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刘禅时期蜀汉频繁「大赦」？
要理解为何刘禅时期蜀汉会出现相对频繁的大赦，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来分析。
一、历史的必然与偶然：汉代大赦的传统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大赦”本身是汉代以来延续下来的一种惯例。早在西汉时期，皇帝即位、改元、或者遇到祥瑞之事，都可能颁布大赦令，以示恩泽，笼络人心，稳定社会秩序。这种做法被认为是“王者之泽”，是国家安定的象征。蜀汉作为汉室的延续，自然也继承了这一政治传统。所以，即便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大赦的出现也是符合当时政治文化的。
但是，刘禅时期的“大赦”，其频率和目的可能与一般的“例行性”大赦有所不同，往往带有更强的“目的性”和“紧迫性”。
二、内在的政治压力与社会维稳
1. 统治合法性的强化与巩固： 蜀汉政权从建立之初就以“兴复汉室”为号召，这使得其统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仁政”和“德治”的形象。在刘备去世，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的政治重心逐渐转移，尤其是在姜维北伐的后期，国家资源被大量消耗，社会矛盾也可能有所累积。这时，频繁的大赦可以被视为一种释放社会压力的手段，通过“赦罪减刑”来笼络人心，争取民间的支持，从而巩固统治的合法性。尤其是在军事活动消耗巨大的背景下，大赦可以减轻部分民众因战乱或赋役而产生的怨恨情绪。
2. 内部政治斗争与权力平衡的考量： 蜀汉后期，虽然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贤臣相继辅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权力结构也可能发生变化。一些官员的失误、党派之间的倾轧，都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政治动荡。大赦令可以是一种政治信号，表明统治者有意化解矛盾，避免政治清洗扩大化，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政治环境。例如，当某位重臣失势或被贬时，可能会伴随一次大赦，以安抚其门生故旧，避免其引发更大的动荡。
3. 缓解社会矛盾与恢复经济民生： 蜀汉地处偏隅，资源相对有限，长期以来又要应对曹魏的军事压力，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频繁的军事行动，如姜维的北伐，无疑会加重农民的负担，可能引发一些治安事件或轻罪的增多。大赦可以赦免一些如盗窃、轻微的妨害公务等罪名，一方面可以减轻司法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能让一部分劳动力得以回归社会，参与生产劳动，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有助于国家经济的恢复。
三、军事上的考量与战略的调整
1. 为北伐积蓄力量与安抚后方： 姜维在诸葛亮去世后，继承了北伐的重任。北伐是蜀汉一项极其耗费国力的事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在多次北伐过程中，为了保障后方的稳定，防止后院起火，统治者常常会通过大赦来安抚民众，减轻赋役负担，从而换取民间的支持和配合，确保北伐的顺利进行。例如，在决定大规模北伐之前，颁布一次大赦，可以确保国内的稳定，减少后顾之忧。
2. 应对外部压力与巩固边防： 蜀汉一直面临曹魏和东吴的双重外部压力。在一些关键时刻，为了加强边防，集中力量应对外部威胁，大赦也可能被用作一种手段。例如，在边境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因犯罪被流放或关押的人，通过大赦让他们重返社会，充实边防力量，或者让他们回到家乡从事生产，承担更多的义务。
3. “以宽治国”的政治策略： 到了刘禅统治后期，特别是邓艾大举进攻蜀汉的时候，蜀汉已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在这个阶段，统治者颁布大赦令，也有可能是出于一种“以宽治国”的政治策略，希望通过仁德之政来感化敌人，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稳住内部的动荡，为最后的抵抗争取时间和空间。然而，在国家面临灭顶之灾时，大赦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
四、具体事例的佐证与推测
虽然史书中关于刘禅时期具体每一次大赦的详细记载并不算特别丰富，但我们可以根据一些零散的史料进行推测。例如，《三国志》中记载了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曾经接受过几次大赦，也表明了这种政策在当时是存在的。
一些学者认为，蜀汉后期的大赦，可能也与一些重大事件相关，例如：
诸葛亮去世后： 诸葛亮是蜀汉的灵魂人物，他的离世对政局会产生一定影响，此时颁布大赦可以稳定人心。
姜维北伐的间歇期或失利后： 北伐的损耗可能会引起民怨，大赦可以起到缓和作用。
朝廷内部政治变动时： 比如宦官黄皓专权时期，为了笼络人心，打击异己，可能也会伴随大赦。
总结来说，刘禅时期蜀汉频繁“大赦”，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内在政治压力、社会经济状况、军事战略需求以及汉代政治传统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产物。
它既是统治者试图通过“仁政”来巩固统治、笼络人心的手段，也是在资源有限、压力巨大的情况下，缓解社会矛盾、稳定后方的无奈之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大赦成为了蜀汉统治者手中一张重要的政治牌，用来应对内外的挑战，尽管其最终效果和对国家命运的影响，还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其说是一种“滥用”，不如说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一种策略性选择，而这种选择的频率高低，恰恰折射出蜀汉后期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网友意见
蜀汉的“大赦”分两个时期。诸葛亮时代，明确反对，十年间仅在刘禅继位之初大赦过一次。诸葛亮去世后的30年间，连发十一次大赦令。这也侧面体现了诸葛亮施政的超卓水平，即使是蒋琬、费祎等贤相，亦远不能及。
三国鼎立局面下，人力资源对各国都极其宝贵，因此各国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频繁下达大赦令，解放那些囚犯罪人，让他们尽快投入生产、充当兵源。
依据《三国志》各位君主的本纪列传统计：
曹丕在位6年，1次大赦；曹睿在位13年，5次大赦；曹芳在位15年，9次大赦；曹髦在位6年，3次大赦；曹奂在位5年，4次大赦；
孙权在位33年，8次大赦；孙亮在位6年，6次大赦；孙休在位6年，4次大赦；孙皓在位16年，14次大赦。
即使是东吴孙权也好，司马氏三父子也罢，这些政治才能公认出色的统治者，一样在依靠频繁的大赦令来赦免罪犯、缓和矛盾，粉饰太平，同时顺带给自己涂抹上一层“仁君”面孔。
然而，这种对罪犯的频繁赦免，肯定直接损害了受害者亲属、间接损害那些守法百姓的权益，也是对国家律法威信的严重打击。因此，刘备生前和诸葛亮论政，都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治乱之道，曾不语赦”“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诸葛亮执政十年，仅仅在刘禅继位之初大赦过一次，并公开自己“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施政理想。《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此评价甚高，认为“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然而，诸葛亮去世后的30年间，执政的蒋琬费祎等人却改弦更张，以改元、立皇后、立太子、军队胜利、敌国内乱、敌国重臣来投等理由，先后发布了十一次大赦令。大司农孟光对此公开抨击，认为是"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费祎竟不能应答,无言以对。
【大司农河南孟光于众中责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祎但顾谢，踧踖而已。由是蜀人称亮之贤，知祎不及焉。】——《资治通鉴》
在蜀汉政权的四十年历史中，“丞相”便是诸葛亮的专属称呼，后主刘禅以下，从蒋琬、费祎、董允、姜维等诸重臣，一直到基层小吏，但凡议论政事时，无不引述诸葛亮之法为关键依据。
诸葛亮连年用兵，严刑峻法，而百姓不以为苦，完全是凭他的超人意志和卓越才华，同时加上事无巨细的工作态度，燃尽生命中所有能量，才得以让蜀汉政权的组织效率和生产力水平极限提高。
然而，封建帝制国家，是极难有现代国家一样的严明法治的，而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人治。等诸葛亮去世后，作为继任蜀汉执政者的蒋琬和费祎，虽然也是诸葛亮生前就重用的贤才，但他们面对蜀国地域狭窄、国力贫弱的的现实，作为务实的政治家，也不得不做各种妥协，难以将诸葛亮生前的一切施政方略都继续下去。
其实，这些大赦令绝大多数发生在蒋琬、费祎、姜维这些执掌军国大事的重臣还军成都、准备对曹魏发动新的战争时。
- 建兴十二年春二月，秋八月，诸葛亮卒于渭滨。杨仪斩魏延首，率诸军还成都。大赦。
-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张氏。立子璿为太子，子瑶为安定王。大赦，改元。
- 延熙六年冬十月，大司马蒋琬自汉中还，住涪。十一月，大赦。
- 延熙九年夏六月，费祎还成都。秋，大赦。
- 延熙十二年春正月，右将军夏侯霸来降。夏四月，大赦。
- 延熙十四年夏，大将军费祎还成都。冬，复北驻汉寿。大赦。
- 延熙十七年春正月，姜维还成都。大赦。
- 延熙十九年春，姜维退军还成都。是岁，立子瓒为新平王。大赦。
- 延熙二十年，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是岁大赦。
- 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於是大赦，改元。
- 景耀四年春三月，追谥故将军赵云。冬十月，大赦。
因此用意一目了然，就是史上常见的“谪发囚徒为兵”，如秦始皇征南越、汉武帝征大宛例。只不过秦朝二世而亡之殷鉴不远，汉武轮台悔过之诏书犹在，便用大赦天下的名义，让那些罪犯囚徒，去填补下一轮军事行动所需的人力资源。
蜀汉作为一个人力物力资源贫乏的小国，仅仅占据了两汉十三州中的一个州，却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作为立国之根基，因此不停以攻为守，对占据中原九州的北方大国曹魏频繁发动攻势，从这个意义上，确实称得上一句“穷兵黩武”。
蒋琬、费祎们的才干远不能与诸葛亮相比，当然维持不了诸葛亮的理想主义施政，明知频繁大赦是饮鸩止渴，却也是“火烧眉毛，且顾眼下”，因此，蜀汉政权的施政效率，蜀汉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诸葛亮去世后，确实是远不如当年了。（【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然而另一方面，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百姓生活质量严重降低，以至于“面有菜色”之说，也只是东吴使臣薛珝的一面之辞，算不得铁证如山。
此事发生于永安三年（公元260年），东吴使者薛珝到蜀国买马，回国后向吴国皇帝孙休禀报蜀国施政得失的说辞，距离诸葛亮于公元234年过世，已经过去二十余年。
【永安三年春,使五官中郎将薛珝聘蜀求马。 】
《汉晋春秋》：【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东吴景帝孙休这个人，只因为"旧爱宿恩",就重用自己潜邸时的亲信张布、濮阳兴主持朝政，不能根据朝臣才干来举拔良才，本身就不是什么明主。他为了确保自己皇位万无一失，便将此前被权臣废黜的幼弟孙亮杀害，自然算不得心胸豁达的仁君。
孙权在位期间，吴使张温出使蜀汉，盛赞诸葛亮的施政方略，却被孙权认为是有损国体，因此将其贬官。前车之鉴如此，何况孙休的能力见识胸怀，更远不及其父孙权呢？
因此当孙休问及蜀政得失，薛珝故意多加夸张贬辞，什么“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一套一套哄得刚愎自用的孙休高兴，原亦寻常之事。
孙休在位期间，东吴军事上毫无对外胜绩，更不乏海盗进犯，乱民起兵，死前托孤给张布、濮阳兴，此二人却废其子而迎立其侄孙皓。
孙皓即位后，同样为了巩固皇位，当即将孙休之妻和他两个儿子一并杀死，也算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更嘲讽了九泉之下孙休的识人不明。
诸葛亮去世后的三十年，蜀汉共发布十一次大赦，和诸葛亮时代比当然是过频过滥。然而孙休在位仅六年便发布四次大赦，孙皓在位十六年时间，更发布十四次大赦，荣登“三国大赦帝”宝座。这位史上出了名的暴君，如此喜欢“大赦”，目的当然也是尽可能扩充人力资源，而将国家法度抛诸脑后。
因此，单从下达“大赦令”的频率这个指标，也能推算出孙休、孙皓治下的东吴政权，其实比刘禅治下的蜀汉政权，更加法度紊乱，国势堪忧。如果此时的蜀汉百姓当真“面有菜色”，那么同一时期的东吴百姓只怕要“面色如土”了。
只是司马氏控制的曹魏政权，首先将蜀汉作为了优先打击目标，几十万大军呼啸南下，以狮子搏兔之态，泰山压顶之势，令总共只有十万常备军的蜀汉难以抵抗，率先亡国。
于是如“面如菜色”这样的贬低之辞，才成了吴人所谓的“先见之明”，竟成青史定论。说到底，不过是东吴多延续了十七年，便多了十七年的史书话语权，也算是某种程度的“成王败寇”罢了。
不能完全延续诸葛亮的施政方略，归根结底，是因为彼时蜀汉君臣能力不足，非不欲也，实不能为，毕竟单论治政能力，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及诸葛亮这个千古奇才？
所以这才是【诸葛大名垂宇宙，千载谁堪伯仲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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