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余杰的书吗？怎么评价？

一天晚上，我经过一片建筑工地。一座巨型大厦即将完工，旁边有一排破旧底矮的房屋。其中，有一家小杂货铺，门口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小的屏幕上布满雪花，画面模糊不清。然而，好恶却由不得他们，杂货铺的主人可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看，啪地一声就调到另一个频道去了。一阵轻轻的惋惜声之后，他们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那天晚上，气温是零下好几度。
这是一群无声的人。在这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他们数量巨大，他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遭到蔑视和厌恶。他们从来不说话，也说不出话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痛苦与欣悦，烦恼与快乐。于是，他们只好围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从这个窗口仰望都市。

以上两段节选自余杰《火与冰》。

高中的时候我借了同学的书读。读到这里很受触动，迫切想要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想，该怎么办。

你猜后面写了啥？上眼：

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福柯的伟大。他以自己毕生的精力为监狱的犯人说话，为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说话，为现代社会一切失语的人说话，他是20世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波普对“历史”愤怒的指责：“这种残酷而幼稚的事件几乎从来不涉及真正在人类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事件。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都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

很多年后网络普及，这种文体变得十分流行，先描述一个现象，然后上洋人和外语。

但是，当时对于一个高中生而言，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很多年以后，我也无法适应这种文章，完全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前面说到的工人很冷，那他们就需要一间暖和的房子；他们想看电视，也就是需要文化娱乐活动。劳动者是不是应该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呢？应该。为什么没有呢？不知道。怎么办呢？不知道……

什么“福柯”、“波普”，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关系，细看又好像全无关系。怪我不懂洋人洋词之妙处，他确实把我搞糊涂啦。

另一段印象深刻的部分：

看旧书往往比看新书更有趣。
我在20年代初的《新青年》杂志中读到一篇题目为《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的文章。文章描写一个14岁的望门寡，被她父亲关在屋里强迫自杀，惨状触目惊心。
父亲让女儿饿死。饿到第四天，女孩哭着喊饿，她的父亲循循善诱地说：“阿毛，你怎么这样的糊涂？我自从得了吴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节。又叫你娘苦口劝你走这条路，成你一生名节，做个百世流芳的贞烈女子。又帮你打算叫你绝粒。我为什么这样办呢？因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办法，都非自己动手不可，你是个14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办到的？我因为这件事情，很费了踌躇，后来还是你大舅来，替我想出这个法子，叫你坐在屋子里从从容容地绝粒而死。这样殉节，要算天底下第一种有体面的事，祖宗的面子，都添许多的光彩，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说了。你要明白，这样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实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极了！”
饿到第六天，她的母亲不忍心了，劝她父亲干脆送点毒药进去，早早“成全”算了。她父亲却说：“你要晓得我们县里的乡风。凡是绝粒殉节的，都是要先报官。因为绝粒是一件项难能而又顶可贵的事，到了临死的时候，县官还要亲自去上香敬酒，行三揖的礼节，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教一般妇女都拿来做榜样。有这个成例在先，我们也不能不从俗。阿毛绝粒的第二天，我已托大勇爷禀报县官了。现在又叫她服毒，那服过毒的人，临死的时候，脸上要变青黑色，有的还要七窍流血。县官将来一定是要来上香的，他是常常验尸的人，如何能瞒过他的眼？这岂不是有心欺骗父母官吗？我如何担得起？”
阿毛在第七天饿死了。县官送来一块匾，上题四个大字—一“贞烈可风”。

这也是当初产生强烈震撼的内容。

虽然我生活的年代农村舍不得用电，舍不得吃肉，舍不得看病……不过食物管饱，村里所谓大事也就是邻居因为谁的房子高一砖打起来，因为鸡毛蒜皮去吵架，为了赡养老人扯皮，使坏往人家田里打除草剂……从来没有这样触目惊心的杀人。

在此之前，关于封建制度有多么残酷接触不多，虽然也知道“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但是涉及到很具体的人和事，那是一点不知道。这个故事来自《新青年》，那个年代有了共产党，他们要改变这种世界。这个话题很大了，作者是不是要写很多东西啊？

我又错了，作者只写了这么几行：

真想提醒今天那些兴致勃勃地编写《传世藏书》的学者们，把这篇文章也收进去。有这样“伟大”的传统，中国文化如何不能拯救世界？《新约》中说：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把你抬出来的人，已经站在门口。
但我依然以掘墓者的姿态自居。这是我与马克思在精神上唯一的共鸣之处。
自己的命运是无须考虑的。

我和同学在课间讨论这一段。

“他不是北大的吗？写的东西怎么好像在应付呢？”

“大概中文系不喜欢扯历史和政治？”

“《新约》是什么？诗集？”

“他不是要掘墓吗？可是《新青年》那代人掘过一次了，他想掘啥？”

……

人心之所以可鄙可惜，就在于它所孕育的所有才能全是为了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这是我的观点。
世纪末，“钱学”大盛，也算是杂草丛生的学术界的一朵奇葩。此“钱学”（钱——钱钟书也）固非彼“钱学”（钱——金钱也），但同样令我怀疑。

当年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略有感觉。

确实，那个年代大家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赚钱。虽然我们读了这本书，看到了这些话，但是不认为赚钱可耻。大学生追求金钱似乎也没什么，不是鼓励大家“下海”吗？当时我们作为高中生，看法十分简单：如果大学生不去追求金钱，他们岂不是要睡大街？房子和吃饭，老人和医疗，要不要结婚生育？这都得有钱才行啊。

这时候我们所认为的赚钱还只是挣工资，对于资本和剥削一窍不通。

我更没有想到，后来的余杰为了钱，成为一个卖文字给美国人的文化买办，他没有别的技能，全靠卖文字吃饭。

这本书的内容还有很多，以后有兴趣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