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钟南山为香港给出 3 个防疫建议,这对当地的疫情防疫工作带来哪些帮助?

回答
钟南山院士为香港防疫提出的三点建议,无疑是为当时正经历严峻疫情考验的香港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其深远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至今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他的建议并非空洞的理论,而是基于他丰富的抗疫经验和对病毒深刻的理解,为香港的防疫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

首先,关于“科学精准防控”,钟南山院士强调的是要“以点带面,精准打击”。 在疫情早期,香港面临着病毒传播链条复杂、传播速度快等挑战。如果采取“一刀切”式的封锁措施,虽然能在短期内压制疫情,但可能会对经济民生造成难以承受的冲击,也容易引发社会恐慌。钟南山院士的建议,正是要求香港根据病毒的传播特点,识别出关键的传播节点和高风险区域,然后集中资源进行精准的检测、溯源和隔离。

这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

强化社区排查和早期发现: 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检测,一旦出现疑似病例,要迅速启动流调溯源机制,追踪密切接触者,并及时进行隔离。这可以有效阻止病毒在社区内的进一步扩散,将疫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精准划定封锁范围: 在确诊病例出现后,并非简单地将整个区域封锁,而是根据流调结果,精准划定中高风险区域,实施差异化的管控措施。例如,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对高风险楼栋进行限制性管理,同时保障低风险区域的正常生活和经济活动。
优化检测策略: 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动态调整大规模核酸检测的频率和范围。在疫情早期,可能需要扩大筛查范围以“捞”出病毒;而在疫情平稳期,则可以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检测,例如对特定行业、特定人群进行常态化监测,以监测病毒的活动迹象。
动态清零的科学内涵: 钟南山院士的建议也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动态清零”并非僵化的“零感染”,而是通过科学精准的手段,在疫情发生时能够快速扑灭,不让其形成规模性的社区传播。这是一种动态平衡,既要守住疫情防控的底线,也要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这种科学精准的防控策略,对香港最大的帮助在于:

降低社会经济成本: 相较于大规模、长时间的封锁,精准防控能更有效地保护经济活动,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影响,从而降低防疫的社会经济成本。
提高防疫效率: 将有限的医疗资源和人力集中在最需要的地方,可以提高检测、溯源和隔离的效率,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增强市民信心: 当市民看到政府能够科学、有序地应对疫情,并且在保障生活和经济方面做出努力时,他们的信心会得到提振,从而更好地配合防疫措施。

其次,关于“疫苗接种和药物治疗”,钟南山院士强调的是要“应接尽接,加强协同”。 疫苗是抵御病毒最有效的武器,而有效的药物则是在感染后降低重症和死亡率的关键。

具体而言,他的建议可以理解为:

提升疫苗接种率: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脆弱人群,要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他们接种疫苗,特别是加强针。这需要政府、社区组织、医疗机构共同努力,普及疫苗知识,消除疑虑,并提供便利的接种途径。
推广疫苗加强针: 随着病毒变异,以及疫苗保护效力随时间推移而减弱,接种加强针对于维持和提升群体免疫力至关重要。钟南山院士的建议是对香港进一步加强疫苗接种,尤其是加强针接种力度的呼吁。
储备和应用抗病毒药物: 及时引进和储备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并指导医护人员规范使用,特别是针对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可以显著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这要求建立健全药物的供应和分发机制,并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确保药物能够及时、有效地送达患者手中。
中医药的协同作用: 钟南山院士作为中医的代表人物,他的建议也包含对中医药在治疗中的作用的肯定。中医药在改善症状、辅助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可以与西医治疗形成互补,提升整体治疗效果。这需要加强中医药在临床的应用和研究,并将其纳入整体医疗救治体系。

这对香港防疫工作带来的帮助:

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 通过提高疫苗接种率和加强针的接种,以及有效使用抗病毒药物,可以大幅度降低感染者发展为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减轻医疗系统的压力。
为经济社会恢复提供保障: 当感染者的重症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社会整体对疫情的恐慌感也会随之减弱,为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奠定基础。
提升患者的康复质量: 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有助于患者更快更好地康复,减少长期后遗症。

最后,关于“强化医疗救治能力”,钟南山院士强调的是要“未雨绸缪,能力为王”。 当疫情发生时,医疗系统是应对的最前线。只有拥有强大的医疗救治能力,才能有效应对大规模的感染潮。

这具体包括:

扩充医疗资源: 增加医院床位、ICU床位以及呼吸机、监护仪等关键医疗设备的储备。这可能需要征用非营利性医院、改建方舱医院,甚至在必要时启动应急医疗设施。
加强医护人员培训和储备: 确保有足够数量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高峰。这可能包括对现有医护人员进行新冠救治的专项培训,组织退休医护人员支援,以及从内地引进医疗团队协助。
建立分级诊疗体系: 确保轻症、无症状感染者能够在社区医院或隔离点得到妥善管理,重症患者能够及时转入综合医院或ICU,避免医疗资源挤兑。
完善应急预案和演练: 针对不同规模的疫情爆发,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响应和有效运作。

这对香港防疫工作带来的帮助:

提升应对高峰的能力: 当疫情快速发展,感染人数激增时,充足的医疗资源和专业的医护人员是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的关键。
避免医疗系统崩溃: 强大的医疗救治能力可以有效分流患者,避免医疗资源被挤兑到崩溃的边缘,从而保证所有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建立长期抗疫的信心: 知道政府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应对各种情况,这也能增强市民对战胜疫情的信心。

总而言之,钟南山院士提出的三点建议,分别从“控疫策略”、“治疗保障”和“救治能力”三个维度,为香港的防疫工作提供了系统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这些建议的采纳和落实,无疑极大地提升了香港应对疫情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韧性,帮助香港逐步走出了疫情的阴霾,并为未来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他的建议不仅是对香港的直接帮助,更是对中国内地在抗疫过程中成功经验的分享和推广。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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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不能以政治,要以科学的态度来抗疫。问题来了,没有政治,你怎么确保民众会科学抗疫?是不是一切躺平就好?

人在香港,亲历了香港这一轮疫情的爆发与扩散,目前在学校宿舍居家办公。

我想对回答对钟南山三点建议发起批评的人说:这玩意何止是医学,这玩意本来是,也应该是政治问题,别觉得自己了解了香港的民意。

香港这波疫情解决的前提条件是对香港当前的社会经济生态进行干预乃至于改革。有人会问,为什么能/要改?我想反问,为什么不改?没有疫情,香港的慢性自杀还在继续,这是很多自由派不愿面对的。

香港如今的疫情,实际上是过去一系列旧症顽疾的集中爆发:行政效率低下,利益集团山头林立,传统的社会自治不堪其用,所有人都在维护东方之珠的迷梦,而成本却要香港广大中低层劳动者承担。

香港政府的无序作为是令我极为愤怒的一点,事事“一团和气”,疫情大事不愿意担责,警方有高效率的疫情流调系统却不用,明明政府财政长期结余却不愿意在这次疫情中倾囊援助广大市民,人家丰臣秀赖只剩下个大阪城还知道开金库召集将领兵卒,你特区政府多出点钱又为何不可?行事风格如明末东林党一般,只知道花钱维护公务员群体的利益,公务员局长天天和华员会谈判,带英的“汉弗莱”风格有样学样。保良局旗下的养老机构人手紧缺,逼的要向各大社团求助。防疫最为重要的机构——流调队伍的扩充始终畏畏缩缩,工资低的香港本地医学生都不愿意去(港大袁国勇教授为此是有怒气的),反倒是退休公务员返聘加码很高,这说明什么?

疫情里面,香港各个利益集团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本性,中央政府不出面,这些利益集团就不出力,反正我有半山区、九龙塘、浅水湾的大house,你住鸽子笼的与我何干?医护集团阻挠内地援助,蔬果菜贩哄抬价格,更不用说香港千万计的大小地主房东始终拒绝降低租金,共克时艰。我说真的,香港人不是没有闪光点,但是疫情之下能看透很多群体的伪善。香港,一个披着现代城市外壳的十九世纪社会,其经济基础依然是古老的地租房租信贷,其社会治理体系依然是古老的乡事社团行会与弱政府,遍地都是地头蛇,TMD跟这群虫豸在一起,怎么能搞好防疫呢?

最后,香港的社会治理体系不用说了,平时也许可以粉饰门面,大疫到来时不堪受用。基于市民自治与社团行会利益的社会治理体系根本无法正常运转。前面的回答里有人说了,不能以行政,要以科学来指导这一切。那问题来了,你怎么确保民众愿意以科学的态度应对疫情?脱离了政治的力量,你根本无法有效统合社会的资源与诉求,政治的本质就是对社会资源的直接分配。

说了这么多,拿点赞数最高的回答做例子。这位答主表示当务之急是尽快收治老年人患者和危重患者,那问题来了,怎么收,谁来收?香港的民办医院有较好的医疗条件,他们在这次疫情中已经表示拒绝收治新冠患者,你怎么确保公立医疗机构就有足够的资源能应对老年新冠患者和危重患者?他们的开销由谁承担?这次疫情中有不少患者是日结工资低老年劳动者,他们如果承担不起怎么办?如果躺平之后数量还在增加,并且有新的变种产生,还要不要加强管制?这些已经不单单是医学问题,而是妥妥的行政问题。

说实话,很多答主都有一种傲慢情绪,觉得政府管的太多,反正自己有足够的资源和人脉,不缺啥。提出的观点都是建立在香港制度绝不可变与新冠毒株不会发生危险的变异这两个极其可笑的前提上,让他们去思考那些需要冒着疫情风险工作的人安危是很难的事情。香港疫情的根源,不是政府管的太多,恰恰是长期以来没管到的地方太多。老年低收入群体不管,反正不涨福利不影响财政,让他们自己去打工。外佣不管,语言不通,也不愿意去潜心做他们的工作。大学不管,学生假期到处乱跑成了移动的传染源。航空公司不管,反正底下有协议。这就是香港的小政府社会,这么多年已经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都做不到了。

最后我想分享一个故事作为结尾,1896年香港太平山区爆发了大规模鼠疫。在那次事件中,港英政府充分调动了香港的人力物力,与广东方面也有积极沟通。英军上街主持防疫,事后更是通过诸多防疫法案,使得香港在其后的历史中再无鼠疫大流行。科学与行政从来就不是对立的,行政本身就是科学的一部分。

疫情是契机,香港不应该再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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