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百家争鸣”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过“皇帝”,还没有出现过后来的那种大一统中央集权朝代,所以大家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没有共识的,因此会有“百家争鸣”;而经过秦残酷而又短暂的统一,汉初休养生息、却因分封诸侯而引发七国之乱,武帝集权开疆拓土但却弄得民生疲惫,所以到了汉末,统治者至少取得了以下几点共识:1、皇帝是个好东西,子子孙孙万世一系,无论谁争权,最终目标都是称帝;2、大一统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但凡有点追求的统治者,都会把完成并维护统一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3、分封要慎重,异姓绝对不可靠,同姓风险也不小;4、老百姓在统治者眼中,是一种完成自己政治抱负和满足自己奢华生活需求的资源,既不能如秦朝那样过度压榨进而激起民变,当然也绝不能“民贵君轻”,威胁自己统治。要达到以上目的,儒家(或者说外儒内法),已经是最完美的洗脑思想了。所以后世的所谓“乱世”,乱的是想称帝的人太多,一时谁也没有实力统一天下,且统治者能力千差万别,而绝不是在治理模式、社会制度甚至思想意识形态上有分歧。
儒家做的是捆绑社会结构和基础教育,这是其他各家所做不到的。
而中国儒家把社会改造成了儒家社会,以道德为中心,血缘为工具的宗亲长老、士绅混合的团体结构。
当一个村落某姓直系后人为主的时候,儒家就会以宗亲伦理构建这个乡村社会结构。当村中各种姓氏杂处,那么掌握土地的乡绅、秀才们就会建立一套乡村结构,以道德为主要工具约束乡村日常。
每一个乡村都是一个网格,这个网格里道德大于信用和法律,每个人心里不需要懂法律,但是道德会约束人的行为,管理成本很低,缺点是解释权归于长老士绅这些人。
在新中国之前,任何政府对乡村的管理都是依靠地主士绅来完成的。
同时两千年的乡村教育史上,儒家是唯一把教育当做学派核心理念的学派,所有儒家子弟都把教书育人当做自己的使命,大儒辞官回乡,都会把教化乡民,培养弟子当做使命之一。
在隋唐之前贵族子弟以及门阀还可以靠家学学习,那时门阀贵族家中族学还有法家、玄学、道家一直都是门阀贵族的首选,从汉朝到唐末,法家和玄学一直都是高高在上,在庙堂之中显赫,但是对于底层社会结构的捆绑一直没有理论突破,于是乡村一直被儒家占领。
每当乱世来临,社会结构遭到大肆破坏后,出来稳定局面又是儒家,在这样的反复中,乡村彻底成了儒家的天下。朝中大儒或者关于辞官后都喜欢回到乡村经营,这与其他学派喜欢归隐山林不同,进一步加强了儒家在底层的影响了。
等到门阀被破,教育彻底掌握在了儒家手里,儒家垄断了乡村教育。这是儒家坚持教育的必然结果,到宋朝时,读书的种子都被儒家垄断,其他学派只能是儒家学子们参考的学问而已,宋朝法家理论依旧是朝中主要手段,但是已经不能和之前相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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