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元朝皇帝的圣旨是白话？
元朝皇帝的圣旨之所以是白话，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原因，绝非偶然。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那个时代，看看蒙古人如何与中原汉文化碰撞并交融。
1. 蒙古人的文字与语言习惯
首先，我们得明白元朝统治者是谁。他们是蒙古人，起源于草原民族。在早期，蒙古人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成熟文字。直到成吉思汗时期，为了记录史实、颁布政令，他们才借鉴了畏兀儿（维吾尔族祖先）的文字，创制了蒙古文。这种文字系统，虽然逐渐发展成熟，但其书写方式和表达习惯，与汉字有着本质的区别。
蒙古文的语法结构、词汇习惯，更加直接、朴实，更接近口语。这种语言风格自然而然地会影响到他们官方文本的形成。即便后来他们学习并采用了汉字，但骨子里对那种直接、明快的表达方式的偏好，依然存在。
2. 统治初期的政治考量与统治策略
元朝建立初期，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汉族地区。如何有效地管理这片土地，赢得民心，是蒙古统治者面临的首要课题。
推广和接收的便利性： 蒙古贵族虽然统治着中国，但他们本身并没有完全融入汉族文化。许多官员也并非汉族出身。如果圣旨依然使用文言文，对于那些不熟悉汉族古典文化的蒙古官员来说，理解和执行都会大打折扣。反之，使用相对接近口语的白话，能够大大提高政令的传播效率和执行力，确保统治的稳定。
笼络汉族士人的策略： 尽管元朝对汉族士人有所压制，但他们也需要借助汉族士人的才能来治理国家。使用白话圣旨，虽然不代表完全放弃了文言文，但这种更加贴近生活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治沟通的门槛，让更多普通民众和基层官员能够理解朝廷的意图。这与唐宋时期“尚书省”的公文风格有所不同，元朝的白话圣旨更具亲民意味。
与以往王朝的区分： 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希望在文化上也与以往的汉族王朝有所区别，展示自身的统治特色。使用白话圣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去汉化”的尝试，试图在文化上确立蒙古统治的独特性。
3. 文学和语言的发展趋势
白话文并非是元朝才出现的产物，它在中唐以来就已经有萌芽，并在宋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和通俗文学的繁荣而逐渐发展壮大。元杂剧的辉煌就是最好的证明。元杂剧以当时白话的口语来创作，贴近生活，受众广泛，非常受欢迎。
这种语言发展的趋势，为元朝圣旨使用白话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土壤。朝廷在制定政策时，也可能考虑到这种社会语言的接受度，选择更易于理解和传播的语言形式。
4. 圣旨的实际作用和传达途径
圣旨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文字，它更是政令的最终载体，需要通过各种渠道传达到全国各地，被各级官吏和百姓所理解。
口头传宣的需要： 很多时候，圣旨会通过口头传宣的方式向官员和民众宣布。白话文更便于传达者进行生动、准确的复述，避免了文言文的晦涩难懂造成的理解偏差。
基层管理的需要： 元朝的基层管理，尤其是在一些非汉族聚居的地区，直接依赖于地方官员的理解和执行。白话圣旨能更好地服务于这种直接、高效的管理需求。
具体表现：
元朝的圣旨，在用词上，你会看到大量的当时日常口语的词汇，例如“旨”、“令”、“教”、“诏”等这些相对平实的词语，而较少出现文言文中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样比较程式化、典雅的表达。句式也更趋向于简洁、明快，符合口语的逻辑。
举个例子，试想一下，如果一份文言文的圣旨要传达一个简单的命令，它可能会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复杂的文言文描述具体事项]”。而在白话圣旨中，可能会是“皇帝说话了：[用更接近当时人们说话的方式来陈述]”。这种变化，在古代中国是相当显著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元朝就完全抛弃了文言文。在一些重要的礼仪性场合，或者面对以文言文为主要交流方式的士大夫群体时，文言文的圣旨也依然存在。但对于大部分政令和日常管理而言，白话圣旨的出现，是元朝统治特色和时代语境的真实反映。
总而言之，元朝皇帝圣旨使用白话，是蒙古族统治者在统治中国这片土地时，基于自身语言习惯、政治考量、文化融合以及社会语言发展趋势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这使得他们的政令更易于传播和执行，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语言和文化变迁的独特轨迹。
1. 蒙古人的文字与语言习惯
首先，我们得明白元朝统治者是谁。他们是蒙古人，起源于草原民族。在早期，蒙古人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成熟文字。直到成吉思汗时期，为了记录史实、颁布政令，他们才借鉴了畏兀儿（维吾尔族祖先）的文字，创制了蒙古文。这种文字系统，虽然逐渐发展成熟，但其书写方式和表达习惯，与汉字有着本质的区别。
蒙古文的语法结构、词汇习惯，更加直接、朴实，更接近口语。这种语言风格自然而然地会影响到他们官方文本的形成。即便后来他们学习并采用了汉字，但骨子里对那种直接、明快的表达方式的偏好，依然存在。
2. 统治初期的政治考量与统治策略
元朝建立初期，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汉族地区。如何有效地管理这片土地，赢得民心，是蒙古统治者面临的首要课题。
推广和接收的便利性： 蒙古贵族虽然统治着中国，但他们本身并没有完全融入汉族文化。许多官员也并非汉族出身。如果圣旨依然使用文言文，对于那些不熟悉汉族古典文化的蒙古官员来说，理解和执行都会大打折扣。反之，使用相对接近口语的白话，能够大大提高政令的传播效率和执行力，确保统治的稳定。
笼络汉族士人的策略： 尽管元朝对汉族士人有所压制，但他们也需要借助汉族士人的才能来治理国家。使用白话圣旨，虽然不代表完全放弃了文言文，但这种更加贴近生活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治沟通的门槛，让更多普通民众和基层官员能够理解朝廷的意图。这与唐宋时期“尚书省”的公文风格有所不同，元朝的白话圣旨更具亲民意味。
与以往王朝的区分： 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希望在文化上也与以往的汉族王朝有所区别，展示自身的统治特色。使用白话圣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去汉化”的尝试，试图在文化上确立蒙古统治的独特性。
3. 文学和语言的发展趋势
白话文并非是元朝才出现的产物，它在中唐以来就已经有萌芽，并在宋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和通俗文学的繁荣而逐渐发展壮大。元杂剧的辉煌就是最好的证明。元杂剧以当时白话的口语来创作，贴近生活，受众广泛，非常受欢迎。
这种语言发展的趋势，为元朝圣旨使用白话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土壤。朝廷在制定政策时，也可能考虑到这种社会语言的接受度，选择更易于理解和传播的语言形式。
4. 圣旨的实际作用和传达途径
圣旨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文字，它更是政令的最终载体，需要通过各种渠道传达到全国各地，被各级官吏和百姓所理解。
口头传宣的需要： 很多时候，圣旨会通过口头传宣的方式向官员和民众宣布。白话文更便于传达者进行生动、准确的复述，避免了文言文的晦涩难懂造成的理解偏差。
基层管理的需要： 元朝的基层管理，尤其是在一些非汉族聚居的地区，直接依赖于地方官员的理解和执行。白话圣旨能更好地服务于这种直接、高效的管理需求。
具体表现：
元朝的圣旨，在用词上，你会看到大量的当时日常口语的词汇，例如“旨”、“令”、“教”、“诏”等这些相对平实的词语，而较少出现文言文中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样比较程式化、典雅的表达。句式也更趋向于简洁、明快，符合口语的逻辑。
举个例子，试想一下，如果一份文言文的圣旨要传达一个简单的命令，它可能会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复杂的文言文描述具体事项]”。而在白话圣旨中，可能会是“皇帝说话了：[用更接近当时人们说话的方式来陈述]”。这种变化，在古代中国是相当显著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元朝就完全抛弃了文言文。在一些重要的礼仪性场合，或者面对以文言文为主要交流方式的士大夫群体时，文言文的圣旨也依然存在。但对于大部分政令和日常管理而言，白话圣旨的出现，是元朝统治特色和时代语境的真实反映。
总而言之，元朝皇帝圣旨使用白话，是蒙古族统治者在统治中国这片土地时，基于自身语言习惯、政治考量、文化融合以及社会语言发展趋势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这使得他们的政令更易于传播和执行，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语言和文化变迁的独特轨迹。
网友意见
不是元朝的圣旨是白话文，而是一种特殊的格式，叫硬译公文。
元代硬译公文的来源很有意思，因为元朝是蒙古族的皇帝，所以皇帝下达命令的时候一般会直接下达蒙古文圣旨，而再由相关人员翻译成汉文意思，再由相关人员翻译成文言词汇。而直接下达给藏区或者是外国的，则直接就是蒙古语圣旨。这样一来，翻译的时候有的会少一道程序，就是把汉语意思写成文言文，所以造成了硬译公文的出现。其实这不过是对蒙古语圣旨的直接翻译罢了，不是真的白话文圣旨。
谢邀。
元朝的圣旨中其实各种登基、册立、改元等比较隆重正式的场合都是用的很正宗的文言文。
比如《元典章》中忽必烈的建国号为大元的诏敕。
泰定帝的那篇白话文登基圣旨，在整个元朝，这种隆重正式的场合也只有这么一次。因为也孙帖木儿当时受封晋王，驻扎漠北，刚刚弑杀了元英宗的铁失等人，派人前来迎接其登基，而他身边的幕僚多半是回回人，也就粗通汉语，由于事情突然，天上掉下了一个皇位，必须得尽快继位控制局面，于是仓促搞出了这样一篇白话文圣旨。
按照元朝一般的惯例，登基诏书之类的重大文件，都是用汉语书写，再翻译成蒙古语。而泰定帝的这篇诏书出炉很可能是身边的幕僚根据他的口述，写的蒙古文诏书（蒙古语原文肯定是很优雅的书面语言），然后临时找来粗通汉语的幕僚翻译成汉语，蒙古语词汇直接逐字逐句翻译成汉语，语序语言习惯很生硬，蒙古语的一些助词直接用汉字“呵”、“者”、“来”等硬译。
元朝皇帝除了元武宗和泰定帝以外，汉学水平都不差，自己用汉语文言文写一篇也没问题。但是元朝官员，行省御史台六部等主官多半都是蒙古色目根脚官人（功臣后裔）出身，汉学水平参差不齐。而皇帝和他们日常交流、下达命令、颁布圣旨根本没必要用汉语，直接用蒙古语，蒙古语原文也都是书面语言，可是翻译的工作，很多可能还是回回人做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大致翻译出来一个意思，让手下的汉人吏员、衙役、当地的识字人大概能够看明白就是了，于是就留下了很多硬译体的圣旨、公文。但是其实翻翻元朝的各种典章，相当部分还是用文绉绉的汉语文言文写的，还会出现一半硬译体，一半文言文的情况，可能是几个翻译合作的成果。
任何东西，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总会带着一些怪怪的腔调，即使是文言文翻译成我们现在的汉语，译者都是母语使用者，精通文言文，学富五车，都会带有翻译腔。那个年代，衙门里某个懂蒙古语的汉人小官或者回回小官，文言文水平一般般，翻成酱紫也情有可原。
另外，皇帝日常发布命令、批阅奏折、和大臣的通信往来，基本上都是大白话的，即使是清朝也都是如此：“朕就是这样的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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