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美国帮助进行的民主改革，为什么日本发展得很好，伊拉克很糟？
1. 历史与文化背景的深远影响
日本：深厚的文明基础与高度统一的社会
悠久的国家历史与文化认同： 日本拥有数千年的国家历史和极其稳固的文化认同。在被美国占领和进行民主改革之前，日本已经是一个高度成熟的文明社会，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法律体系以及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高度同质化的社会： 日本社会在民族、语言、宗教等方面的高度同质化，大大降低了改革的阻力。这使得建立广泛的共识和推行统一的政策成为可能。
传统中的“秩序感”： 日本文化中强调等级、责任和集体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建立新的民主秩序提供了心理基础，尽管需要适应。人们习惯于服从权威，但同时也有对社会责任的理解。
天皇制作为凝聚力的象征： 尽管权力被限制，天皇在日本仍然是民族团结和文化延续的象征。这为美国主导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温和的过渡方式，没有完全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而是将其融入新的民主框架。
伊拉克：长期的部落主义、宗教分裂与外来统治的创伤
复杂的民族与宗教构成： 伊拉克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主要由阿拉伯人（逊尼派和什叶派）、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组成。这些群体之间存在历史性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特别是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隔阂，以及库尔德人对自治的诉求。
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 相较于日本，伊拉克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家认同感相对较弱。历史上的帝国统治、殖民主义以及战后的政治动荡，使得不同社群对“伊拉克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存在差异。
部落与宗派主义的根深蒂固： 伊拉克社会深受部落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影响。权力结构往往围绕着部落、家族和宗教派别构建，而不是基于公民身份和普遍原则。这种结构使得民主改革难以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治理基础。
专制统治的遗毒： 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实行了长期的铁腕统治，压制了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这导致了民主意识和实践的缺失，也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使得民众对任何形式的权威都可能持怀疑和抵制态度。
2. 改革的方式与进程
日本：占领后的和平过渡与渐进式改革
非暴力占领与相对和平的过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是在日本投降和战争结束后进行的。虽然存在军事占领，但过程相对和平，没有大规模的内部冲突。日本民众在战争的巨大创伤后，也普遍渴望和平与稳定。
美国主导但尊重部分现有结构： 美国在改革过程中，虽然发挥了主导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利用了日本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例如，保留了天皇制度作为象征，并利用了部分官僚体系的经验。
经济重建的成功： 美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帮助日本重建经济。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民主制度的巩固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提升了民众对新制度的信心。成功的经济发展缓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对改革的抵触情绪。
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民众的接受度： 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导下自上而下进行的，但也得到了日本政府和民众的广泛接受。日本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到改革进程中，为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伊拉克：战争入侵与推翻旧政权后的混乱局面
军事入侵与暴力推翻： 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是一场军事行动，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这种方式本身就带来了巨大的暴力和破坏，并可能导致被推翻政权的支持者（尽管是少数）产生强烈的敌对情绪。
未能有效处理政权遗留问题： 美国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未能有效处理旧政权的官员、军队和安全部门。大规模解散伊拉克军队（包括大量逊尼派军官）不仅失去了潜在的稳定力量，反而制造了大量失业且拥有军事技能的不满分子，为后来的反抗和教派冲突埋下了伏笔。
缺乏长远的“国家建设”蓝图： 改革的重点更多地放在“民主化”本身，而对伊拉克这样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如何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国家治理框架，缺乏一个细致、长期的规划和执行。
外部势力和内部冲突的交织： 战后伊拉克面临复杂的外部干预（如伊朗的影响）和严重的内部冲突（教派暴力、叛乱活动）。这些因素严重干扰了民主制度的建设，使得国家治理变得异常困难。
经济恢复的困难与资源分配问题： 尽管伊拉克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由于长期的冲突、腐败和治理不善，经济重建和资源有效分配面临巨大挑战。这加剧了社会不满，削弱了民众对新政府的信任。
3. 外部环境与地缘政治
日本：相对稳定和有利的国际环境
冷战初期美国的重点扶持： 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将日本视为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盟友，因此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扶持。
没有地区性强国的敌对： 日本的周边没有强大的、对其内部政治有直接干预意愿或能力的地区性强国，这使得其改革过程得以相对独立地进行。
伊拉克：复杂且不稳定的地区地缘政治
中东地区的复杂性： 伊拉克地处中东，一个地缘政治复杂且充满冲突的地区。邻国之间的矛盾、地区大国的竞争（如伊朗、沙特阿拉伯）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都对伊拉克的稳定和民主化进程构成了严重威胁。
地区教派冲突的放大器： 伊拉克内部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很容易被地区内的教派冲突所放大和利用，导致暴力活动不断升级。
4. 治理能力与机构建设
日本：既有制度的韧性与官僚体系的专业性
相对成熟的官僚体系： 日本在战前已经拥有一个相对高效和专业的官僚体系，这为改革后的政府运作提供了支持。
强大的公民社会基础： 日本的民众素养较高，公民社会组织相对活跃，为民主制度的实践提供了土壤。
伊拉克：缺乏有效治理机构和公民社会基础
机构真空与重建的困难： 在推翻旧政权后，伊拉克面临着国家机构的真空和重建的巨大挑战。各种政治派别都在争夺权力，但缺乏一个能够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维持秩序的统一机构。
腐败与治理不善： 战后至今，伊拉克一直面临严重的腐败问题和治理不善的挑战，这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和效率，也导致民众对民主制度的失望。
总结
总而言之，日本和伊拉克在接受美国帮助进行的民主改革后发展结果的巨大差异，并非仅仅是美国“帮助”的力度或意愿不同，而是一个 多重因素 相互作用的结果。
日本 拥有深厚的历史文明根基、高度统一的社会、相对和平的改革进程、成功的经济重建以及有利的外部环境，这些都为其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伊拉克 则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薄弱的国家认同、部落和宗派主义的根深蒂固、军事入侵带来的创伤、不稳定的地区环境以及严重的治理挑战，这些因素共同阻碍了民主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运作，导致了长期的不稳定和糟糕的发展状况。
因此，简单地将民主改革的成败归咎于外部援助的多少或好坏，是片面的。更重要的是，改革必须与当地的具体国情、历史文化和现实挑战相结合，并辅以长期的、细致的国家建设和治理规划，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网友意见
布雷默发布了100条命令，其中有几个命令是这样：
第十七号命令：多国部队，伊拉克临时当局，外国联络团，其人员，财产，资金以及所有的国际顾问都不收伊拉克法律程序的约束，这些组织的成员不受任何形式的逮捕或者拘留。
同时，在伊拉克的外国承包商不受伊拉克法律的约束，包括外国承包商的企业和雇员。
第三十七号命令：从2003年4月起，暂停伊拉克大多数税。
第三十九号命令：维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为新的货币和证券市场设立规则，以及私有化国企，为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奠定基本条件，允许外国公司可以拥有100%的伊拉克资产，并且把100%的利润带出国外，不需要在伊拉克在投资，也不会被征税。
第四十号命令，给予外国银行国民待遇
第五十一号令：暂停伊拉克国有水运公司的独家代理资格，坚决的鼓励贸易和公开竞争，为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创造条件
第七十六号命令：促进经济重建和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伊拉克经济体系带来重大变化，通过将某些国有企业履行的政府职能并入政府机构，鼓励伊拉克更有效率的治理。
，由于执行了新自由经济，消除了贸易壁垒，由于其幼稚的农业工业没有受到保护，基本上成为外国企业的产品倾销地，典型例子就是美国泰森公司把美国多余的鸡腿运到伊拉克，迫使鸡肉市场价格降低到每公斤1.25美元，比伊拉克生产商生产最便宜的鸡腿还便宜5美分。
2004年7月，有150家美国公司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集体签署了价值487亿美元的重建合同。美国和英国公司获得了CPA招标的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合同价值的85％，而伊拉克公司仅获得了这些合同价值的2％。
美国和英国公司是怎么得到这么招标的？简单，价格超过500万美元的合同，73%是非竞争性招标的，即便是竞争性招标，也通常搞很短的通知期，导致非英美公司压根没时间准备甚至压根不知道。
另外，根据2003年参议院民主政策委员会显示的资料，重建合同经常收取过多的费用，甚至不少是虚假合同，根本不存在员工的工资以及工资莫名其妙的上涨是司空见惯的。
根据伊拉克商人报告，伊拉克商人不但要对行政当局行贿，甚至还需要对中介人行贿。
以上部分资料出自《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第47卷，第2期，2007年3月。
整个流程走下来，国有资产被拍卖，外国公司对伊拉克倾销，幼稚工业没有得到保护，腐败猖獗，还能指望什么？
乔治布什当局还签署了第13303号行政命令，这个命令基本上是对美国石油公司的保护，主要是用来控制伊拉克石油收入，并且赋予了美国在伊拉克石油利益的绝对豁免权。
打着新自由主义旗号的殖民掠夺罢了。很多人一直纠结伊拉克的石油是不是卖给美国人。
呵呵，说明中国人在殖民掠夺上缺乏想象力，我成立一个伊拉克发展基金，然后控制这个基金，把伊拉克卖石油----不管卖到哪的收入重新注入到发展基金，再通过控制发展基金对美国公司输送利益，岂不美哉？
伊拉克发展基金（简称DFI）这个基金是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个账户里面，根据伊拉克重建特别监察员的报告，在2004,2005,2006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审计报告中，88亿资金没有得到核算。
根据2003年4月10日《The Nation 》的报告指出，480万的Umm Qasr港口管理合同交给了美国公司，机场被拍卖，美国国际开发署邀请了美国跨国公司竞标基础设施开发，包括水务系统，公交系统，道路系统等等。
根据2003年的报道，整个重建的价值高达1000亿美元。
加州共和党众议员雷尔·伊萨提案，要求在战后在伊拉克建造CDMA手机系统，让美国专利持有人受益，而这位众议员的最重要的捐助人是高通公司。
随便搜一搜，到处都是这种新闻。
就我观察，战后从一穷二白搞西方那套选举的亚非拉穷国，没一个搞的好的，也许最好的是印度。
当然也看你怎么定义穷国，如果认为日本战后一穷二白，那日本是发展最好的。不过我认为，日本战前就已经完成工业化，表面上归零，实际上当时亚太的工业人口主要都在日本，日本战败前已就禁止理工科学生参加神风，可见是知道自己的本钱在哪儿。所以日本战后只是表面穷国，其实是有底子的。
另外，日本战后的民主政体相当稳健的，基本是自民党执政，政策比较能延续。
日本这个鬼地方比较诡异的方面在于，冥冥之中的天意很顽固，每隔几十年，社民党或者民主党终于上台，想搞一些事情，就会碰到阪神地震或者福岛核灾这样的天灾，然后执政党很快因为救灾不力下台。
总得来说日本政治，没有太多选举政治常见的互相拆台和政策多变，日本的党争主要集中在自民党内部派系，算是派争。派系争夺的一个好处是，有一套谁都看不到的“料亭政治”（或者说黑箱吧）来平事，内耗成本较小。
如果说政治本身是乱和治的交替，那么革命可以看做以大乱换大治，西方民主政治最理想状态是以小乱换小治，相对的，最坏模式是大乱小治。而日本的选举政治，火候拿捏很好，基本做到了小乱小治。
韩国和台湾省的情况有点类似，经济大发展的阶段，都不民主。是靠高压将内耗成本降低到最低。
韩国比台湾省更穷，为了美国的一点产业支持，不惜到越南当雇佣军杀人放火，原始积累阶段脏活干了不少。现在韩国是相当民主了，每几年就以一次很刚的方式，抓一个前总统进去，内耗比较大，不能算小乱小治，但是总算还是正收益。
台湾的民主制度，就比较微妙了，我评估大致在正负收益相抵的临界上，比它好的欧美日韩都算是正收益，比他差的亚非拉穷国，都是大乱小治。
和韩国日本不同，台湾省有一个族群的症结。民主政治最忌惮的就是碰到族群、种族、派别之类的人群差别，因为这套制度本身鼓励分裂，鼓励党同伐异，族群是现成的撕裂点。所以成功的台湾政客必然是分裂人群，制造对立的高手，但凡有点良知的一定吃不了这碗饭。类似的还有泰国，每每搞到红山军黑衫军，对峙个半年。题目里提到的伊拉克也一样，族群也好宗教派别也罢，天然都是选举政治最擅长撕裂的伤口，通常形态就是大乱小治，基本都会沉沦下去。
印度比较有意思，独立时算是一个真正的赤贫国家，但是这些年下来，和周边一圈比较，无论是泰国、缅甸再到孟加拉巴基斯坦，竟然还不错。三哥一直算蹒跚前进，国家乱糟糟也没有分崩离析，军队不能打吧也不政变。已经算穷国里搞民主的最优等生了。
总的来说，选举制度不太适合穷国（印度除外）。
我常举一个例子，选举政治就如同梁山开会，如果有实力出去杀人放火，这套内部协商机制肯定是集思广益共襄盛举的；这是西方先进国家的民主看起来总是繁花锦簇的原因。
但是假设是一个穷山寨，要什么没什么，出去抢被胖揍。那关起门来民主，只能是互相拆台，大概能聊出个火并王伦。
所以很多人以为人家大秤分金银，靠的是那面替（min）天(zhu)行(ren)道(quan)的义旗，其实没看到的是杀人放火的实力。
为什么最早搞民主的希腊城邦是奴隶制，两千年后重新搞这套的美国还是奴隶制？民主制度先天鼓励拆台，所以在起始阶段得有一个没有投票权的，被掠夺群体（比如黑劳士、黑奴或者印第安人），作为收益来源来平衡内部扯皮带来的斥力。美国一废奴，那没什么好说，那就公投分家了，最后还得靠不民主不宪政的方式强行整合一遍。
所以民主搞的好的，一定得先有实力才行。当然实力也分几种，我粗分了几类。要么家里有矿，比如挪威、澳大利亚这样的。要么有独占市场的技术，欧美日韩这样的。要么有海军，能印钱，全世界认你绿纸片。要么有金融实力全世界收割。要么像英法这样有殖民地供养着。要么祖上积过大德，干过贩奴贩毒这样替天行道大买卖的。
美国民主搞的最好，美国这里面占几样？
所以，民主和富强这对表面上看互相成就，良性循环的东西，到底哪个在前面？这就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仅就这个问题而言，你得先有鸡才行。鸡怎么来的？其实翻翻账本，大多不是好来路的。
因为日本原本的国家构建就比伊拉克更成功，而麦天皇的土改起到了促进作用。
另外，如果美国按照占领控制伊拉克的思路对待日本的话，那么会出现以下局面：
- 日本绝大多数一线企业被英美资本渗透；
- 包括岸信介、铃木贯太郎在内的政治精英全部靠边站，由长年流亡欧美者、甚至是毫无政治经验的在美侨民执政；
- 强调神道教徒、佛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不同，根据宗教去划分行政区和权力分配；
- 在毫无武器收缴与人员安置方案的情况下，强行解散几百万旧帝国军队，特别是排斥神道教徒和佛教徒在自卫队中的参与度，而以基督徒新兵为主组建自卫队，并全部配发低配、淘汰或伪劣的美式装备；
- 强化琉球与北海道的半独立地位。
那么，苏联和日共渗透、旧帝国残余势力在民间阴魂不散、政府内斗有能而执政腐败、国家武装力量长期以来软弱无力，也就是可以预料的事情了。
1945年的美国：保护共同体意识（保留天皇），拉拢实权派（门阀政治），精准剪除威胁（和平宪法）
2003年的美国：我大美利坚完美无缺，空降一本宪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布什脸）
美国当年在日本要是跟在伊拉克一样搞，日本来个战国2.0不是梦
首先，美国并没有帮助日本进行民主改革，日本和大正时代弱政府是一脉相承的，麦克阿瑟只是把日本的军阀干掉，财阀分拆让他们无法形成超越政府的势力而已。而日本那些政治门阀都一切照旧，诸位首相们大多是二战前大臣门的孙子外孙。
这样的好处是保留了日本社会的稳定性，让日本不至于缺少施政人才。
而日本发展的好也是很正常的，日本在二战前就有很强大的工业基础与科研实力了。金属和化工方面都已经有诺贝尔奖级别的领军人物，二站中全民参与生产让工业人才完全普及了。
一个政府稳定，全面工人，有世界前几科研能力的国家，给他一个口子就能发展起来。而美国出于对抗苏联和中国的需求，给了日本这个口子。让日本发展经济而且没有强制的拿走经济好处。
对比伊拉克那除了石油要啥没啥的基础，美国公司一窝蜂上寡瓜分的吃相，两者的结局很正常。
1860年代明治维新的贵族后代依然还在掌权！
这是民主吗？
日本现在还是一个封建国家，日本从未实现真正的民主。而日本社会大部分问题也来自于此。
日本从二战后到现在，基本大部分首相都是当年明治维新中，获利的贵族后代和其组成的政治家族所把持，二代执政就是日本的特点。
一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安倍晋三的祖上佐藤信宽是明治维新后岛根县县令，然后其家族通过与岸家联姻，开始了政治传奇。
短暂首相麻生太郎高祖是大久保利通，也是从明治维新开始进入政坛，小泉纯一郎的小泉家族，进入日本国会已经100多年了。
还有鸠山家族，福田家族都是一样的从明治维新传承到现在。
从首相开始一直到各个政府部门行业，到处能看各个贵族的后代把持，把持各个行业的财阀，仍是当年明治维新时代的财阀，我们所知道日本所有大企业，后面都是财阀控股，三菱、三井、住友、富士（芙蓉）、第一劝业银行、三和等六大垄断财团掌握着日本的经济命脉，控制着日本的大量公司。
作为一般年轻人如果你没有生在世家，那么企业天花板触手可及，能做到中高层，已经是极限了。只有最优秀的人才，通过各种机缘巧合才能走到最高层。那就是东京和早稻田大学，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被各大家族相中，进入政治家族体系，然后进入公务员部门任职。
政治家后代则是十分轻松，像安倍晋三这样的后代，什么都不需要干，只要他想，就会有一大波人来帮你操作。
普通人想从政，必须投靠门庭，加入各种小团体家族，交换利益才能一步步往上爬，而且重要位置，世家子弟轻松你就能爬到。普通人家的孩子，则必须是有大智慧才可以爬上去，而且关隘重重。
所以现在的日本暮气沉沉，因为财阀控制的日本，机会越来越少，缺乏机会。有没有合适的创投机构帮助有创意人才创业。打开日本新世代的企业家创业史，他们大部分人的创业，都是靠一点点原始积累，这样子能创业的成功企业家屈指可数。
这种创业情况犹如我们国家的八九十年代，但是在机会遍地年代，靠原始积累是可以的，在如今商业激烈的今天，日本年轻一代创业，要难上加难。
尤其互联网这些新兴高科技领域，日本人创新乏力是有原因的。
日本在传统高科技行业还是保持优势的，但是在所有新兴高科技领域，都是落后的。
日本表面是个民主发达国家，但骨子里还是一个封建思想控制的国家。这种一种从骨子里压抑的社会，等级森严，壁垒高筑。
贵族后代们利用政治团体控制着国会，早稻田和东京大学精英投靠门厅获得各种部门工作。
年轻人没有上进机会，只有安心本职工作，不思上进甘心累成狗式工作，才能生存下去，要不然就会被社会抛弃，工匠精神就是一辈子困在一个岗位上面。
今天日本社会大部分问题，都来自于这个封建结构，来自这种落后结构的问题层出不穷，但是因为经济发达，可以把这些问题通通掩盖下去。
日本的压抑来自于上层，来自于传统，来自于既得利益者不想改变。底层人因为全球化还有稳定收入，一旦日本在全球化的今天，过去的产业全面落后，新兴产业无法跟进，底层人的收入无法保证的时候，那么一场掀动社会结构的浪潮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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