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音和中古音拟出来的读音有什么依据 ？
想象一下，我们想知道很久很久以前，比如先秦时期的人们是怎么说话的。我们现在能读懂古文，但当时的读音，我们是听不见了。这就像我们看到一张古老的照片，知道里面的人是谁，但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一样。那么，古音研究者们，他们又是怎么“还原”这些声音的呢？这背后其实有很多“线索”和“方法”，就像侦探在寻找破案的证据一样。
一、 为什么需要拟音？
首先，得明白为什么要有“拟音”这回事。语言是会变的，这跟天气变化一样自然。几千年前的汉语，跟我们今天说的汉语，在发音上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我们按照今天的读音去读古诗词，可能会觉得味道不对，韵律不和谐，甚至有些词的意义也可能因为读音的改变而模糊。
比如，很多古诗是讲究平仄对仗的。如果我们不了解古时的平仄，强行用现代的读法去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再比如，很多古籍里的谐音字，如果我们不知道它们当年读起来是什么音，很多文字游戏和幽默也就失传了。所以，拟音就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古代文献，更原汁原味地感受古代文学艺术。
二、 拟音的“铁证”——“证据链”
古音研究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有一套严谨的方法和依据。这些依据，就像侦探手中的证据，环环相扣，最终指向一个可能的答案。
1. 《诗经》的韵部：最原始的“听诊器”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里面很多诗都押了韵。古人写诗，讲究押韵，就是诗句的末尾字读音相似。那么，《诗经》里哪些字经常被押在一起？这些字在现代汉语里，可能读音差异很大，但它们当年很可能就是同音字。
举个例子，《诗经》里很多“歌”（gē）、“河”（hé）、“波”（bō）这些字，在古代都押韵。我们今天读，这几个字发音差得远了。但如果追溯到上古，它们当年很可能都属于同一个韵部，读音非常接近。通过分析《诗经》里大量的押韵证据，语言学家就能大致勾勒出上古时期的韵部系统，知道哪些读音在当时是相通的。
这就像我们分析一堆押韵的歌词，发现原来某几个发音不同的词，在老歌里经常被放在一起唱，那我们就知道，当年这几个词的发音可能比较接近。
2. 反切法：古人的“声音导航仪”
反切，是古代记录汉字读音的一种方法。它通常用两个字来标注一个字的读音：“某字切”，比如“东，丁公切”。这意思是说，“东”字的发音，就像“丁”字（代表声母）加上“公”字（代表韵母和声调）。
通过大量的反切记录，我们可以知道古代各个字的发音。更重要的是，反切是“声母”、“韵母”、“声调”三者结合的。如果我们能找到两个字的切法，比如“东”的切法是“丁公切”，而“冬”的切法是“丁钟切”。“丁”字代表声母相同，都是[d]，而“公”和“钟”在韵母和声调上也有细微的差别。通过对海量反切的比较和分析，语言学家可以逐步还原出古代每一个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具体发音。
这有点像古人在地图上给你标出了“往东走，遇到山就往北，然后到河边”，然后你根据这些指示，一步步找到了目的地。反切就是这样的“声音指示”。
3. 训诂和词义的变化：从“意义”倒推“声音”
有些古籍里，会有学者对某些词的解释。有时候，学者会引用同音字来解释某个词的意义。比如，某个古籍里解释一个词“A”，说它“读如B”。这里的“B”很可能就是和“A”同音或近音的字。通过这种“训诂”的线索，我们可以推断出“A”和“B”在古代的发音是相近的。
同时，一些词语的意义是会随着时间演变的。有时候，一个词在古代的含义和在现代的含义完全不同，但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些中间的语料，发现它在不同时期意义上的过渡，同时也发现这个字的读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就可以将这些信息联系起来。
这就像我们研究一个古董，发现它的用途从最初的祭祀品，慢慢变成了装饰品，再到现在的收藏品。如果我们能同时了解到它材质、工艺上的变化，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它的历史。
4. 外来语和音译：国际化的“发音参考”
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以及更远的国家都有交流，比如佛教传入时，会音译梵文的佛经和术语。佛经里的很多音译词，都留下了痕迹。这些音译词的发音，通常会根据当时的汉语语音系统来模拟。研究这些音译词的发音，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汉语的语音特点。
比如，佛经里很多“阿弥陀佛”的音译，我们可以去对比不同朝代的音译，来分析当时汉语声母、韵母的演变。
这就好像我们听外国人学说中文，可能会发现一些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中文发音特点，因为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习惯来模仿。
5. 其他文献的佐证：古籍里的“零散线索”
除了以上几点，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文献也能提供线索。比如，一些笔记小说里可能会记录一些口语化的表达，或者对某些字的发音的特别说明；一些戏曲、俗文学作品，其语言也更接近当时的口语，也可能提供一些发音的依据。
这些就像是在犯罪现场找到的一些不起眼的碎片，虽然本身不显眼，但经过拼凑，也能提供重要的信息。
三、 拟音的“过程”：像“拼图”又像“推理”
古音研究者拿到这些证据，就开始他们的“拼图”和“推理”工作。
建立模型： 他们会先根据一些比较可靠的证据，比如某一个朝代反切系统的特点，建立一个初步的语音模型。
验证和修正： 然后，用这个模型去套其他的证据。如果吻合，就说明模型可行；如果不吻合，就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调整声母、韵母或声调的拟定。
层层递进： 这个过程是层层递进的。先拟定一个比较粗略的模型，再根据更精细的证据，不断细化。比如，先确定上古有多少个韵部，然后细化到每一个韵部里包含哪些韵母。
相互印证： 不同的证据之间是相互印证的。比如，诗经的押韵证据和反切证据，如果能够相互支持，那么拟定的结果就更有说服力。
四、 拟音的结果：不是“唯一答案”，而是“最可能”
需要强调的是，古音拟拟出来的是一个“最可能的”读音，而不是一个绝对的、百分之百正确的答案。因为：
证据的不完整性： 毕竟，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古代的语言材料都找出来。很多东西可能已经永远消失了。
解读的主观性： 即使是同样的证据，不同研究者的理解和分析也可能存在差异。
语言本身的复杂性： 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系统，要完全还原一个几千年前的语音系统，本身就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古音拟音，不同学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小的分歧，这是非常正常的。它们代表的是学界目前最为主流和可靠的学术研究成果。
总而言之，古音拟音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利用所有能找到的光线（证据），通过逻辑推理和系统分析，尽可能地还原出那些已经沉寂的声音。这是一个充满智慧、耐心和对历史负责任的科学探索过程。
网友意见
谢邀，上古汉语构拟依靠的材料主要是如下几种：
一，对上古用韵情况也就是韵部的总结。通过总结分析韵文比如《诗经》押韵的情况分析出上古的韵部（这一工作清代乾嘉学派开始就在进行了），再将这些韵部和它们在中古对应分化出来的韵母相比较，拟测出其音值。
二，谐声分析，共享一个声符的字的系列称为一个谐声系，同一个谐声系应该在语音上相近，清代段玉裁就指出“同声必同部”。通过谐声系的系联就可以得出不见于上古韵脚的字所在的韵部来。谐声同时也是分析出上古声母的钥匙，比如通过对中古以母字谐声行为的分析，我们发现它分为两类，一类常和中古透，定母谐声，另一类常和中古见系声母发生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将以母在上古拆成两类，又可以将一部分透，定母在上古重构为边音声母。
三，基于汉语音系结构的内部拟测，俗称“填空格”，比如一四等在中古明显有互补关系，群母和云母明显都和匣母存在互补关系，后鼻音韵前接舌齿音声母时绝不出现狭义上的合口韵（也就是带有u介音的韵）而其他阳声韵则不然……这样种种现象都可以为我们构拟上古音提供依据。需要注意的是填空格得有依据地填而不是看到空就填，一个绝对整齐的音系也是不太现实的。
四，与外语的对音证据，比如很有名的汉代“乌弋山离”对“Alexandria”，“弋”在中古为以母字，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将以母的一部分构拟为边音是可信的。更晚则有梵汉对音，比如俞敏总结的《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在其中我们发现一些中古的章组字对译梵语软腭辅音起首的音节的现象，比如“支”对ke，可以证明中古章组确是颚化的产物，有一部分确实来自软腭声母，也符合我们分析谐声得出的结论。还发现一些中古的三等字（比如俞敏自己指出的“目”之类）明显在早期看不出有一个j介音，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起码是部分的三等介音为后起。
五，对闽语，乡话等在上古晚期分化出的汉语方言的早期形式的分析，这些方言中可能还存留有上古音的痕迹，比如闽南语就能找到章组白读作k声母的例子，比如“枝”ki，以及闽北语来母读作s声母，而且为阳调，可以解释为上古*r>ð>z>s（郑张尚芳）或*Cr>Cʐ>ʐ>z>s（白一平），可作为来母上古为r的一个证据。
六，对其他语言早期借词的分析，比如白一平和沙加尔在拟测上古汉语时就通过苗瑶语中的一些早期汉语借词存在的鼻音前缀而为上古汉语重建了*N前缀。不过这个方法要慎重地用，因为借词本身的性质（是否发生了后起的音变）和借入年代都不好确定。
七，同源比较，这是最应该慎用的办法，汉藏比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重建上古汉语甚至原始汉语的方法，但是同时在现阶段也非常危险，因为对于汉藏之间的关系研究的还不够深入，完全没有像印欧语格林定律那样的对应关系公式，对同源词能够确定的大概只有一些像数字和身体部位一类的基础词汇，其他的都还不好说。目前来看，同源比较的大规模开展应该是在以汉语内部材料重构了上古汉语并且总结出汉语词族后才能进行的，不过很遗憾，这方面的研究也还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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