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自私的厌恶/愤恨，其更多的是源自于道德正义感，还是因为其行为对自己或亲友的利益造成了损害？
关于人们对自私的反感和愤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它触及到了人性的深层驱动。我认为，这种情绪的来源并非单一的，而是 道德正义感和自身利益受损之间复杂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 要想弄清楚哪个“更多”，其实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比例，因为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两者的权重会有明显的差异。但我可以尽量详细地剖析一下，看看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首先，我们来谈谈 道德正义感。
自私之所以会引发道德上的厌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挑战了我们社会普遍认可的、或者至少是我们内心深处所认同的一些基本道德原则。这些原则往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互惠原则与合作的基石：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合作。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到复杂的社会分工，互惠互利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润滑剂。自私，尤其是极端自私，直接违背了这种合作的默契。当一个人只顾自己、不考虑他人的付出和感受，或者利用他人的善意来谋取私利时，就好像是在破坏这个合作的“游戏规则”。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愤恨，是因为我们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公平的，它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契约感。就像在团队合作中，有人偷懒却享受成果，其他成员自然会感到不公。这种不公感，就是道德正义感的体现。
同情心与共情能力： 人类天生具备一定程度的同情心，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处境和感受。当看到有人因为他人的自私而遭受痛苦、不公或损失时，我们很容易产生同情，进而对那个自私的行为者产生负面情绪。这种情绪并非直接因为我们自身受损，而是源于我们对他人苦难的感同身受，这是道德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看到有人为了抢夺公共资源而欺凌弱小，即便那资源与我无关，我也会因为不忍见弱者受欺而对施暴者产生厌恶。
公平与道义的认知： 我们对“应该如何”有一个内在的标准。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自私行为往往意味着一个人逃避责任，或者攫取了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这在我们心中制造了一种“失衡”，一种道义上的“亏欠”。这种失衡感，就是对公平和道义的违背，从而激发了我们的道德评判。例如，一个不愿承担家庭责任却享受家庭福利的人，会让人觉得不道德，即使我们自己没有因此直接承担更多负担。
集体利益与社会责任： 在很多情况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相互依存的。一个高度自私的社会，最终会损害每一个个体的长远利益。我们对自私的厌恶，也包含着对集体利益被损害的担忧，以及对个体未能履行社会责任的批评。当看到有人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而污染环境、破坏公共设施，我们不仅可能因为环境恶化而受到间接影响，更会因为这种行为对整个社区、甚至整个社会的破坏而感到愤慨。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 自身利益受损 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尽管道德感会让我们对自私产生普遍的厌恶，但当我们亲身遭受自私行为的直接损害时，那种厌恶和愤恨往往会变得更加强烈、更加个人化。
直接的损失与痛苦： 当别人的自私行为直接导致我们财产的损失、机会的丧失、名誉的损害，甚至人身安全的威胁时，我们的愤怒和怨恨是自然而然的。这是最直接的驱动力。比如，被同事抢了本该属于你的项目奖金，或者因为邻居的自私占用公共停车位而导致自己无法停车回家。这种切身的痛感，比抽象的道德原则更能点燃我们的情绪。
被剥夺感与不安全感： 别人的自私行为，尤其是具有侵占性的自私，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被剥夺感，感觉自己的权利、资源或者应得的待遇被他人不公平地夺走了。这种被剥夺感会伴随着一种对自身权益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感，担心自己下一次也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这种恐惧和不安，会进一步加剧我们对自私者的敌意。
情绪的涌现与理性的退却： 当利益受损时，我们的情绪往往会更加激动。愤怒、委屈、失望这些情绪的涌现，会让我们暂时放下对普遍道德原则的考量，而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受到了伤害”这个事实本身。在这种情绪的驱动下，我们更容易产生报复心理，或者至少是强烈的反击意愿，这些都源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亲友利益受损的放大效应： 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我们看到亲友因为他人的自私而遭受不公或损失时，我们对自私者的厌恶和愤恨往往会被放大。这是因为我们对亲友有着强烈的情感连接和保护欲。亲友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自己的痛苦，他们的损失也可能间接影响到我们。这种“爱屋及乌”的情感，会使得我们在为亲友抱不平时，更容易激发强烈的道德义愤和自身利益相关的愤怒。比如，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同学因为贪小便宜而欺负，家长那种愤怒可能远远超过看到陌生人受欺时的同情。
那么，哪个“更多”呢？
在我看来，这两个因素往往是 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的。很难孤立地将它们分开衡量。
基础层面： 道德正义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基础。即使我们自己未受直接损害，我们也倾向于评判和厌恶那些违反社会基本道德规则（如公平、互助）的自私行为。这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果，也是我们作为社会性动物生存的必然要求。
触发与放大层面： 然而，当自私行为真正触及到我们自身或我们所关心之人的利益时，这种普遍的道德厌恶就会被 激活和放大。如果一个行为只是“不道德”，但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可能会在心里评判一下，然后继续我的生活。但如果这个“不道德”的行为直接让我丢了工作、被骗了钱，或者让我关心的人遭受不幸，那份厌恶和愤恨就会变成灼烧般的愤怒。
可以这样理解：道德正义感提供了一个 判断的标准和潜在的负面情绪的土壤，而自身利益（包括亲友的利益）的受损则是一个 强大的触发器和催化剂，它将潜在的负面情绪转化为直接而强烈的反应。没有利益受损，厌恶可能更多停留在一种价值评判层面；有了利益受损，这种评判就会转化为一种切肤之痛的愤怒和强烈的反击冲动。
举个例子，在一个公司里，如果一个同事总是占小便宜（比如偷偷拿走别人的笔、用公家的东西当私用），大多数人心里都会觉得他“不大方”、“有点不像话”，这是一种对自私的普遍道德观的体现。但如果这位同事因为自私（比如为了揽功而故意隐瞒关键信息），导致团队的项目失败，让大家一起承担了领导的批评和损失，那么大家对他的厌恶和愤恨就会瞬间升级，而且这次的愤怒会因为大家共同承受了失败的苦果而更加强烈。
总而言之，我对自私的厌恶/愤恨，其根源是复杂的。道德正义感提供了普遍的厌恶基础和价值判断，而自身利益的受损（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包括亲友的利益）则是触发和加剧这种情绪的关键因素。 通常情况下，这两个方面是并存且相互强化的，但在涉及切身利益时，后者往往成为情绪爆发的导火索，使厌恶转变为更具破坏性的愤恨。
首先，我们来谈谈 道德正义感。
自私之所以会引发道德上的厌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挑战了我们社会普遍认可的、或者至少是我们内心深处所认同的一些基本道德原则。这些原则往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互惠原则与合作的基石：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合作。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到复杂的社会分工，互惠互利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润滑剂。自私，尤其是极端自私，直接违背了这种合作的默契。当一个人只顾自己、不考虑他人的付出和感受，或者利用他人的善意来谋取私利时，就好像是在破坏这个合作的“游戏规则”。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愤恨，是因为我们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公平的，它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契约感。就像在团队合作中，有人偷懒却享受成果，其他成员自然会感到不公。这种不公感，就是道德正义感的体现。
同情心与共情能力： 人类天生具备一定程度的同情心，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处境和感受。当看到有人因为他人的自私而遭受痛苦、不公或损失时，我们很容易产生同情，进而对那个自私的行为者产生负面情绪。这种情绪并非直接因为我们自身受损，而是源于我们对他人苦难的感同身受，这是道德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看到有人为了抢夺公共资源而欺凌弱小，即便那资源与我无关，我也会因为不忍见弱者受欺而对施暴者产生厌恶。
公平与道义的认知： 我们对“应该如何”有一个内在的标准。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自私行为往往意味着一个人逃避责任，或者攫取了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这在我们心中制造了一种“失衡”，一种道义上的“亏欠”。这种失衡感，就是对公平和道义的违背，从而激发了我们的道德评判。例如，一个不愿承担家庭责任却享受家庭福利的人，会让人觉得不道德，即使我们自己没有因此直接承担更多负担。
集体利益与社会责任： 在很多情况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相互依存的。一个高度自私的社会，最终会损害每一个个体的长远利益。我们对自私的厌恶，也包含着对集体利益被损害的担忧，以及对个体未能履行社会责任的批评。当看到有人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而污染环境、破坏公共设施，我们不仅可能因为环境恶化而受到间接影响，更会因为这种行为对整个社区、甚至整个社会的破坏而感到愤慨。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 自身利益受损 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尽管道德感会让我们对自私产生普遍的厌恶，但当我们亲身遭受自私行为的直接损害时，那种厌恶和愤恨往往会变得更加强烈、更加个人化。
直接的损失与痛苦： 当别人的自私行为直接导致我们财产的损失、机会的丧失、名誉的损害，甚至人身安全的威胁时，我们的愤怒和怨恨是自然而然的。这是最直接的驱动力。比如，被同事抢了本该属于你的项目奖金，或者因为邻居的自私占用公共停车位而导致自己无法停车回家。这种切身的痛感，比抽象的道德原则更能点燃我们的情绪。
被剥夺感与不安全感： 别人的自私行为，尤其是具有侵占性的自私，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被剥夺感，感觉自己的权利、资源或者应得的待遇被他人不公平地夺走了。这种被剥夺感会伴随着一种对自身权益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感，担心自己下一次也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这种恐惧和不安，会进一步加剧我们对自私者的敌意。
情绪的涌现与理性的退却： 当利益受损时，我们的情绪往往会更加激动。愤怒、委屈、失望这些情绪的涌现，会让我们暂时放下对普遍道德原则的考量，而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受到了伤害”这个事实本身。在这种情绪的驱动下，我们更容易产生报复心理，或者至少是强烈的反击意愿，这些都源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亲友利益受损的放大效应： 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我们看到亲友因为他人的自私而遭受不公或损失时，我们对自私者的厌恶和愤恨往往会被放大。这是因为我们对亲友有着强烈的情感连接和保护欲。亲友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自己的痛苦，他们的损失也可能间接影响到我们。这种“爱屋及乌”的情感，会使得我们在为亲友抱不平时，更容易激发强烈的道德义愤和自身利益相关的愤怒。比如，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同学因为贪小便宜而欺负，家长那种愤怒可能远远超过看到陌生人受欺时的同情。
那么，哪个“更多”呢？
在我看来，这两个因素往往是 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的。很难孤立地将它们分开衡量。
基础层面： 道德正义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基础。即使我们自己未受直接损害，我们也倾向于评判和厌恶那些违反社会基本道德规则（如公平、互助）的自私行为。这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果，也是我们作为社会性动物生存的必然要求。
触发与放大层面： 然而，当自私行为真正触及到我们自身或我们所关心之人的利益时，这种普遍的道德厌恶就会被 激活和放大。如果一个行为只是“不道德”，但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可能会在心里评判一下，然后继续我的生活。但如果这个“不道德”的行为直接让我丢了工作、被骗了钱，或者让我关心的人遭受不幸，那份厌恶和愤恨就会变成灼烧般的愤怒。
可以这样理解：道德正义感提供了一个 判断的标准和潜在的负面情绪的土壤，而自身利益（包括亲友的利益）的受损则是一个 强大的触发器和催化剂，它将潜在的负面情绪转化为直接而强烈的反应。没有利益受损，厌恶可能更多停留在一种价值评判层面；有了利益受损，这种评判就会转化为一种切肤之痛的愤怒和强烈的反击冲动。
举个例子，在一个公司里，如果一个同事总是占小便宜（比如偷偷拿走别人的笔、用公家的东西当私用），大多数人心里都会觉得他“不大方”、“有点不像话”，这是一种对自私的普遍道德观的体现。但如果这位同事因为自私（比如为了揽功而故意隐瞒关键信息），导致团队的项目失败，让大家一起承担了领导的批评和损失，那么大家对他的厌恶和愤恨就会瞬间升级，而且这次的愤怒会因为大家共同承受了失败的苦果而更加强烈。
总而言之，我对自私的厌恶/愤恨，其根源是复杂的。道德正义感提供了普遍的厌恶基础和价值判断，而自身利益的受损（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包括亲友的利益）则是触发和加剧这种情绪的关键因素。 通常情况下，这两个方面是并存且相互强化的，但在涉及切身利益时，后者往往成为情绪爆发的导火索，使厌恶转变为更具破坏性的愤恨。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回答：对自私的厌恶出于道德。
厌恶是一种情感，并且是一种否定性的，也就是说让自己不去做什么事情的情感。道德情感正是这样一种源自于道德的情感。所以，对自私的厌恶不是出于对利益的考量，而是出自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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