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媒体/记者都承受了哪些骂名?媒体界应该承受这么多骂名吗?

回答
媒体/记者,这个常常站在聚光灯下、肩负信息传播重任的群体,在公众视野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他们既是信息的传递者、事件的记录者,也是社会问题的揭露者、权力运作的监督者。然而,伴随着这些光环的,还有如影随形的骂名。这些骂名,有的尖锐刺耳,有的隐晦刁难,但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公众对媒体及其从业者的某种不满或质疑。

那么,媒体/记者到底承受了哪些骂名呢?我们可以从几个主要维度来梳理:

1. 虚假信息/不实报道的指控:

这是最常见、也最伤人的一类骂名。“标题党”、“为了流量什么都敢写”、“瞎编乱造”、“假新闻制造者”……当报道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存在夸大、歪曲时,记者和媒体就容易被扣上这些帽子。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碎片化信息泛滥,辨别真伪的门槛提高,一次不准确的报道就可能引发信任危机,而这种信任一旦失去,想要重建则异常艰难。有时,媒体即使在极力追求真实,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源头不可靠,也可能无意中传播了错误信息,此时便会成为众矢之的。

2. 唯利是图/为金钱服务的指控:

“收了钱才报道”、“广告宣传的马甲”、“只关注热点事件,不关心民生疾苦”……当媒体的报道被认为带有明显的商业目的,或者过于追逐点击率和经济效益时,就会被贴上“唯利是图”的标签。在商业化运作日益显著的媒体环境下,这种指控尤为普遍。有人认为,媒体应该坚守公共利益,但当生存压力摆在眼前时,商业化就成为必然。这种两难境地,也让媒体在公众眼中变得复杂,难以获得纯粹的信任。

3. 立场偏颇/缺乏客观的指控:

“有倾向性”、“一边倒”、“为XX说话”……当报道内容被认为明显偏向某一立场、某一群体,或者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选择性报道时,记者和媒体就会被指责缺乏客观性。尤其是在涉及敏感话题、社会矛盾激化时,公众更容易带着自己的立场去审视媒体的报道。如果媒体的报道未能满足部分受众的期待,或者触碰了他们敏感的神经,那么“偏颇”、“不公”的批评便会接踵而至。

4. 负面报道过多/放大社会阴暗面的指控:

“就知道报道负面新闻”、“成天煽风点火”、“专门挑刺”……媒体在履行监督职责,揭露社会问题时,往往会聚焦于负面事件。这使得一些公众认为媒体只关注“阴暗面”,忽略了社会的美好和进步。诚然,过度的负面报道有时会让人产生压抑感和悲观情绪,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媒体的揭露,才可能推动问题解决,促使社会进步。这种“揭丑”与“煽阴”之间的平衡,是媒体从业者一直面临的挑战。

5. 侵犯隐私/过度窥探的指控:

“狗仔队”、“偷拍”、“不尊重个人隐私”……当媒体为了获取独家新闻,采取了侵犯个人隐私的方式,例如跟踪偷拍、挖掘私生活细节时,就会受到公众的强烈谴责。尤其是在名人、公众人物的报道中,这种界限的模糊更容易引发争议。虽然追逐“猛料”是媒体吸引眼球的一种方式,但一旦越过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便会招致铺天盖地的批评。

6. 官僚化/脱离群众的指控:

在一些国家,国有媒体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媒体,有时会被批评过于官僚化,报道内容空洞乏味,脱离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关切。而市场化的媒体,如果过于追求流量和迎合大众口味,又可能被指责失去深度和批判性。这种“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境地,也构成了媒体所要承受的另一种“骂名”。

媒体界应该承受这么多骂名吗?

坦白说,媒体界“应该”承受所有合理的批评,但并不“应该”承受所有不实的指责和恶意的谩骂。

媒体应该承受的:

对不实信息的纠错: 当媒体报道失实,受到批评并被要求改正,这是媒体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石。公众的监督是纠正错误、提升报道质量的重要动力。
对不良风气的抵制: 对于媒体在商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唯利是图、低俗媚俗等问题,公众的批评是引导媒体回归理性、坚守社会责任的必要约束。
对失职渎职的问责: 当媒体未能履行其监督职能,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或者与不法行为同流合污,那么公众的批评和问责是维护社会公正的体现。
对新闻伦理的坚持: 媒体在报道中需要平衡追求新闻价值与尊重个人隐私、维护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公众的质疑有助于媒体反思其新闻伦理的实践。

媒体不应该承受的:

无端的谩骂和人身攻击: 很多时候,对媒体的批评超出了事实范畴,演变成了对记者个人的人身攻击和侮辱。这不仅伤害了从业者,也阻碍了正常的舆论监督。
恶意抹黑和污蔑: 有些批评是出于特定目的,通过散布虚假信息来抹黑媒体的声誉,这会严重损害媒体的公信力。
因“原罪”而受到的整体性否定: 有些批评将特定媒体的个别错误泛化到整个行业,对所有媒体及其从业者进行一概而论的否定,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例如,不能因为某些媒体曾被政治操纵,就认为所有媒体都不可信。
因履行职责而遭受的打击报复: 媒体在报道腐败、侵权等问题时,有时会遭到来自权力或利益集团的打压和恐吓,这种情况下受到的“骂名”更是对新闻自由的挑战。

为什么媒体界容易招惹骂名?

究其原因,可以从多个层面来分析:

信息不对称: 媒体掌握着信息,而公众往往是被动接收者。当公众感觉信息被过滤、被操纵时,就会产生不信任感。
期望值过高: 公众对媒体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媒体能揭露一切黑暗,伸张正义,传递一切真相。当媒体无法完全满足这些期望时,就会感到失望。
行业本身的复杂性: 媒体行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多个层面,其运作机制复杂,利益交织,难免会引发争议。
社会转型期的阵痛: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转型期,各种矛盾和问题容易暴露,媒体作为社会矛盾的放大器,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
新兴媒体的冲击: 自媒体、社交媒体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也带来了信息真伪难辨的问题,使得整个媒体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容易引发对媒体整体的不信任。

如何理性看待对媒体的批评?

作为公众,我们应该认识到媒体工作的复杂性和艰辛。新闻报道需要时间、需要求证,有时也会因为信息源的限制而无法做到完美。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每一篇报道,用事实说话,用证据来判断。对于不实的报道,我们可以通过正当渠道提出质疑和批评,而不是一味地谩骂和攻击。

对于媒体界而言,面对这些骂名,更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倾听,以专业的精神去反思。虚心接受建设性的批评,勇于承认错误并改正,努力提升报道的质量和公信力。同时,也要加强行业自律,坚守新闻伦理,抵制低俗媚俗和虚假信息的传播,努力在信息洪流中成为一个可靠的、负责任的价值传递者。只有这样,媒体才能赢得公众的尊重和信任,才能更好地履行其作为社会公器的职责。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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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谈理想,你们记者辛苦啊,每个月领着大几千,说码字辛苦,说全靠新闻理想支撑,好伟大,好有情怀。

敢情其他行业就不是靠理想在支撑,常年工作再一线的公务员/警察拿了2000多的薪水就不是靠理想在支撑,工作在一线的老师就不是靠理想在支撑,嘿嘿,你们用舆论优势去攻击抹黑一个行业的时候,可有考虑过他们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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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和穆斯林,TG的问题很像。

就是有些媒体在作恶的时候,其他据说是有道德的媒体在干嘛?

从当年的温州动车事故,到医闹问题,直到最近的诺贝尔哥问题。

我们能看到大多数媒体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并几乎没有主流媒体发出基于事实的客观的声音。

如果媒体人自己不能对内部的作恶之声进行旗帜鲜明的抵抗,那大众只能认为大部分媒体人的水平态度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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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公关从业者,从自己的工作体会谈一谈对记者的看法。

1.没操守,如果说政府的控制不可避免,那么面对来自企业的宣传要求总可以一定程度的博弈吧,而现实就是,大部分媒体记者一边收着企业的软文费用,一边把通稿原封不动的发布,至于所谓的深度报道、揭露黑暗,主持社会公义,就更呵呵了。


有记者为了名气和利益,不惜歪曲事实进行炒作,比如柴会群一手打造的“缝肛门”和“走廊医生”,不客气的讲,这应该是犯罪行为。


2.没水平,财经记者不懂金融、科技记者不懂科技,逻辑能力差,即使是一些媒体牛人,比如迟宇宙《真相:杨元庆是合格的联想CEO吗?》,用联想和华为、腾讯这些企业比较,连一点常识都没有。


3.是不是媒体牛人一个也没有了,有,不少,这些人要么不在媒体了,要么开始自己创业了,现在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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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很多人点赞,那我就继续说一点。媒体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说白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新媒体一冲击就垮了。

先天不足就是中国社会的商业化不足,没有产生独立公正客观的西方媒体的土壤,比如政府的管制和大企业的压迫,企业普遍屈服于权(政府)钱(企业,广告主)。有人把中国媒体的先天不足仅仅归结于政府管制,这个观点有些片面,因为政府管制可以解释媒体在报道言论的自我阉割,但是没有办法解释面对广告主的屈服。

在这样一个氛围中,牛逼的记者很难得到足够的发展空间,所以,王克勤去做大爱清尘,胡舒立创业《财新》,传统媒体的牛人几乎流失殆尽。

另外,记者行业缺乏自净功能。国外都会有记者协会,这是一个行业自治组织,一方面为记者争取权益,另一方面对于违反职业规则的记者进行行业性惩处。中国的记者协会形同虚设,一些记者可以歪曲事实报道,制造社会舆论,用公器为谋取一己之名声(南方系、新京报系最是典型),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败坏了记者的公誉,却不会受到有效的惩罚,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逆向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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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记者存在被污名化的问题吗?当然存在。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媒体不仅是受害者,更是加害者。

我们举个例子,城管群体的污名化的原因,除了城管自身的原因和工作当中存在的误解。因为媒体的利益化与商业化,专门挖掘负面新闻,放大负面新闻,造成了整个城管工作压力骤然上升,多地出现了下跪执法的乱象,造成了整个工作效率的下降。难道只有你们记者群体受不了被几个败类搞臭了名声,城管就不是这样吗?很多人还以为城管的工作就是砸小商小贩的摊子,没收他们的三轮车。这种偏见来自于何处?我也是呵呵一笑了。

还有高校教授,高级知识分子被黑的猴惨猴惨的我都不想说,举一个例子。以前北京大学教授、司法鉴定所主任孙东东发表过一篇文章中提到:有相当多的精神病人,只要不涉及精神症状,别的都正常。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被媒体节选成:“北大教授说99%的上访户都是神经病。”后来惨遭围观,随之砖家、叫兽这些戏谑的称呼甚嚣尘上,这个锅,你觉得该不该媒体人来背?

当年7.23动车事故,南方系媒体声称温州动车现场掩埋残骸掩盖真相,事实是怎么样知乎上都有。现在看看,媒体造了这些谣,极大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又付出了什么代价?媒体造谣不被追责,开挂一样的第四权力。一个公务员有纪委、监察、督查、检多少双眼管着,试问一个媒体记者又有什么限制呢?

温州动车脱轨事故现场,为什么将列车残骸进行掩埋? - 温州动车脱轨

公权私用也是你们记者的污名化吗?去年《山西日报》为什么被骂的这么惨?《山西日报》登了一篇报道,说的是家住山西太原的“宋女士”突发急症,被120送到山西省人民医院后,医院医生却因“床位已满”拒绝接收她,只好转院,之后记者采访也受阻。结果事后剧情反转一名医生站了出来,描述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医院急救室全部被病人占用,而这位宋女士是报社员工,难道要为了报社员工把其他病人从病床上拉下来吗?

医生网上围攻《山西日报》,咋回事?

总而言之,记者就是一个行当。我最讨厌的就是说,我们有XX理想。有新闻理想了不起吗,我们年轻公务员有没有到处喊我们有为国为民的理想?理想并不值钱。我有我敬佩的记者,去年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予以表彰,记个人一等功。因为他一桩案件跟了九年,据传上了5篇内参震动中央帮助呼格案翻案,我觉得这种人配站出来讲新闻理想,其他浑浑噩噩的记者,甚至还没踏入工作岗位的学生都站出来说自己有理想。我建议大家放过职业理想。

去年我们单位拒绝分摊某家报纸的订报指标被黑上了头几版,日常工作被外行记者黑的一愣一愣的。请问我们政府工作人员承担了多少骂名?我们政府该承担这么多骂名吗?所以被骂就被骂了,好好工作,扬点正气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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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我告诉你,新闻界共同体,就认为你们的共同体不靠谱。(众笑,鼓掌)哪有这么个共同体,对不对?哪个诺贝尔奖是颁给科学界共同体的??都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引用来源:

【小崔在复旦的转基因演讲】无素质崔粉带脏话发言...




新闻人和科学家的争论。崔永元真是大陆最牛逼的记者,当代科学家真是最傻逼的一代。今晚作为新闻学院的学生无比自豪!

引用来源:

【复旦生命科学教授卢大儒舌战崔永元】@zhicebuliaozyp:新闻人和科学家的争论。崔永元真是大陆最牛逼的记者,当代科学家真是最傻逼的一代。今晚作为新闻学院的学生无比自豪!_42区


你看,他们发言的时候可把所有媒体和记者代表了。



而且,貌似你们也没啥意见嘛,,,,

所以没啥不应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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