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废除死刑的法学者们在平常的真实观念里，是如何看待受害者的权利的？
在支持废除死刑的法学者们看来，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权利，是他们严肃考虑并积极寻求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得到充分保障的核心议题。这并非是抽象的理论辩论，而是根植于他们对公平正义、人权保障以及社会福祉的深刻理解。
首先，对于废除死刑的法学者而言，“受害者权利”绝非仅仅指向“报复”或“复仇”的权利。他们认为，受害者最根本的权利在于：
安全与尊严的权利： 犯罪剥夺了受害者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财产，甚至最基本的安全感和人格尊严。他们的权利首先体现在被保护，免受进一步的伤害，并在司法过程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同情。
知情与参与的权利： 受害者及其家属有权了解案件的进展，了解司法程序，并在一定范围内参与到刑事诉讼中来。这包括了解审判结果，获得赔偿，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
获得正义的权利： “正义”对他们而言，不简单地等于“以命抵命”。他们认为，正义包含对罪行的严厉追究，对受害者损失的补偿，对社会秩序的恢复，以及对类似罪行发生的预防。
基于这样的理解，当谈论到废除死刑时，这些法学者们会从多个层面来思考受害者权利的实现：
1. 替代刑罚的有效性与威慑力：
他们普遍认为，终身监禁或其他长期剥夺自由的刑罚，能够有效地剥夺罪犯再次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从而保障了公众的安全。同时，他们也关注这些替代刑罚的“威慑力”。虽然关于死刑的威慑力存在争议，但这些学者往往倾向于认为，一个运作良好、执法严厉、惩罚及时且确定的长期监禁体系，同样具有强大的社会威慑作用。他们会强调，与其将资源和精力耗费在漫长而可能充满争议的死刑复核程序上，不如投入到提升普通刑罚的执行效率和公正性，以及改善监狱管理，让被判刑的罪犯真正接受改造，并承担起对社会应负的责任。
2. 修复性司法与受害者补偿：
废除死刑并不意味着对罪犯的纵容。相反，许多支持废除死刑的法学者会积极倡导和推动修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的理念。他们认为，修复性司法更侧重于弥补犯罪行为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并促使罪犯承担责任。这可能包括：
经济赔偿： 确保罪犯（或其家庭、财产）能够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充分的经济补偿，以弥补财产损失、医疗费用、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等。
道歉与沟通： 在合适的情况下，促成罪犯向受害者或其代表表达真诚的歉意，甚至通过调解程序，让受害者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受，并了解罪犯的悔意。
社区服务与教育： 让罪犯通过服务社区或参与相关的教育项目，来弥补其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
他们认为，这些措施更能直接、有效地回应受害者的诉求，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损失得到了正视和部分弥补，而不是仅仅通过一种象征性的、极端化的惩罚来“平衡”。
3. 刑事司法程序的公正性与程序正义：
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使得任何程序上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冤案。对于法学者而言，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权利也包括获得一个公正、透明、无误的司法程序。他们担忧，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中，由于其极端性和高关注度，可能反而会加剧程序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拖延，甚至掩盖事实真相。废除死刑，可以让他们更专注于构建一个稳定、可靠、公正的刑事司法体系，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从而更能保障所有相关方的权利，包括受害者在内的社会公众。
4. 区分“正义”与“私仇”：
这些法学者们常常强调，国家行使刑事惩罚权，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正义，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体或集体的报复欲望。他们认为，将受害者家属的悲痛和愤怒转化为国家执行死刑的理由，是将私人的情感诉求与国家公器混淆，长远来看，可能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理性的发展。他们相信，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有能力在惩罚犯罪的同时，超越原始的报复冲动，寻求更深层次、更具建设性的正义。
5. 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
从更宏观的层面，他们认为废除死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能够提升国家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形象。一个不适用死刑的国家，更能向世界传递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信号。而这种信号的传递，对于促进整个社会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对预防犯罪，对构建一个更公正、更有人文关怀的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他们相信，当社会整体的法治水平和人权保障能力提升时，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权利，也将得到更全面、更实质性的保障。
当然，我也要坦诚地说，在实践中，平衡不同主体的权利，尤其是在面对极端恶性犯罪时，总是充满挑战的。即使是支持废除死刑的法学者，在面对受害者家属的巨大痛苦和对严惩凶手的强烈诉求时，也会深感责任重大。他们的努力，正是要证明，废除死刑并非是对受害者的忽视，而是寻求一种更全面、更有效、更符合人道与法治精神的方式，来回应和解决犯罪带来的创伤，并最终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他们所追求的，是让受害者在司法过程中，不仅被“看见”，更能感受到他们的权利被尊重、被保障、被积极地回应，即使是以一种与“以命抵命”不同的方式。
首先，对于废除死刑的法学者而言，“受害者权利”绝非仅仅指向“报复”或“复仇”的权利。他们认为，受害者最根本的权利在于：
安全与尊严的权利： 犯罪剥夺了受害者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财产，甚至最基本的安全感和人格尊严。他们的权利首先体现在被保护，免受进一步的伤害，并在司法过程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同情。
知情与参与的权利： 受害者及其家属有权了解案件的进展，了解司法程序，并在一定范围内参与到刑事诉讼中来。这包括了解审判结果，获得赔偿，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
获得正义的权利： “正义”对他们而言，不简单地等于“以命抵命”。他们认为，正义包含对罪行的严厉追究，对受害者损失的补偿，对社会秩序的恢复，以及对类似罪行发生的预防。
基于这样的理解，当谈论到废除死刑时，这些法学者们会从多个层面来思考受害者权利的实现：
1. 替代刑罚的有效性与威慑力：
他们普遍认为，终身监禁或其他长期剥夺自由的刑罚，能够有效地剥夺罪犯再次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从而保障了公众的安全。同时，他们也关注这些替代刑罚的“威慑力”。虽然关于死刑的威慑力存在争议，但这些学者往往倾向于认为，一个运作良好、执法严厉、惩罚及时且确定的长期监禁体系，同样具有强大的社会威慑作用。他们会强调，与其将资源和精力耗费在漫长而可能充满争议的死刑复核程序上，不如投入到提升普通刑罚的执行效率和公正性，以及改善监狱管理，让被判刑的罪犯真正接受改造，并承担起对社会应负的责任。
2. 修复性司法与受害者补偿：
废除死刑并不意味着对罪犯的纵容。相反，许多支持废除死刑的法学者会积极倡导和推动修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的理念。他们认为，修复性司法更侧重于弥补犯罪行为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并促使罪犯承担责任。这可能包括：
经济赔偿： 确保罪犯（或其家庭、财产）能够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充分的经济补偿，以弥补财产损失、医疗费用、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等。
道歉与沟通： 在合适的情况下，促成罪犯向受害者或其代表表达真诚的歉意，甚至通过调解程序，让受害者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受，并了解罪犯的悔意。
社区服务与教育： 让罪犯通过服务社区或参与相关的教育项目，来弥补其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
他们认为，这些措施更能直接、有效地回应受害者的诉求，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损失得到了正视和部分弥补，而不是仅仅通过一种象征性的、极端化的惩罚来“平衡”。
3. 刑事司法程序的公正性与程序正义：
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使得任何程序上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冤案。对于法学者而言，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权利也包括获得一个公正、透明、无误的司法程序。他们担忧，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中，由于其极端性和高关注度，可能反而会加剧程序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拖延，甚至掩盖事实真相。废除死刑，可以让他们更专注于构建一个稳定、可靠、公正的刑事司法体系，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从而更能保障所有相关方的权利，包括受害者在内的社会公众。
4. 区分“正义”与“私仇”：
这些法学者们常常强调，国家行使刑事惩罚权，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正义，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体或集体的报复欲望。他们认为，将受害者家属的悲痛和愤怒转化为国家执行死刑的理由，是将私人的情感诉求与国家公器混淆，长远来看，可能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理性的发展。他们相信，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有能力在惩罚犯罪的同时，超越原始的报复冲动，寻求更深层次、更具建设性的正义。
5. 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
从更宏观的层面，他们认为废除死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能够提升国家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形象。一个不适用死刑的国家，更能向世界传递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信号。而这种信号的传递，对于促进整个社会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对预防犯罪，对构建一个更公正、更有人文关怀的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他们相信，当社会整体的法治水平和人权保障能力提升时，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权利，也将得到更全面、更实质性的保障。
当然，我也要坦诚地说，在实践中，平衡不同主体的权利，尤其是在面对极端恶性犯罪时，总是充满挑战的。即使是支持废除死刑的法学者，在面对受害者家属的巨大痛苦和对严惩凶手的强烈诉求时，也会深感责任重大。他们的努力，正是要证明，废除死刑并非是对受害者的忽视，而是寻求一种更全面、更有效、更符合人道与法治精神的方式，来回应和解决犯罪带来的创伤，并最终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他们所追求的，是让受害者在司法过程中，不仅被“看见”，更能感受到他们的权利被尊重、被保障、被积极地回应，即使是以一种与“以命抵命”不同的方式。
网友意见
不可能废除死刑。
但同样反感滥用死刑。
封建时代杀人偿命的思想太严重才导致了民众动不动吁求死刑。
在我看来，如果罪犯能真心悔改，那么无论多么严重的罪行，一个10+年的有期徒刑都足矣。
而死刑应该成为达摩克里斯之剑。遇到毫无悔意，罪行足以判死的罪犯，这柄剑应当立即落下。
我的其他回答里有人问过，“如果没有死刑，谁来给受害人家属一个交代。”
我认为这是法律观念的问题。咱们国家流行报应观念。所以想当然地认为死刑是一个“交代”。
但没人想过，就算处以死刑，受害人又不会活回来。家属受到的伤害，几乎没有弥补——除了基于报应观念的慰藉感。
而这个观念在我看来是可以扭转的：假设这样一种文化：
无谓的报应观念不存在或被大幅压制，受害人家属可以自然地收下罪犯的歉意和忏悔，看到罪犯出狱以后改造好，在为社会做贡献的样子，也是真心感到欣慰的，感觉能告慰受害者在天之灵。
这并非不可能，并且我认为这是未来法治理念的一个必然形态。因为社会在进步，谅解和宽恕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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