孙子兵法》……看到『围地』和『辞卑益备为进』不由得开始联想，忍不住写了一篇。真.纸上谈兵，其实熟背几本兵书，可能最终还真不如一位不识字的征战两年的将士知兵晓战。思考一番，洋洋洒洒几千字，真把我扔战场上，哪怕百米外观战，我可能都是这个状态：
刘备并不是败在连营上，相反刘备连营是很正确的决策，从历史上陆逊给孙权的书信、双方僵持的时间、以及吴军无法攻破蜀汉军事部署的记载中就能看出，陆逊对于刘备的连营是感到头痛的，之所以后来能战胜刘备，主要两个原因，1时间拖得太久刘备军锐气尽失，2刘备没有水军失去了江面的控制权。
至于曹丕的评价，说刘备不知兵，不应该连营之类的，完全是他个人的臆测，有倒果为因之嫌。首先他没有亲临战场，只从结果进行评论，看问题浮于表面；其次曹丕本人的军事能力并不强，他一生基本没打过什么仗，和他父亲曹操相差甚远，刘备的军事能力不比曹操差多少，自然比曹丕高出许多。
后世的看法（包括话本、演义）其观点受曹丕影响较大，孔明一知道刘备连营就十分着急，急忙写信劝阻，这都是说书人以及小说家的杜撰，历史上是没有这一段的。实际上，就算诸葛亮亲临，他也只能连营，绝不会反对刘备，因为连营根本没错。
实际上，刘备的连营是很讲究的，部署极其精密，一环套一环，十分难以攻破，陆逊只得龟缩防守，等待时机，先用拖时间的方法，把刘备的军心拖垮，然后对其军营实施部署攻击，定点拔除，再利用水军优势于刘备军身后登陆，这才是夷陵之战的胜负手。
夷陵在现在的宜昌三峡一带，两岸连山绵延千里，中间是长江，河谷狭长、河道很窄（窄处不过数百米）。
这种地方行军，扎营连绵百里是很自然的事，毕竟岸边根本放不下几个人。
唯一能够部署伏兵的地方就在山后。
（如图两线之间为长江河道，圆圈处为夷陵。两条线两边为山脉。地图中绿色部分为山地，黄色部分为平原。）
并且三峡夏天极其炎热，温度比火炉略低。
由于山形陡峭，夏季天气复杂多变。
入伏后，几乎每天下午三四点钟or夜间11点钟会爆一波雷暴天气。
雷暴一般在山前爆发，暴雨倾盆而下。
雨后天气更闷，道路泥泞，即便是单衣短袖，在路上行走依然挥汗如雨。
如果水兵整天待在船上的话，可谓苦不堪言。
而山后伏兵时常遭遇暴雨侵袭，日久自然倦怠。
宜昌（夷陵）东部地形开阔，而西部是狭长河谷。
虽然相隔几十里，但两地天气状况完全不同。
东吴把守宜昌隘口，蜀兵被阻挡在千里河谷内。
由于战事旷日持久、天气湿热难耐，蜀兵水军、山后伏兵皆锐气尽失。
陆逊趁蜀军倦怠之际，发动水军，逆长江而袭，直扑蜀军后方。
岸边狭窄，最窄处陆地不过数十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江阔路窄，只要数千吴兵精锐乘船绕后，即可切断蜀军退路，然后四处放火，根本无处可逃。
（三峡。远处村落位于山脚斜坡，最怕山火。）
山上草木旺盛，火劲十足，蜀军退路一断，自然不攻自破。
即便如今三峡大坝建成，江水被截断，水流孱弱，岸边依然面积狭小。
可以想象当年刘备后路被截断后，沿着岸边狭道奔逃躲避东吴水军追杀的仓皇。
夷陵这种长条、狭岸的地形，兵力没有办法铺展开来，
连营百里实属无奈。
毕竟四川与湖北七百里三峡、两岸连山，东吴据险而守，主场优势明显，更兼有水军无视地形的存在，可谓神挡杀神。
《水调歌头•游泳》曾描述此地地貌：
更立西江石璧，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水流尚能截断。
附李白诗篇：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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