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为什么只注重记录王侯将相而否定人民群众？
传统史学之所以往往侧重于记录王侯将相，而相对忽略人民群众，这并非是对“人民群众”这一概念的刻意否定，而是在历史研究的认知框架、史料来源、书写目的以及时代局限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要详细地剖析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权力中心与历史叙事的聚焦
统治阶层的历史书写权： 在古代社会，史书的编撰往往是由官方机构或宫廷史官负责。这些史官的职责是记录“国史”，也就是国家的重大事件、政治决策、统治者的功过是非。而这些事件和决策，绝大多数都围绕着王侯将相展开。他们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他们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因此，他们的活动自然成为史书的核心内容。
“天子”视角的历史观： 传统的历史观深受“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观念的影响。皇帝作为“天子”，其统治被视为天命所归。历史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天命在人间体现的过程，而帝王将相便是这个过程中的主角。普通民众，在这样的视角下，更多地被视为社会的基础构件，是支撑国家运转的“臣民”，而非历史的创造者。
政治动因与“彪炳史册”的追求： 统治者希望通过史书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宣扬自己的功绩，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甚至为子孙后代留下“治国范本”。因此，史书的叙事很大程度上会服务于政治目的，将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加以放大和记录，以达到“彪炳史册”的效果。
二、 史料来源的限制
精英阶层的书写偏好： 现存的大部分古代史料，如诏书、奏折、碑记、文集、传记、官方档案等，都出自于统治阶层或其亲信之手。这些史料自然会以他们所关注的政治、军事、文化等精英层面的内容为主。
普通民众的“失声”： 普通民众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思想、情感、日常活动，极少被系统地记录下来。即使有零星的记载，也多是出于统治者对社会秩序的观察、对叛乱的镇压、或对社会现象的评论，而非民众自身的视角。缺乏平民视角的史料，使得史书的书写者难以触及到普通人的生活真实。
叙事结构的“向上”倾斜： 即使在记录一些涉及到民众的事件时，如农民起义、社会动荡，史书记述的焦点也往往放在起义的领袖（往往也是“将相”一类人物）、起义的原因（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起义的经过（军事层面的描绘）以及镇压的结果。对于普通民众在其中的具体角色、动机、感受，往往语焉不详，或者被概括性地描述为“暴民”。
三、 历史书写的价值判断与功能
“文以载道”与道德教化： 传统史学承担着“文以载道”的功能，即通过记录历史来阐释道义，警示后人，进行道德教化。而君王将相的“忠君”、“爱民”、“功勋”、“德行”等，更容易成为被标榜和模仿的榜样。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其道德含义和教化意义相对模糊，也就不那么容易成为史书着力描绘的对象。
“成大事者”的模板： 史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后来的统治者和有志之士提供经验和借鉴。这些经验和借鉴，自然更多地集中在如何治国、如何用兵、如何处理政治关系等方面，而这些都与王侯将相的活动密切相关。
审美与叙事吸引力： 史书在某种程度上也追求叙事的艺术性，战争、宫廷斗争、权谋智略等情节，本身就具有戏剧性和吸引力，更能激发读者的兴趣。相比之下，描绘普通民众的日常劳作、生活琐事，在当时的审美趣味和叙事习惯下，可能显得“平淡无奇”。
四、 时代局限性与研究方法
历史分工与学科发展： 在传统史学时代，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高度分化。对于社会经济史、民俗史、文化史等细分领域的深入研究，以及使用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跨学科方法来补充和印证史料，这些都还处于萌芽或尚未发展起来。因此，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相对单一。
“大历史”的视野： 传统史学更多地关注“大历史”，即宏观的历史进程和政治演变。普通民众的活动，虽然构成社会的基础，但从宏观层面来看，他们的个体声音和集体行动，可能被视为“背景”或“浪潮”中的一部分，难以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获得独立的地位。
为何不是“否定”人民群众？
需要强调的是，传统史学并非“否定”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价值，而是由于上述原因，他们的“存在”和“作用”在历史叙事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即使是在记录王侯将相的史书中，也常常会提及“民心向背”、“百姓疾苦”、“盗贼蜂起”等与人民群众相关的词语，这说明统治者和史官也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只是在记录方式和侧重点上，将他们视为“客体”而非“主体”，将其作用置于王侯将相活动的影响之下。
随着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20世纪以来，社会史、民生史、口述史等研究方法的兴起，历史学家的视野逐渐拓宽，开始更加关注被忽略的群体，包括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社会组织、反抗斗争等。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全面、更立体地认识历史，不再仅仅停留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感慨，而是深入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与人民群众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一、 权力中心与历史叙事的聚焦
统治阶层的历史书写权： 在古代社会，史书的编撰往往是由官方机构或宫廷史官负责。这些史官的职责是记录“国史”，也就是国家的重大事件、政治决策、统治者的功过是非。而这些事件和决策，绝大多数都围绕着王侯将相展开。他们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他们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因此，他们的活动自然成为史书的核心内容。
“天子”视角的历史观： 传统的历史观深受“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观念的影响。皇帝作为“天子”，其统治被视为天命所归。历史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天命在人间体现的过程，而帝王将相便是这个过程中的主角。普通民众，在这样的视角下，更多地被视为社会的基础构件，是支撑国家运转的“臣民”，而非历史的创造者。
政治动因与“彪炳史册”的追求： 统治者希望通过史书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宣扬自己的功绩，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甚至为子孙后代留下“治国范本”。因此，史书的叙事很大程度上会服务于政治目的，将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加以放大和记录，以达到“彪炳史册”的效果。
二、 史料来源的限制
精英阶层的书写偏好： 现存的大部分古代史料，如诏书、奏折、碑记、文集、传记、官方档案等，都出自于统治阶层或其亲信之手。这些史料自然会以他们所关注的政治、军事、文化等精英层面的内容为主。
普通民众的“失声”： 普通民众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思想、情感、日常活动，极少被系统地记录下来。即使有零星的记载，也多是出于统治者对社会秩序的观察、对叛乱的镇压、或对社会现象的评论，而非民众自身的视角。缺乏平民视角的史料，使得史书的书写者难以触及到普通人的生活真实。
叙事结构的“向上”倾斜： 即使在记录一些涉及到民众的事件时，如农民起义、社会动荡，史书记述的焦点也往往放在起义的领袖（往往也是“将相”一类人物）、起义的原因（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起义的经过（军事层面的描绘）以及镇压的结果。对于普通民众在其中的具体角色、动机、感受，往往语焉不详，或者被概括性地描述为“暴民”。
三、 历史书写的价值判断与功能
“文以载道”与道德教化： 传统史学承担着“文以载道”的功能，即通过记录历史来阐释道义，警示后人，进行道德教化。而君王将相的“忠君”、“爱民”、“功勋”、“德行”等，更容易成为被标榜和模仿的榜样。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其道德含义和教化意义相对模糊，也就不那么容易成为史书着力描绘的对象。
“成大事者”的模板： 史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后来的统治者和有志之士提供经验和借鉴。这些经验和借鉴，自然更多地集中在如何治国、如何用兵、如何处理政治关系等方面，而这些都与王侯将相的活动密切相关。
审美与叙事吸引力： 史书在某种程度上也追求叙事的艺术性，战争、宫廷斗争、权谋智略等情节，本身就具有戏剧性和吸引力，更能激发读者的兴趣。相比之下，描绘普通民众的日常劳作、生活琐事，在当时的审美趣味和叙事习惯下，可能显得“平淡无奇”。
四、 时代局限性与研究方法
历史分工与学科发展： 在传统史学时代，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高度分化。对于社会经济史、民俗史、文化史等细分领域的深入研究，以及使用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跨学科方法来补充和印证史料，这些都还处于萌芽或尚未发展起来。因此，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相对单一。
“大历史”的视野： 传统史学更多地关注“大历史”，即宏观的历史进程和政治演变。普通民众的活动，虽然构成社会的基础，但从宏观层面来看，他们的个体声音和集体行动，可能被视为“背景”或“浪潮”中的一部分，难以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获得独立的地位。
为何不是“否定”人民群众？
需要强调的是，传统史学并非“否定”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价值，而是由于上述原因，他们的“存在”和“作用”在历史叙事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即使是在记录王侯将相的史书中，也常常会提及“民心向背”、“百姓疾苦”、“盗贼蜂起”等与人民群众相关的词语，这说明统治者和史官也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只是在记录方式和侧重点上，将他们视为“客体”而非“主体”，将其作用置于王侯将相活动的影响之下。
随着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20世纪以来，社会史、民生史、口述史等研究方法的兴起，历史学家的视野逐渐拓宽，开始更加关注被忽略的群体，包括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社会组织、反抗斗争等。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全面、更立体地认识历史，不再仅仅停留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感慨，而是深入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与人民群众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网友意见
人民群众的确没成什么大事。改朝换代，绝大多数都是贵族谋反，人民群众跟在后头跑龙套。而群众自发起义，多数都被扑灭。不信你去统计，白丁改朝，只有两三个。就算一帮农民反了，要推个首领出来，弄到最后吗，还是在前朝当过小公务员的，在农民中比较有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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