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理论为什么没有超越孔学？
“墨子之术，虽兼爱、非攻，甚且兼利天下，然终不若孔孟之学，以其道传万世也。” 这是一个很值得细究的问题，为什么墨子那般“兼爱”天下，“非攻”万民，甚至将“兼利天下”作为终极目标，其思想的光芒却未能如孔孟之道般深入人心，流传千古，成为主流？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局限，也有理论自身的特点。
首先，我们得承认，墨子的思想是极其超前的，甚至是颠覆性的。
“兼爱”的普适性与人性的张力。 孔子虽然讲“仁”，但“仁”是有一个亲疏远近的，是“爱有等差”的，从亲人到朋友，再到君臣，再到天下万民，层层递进。而墨子一上来就提出“兼爱”，就是说爱天下之人，没有亲疏之别，一视同仁。从道德的至高境界来说，这无疑是崇高的，是超越了狭隘的家族和国家观念的。但是，回到现实社会，回到人的情感和社会结构，这便触及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性是否能够承受如此普遍而无差别的爱？ 我们的情感本能更倾向于亲近和守护自己的家人、朋友，这是血缘、情感和生存需求决定的。墨子的“兼爱”理论，要求个体超越这种本能，将同样的情感投入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身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要求，对于普通人来说，执行起来的难度极大。人毕竟不是机器，情感的付出是有成本和优先级的。
“非攻”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的残酷。 “非攻”是墨子另一项核心主张，反对不义的战争。在春秋战国这个乱世，战争是常态，是各国生存和扩张的手段。墨子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对人民的伤害，极力反对，并身体力行，去说服各国君主，甚至组织墨者去协助被侵略的国家进行防御。这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具有和平主义精神的。但是，他的反对是基于道义和利益的计算，而非对战争本身的否定。 也就是说，他并不反对“义兵”，他反对的是“攻”。然而，在那个“国力为王”的时代，君主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扩张疆土、如何增强国力，而非墨子所强调的“义”。而且，墨子关于“非攻”的论证，很多是建立在“利”的考量上的，比如战争会造成“损”和“费”。然而，对于那些认为战争能够带来更多“利”（如领土、资源、威望）的统治者来说，墨子的劝说往往难以奏服。相比之下，孔子的“仁”虽然也包含了“爱民”，但他的政治主张更多是围绕着“德治”、“礼治”展开，是在现有的君主制度框架下，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如何让君主成为一个有德行的统治者。这种“温和”的政治诉求，更容易被当时的统治者接受。
“兼利”的实用主义与道德的边界。 墨子强调“兼利”，认为国家和个人都应该追求整体的利益。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态度。然而，他的“兼利”也常常伴随着对某些被他视为“伪”的观念的否定，比如鬼神、音乐、享乐等。
否定鬼神与礼乐： 孔子强调“敬鬼神而远之”，承认鬼神的存在，但不去妄谈。同时，孔子极其重视礼乐，认为礼乐是教化人民、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墨子则认为鬼神是“愚者”的说法，礼乐则是“费财伤民”的奢侈品，尤其是他批判音乐和宴乐，认为这些都会消耗大量财富，妨碍人们的生产生活。这使得墨子的思想显得过于“朴素”和“功利”，甚至有些“刻板”。对于追求精神生活、审美情趣的士人阶层来说，这无疑是难以接受的。而孔子所倡导的礼乐制度，恰恰迎合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需求，也为士人提供了施展才华和追求“君子”风范的舞台。
“义”的界定与执行： 墨子强调“明鬼”，相信“鬼神”会赏善罚恶，这是他“兼爱”、“非攻”等主张的一个理论支撑。他认为“鬼神”会赏那些实行“兼爱”、“非攻”的人，惩罚那些违背这些原则的人。这种对鬼神的依附，虽然是为了强调道德的约束力，但从后世的哲学发展来看，不如孔子将道德内化为“修身”、“克己”的过程来得更具有思辨深度。 孔子认为“道”在于人心，在于个体通过“仁”、“礼”的实践来达到，这种内化的道德追求，使得孔子的学说更容易成为一种个人修养和社会行为的指南。
其次，从历史和传播的角度来看，墨子也面临着一些先天性的劣势。
组织化的实践与危机。 墨子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更是一个组织者。他创立了墨家学派，这是一种具有严密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团体，成员们以墨子为首，进行着军事防御、技术传授等实践活动。这种“团契式”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进行的“实验”。然而，一旦墨子本人及其核心弟子去世，这种高度依赖首领的组织很容易出现权力真空和内部的衰落。 事实上，墨家在秦汉之后就逐渐衰落了，其组织严密性反而成了其难以传承的阻碍。相比之下，孔子的学说更侧重于思想和文化的传承，其弟子们虽然也遵循老师的教诲，但更强调思想的阐发和传播，这种更开放性的传承模式，使得孔学能够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生根发芽。
政治环境的变迁与妥协。 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墨家以其激进的“兼爱”、“非攻”和对鬼神的态度，虽然吸引了一部分人，但也引起了统治阶级的警惕和不安。其“节用”、“节葬”等主张，也触动了许多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而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伦理秩序，虽然强调“仁”和“礼”，但其核心仍然是维护现有的君主集权制度下的社会结构。这种对现有政治秩序的“温和”改造方式，更容易被统治者接受和采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更是为孔孟之道奠定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墨家即使有心参与政治，也缺乏一个能够容纳其激进思想的政治土壤。
理论的深度与文化根基。 孔孟之道，尤其是孔子提出的“仁”、“礼”、“中庸”等概念，虽然看似朴实，但其内涵却极为丰富，具有极强的思辨性和延展性，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被不断地赋予新的解释。而且，孔子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血缘关系等社会文化基础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契合。例如，“孝悌”作为“仁”的根本，就与中国社会重视家庭伦理的传统不谋而合。墨子的“兼爱”虽然在道德上更为纯粹，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血缘、亲情等文化根基，使得其在推广和接受过程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总而言之，墨子的理论具有极高的道德理想和现实关怀，其“兼爱”、“非攻”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然而，它在普适性上触及了人性与情感的深刻矛盾，在政治实践上显得过于理想化且与当时主流的政治理念存在较大张力，在文化传播上又未能像孔孟之道那样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并获得政治上的有力支持。相比之下，孔孟之道凭借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社会秩序的温和建构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然契合，最终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走向。这并非是说墨子的思想没有价值，而是说在历史的洪流中，它未能成为主流，有其深刻的时代和理论原因。
首先，我们得承认，墨子的思想是极其超前的，甚至是颠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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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历史和传播的角度来看，墨子也面临着一些先天性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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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环境的变迁与妥协。 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墨家以其激进的“兼爱”、“非攻”和对鬼神的态度，虽然吸引了一部分人，但也引起了统治阶级的警惕和不安。其“节用”、“节葬”等主张，也触动了许多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而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伦理秩序，虽然强调“仁”和“礼”，但其核心仍然是维护现有的君主集权制度下的社会结构。这种对现有政治秩序的“温和”改造方式，更容易被统治者接受和采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更是为孔孟之道奠定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墨家即使有心参与政治，也缺乏一个能够容纳其激进思想的政治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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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墨子的理论具有极高的道德理想和现实关怀，其“兼爱”、“非攻”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然而，它在普适性上触及了人性与情感的深刻矛盾，在政治实践上显得过于理想化且与当时主流的政治理念存在较大张力，在文化传播上又未能像孔孟之道那样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并获得政治上的有力支持。相比之下，孔孟之道凭借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社会秩序的温和建构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然契合，最终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走向。这并非是说墨子的思想没有价值，而是说在历史的洪流中，它未能成为主流，有其深刻的时代和理论原因。
网友意见
墨子的理论强调兼爱，而儒家强调仁爱。
兼爱要求像爱自己一样爱其他人，仁爱是爱有差等，对自己的亲人、人民、草木禽兽的爱是分不同等级的爱。
所以在如此迥异的核心思想下墨家和儒家的理想社会是差了很多的，墨家的“兼爱”下理想社会是没有等级之分的，大家平等互爱，节制欲望幸福生活。儒家的“仁爱”下理想社会是君臣父子等级分明，各守其责父慈子孝，君贤民善幸福生活。
墨家思想下的理想社会和现在大家朴素认识中的理想社会是相似的，而儒家思想下的理想社会已经经过了几千年的实践，最终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打得粉碎。
站在上帝视角去看墨家思想似乎是更加先进，但墨家的理想社会即便在当下也依然没有实现，儒家的理想社会已经初步实现了几千年了，所以儒家思想取代墨家思想是必然的。
就好像一个人想看的更远，孔子告诉你站得更高看的更远，墨子告诉你感受不受阻隔能看的更远。我们知道在当前科技下靠视觉观察也就能看几公里，而用雷达可以看几百公里，墨子的说法确实比孔子正确。但在战国听孔子的话去爬树或者爬山没什么难度，而且确实是可以看的更远，听墨子的话就得去做个雷达，这显然是不可实现的，实际是不可能看的更远。
墨子的思想确实有很多闪光点，但并没有可靠的实现路径，而且也不太符合人性，没有哪个正常人能做到爱一个陌生人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人性是有其自私的一面的，不能要求大家将其完全抛弃，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反人性”。墨家思想过于理想主义所以显得思想更加深邃，但也正因如此使其难以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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