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雍正能够刷新吏治，而嘉庆却不能？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触及到了清朝中后期政治走向的一个关键节点。雍正皇帝和嘉庆皇帝在吏治上的表现确实是天壤之别，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绝非个人能力上的简单优劣可以概括。要详细说明，咱们得从他们的时代背景、个人特质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这几个方面来掰扯掰扯。
雍正：雷厉风行，以雷霆手段刷新吏治的时代
首先，雍正皇帝上位时，他继承的乃是一个积弊甚多的帝国。康熙晚年，虽然大体稳定，但吏治的腐败、财政的空虚、以及官僚系统的僵化问题已经相当突出。雍正本人，也经历了九子夺嫡的残酷斗争，这让他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掌控欲，也对那些阻碍他施政的官僚集团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的吏治改革，可以从几个关键点来看：
严厉打击贪腐，不留情面： 雍正以其“铁腕”著称，对贪污腐败是零容忍的。他不像其他皇帝那样只是喊喊口号，而是真正动真格的。比如，推行“火耗归公”制度，将原本由地方官员私自加收的“火耗”转为正规收入，这不仅充实了国库，也从制度上断了官员一大块灰色收入的来源。同时，他严厉追缴亏空，不论官员大小，只要有贪污行为，一律严惩不贷，抄家灭族也是常有的事。这股狠劲，让整个官场都闻风丧胆，不得不收敛。
建立新的监督和考核机制： 雍正非常注重对官员的考察和监督。他设立了“密折制度”，允许特定官员直接向皇帝上奏，绕过层层官僚汇报，让皇帝能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地方情况，也为那些忠心耿耿但级别不高的官员提供了向上进言的渠道，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信息来源。他还改革了官员的考察制度，更加注重实绩和德行，对那些“倚老卖老”或者靠关系提拔起来的官员，一律加以清理。
加强中央集权，直接掌控： 雍正深知，要刷新吏治，就必须打破地方官僚和八旗贵族的藩篱。他设立了军机处，将一些重要的军政事务直接移交给少数亲信大臣处理，绕过了原有的内阁和六部，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和皇帝对政务的直接掌控力。他还在一些关键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亲信，确保政令能够有效传达和执行。这种集权，虽然有其负面影响，但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是整顿吏治、推行改革的有效手段。
重视人才选拔和培养： 虽然手段严厉，但雍正并非只知道惩罚。他也重视通过科举、恩科等方式选拔真正有能力、有德行的官员。他鼓励官员在学问上精进，对那些学识渊博、有真才实学的官员给予重用。
总而言之，雍正的吏治改革，是抓住时代痛点，以强硬的手段，配合制度的创新，实现了对官僚系统的“外科手术式”改造。 他的改革是全面的，触及了官场腐败的根源，并且执行力极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
嘉庆：时代巨变，改革乏力，吏治衰败的开端
那么，为什么到了嘉庆皇帝这里，吏治就显得无力回天了呢？这并非嘉庆皇帝一人之过，而是时代、制度以及他自身局限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继承的“好”与“坏”： 嘉庆继承的是一个经过雍正强力整顿、表面上相对清明的帝国，但这种清明是压抑出来的。雍正的雷厉风行，也得罪了不少人，很多官员是在巨大的压力下战战兢兢地做事。这种改革的副作用是，一旦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者，积压的矛盾和问题很容易反弹。而且，雍正的改革并没有彻底根除官僚集团的利益链条，只是暂时压制了他们。
时代背景的根本性转变：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嘉庆时期，中国已经悄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西方列强的崛起和工业革命的推进，正在改变着世界的格局。而清朝仍然固守着传统的农业文明模式，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几乎毫无察觉。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方面都开始落后于世界。当外部压力越来越大时，内部的腐败和低效就显得尤为致命。
嘉庆皇帝的个人特质与局限： 嘉庆皇帝本人，虽然也有改革吏治的愿望，但他的手段和魄力远不及雍正。他性格相对温和，缺乏雍正那种决断和狠辣。
“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 嘉庆的执政理念更偏向于维持康乾盛世的“祖宗之法”，他不太愿意进行颠覆性的改革，而是希望在现有框架内修修补补。但问题是，现有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了。
对权力的掌控力不足： 与雍正不同，嘉庆并没有经历九子夺嫡那样的残酷斗争，他在继承皇位时，对权力的掌控就显得没有那么绝对。他面临着来自八旗权贵、老臣集团的强大掣肘，而他本人又缺乏足够的威望和手段来打破这些阻碍。
用人上的失误： 嘉庆虽然也想整顿吏治，但他用的人往往是那些已经被官僚体系同化或者能力不足的官员，未能像雍正那样大胆启用真正能干、敢于直谏的“新人”。著名的例子就是和珅的倒台，虽然是铲除了一个大贪官，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由和珅代表的官场腐败问题，甚至有学者认为，嘉庆虽然除掉了和珅，但却成为了第二个“和珅”，意味着他成为了新的贪腐集团的保护伞。
改革措施的“浅尝辄止”： 嘉庆也曾进行过一些改革，比如整顿盐政、清理亏空等，但这些措施往往不够深入，也缺乏持续的动力和强有力的执行。很多改革的口号喊得响，但实际效果却微乎其微。
官僚集团的“反噬”： 经过雍正朝的高压管制，官僚集团虽然有所收敛，但其根基并未动摇。当嘉庆的改革力度减弱，或者说触及不到根本时，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就开始了“反噬”。贪腐官员的贿赂、结党营私、对抗改革的现象，在嘉庆朝愈演愈烈。
外部压力的显现： 嘉庆时期，边疆的白莲教起义等大规模民变，以及西方列强的侵扰（比如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都暴露了清朝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衰败。这些内忧外患，使得中央政府疲于应付，更无力进行深入的吏治整顿。
总结一下，雍正之所以能刷新吏治，是因为他抓住了时代的关键痛点，以其超凡的政治魄力和手段，辅以制度创新，对积弊已久的官僚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而嘉庆则面临着一个已经开始衰落的帝国，以及西方世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个人缺乏足够的魄力、远见和手段，加上官僚集团的阻挠，使得他的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未能扭转吏治衰败的趋势，反而可以说是为道光、咸丰以后的全面崩溃埋下了伏笔。
简单来说，雍正是“刮骨疗毒”，而嘉庆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再加上外面的风雨越来越大，药石无灵，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帝国病入膏肓。
雍正：雷厉风行，以雷霆手段刷新吏治的时代
首先，雍正皇帝上位时，他继承的乃是一个积弊甚多的帝国。康熙晚年，虽然大体稳定，但吏治的腐败、财政的空虚、以及官僚系统的僵化问题已经相当突出。雍正本人，也经历了九子夺嫡的残酷斗争，这让他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掌控欲，也对那些阻碍他施政的官僚集团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的吏治改革，可以从几个关键点来看：
严厉打击贪腐，不留情面： 雍正以其“铁腕”著称，对贪污腐败是零容忍的。他不像其他皇帝那样只是喊喊口号，而是真正动真格的。比如，推行“火耗归公”制度，将原本由地方官员私自加收的“火耗”转为正规收入，这不仅充实了国库，也从制度上断了官员一大块灰色收入的来源。同时，他严厉追缴亏空，不论官员大小，只要有贪污行为，一律严惩不贷，抄家灭族也是常有的事。这股狠劲，让整个官场都闻风丧胆，不得不收敛。
建立新的监督和考核机制： 雍正非常注重对官员的考察和监督。他设立了“密折制度”，允许特定官员直接向皇帝上奏，绕过层层官僚汇报，让皇帝能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地方情况，也为那些忠心耿耿但级别不高的官员提供了向上进言的渠道，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信息来源。他还改革了官员的考察制度，更加注重实绩和德行，对那些“倚老卖老”或者靠关系提拔起来的官员，一律加以清理。
加强中央集权，直接掌控： 雍正深知，要刷新吏治，就必须打破地方官僚和八旗贵族的藩篱。他设立了军机处，将一些重要的军政事务直接移交给少数亲信大臣处理，绕过了原有的内阁和六部，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和皇帝对政务的直接掌控力。他还在一些关键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亲信，确保政令能够有效传达和执行。这种集权，虽然有其负面影响，但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是整顿吏治、推行改革的有效手段。
重视人才选拔和培养： 虽然手段严厉，但雍正并非只知道惩罚。他也重视通过科举、恩科等方式选拔真正有能力、有德行的官员。他鼓励官员在学问上精进，对那些学识渊博、有真才实学的官员给予重用。
总而言之，雍正的吏治改革，是抓住时代痛点，以强硬的手段，配合制度的创新，实现了对官僚系统的“外科手术式”改造。 他的改革是全面的，触及了官场腐败的根源，并且执行力极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
嘉庆：时代巨变，改革乏力，吏治衰败的开端
那么，为什么到了嘉庆皇帝这里，吏治就显得无力回天了呢？这并非嘉庆皇帝一人之过，而是时代、制度以及他自身局限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继承的“好”与“坏”： 嘉庆继承的是一个经过雍正强力整顿、表面上相对清明的帝国，但这种清明是压抑出来的。雍正的雷厉风行，也得罪了不少人，很多官员是在巨大的压力下战战兢兢地做事。这种改革的副作用是，一旦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者，积压的矛盾和问题很容易反弹。而且，雍正的改革并没有彻底根除官僚集团的利益链条，只是暂时压制了他们。
时代背景的根本性转变：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嘉庆时期，中国已经悄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西方列强的崛起和工业革命的推进，正在改变着世界的格局。而清朝仍然固守着传统的农业文明模式，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几乎毫无察觉。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方面都开始落后于世界。当外部压力越来越大时，内部的腐败和低效就显得尤为致命。
嘉庆皇帝的个人特质与局限： 嘉庆皇帝本人，虽然也有改革吏治的愿望，但他的手段和魄力远不及雍正。他性格相对温和，缺乏雍正那种决断和狠辣。
“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 嘉庆的执政理念更偏向于维持康乾盛世的“祖宗之法”，他不太愿意进行颠覆性的改革，而是希望在现有框架内修修补补。但问题是，现有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了。
对权力的掌控力不足： 与雍正不同，嘉庆并没有经历九子夺嫡那样的残酷斗争，他在继承皇位时，对权力的掌控就显得没有那么绝对。他面临着来自八旗权贵、老臣集团的强大掣肘，而他本人又缺乏足够的威望和手段来打破这些阻碍。
用人上的失误： 嘉庆虽然也想整顿吏治，但他用的人往往是那些已经被官僚体系同化或者能力不足的官员，未能像雍正那样大胆启用真正能干、敢于直谏的“新人”。著名的例子就是和珅的倒台，虽然是铲除了一个大贪官，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由和珅代表的官场腐败问题，甚至有学者认为，嘉庆虽然除掉了和珅，但却成为了第二个“和珅”，意味着他成为了新的贪腐集团的保护伞。
改革措施的“浅尝辄止”： 嘉庆也曾进行过一些改革，比如整顿盐政、清理亏空等，但这些措施往往不够深入，也缺乏持续的动力和强有力的执行。很多改革的口号喊得响，但实际效果却微乎其微。
官僚集团的“反噬”： 经过雍正朝的高压管制，官僚集团虽然有所收敛，但其根基并未动摇。当嘉庆的改革力度减弱，或者说触及不到根本时，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就开始了“反噬”。贪腐官员的贿赂、结党营私、对抗改革的现象，在嘉庆朝愈演愈烈。
外部压力的显现： 嘉庆时期，边疆的白莲教起义等大规模民变，以及西方列强的侵扰（比如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都暴露了清朝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衰败。这些内忧外患，使得中央政府疲于应付，更无力进行深入的吏治整顿。
总结一下，雍正之所以能刷新吏治，是因为他抓住了时代的关键痛点，以其超凡的政治魄力和手段，辅以制度创新，对积弊已久的官僚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而嘉庆则面临着一个已经开始衰落的帝国，以及西方世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个人缺乏足够的魄力、远见和手段，加上官僚集团的阻挠，使得他的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未能扭转吏治衰败的趋势，反而可以说是为道光、咸丰以后的全面崩溃埋下了伏笔。
简单来说，雍正是“刮骨疗毒”，而嘉庆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再加上外面的风雨越来越大，药石无灵，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帝国病入膏肓。
网友意见
从一个小小的侧面，看嘉庆和雍正的差距:
——雍正设粘杆处，嘉庆废粘杆处。
眼熟吗?不知陈弘历临终嘱托，是否是“吾儿当为尧舜”。。。
废了粘杆处，等于没有了眼睛。又不怎么搞文字狱，少了一把整人抄家利器（也是因为乾隆毫无意义的滥用文字狱，把文字狱名声搞臭了，嘉庆以此沽名钓誉）。中枢里刘墉，王杰等人“众正盈朝”，日常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子，什么事都敢往回顶。拿内务府一点招都没，被内务府当猴一样耍。
这种皇帝，别说反腐这样的高难度动作，能有几个当官的拿他说的话当回事?
雍正能反腐抄家搞钱，能实打实把钱从士绅手里收上来。乾隆虽然不怎么反腐，可他好歹能把钱从贪官手里讹出来不少（雍正和乾隆对官场理解之深，完全超出皇帝应有的水平）。嘉庆可是既反不了腐，又搞不来钱。。。。
所谓“嘉庆新政”，对清朝实际财政情况，几乎是毁灭性打击，国库存银从此永远回不到康雍乾时期平均5000万两左右的水平。
康雍乾时要是皇帝真的雷霆一怒，一口气就能砸回来二十条定远，边修园子边揍日本跟玩的一样。
回到嘉庆，眼熟完了再耳熟一下:
崇祯: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
嘉庆:平时漫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尔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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