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表示，相较于有些国家「感染后再治疗」的做法，中国「零传播政策」并非成本过高，这有哪些依据？

我们现在面对的病毒是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病毒。

这个病毒有几个特征——

潜伏期较长，一般是7—14天（还有更长的）；

传染性很强，即使没有任何症状的潜伏期患者也能传染他人；

致死率高，2%。

同时具备这几项特征的新冠病毒简直就像是一个智能型生物！

因为这些特征都是最有利于病毒生存与扩散！

潜伏期长让患者不易察觉，在爆发之前就能传播给更多的人；

传染性强简直无孔不入，口、鼻、眼之外，还有一个“粪口传播”；你看看，这个新冠病毒的特征如同电脑设计的一样充满了“智慧”。

众所周知，我国对新冠病毒的防疫政策与国外有本质区别，国外因为无法清零新冠患者，所以先是搞出“群体免疫理论”，然后再搞出“与新冠病毒共存理论”。

在中国这没有这么多花花肠子，我们对新冠病毒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策略——赶尽杀绝，彻底清零。

我坚决反对“与新冠病毒共存理论”，坚决支持对新冠病毒赶尽杀绝，彻底清零的基本策略。

为什么？

因为“与新冠病毒共存理论”在目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伪科学！

所谓的“与新冠病毒共存理论”就是希望通过接种疫苗形成免疫屏障，从而将新冠肺炎的感染率降低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提出这个理论的人认为在大规模接种疫苗的情况下，新冠肺炎发病率与死亡率可以降低到流感水平。既然人类可以与流感病毒长期共存，为什么不可以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毕竟，采用对新冠病毒赶尽杀绝、彻底清零的策略付出的经济代价过于昂贵。

但是上述“美好”的设想却被现实残酷的数据击得粉碎！

我们以目前疫苗接种率最高的英美以色列为例。

以色列疫苗接种率最高，达到90%，但是最近新冠患者确诊数据却一下子飚到每日5000—6000人，这个数据已经达到去年第一波疫情时的峰值。对于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小国而言，每天大几千的新增患者确实是一个很高的数据——想象一下，人口差不多的武汉如果每天新增5000—6000是个概念？

英国疫苗接种率超过70%，目前每日新增新冠患者5万左右，一个6000万人口的国家，大致相当于我们一个中型省份，每日几万的新增新冠患者，确实很恐怖；

美国疫苗接种率大致是60%，目前每日新增新冠患者十几万，高峰值超过20万，美国不过3.3亿人口，这个数据让美国部分地区医疗系统已经接近崩溃。

事实证明，新冠病毒与感冒病毒完全没有可比性。感冒病毒能与人类长期共存，因为感冒病毒传染性不高、病毒变异能力差、而且死亡率极低，最为关键的是，感冒病毒人类已经有各种特效药进行治疗。

而新冠病毒传染性、致死率、变异能力都远远超过感冒病毒，而且，人类至今没有找到可以克制新冠病毒的特效药。

新冠病毒的防疫策略，是对一个国家组织能力与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防疫一旦失败，会让成千上万人失去生命，会导致整个社会出现巨大的震荡，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

防疫不是普通的经济改革，能允许不停的试错，因为试错的代价过于昂贵。

我甚至认为，西方媒体鼓吹的“与新冠病毒共存论”搞不好是专为中国设置的一个险恶的陷阱。

（来源：观察者网）

现在西方媒体也加入鼓吹让中国实施“与新冠病毒共存策略”的大合唱，其居心是十分险恶的。中国是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优等生，为了保护我们的防疫成果，采取严格清零的防疫措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西方媒体偏偏认为，如果中国坚持清零策略，未来会被国际社会孤立。

这种对中国防疫策略威胁恫吓的声音带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

为什么？

现在我们来推演一下，假如中国也实施“与新冠病毒共存策略”会出现什么情况。

一旦中国要实施“与新冠病毒共存策略”，那就要放松对疫情的管控，打开国门，实现与全球各国的正常交流。

然后我们将迎来德尔塔变异病毒的强烈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即使我们疫苗接种率达到70%以上，我们新增新冠患者也有可能达到英美以色列水平。

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我们的医疗体系能否承受这样的冲击？

去年武汉高峰时期每日新增患者大概就是3000人左右，然后医疗系统就被击穿崩溃，最后还是全国支援武汉，才算是稳定了武汉的疫情。

德尔塔变异病毒传染性是去年新冠病毒的9倍，即使接种疫苗也可能会感染，中国一旦放弃对病毒赶尽杀绝、彻底清零的策略，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无数个武汉2.0版的严重疫情，届时恐慌将扩散到全国，后果不堪设想。

好吧，我们假设中国实施“与新冠病毒共存策略”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能将发病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然后就万事大吉吗？

不！还有更可怕的后果！

当下西方国家无法清零病毒是因为它们组织能力、动员能力以及执行能力都达不到中国政府的水平，但是一旦中国接受“与新冠病毒共存策略”导致我们也无法清零病毒的时候——万一西方国家突然具备对病毒的清零能力怎么办？

这个前景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为啥在未来某个时候西方国家可能就会具备对病毒的清零效果？

原因很简单，靠新药研发实现突破！

（来源：环球网）

8月10日，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医疗团队研发的抗新冠肺炎新药EXO—CD24二期临床实验取得积极效果，超过90%的重症患者在5天内治愈出院。

在新药研发方面，西方国家相对中国是具有较大的领先优势的。所以，一旦西方国家率先研发出可以治愈新冠肺炎的新药，西方国家就能具备对病毒的清零能力！

届时，如果中国希望获得这款新药搞不好就要面对西方国家的要挟——逼迫中国必须在主权利益上作出重大让步，一旦中国拒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会以中国新冠病毒没有清零的理由，彻底孤立中国！

按：自疫苗面世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大量囤积疫苗，其中，仅有3.3 亿人口的美国购买的最多，多达26亿支。疫苗不是茅台酒——囤积越久越值钱，相反疫苗是有保质期的，过了保质期就一钱不值。
那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啥要花费重金也要囤积远超过自身需求的疫苗？
阿根廷算是美国在美洲的小兄弟，但是阿根廷向辉瑞公司提出购买疫苗时，辉瑞公司却提出让阿方“完全不可接受的条件”（阿根廷卫生部长原话）。
这个不可接受的条件包括，辉瑞公司要求阿根廷单独制定一项法律，给辉瑞公司提供完全的豁免权（包括不能按时提供疫苗的免责、对疫苗效用与负作用免责等等）。
这还没完，辉瑞公司还要求阿根廷拿出主权资产作为购买疫苗的担保！
辉瑞提出的主权资产包括阿根廷联邦银行储备金、使馆建筑、军事基地作为担保，以涵盖未来因“不太可能的不利影响”而产生的法律案件的费用。
我们用脚指头想一想，辉瑞公司作为一个医药公司为啥会对阿根廷主权资产感兴趣？提出这个条件背后是谁不是昭然若揭吗？

在疫苗问题上，美国对于美洲的小兄弟阿根廷都要趁火打劫，未来一旦让西方国家掌握抗击新冠病毒的新药，而中国又迫切需要它时，西方国家绝对会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

所以，在制定应对新冠疫情的策略的时候，一定坚持赶尽杀绝，彻底清零的策略，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具备这个策略的执行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绝不给西方国家任何趁火打劫的机会！

本次新冠疫情可能延续几年的时间，对于未来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手里掌握的筹码越多，就能更为从容应对外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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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 美国为啥最近突然在台湾问题上发难？

西方，注重的是个人

我们，注重的是集体

所以西方认为成本高

我们认为成本不高

这完全是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而已，只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等事情到了自己头上，开始想起西方那一套好，等事情到了别人的头上，始终觉得我们的这一套好。

钟南山说中国零传播政策并非成本过高，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

除了钟院士的解释，我还有几点补充：先谈谈“成本”范畴。单独对疫情防控，相比那些放纵式管理的，当然“零传播”是有成本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这个“零传播”，是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疫情范围，比如，社区，行政管理区……同时，这些区域的临近区域，乃至远区至全国，是完全自由的，社会经济也不受影响。要是这样全面来看，成本还高？其它区域的自由加之经济贡献，是不是收益？这样的成本投入，岂不是性价比最高？

放纵管理后续感染，控制，治疗……这确实不是成本，不是防控成本，直接转入治疗成本了，还有生命损失可能！

还有一个问题，我国是抗疫目前最成功的国家，这个从疫情期间以及疫后经济恢复数据就可以看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成本问题。那些抗疫不及我们的国家怎么还“指导”起我们的抗疫？我甚至怀疑这是境外敌对势力在混淆视听，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采取封城这样严格的措施来达到「零传播」，对国外很多国家来说，是一种「亏本生意」，但在我们国家，这样的措施却是成本最低的做法。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我们国家，生命的「价码」高得多，特别是对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来说。

新加坡，就是一个首先采取「零传播」策略，成功将疫情控制在两位数，甚至个位数的国家。但后来因为国家本身的情况，不得不放弃「治疗」，取消严格的防疫措施，到现在日增三千例以上（考虑到新加坡五百万左右的人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从大张旗鼓的请全球公民回国避难，免费星级酒店隔离，到现在基本完全放开，任由疫情自然发展，其逻辑还是防疫成本逐渐高于疫情带来的损失。

新加坡作为一个旅游业发达的城市国家，长时间的封城导致很多行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防疫成本越滚越大。而疫苗的普及则降低了疫情所带来的损失。当前者高于后者一定数量的时，放弃防疫也就成了新加坡后来的选择。

在这个平衡中，每一位新冠患者的治疗与劳动力的损失都会有一个明确或者不那么明确的「价码」，同样有价码的，还有几百名因疫情去世的新加坡国民的生命。

我相信，我们国家或许也有同样的一套「得失」算法，也肯定在这些「价码」中，中国公民的生命值钱的多。这就是为什么钟南山院士说，采取「零传播政策」，在我国是一种低成本的做法。

但我们国家对生命的「珍视」就是所有的原因吗？答案也并非这么简单。

首先，最近多次在国内造成传播链的毒株都是德尔塔毒株，其基本传染数R0平均为5.08左右，远高于一开始毒株的2.79[1]。

同时，这几次的传播事件，也早已告诉我们，德尔塔可以突破疫苗的保护，带来突破性感染，这也是我们现在要打加强针的原因。其传播能力远超武汉一开始出现的疫情。

我国作为高铁网最发达与最现代的国家，同时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一旦放弃「零传播政策」，感染人数绝对会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我国东部人口密度在全球位居前列，病毒带来的威胁也不能和地广人稀的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相提并论。

与我国东部拥有类似人口密度的印度，虽然记录在案的新冠确诊人数仅为3400万，死亡人数为40余万，但这个数据的可信度非常之低。

根据印度学者根据超量死亡预估的数据，新冠可能在印度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了280万到520万人的死亡[2]。

我国的疫苗普及率远高于印度，医疗水平也高于印度。但就算印度的死亡人数打个零点一折，五万人的死亡，在我们国家也是不能接受的。除了「零传播政策」，世界上并没有任何国家有「0.5%人口感染策略」与「1%人口感染策略」类似的折衷策略。

大多数国家，在放弃「零传播」后，采取的就是「取消防疫，全靠疫苗」。假设，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算法，也给了生命一个合适的「价格」，算出我们国家在500万人感染的时候，我们的医疗系统不会被击穿，关于疫情的一切是利弊均衡的。可我们真的能够把感染人数控制在500万吗？

在病毒快速突变的时候，这样精准的「控盘」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旦超过500万，医疗系统被击穿，带来的损失可能就会被指数放大，远远超过采取「零传播政策」的成本。

既然如此，我们不如一开始就采取「零传播政策」。其次，得益于全国人民的自觉以及有效的组织，我们国家采取「零传播政策」的成本也得到了非常优秀的控制。

在最早开始全民检测的时候。我们就采用混检等各种策略，有效的降低了检测成本。随着经验的积累，组织这种检测来实现「零传播」的成本也会越来越低。

最开始武汉全民检测的，1100万人，一次全民检测要20亿。到今年南京全民检测的时候，成本降到了数亿元。

检测新冠的火眼实验室，在一地需要全民检测的时候几天就可以搭建起来几千平米。加上民众的配合。实现一次全民检测根本无需太大的成本。

在某地出现疫情后，各地采取的措施也非常迅速，通过小范围封锁，多次全民检测，基本都能够一个月左右恢复正常。

从每个人个人，到每一个企业，再到各地政府，都能在任何城市出现疫情时，迅速采取措施，避免正常生活受到疫情的影响。

现在国家多地爆发疫情的情况下，全国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采取「零传播政策」所带来的损失与成本，远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高。综上所述，通过成本控制、高效执行，我们「零传播政策」成本低。

考虑我国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对生命更加珍视，以及医疗系统的成熟能力，放弃「零传播政策」带来的损失更大。毫无疑问，「零传播政策」是现阶段我国防疫的更优解。

参考文献

1. Liu, Y. and J. Rocklöv, The reproductive number of the Delta variant of SARS-CoV-2 is far higher compared to the ancestral SARS-CoV-2 virus. J Travel Med, 2021. 28(7).
2. Banaji, M. and A. Gupta, Estimates of pandemic excess mortality in India based on civil registration data. medRxiv, 2021: p. 2021.09.30.21264376.

以上内容均由ViaX盐趣在线科研教育签约导师C·Liu提供

责任编辑：Belle（邮箱：zhihu@viax.org如需交流、转载、供稿、合作请邮箱联系，并注明单位、职位及姓名）

先说下钟南山被提问时的背景。

主持人提到：“中国对新冠疫情的这种零病例的政策，一些国家的评论员认为成本过高，甚至国内也有些人觉得成本过高。不值得其他地方借鉴。您怎么看？中国的防疫政策可持续性到底怎么样。”

然后钟南山在这个基础上，对以零病例为目标进行防疫的成本问题进行澄清。

钟南山的说法是：

虽然零病例的防疫成本不低，但要比起放任不管来说好得多。尤其是那些还剩一些小量传播的国家，决定采取彻底开放。但由于新冠的高速传播瞬间暴增，他们最后被迫收缩开放度。“一来一回”代价更大，并且对社会的心理产生影响。

而中国采取的是，面对疫情好转逐步放开管制，但总政策还是零容忍。

（大意）

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所谓的“成本低”，是指某一个时刻的横截面，对比了同一数量级的传染病例，以及同一时间的应急措施之后，得出结论：零容忍=高成本，放任=低成本。

他们不仅没有考虑到2020年初至今全球各国总体经济发展对比，甚至连放任后再爆发后不得不为之前政策擦屁股时的损失都没有算进去。只要当时推出政策时说的好听就足够了，更不要说出了任期会怎么样。

这种选择性论证是毫无价值的。人是活在连续的时空里，不是在一时的小情绪中。

这种总体、现实、非个例的数据，是对我们有利的。

那种瞬时、片面、被选择的镜头，是对他们有利的。

基于这种判断，我认为世界上的主要舆论风向，还是到处有人强压着你的脑袋去看有镜头的个例，并且到处扣了宏大叙事的帽子再解构宏大叙事。绝不能让你抬头看一眼事实全貌。让你算清楚成本，哪的了得？

现实就是这样：零容忍的政策是可以省钱的，和省命毫不冲突。

不得大病了再工作，既挣钱，又健康。世上没有更朴素的道理。

总不会是你在工作岗位能想明白的道理，混杂点意识形态就能给大脑关闭了吧？

2019年全球票房前十：

2020年全球票房前十：

2021年全球票房前十：

就全球电影票房这个走势看，确实中国的防疫方式经济成本最低。

成本计算方式有很多种，要看着怎么算成本。

如果单看财政支出成本，那可能清零成本是最低的。

第三章 代价与收益

• 讨论背景

在谈具体的代价收益之前，要明确一个事情，对个体而言，其生活环境几乎再也回不到2019年11月之前了，疫情反复肆虐与抗疫极大概率将会长期共存，这是所有判断和权衡的基础。

某条抗疫路线的代价与收益，比较的对象可以是其他抗疫路线的代价与收益，也可以是疫情肆虐下无措施的代价与收益，但是绝对不能用疫情前无防疫管制措施下的收益去跟疫情发生后的代价收益作对比。

路线一的代价与收益

• 路线一的代价，主要体现为防疫措施对于社会人力资源、空间资源以及存量财富的损耗。具体来说，人力资源损耗的承担主体主要是医卫系统、基层组织、一线高风险人员。在经历原始毒株、阿尔法、德尔塔以及奥密克戎轮番侵袭后，这部分主体的潜力基本已到极限，需要进一步扩充队伍、轮换队伍，分担压力，才有能力面对后继新型毒株的挑战。空间资源损耗的承担主体为各集中隔离设施，这一块也面临潜能压榨殆尽的问题，政府需要建设、改造更多专业化隔离设施，必要时引入商业机制尽快扩充相应资源，同步释放原有非专业集中隔离设施。存量财富损耗的承担主体，目前看以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以及社保基金为主，为迅速扑灭多轮集中/散发疫情，中央地方财政投入了巨量的资金用于封控、检测、疫苗接种、一线维稳以及病患救助，同时也承担了封控期间经济活动停滞的各项财政收入损失，这一块的影响冲击很大，需要尽快制定政策，防止竭泽而渔。对于各类资源损耗的承担主体，社会面要有风险转移和反哺措施，防止这套应对系统不堪重负。

• 路线一的期望收益，是在防疫闭环之外，社会面能够以接近疫情前的正常秩序运作带来的一般收益以及超额收益。之所以用接近，是因为社会面还是需要承担一些代价的：例如社会面人员定期检测、流动受限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次生经济问题。民众需要有限度地让渡一些权利以及经济利益，才能更好配合防疫。一般收益很好理解，举个眼前例子，不管国内老百姓对国内的防疫政策怎么看，是在网上口诛笔伐也好，还是在支持赞赏也好，至少你还有时间精力安安稳稳坐在电脑前“键政治国”。社会面近乎维持正常秩序，这就是最大的一般收益。至于超额收益，也好理解，当整个社会面资源往一个方向倾斜时，必然存在超额收益。超额收益的存在本身是合理的，关键的是怎么分配超额收益，要平衡好各方利益，让超额分配取之于防疫用之于防疫。路线一的逻辑基础是完备的，代价与收益都是相对清晰且可接受的。

• 路线一是以整个系统的力量去对抗病毒，从而保护系统中的个体尽可能少受损失。系统的运作要可持续，目标要清晰，预案要充分，责任要明确，落地要可行，循环要畅通。从政府层面看，需要争取更多民众的理解与支持；而从民众层面看，防疫就是防疫，在制定防疫措施时，决策者少讲一点政治，多讲一点科学与经济，就是最大的善意。

路线二的代价与收益

• 路线二的代价，主要体现为防疫对于研发资源、医卫资源以及个体生命权的损耗。具体来说，路线二需要倾注大量社会研发资源用于疫苗、药品的研制，同时需要为受感染者提供大量额外的医卫资源，感染者本身还会受到病毒引发的急性、慢性疾病以及后遗症的折磨。如果与新冠病毒的对抗只是一场高强度的短时战役，那路线二对于整体的代价未尝不可承受（尽管对个体而言太过残忍），但是目前从原始毒株、阿尔法、贝塔、德尔塔、奥密克戎乃至目前出现的奥密克戎变种（BA.2）看，短时战疫已经被拖成了持久战，意味着整个社会体系需要反复经历各变异毒株的冲击，靠一遍一遍淘汰不适应者，才能苟延残喘。新冠病毒的变异终点未知，特效药的大规模使用是否会形成新的变异选择压力未知，这一波的幸存者是否会成为下一波的被淘汰者未知，这些未知都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新的代价。

• 路线二的期望收益，是依靠医卫技术手段，大规模接种疫苗提高个体抗性从而提高整体抗性，使得社会组织以接近于疫情前的状态继续运行。但是这种期望收益的前提是个体抗性的切实提高，从病毒的变异速度看，个体抗性的提升速度有可能赶不上病毒的变异速度；再者，如果病毒变异点出了抗原原罪属性，那通过医卫技术手段提高个体抗性的逻辑基础有可能进一步瓦解。

• 路线二的逻辑基础在大部分时间是成立的，但是在病毒变异后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需要持续投入研发资源，与病毒比拼速度。

路线三的代价与收益

• 路线三的代价，主要体现为个体生命权、时间以及财富的损耗。具体来说，就是以个体自然免疫生成抗体为主，通过提高剩余个体抗性从而提高整体抗性。谁能成为剩余个体，谁被排除出整体外，这个选择权并没有把握在人类手里，而是纯粹交给了病毒。基于同样的现实，路线三的代价与不确定性跟路线二是接近的，但是更加残酷，肉身抗疫，舍身成仁。

• 路线三的期望收益，个人觉得很难说是期望，因为结果太混沌，无法预期，苟住了一波，幸存者开启虚伪的正常生活，同时等待下一轮筛选降临。路线三代价与收益的本质，是让活着的人享受“收益”，让被淘汰者承担“代价”。

疫情本身是反工业化生产、反第三产业的

1. 疫情反工业化

从厦门疫情1传37的情况看，随便一个工人感染，就很容易传染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工人大面积请假离岗后，基本就瘫痪了。这样的停产还会影响到上下游企业。

在美国，越需要人工操作的肉类越短缺，价格涨幅最大的是蟹肉。

自从2020年以来，作为全球主要橡胶产品生产基地的马来西亚就深受疫情影响，陷入“工人聚集性感染，批量请假-->生产线停工-->工人康复恢复生产-->下一次聚集性感染”的循环里面。

由于东南亚等地的汽车配件厂（轮胎等物资）不能正常生产，美国等地的卡车生产受限，当地很难买到新车；另外由于缺乏配件，农机很难维修。

2021年10月12日路透社称，由于钢铁、橡胶等原材料的短缺，许多美国农民发现，自己的农业机械设备坏了，但找不到配件维修。

芝加哥农民戴尔·内辛拥有联合收割机，但他找不到任何备用轮胎。

疫情大流行中，钢铁、塑料、橡胶和其他原材料的供应滞后，零件缺乏迫使公司将一些工厂停车场变成存储停车场。在内布拉斯加州大岛的CNH联合工厂，数百个未完成的联合体放在外面，等待零件。

另外，不少农业机械制造商也找不到工人，一些工厂的工人缺口高达40%。^[1]

2.疫情反第三产业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当地第三产业在“共存”后，收入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