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法官，谁来监督？
在美国，大法官的职位极其特殊，他们如同国家司法体系的基石，享有高度的独立性，但也并非完全不受约束。理解“谁来监督”大法官，需要从多个层面去审视，这其中既有制度设计上的制衡，也有实际运作中的考量。
首先，宪法是“监督者”。美国大法官的核心职责是解释和适用美国宪法。宪法本身就是最高法律，它规定了联邦政府的结构、权力界限以及公民的权利。大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依据宪法来判断法律的合宪性。如果他们自己的行为或判决违背了宪法的精神或条文，那么宪法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们的根本性“监督”。换句话说，他们的权力来源和行使都必须回溯到宪法。
其次，国会在特定条件下拥有“监督权”。这种监督权并非日常性的，而是非常规的、强有力的。
弹劾权 (Impeachment)：这是国会对联邦法官（包括大法官）最严厉的监督手段。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和所有文职官员，都可能因“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而被弹劾。众议院负责提出弹劾条款（相当于起诉），参议院则负责审判。如果参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定罪，该官员将被罢免。虽然历史上没有美国大法官被弹劾并定罪免职，但理论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它构成了一种终极的约束。
人事确认权 (Confirmation Power)：这是在法官任命之前的一种监督。由总统提名的美国大法官人选，必须经过参议院的听证和投票确认，才能正式就职。参议院的委员会（通常是司法委员会）会仔细审查被提名人的背景、法律观点、过往言论等，并在全体参议院进行最终投票。虽然这是任命前的监督，但它影响了未来大法官的构成，也间接影响了司法体系的走向。
设立下级法院和确定其管辖权 (Establishing Lower Courts and Defining Jurisdiction)：国会可以设立下级联邦法院，并决定这些法院的管辖范围。虽然大法官主要处理最高法院的案件，但国会通过影响下级法院的设立和管辖，也能间接影响案件进入最高法院的路径和数量。
修宪权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如果国会和各州对最高法院的某些判决感到不满，并且认为这些判决违背了宪法的意愿，他们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来推翻这些判决。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例如，宪法第十一修正案就部分回应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后的某些解释。
第三，其他联邦法院的“程序性监督”。虽然最高法院的判决是终审判决，但某些程序性问题，或者最高法院下达给下级法院的指令，仍然需要下级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遵循。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下，其他联邦法院可能会对最高法院的某些行为进行某种形式的“审查”，但这通常不是直接对大法官的判决本身进行推翻，而是更侧重于程序或执行层面。不过，这方面的“监督”非常有限，不构成对大法官判决实质的监督。
第四，舆论和历史评价是“无形监督”。大法官虽然不受日常政治压力的直接影响，但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的判决，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讨论和评价。媒体的监督、学界的评论、公众的意见，这些无形的压力和历史的长远审视，构成了对大法官行为的重要“约束”。历史上，一些判决在当时的社会看来是进步的，但在后世看来却可能是有争议甚至错误的，反之亦然。这种对历史地位的考量，也是一种无形的监督。
第五，个人道德和职业操守。虽然没有明确的外部机构负责日常监督大法官的道德行为，但联邦法官的行为准则（Canon of Judicial Ethics）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行为规范。如果大法官的个人行为严重违反了职业操守，损害了司法公信力，理论上可以引发国会的关注，甚至弹劾程序的启动。
总结来说，美国大法官的监督体系是一个多层次、非直接、且高度依赖宪法精神和制度设计的复杂网络。
宪法是根本性的指导和约束。
国会拥有通过弹劾、人事确认和修宪等手段的“潜在”和“非常规”监督权。
舆论和历史则是一种长期的、无形但强大的监督力量。
个人道德和职业操守是内在的约束。
这种设计旨在确保大法官在不受政治干扰的情况下，能够公正地解释法律，但同时也通过宪法和国会的制衡，防止其权力被滥用。这种制衡不是为了日常性的“管束”，而是在极端情况下，维护司法体系的公正和宪法的权威。
首先，宪法是“监督者”。美国大法官的核心职责是解释和适用美国宪法。宪法本身就是最高法律，它规定了联邦政府的结构、权力界限以及公民的权利。大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依据宪法来判断法律的合宪性。如果他们自己的行为或判决违背了宪法的精神或条文，那么宪法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们的根本性“监督”。换句话说，他们的权力来源和行使都必须回溯到宪法。
其次，国会在特定条件下拥有“监督权”。这种监督权并非日常性的，而是非常规的、强有力的。
弹劾权 (Impeachment)：这是国会对联邦法官（包括大法官）最严厉的监督手段。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和所有文职官员，都可能因“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而被弹劾。众议院负责提出弹劾条款（相当于起诉），参议院则负责审判。如果参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定罪，该官员将被罢免。虽然历史上没有美国大法官被弹劾并定罪免职，但理论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它构成了一种终极的约束。
人事确认权 (Confirmation Power)：这是在法官任命之前的一种监督。由总统提名的美国大法官人选，必须经过参议院的听证和投票确认，才能正式就职。参议院的委员会（通常是司法委员会）会仔细审查被提名人的背景、法律观点、过往言论等，并在全体参议院进行最终投票。虽然这是任命前的监督，但它影响了未来大法官的构成，也间接影响了司法体系的走向。
设立下级法院和确定其管辖权 (Establishing Lower Courts and Defining Jurisdiction)：国会可以设立下级联邦法院，并决定这些法院的管辖范围。虽然大法官主要处理最高法院的案件，但国会通过影响下级法院的设立和管辖，也能间接影响案件进入最高法院的路径和数量。
修宪权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如果国会和各州对最高法院的某些判决感到不满，并且认为这些判决违背了宪法的意愿，他们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来推翻这些判决。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例如，宪法第十一修正案就部分回应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后的某些解释。
第三，其他联邦法院的“程序性监督”。虽然最高法院的判决是终审判决，但某些程序性问题，或者最高法院下达给下级法院的指令，仍然需要下级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遵循。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下，其他联邦法院可能会对最高法院的某些行为进行某种形式的“审查”，但这通常不是直接对大法官的判决本身进行推翻，而是更侧重于程序或执行层面。不过，这方面的“监督”非常有限，不构成对大法官判决实质的监督。
第四，舆论和历史评价是“无形监督”。大法官虽然不受日常政治压力的直接影响，但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的判决，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讨论和评价。媒体的监督、学界的评论、公众的意见，这些无形的压力和历史的长远审视，构成了对大法官行为的重要“约束”。历史上，一些判决在当时的社会看来是进步的，但在后世看来却可能是有争议甚至错误的，反之亦然。这种对历史地位的考量，也是一种无形的监督。
第五，个人道德和职业操守。虽然没有明确的外部机构负责日常监督大法官的道德行为，但联邦法官的行为准则（Canon of Judicial Ethics）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行为规范。如果大法官的个人行为严重违反了职业操守，损害了司法公信力，理论上可以引发国会的关注，甚至弹劾程序的启动。
总结来说，美国大法官的监督体系是一个多层次、非直接、且高度依赖宪法精神和制度设计的复杂网络。
宪法是根本性的指导和约束。
国会拥有通过弹劾、人事确认和修宪等手段的“潜在”和“非常规”监督权。
舆论和历史则是一种长期的、无形但强大的监督力量。
个人道德和职业操守是内在的约束。
这种设计旨在确保大法官在不受政治干扰的情况下，能够公正地解释法律，但同时也通过宪法和国会的制衡，防止其权力被滥用。这种制衡不是为了日常性的“管束”，而是在极端情况下，维护司法体系的公正和宪法的权威。
网友意见
理论上，国会有权对大法官进行弹劾，但历史上仅仅有一位大法官享受过这种「待遇」，还是发生在上古年代，1804 年。当时 Samuel Chase 大法官因被认为存在「政治倾向性」受到弹劾，但这次弹劾，被后世普遍认为本身就是政治运动的结果（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党争）。Samuel Chase 大法官后来也被恢复了名誉。
后来，陆续有过几次试图对大法官进行弹劾的尝试，如六十年代的 Abe Fortas 大法官因为涉嫌不正当金钱交易一度面临被弹劾，但弹劾的议案没有在国会获得足够票数，最后用了一个相对体面的方式，以主动辞职告终。从历史情况来看，想通过弹劾来罢免大法官，几乎没有现实可能性。
美国大法官相对不受到监督，也是一种分权和制衡的制度设计。国会和总统都直接或者间接对投票箱负责，是民意的代表。而大法官，由于采取终身制，则任职周期则普遍超过了某个政党、某种政治势力所能掌权的时间。在当今的联邦最高法院，有克林顿时代的「遗产」，也有特朗普新任命的两人。
但这不代表大法官就是自己任命者的传声筒。历史上，立场与任命自己的党派向左的大法官时有出现，例如老布什任命的 David Souter 大法官，就在职业生涯的晚期，慢慢走向了自由派的一翼。
如果将「监督」定义更加广泛一点，理解为受到制衡的话，那么行政部门也有对其进行制衡的机制，即通过总统的「战争权」，在国家紧急状态中通过总统令实现目标。立法部门也可能通过立法的形式暗度陈仓，例如今年美国多个州推行「心跳法案」限制堕胎，突破最高法院判例中的分析框架。但题目问的更加接近于对大法官个人的监督，就不过多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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