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司马炎和朱元璋重新构筑的分封制有什么异同？

一、西汉的郡国并行：面型

1、分封背景：皇族出身寒微，分封制度复辟

刘邦布衣出身，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仅用八年，就从平民一跃成为天子的人。刘邦是依靠项楚系复辟势力起家，身边的主要团队成员，以乡党居多，大半功臣都是屠狗盲法之辈。刘邦在灭秦战争中拔得头筹进入关中，并迅速积累起在秦地的民望。后来在楚汉战争中，以秦地为基础，成为唯一能与项羽匹敌的诸侯领军人物。跟随其对抗项羽的诸侯盟友，尤其几只力量较强的诸侯王，都是平民出身。刘邦得天下时，已经近六十岁高龄。汉初皇室也算是人丁较为单薄的，刘邦仅几个儿子年幼，加上兄弟和侄子也不过十几人。刘邦称帝后用数年时间，基本扫平异姓王，定下非刘氏不得为王的同姓封王制度。

2、分封性质：与关东划天下而治

汉朝建立时，诸侯是拥有地方上完全治权的。调兵权、使节权、官员任免权都是在文景帝时期逐渐收回的。汉初的分封，可以理解为：皇帝将天下一分为二，一半是关西帝国辖区，另一半是关东诸侯国封区。皇帝在帝国辖区内施行中央集权制度。诸侯国是高度自治，中央并不干预其治理，还留有先秦分封特征。

3、分封初衷：吸取战国与秦朝之教训，将无险可守的关东密集分封

一方面，吸取了秦之激烈集权转型的教训，为防止秦末以封建复辟为由的动乱再次席卷，所采取折中的“郡国并行”策略；一方面，刘邦也是反秦诸侯之一，秦国并未完全深入关东人心的集权制度，也是诸侯反秦的主要旗号，恢复分封相当于西汉建立的合法性来源之一。还有一方面，是以同姓分封，外部宗亲势力，来制衡强势的功臣集团。

4、分封布局：守内虚外，帝国辖区在西，封国辖区在东

帝国中央占据旧秦国土地，以西部半壁江山为高度集权之帝国辖区，基本占据了中西部主要关隘，形成帝国区的闭合型战略优势，并以中原地区为控制关东的战略前沿据点，以西压东。这个战略底盘，是周秦汉隋唐等多个王朝建立的地缘战略基础，是经多次实践检验的地缘优势。汉中央对东部封国区，先施行密集分封，后进行分化瓦解。

汉初外部局势并不复杂。南方外族势力不强。北方外部势力，只有匈奴一国强盛，但也多为骚扰式侵袭掠夺，未有领土之忧。通过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北方大致稳定。

西汉的分封，实则为“面型”防御思维，以西面大片，压制东面诸小片，并控制两面交接线的各个要塞。

5、制衡思路：内部有派系制衡，外部有封国制衡

中央帝国与地方封国，实现外部制衡。功臣集团与外戚势力，形成内部制衡。外戚、功臣、宗亲，形成三方制衡。

在内，皇权与功臣集团充分合作。因为功臣集团的利益也在中央，与皇权一致。通过强化帝国中央集权，以帝国辖区的政治、国力优势，压制对中央有潜在威胁的诸侯王。

在外，诸侯皆为刘姓宗亲，会对中央的功臣集团，时刻维持战略压迫感。功臣集团无法通过控制皇权坐大，必须依仗皇权宗室的强大，来避免可能触碰的诸侯夺位之战。中央官僚体系中，也有大量宗亲力量的存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钳制局面。

皇权，也时常在微弱时期，借靠外戚的力量来正常维系对功臣集团的强势。这是刘邦为身后布局，引领的外戚参政的传统。而外戚一旦坐大，功臣集团又会通过与宗亲合作来铲除外戚。

汉初的政治演化，基本就在这个制衡思路里进行，包括吕后专政，迎立代王，景帝削藩，武帝掌权等一连串事件。最终，在武帝时期，诸侯封国大势已去，实现了全国性的中央集权。此时，内外制衡的政治均势被打破，内部的皇权与功臣集团的平衡也即被打破。武帝彻底剪灭汉初功臣集团，正式完善汉制，确立征辟察举的官方仕宦拔擢渠道。这象征着汉朝，分封制度到集权制度的过渡成功。

6、制度结果：成功向集权过渡

汉朝的分封制度，是处在后战国时代，对秦国和项羽的两次极端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批判性继承。汉朝是进行分封过度最为成功的一次。汉朝的分封是历史性妥协，先将道统紊乱的社会迅速稳定，而后通过数代人渐进式政治努力，最终取消分封完成集权，成功消化掉分封制的潜在险患。

汉朝分封制向集权制过渡之所以成功，有几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社会条件，即普遍意识条件和阶级结构条件。汉初，处于秦灭六国式硬件统一，但舆论尚未全部认同中央集权，故而在激烈的统一后，爆发了一次更为激烈的分封制复辟反弹。但这次反弹，却向所有人展示了分封制再也无法回到先秦的战略均势状态。先秦旧贵族和秦末新兴诸侯，动用在秦朝统一战争中并未耗尽的地方力量，进行碎片化的割据战争和存量掠夺，最终以8年时间天下人口减损60%，生产力和各类制造技术倒退，民怨沸腾而结束。此前分封制拥护派对集权的激烈抵触由此结束。自原生社会就惯有的分治社会，失去了先秦时那样足够的舆论支持。人心向往统一成为逐渐普及的意识。另一方面，这场破坏力巨大且迅速的乱世，极大的改变了汉初的阶级结构。历经数百年发展和积淀，控制着大量地方资源、基层人口与土地，私兵众多的先秦贵族地主阶级，被消耗殆尽。到刘邦建汉后，对关东大贵族，动辄举族强行迁徙，极尽控制力度，就是由于这个控制关东地区基层资源和要素，且有强大舆论导向能力的中间阶层，在秦末楚汉战争中被抽空实力。汉初中央得以拥有了极其强劲的集权能力和集权趋势。直到汉朝中后期，地方上新兴豪强阶层出现，填补了汉初的这一段中间阶级真空，汉朝的中央集权能力才逐渐衰落。堪比此次阶级塌陷式转型特征的，要到唐朝士族地主阶级衰落，中央集权再次达到历史顶峰了。

继承人条件。汉、晋、明，三次建国分封，都经历了主少国疑的阶段。但刘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身后布局非常巧妙，功臣与外戚有博弈，有合作。外藩和中央，有互相支撑，有互相威胁。这个政治平衡设计的前提，是刘邦对吕后外戚，对功臣集团的包容。当刘盈意外之死，外戚擅权问题爆发。这个时候，功臣集团对中央稳固的利益驱动又表现出来。功臣集团迎立代王，再次帮助汉中央成功度过了有倾塌之危的政治混乱期。刘邦对功臣集团的制衡与利用设计，是晋、明初建时，所不具备的。

总结来看，刘邦的分封制成功，是因为他需要封宗亲力量，又敢于让外戚代政，更保存了功臣集团。而这三股势力，恰恰又成了互相牵制的平衡状态，哪一方不利于皇权，都会触动另两派对其合围。当然，时代给予了这种平衡能够实现的条件，也很关键。

二、西晋的封王出镇：点型

1、分封背景：司马氏三代把权

西晋的分封背景，与西汉截然不同。刘邦的本质是诸侯，是军阀。而司马氏的本质，是控制兵权与政权的权臣世家。司马家掌权到司马炎，已立四世三代。面对士族盘根错节的朝堂，年轻的司马炎在登位之初，需要更多仰仗家族长辈的支持。甚或说宗族利益，是他必须首先考虑和满足的。

2、分封性质：封王异地出镇，掌都督兵权

司马炎登位之初的分封，所封宗亲辈分大都高于司马炎，是倚重族中长辈，为获取宗族支持。司马炎稳固掌握住权力后的分封，是实际上的要求就国的封建。就国的诸王拥有了一定的地方兵权和治权，与地方官僚逐渐形成了主从关系。但是西晋的八王之乱，根子不在诸侯国反叛，而是出镇藩王依靠军镇兵力夺取中央权力。出镇藩王是没有就国，而任军职的官僚藩王，是军镇与自身封地并不一致，掌有一方兵权的大都督。八王之乱就是出镇藩王以兵权操控中央，其他的藩王又发兵中央清君侧，再由自己操控中央，而后又被其他藩王以同样形式攻灭。这次乱源并非诸侯国叛乱，而是身为宗亲诸侯王的军镇统帅以兵权发动政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分封问题的爆发。而是类似于“军区”叛乱，只不过“军区”首长是封地不在军区的宗王。

3、分封初衷：吸取了秦、魏教训，以宗室全面掌兵，抑制士族力量膨胀

司马炎，面对的是与秦汉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士族门阀成型节点。这个时候，面对顶级士族垄断地方资源、要素和舆论引导权力，并逐渐将中央仕宦权力把持，晋武帝已经能够感觉到集权难度之高，远非两汉可比。士族高门全面掌握住地方上的入仕渠道，他们一旦掌握兵权，对中央会是巨大威胁。此时兵权应该倚重宗室还是官僚，晋武帝一定是有过持续且深刻的思虑。要说晋武帝可以参考的帝制王朝先例，还真就只有秦、汉、魏三朝。秦不封皇帝子嗣，结果满门遭戮。西汉是分封对集权的一次成功过度。魏则是不兴宗室，被自家司马氏控于鼓掌，无人能救。仅就当时情形来看，司马炎以史为鉴，广封宗室的策略，倒不失为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于是，西晋建国后即有了泰始、咸宁、太康三次封建，并将军镇兵权也交给主要的宗亲诸侯王，以压制渗透入社会方方面面的士族阶级。

4、分封布局：守外虚内，以洛阳为中心点，外围逐层设立军事要镇

都城既位于天下之中的洛阳，西晋的地缘战略，就和位于关中的西汉截然不同了。西汉的都城地缘战略，是腹地本位的“面型”思维，是与封国划清治理界限的思维。而西晋的地缘战略，是以洛阳为中心点向外放射，多层围绕防御的“点型”思维。这些关键“点”，就是环绕京师的各大军镇。于是就有了西晋初年的八大都督区，即军镇军区。这些出镇都督基本由宗王和士族参半任职。但其中洛阳周边的重要军镇，关中都督区的长安，豫州都督区的许昌，邺城都督区的邺，则多为宗室封王担任。成了拱卫首都核心的三方重镇。同样定都洛阳的东汉，其司隶校尉部却是将河内、河东、弘农与整片关中相连，这其实是延续西汉的腹地战略的“面型”都城地缘思维。而从邺城成为曹魏龙兴王畿后，魏晋的都城地缘战略，就逐渐形成中心点布局的无腹地式思维。这是从曹魏时期起形成的都城战略特点。

西晋的另一个地缘特点，是对内徙胡族的包容。经过东汉魏晋长期的内迁，五胡已经盘踞包围了洛阳整个西边的战略要位，几乎占据着洛阳的西部咽喉。

5、制衡思路：皇族把守关、邺、豫三镇拱卫洛阳京畿，外围军镇布局在要隘，控慑地方州郡

西汉是典型的守内虚外，主动放弃远藩治权，却强化中央辖区集权，以国力压制封藩。西晋却则走了一条看似加强皇族宗室，实则守外虚内的相反制衡思路。这与魏晋一系政权，独特的发展与建国进程有关。曹操最早的起家之地是兖州，后来向颍豫发展，并将献帝迎入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在与袁绍河北决战之后得到河北，称王后随即将魏国的腹地基盘定在河北，着力营建邺城为魏王都，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曹丕建立魏朝后，又定都洛阳，为西晋所继承。至此，加上与洛阳唇齿相依的西部关中，西晋洛阳必须兼顾的方向至少有三面：关中-河东，邺城-河北，颖川-豫州。西晋是以紧邻居中都城的这三个板块为洛阳屏障，外围为地方，扼此三方都督区以守京畿，将以洛阳为中心连带此三大板块，都视作帝国掌控的中心区域。

从政治制衡上来说，晋武帝主要是依靠做大宗族实力来应对士族力量。士族垄断文官系统的入仕渠道。封王则在太康分封后则垄断了地方兵权。在晋武帝年间，镇兵拱卫洛阳，两方相安。但从内在逻辑来讲，宗室瓜分了地方兵权，其实觊觎中央。士族的家族利益则也在地方。这一制衡思路没有固本中央。无腹地的“点型”洛阳中央，反而成了无力量布局的盲点所在。

6、制度结果：八王之乱，中原虚耗

西晋中心区域分散化的军力布局，是在中心区内部形成了实封，比实封远藩要更可怕。方向截然不通的三方俱守，如同洛阳无法聚焦任何一方为中央腹地。对军镇的多向分权，实则是孤立洛阳为一点，将都城的战略安全寄予多方势力，形成了帝国中心区域内的强枝弱干形势。这种内外制衡效果，事与愿违。所以，八王之乱最先起自中央，然后多方掌握镇兵的封王再借机反复冲击中央。拱卫洛阳的三大都督区，成了乱源所在，长安、邺城、许昌三镇，也在拉锯战中俱被蹂躏。都城洛阳，则被各方势力在政治上东拉西扯，皇权被反复架空控制。

藩王就国，有了一定兵权，也与地方低阶士族有所融合。宗室都督掌兵，本为压制地方力量，作为中央对外屏障，却成为了中央的掘墓者们。士族出身的中央文官本就是地方利益派予皇权的代表，不似西汉功臣集团的家族利益之根在帝国中央，与是中央一损俱损。西晋士族不会举族之力维系西晋皇权。政治设计本为平衡，也许给予皇族宗室最大的军事优势，反而失去了士族与皇族两间制衡的能力。封王出镇，导致八王之乱，陷入轮番抢夺中央的恶循环，虚耗中原。最终，被内迁至华夏腹地要隘的五胡所推翻。中国历史进入了帝制时代最漫长的一次分裂期和探索时代。

如何面对当时复杂的阶级局面，难度之高，确实也难为晋武帝了，毕竟士族已经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形态。他的时代已经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乱世里，皇权最耀眼的时刻了。士族的产生起源于数百年前，察举、经学与豪强的同时出现、进化又融合。西晋作为最有能力解决此道的统一帝国，却也像是一次制度实验的失败。当然，这与西晋皇位的第二代继承者孱弱无能，浪费了皇权成长的大好时机，也有脱不开的关系。时也，命也。

三、明初的塞王镇边：线型

1、分封背景：皇族出身微寒，外部强敌环伺

朱元璋的出身是底到不能再底的底层。所以他的创业背景，尤其是功臣集团组成，和刘邦十分相似。但他并没有遭遇刘邦时期，异姓诸侯王合理存在的问题。此时的中国，中央集权已历一千多年发展，已臻成熟。明初最大的三个隐患，一是内部，粗放治理汉地的元朝，重财轻治，北方人口和经济萧条，地方上作为蒙元代理人而发展起来的汉族豪强大户，广泛存在。二是外部，元朝虽被推翻，汉地尽收，但退回蒙古的元并没有被消灭。其复辟之志犹甚。而明朝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域，被北元、东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等蒙古势力包围和占据。蒙元作为蒙古帝国名义宗主被汉明驱逐出境，他们皆虎视眈眈，外部形势不容乐观。三是都城，明初首都南京，是朱元璋龙兴经营多年之地，但方位偏南，对北部边患显得鞭长莫及。军旅出身的朱元璋，显然意识到都城问题，有过迁都考察。但最终，他却用分封来替代迁都，这算是他的路径依赖了。

2、分封性质：藩地较小，且无治权的镇边塞王

历朝历代皆封王，但封王是否威胁中央集权的关键，在于藩王是否有治权，是否有兵权。有治权，则可养兵。有兵权，更可夺地方治权。朱元璋对子嗣的封王，并没有给予治权，只给予兵权。本质上，明的主要藩王，多是就藩于边境一线，抵御外部势力入侵，是拥有精锐重兵的监军塞王。地盘不大，难称有伐国之力。

3、分封初衷：吸取唐、宋教训，皇子监军，既抵御外患，又防止边将坐大

朱元璋重启分封的初衷，还是为了解决国都靠内，远离边患，以守外虚内的方式，将皇子置于边塞要地，作为监军，抵抗外部威胁。想见，朱元璋是反思过重武的唐朝之藩镇割据，和抑武的宋朝之军事乏力，然后定下这么一个远藩临敌，腹地不封的格局。朱元璋早年在郭子兴麾下，他与郭天叙的明争暗斗的经历，让他萌生了人为其家，不可尽信的人际观。这其中，也包含了朱元璋，对于功臣集团几次军事动乱，对外姓掌兵的刻意防范。

4、分封布局：内外皆实，四道分封带，皆远离南京腹地

从封国布局来看，藩王封地大都不过一两府之地，根本无法形成大国之势。但个个把守形胜要冲。同为守外虚内，明初的分封布局，与西晋将的最大不同是，朱元璋没有把围绕南京的帝国中央区域外封，实则是要留一个强健的江淮-江南中央腹地，并没有让皇族有胁迫中央的近便之利。

其次，分封大概有四条带状层次，最第一条线为北部的辽、宁、燕、谷、代、晋、庆、肃诸王，第二条线为秦、周、鲁、齐四王，第三条与南京同为长江一线，是蜀、湘、楚三王，第四条为南部的岷、靖江两王。

所以，明朝的分封更类倾向于“线型”防御思维。皇室整个控制天下，却把三层防御线上的要地，衔接式分封给宗王。尤其是与蒙古势力相抵的最外一层，分封的绵延紧凑。与西晋的区别在于，这三条线是远离京师板块，而不像西晋三大点型军镇那样，紧邻并扼守京师板块。与西汉相比，京师板块仍然类似西汉是整个盘面，而封藩则是一两府之地，仅呈线状，行督军职能，而没有完整的盘面。所以朱棣对付旁边的藩王也是冒了险的。可以看出朱元璋的设计，并不是拍脑门的决策，多少是细致参考到前代教训的。

5、制衡思路：远藩、近藩制衡，地方与藩王制衡，南京国力仍呈压倒性优势

明初的封国，北部的辽、宁、燕、谷、代、晋、庆、肃，以及南部的蜀、岷、靖江，是最外围，也扼守边境要塞，直面外患。而秦、周、鲁、齐、湘、楚，则在内部拉开一圈五百公里外的内部屏障。外围边防一线的诸侯王，要进犯中央，则必须越过内部一圈屏障式的藩王属地。内部一圈屏障的诸侯王要威胁中央，则后方有外围一线诸侯王与中央对其腹背夹击。

以南京中枢为核心的京畿地区，面北掌握江淮丘陵水泊防御带，向南坐拥江东平原，江南富甲之地，仍不失龙兴之基本盘。这面型的广袤京畿腹地，正是与最终沦为孤点的西晋洛阳之区别。与西晋的越是封王重镇越是靠近洛阳相比，明朝的镇边藩王是越重要越远封，距南京和江南越远。明初南京并未将京畿方圆400公里内的重要区域拱手藩王军镇。即使存在远藩封王，南京中央内的集权，也是非常牢固的。帝国中心区域，仍足矣以一己之力，压灭任何一方两府之地的藩王反叛。这与当时社会上，再无能控制州郡之地的豪门世族的社会形态有关。

从地方上来说，朱元璋的设计是，包括封藩区域，官员任免权、治权都是收归中央的，由官僚系统运作。密集分封的同时，每个封王封地，又不过一两府之地，一旦试图抢夺地方官署治权，就显然有反叛迹象，中央也能及时应对。这种地方官僚与监军塞王之间的制衡，也大大限制了藩王的主动权。尤其是南方与中原的内屏型藩王，根本没有执结重兵的理由。除非是众多藩王同时反叛，否则中央当是非常稳固的。

强大的中央辖区实力，封藩与封藩之间，封藩与地方官署之间的相互制衡，好处是建文帝后来激烈削藩和靖难对峙时，弱藩不敢造次。但局限之处也明显，就是弱藩如果坐山观虎斗，实则还是需要以中央实力对付强藩。

6、制度结果：靖难之役，燕王夺取中央，从此封藩沦为帝国累赘

这次分封，仍旧以藩王夺位成功失败了。分封制虽留下，可藩王实际成了尊贵囚徒，并消耗国家越来越重的财力。明初与西汉时局相比，政治失衡的关节在中央。刘邦将功臣集团利益牢牢捆绑在中央，也肯让吕后外戚掌权，使两方成为嫡系皇权的托底构架。朱元璋则将功臣集团尽除，留下的继承人，又是无强人辅佐，不谙世事的少年。

功臣集团，在西汉分封制向集权制成功过渡的历史作用中，至关重要。因为它有效遏制了同姓封王真正的可怕之处——窃取皇权的低成本。实封同姓王，是对皇权法统被撕开了一道口子。西汉诸王伐吕、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明初靖难之变，背后都是宗王对皇位的渴望。有嫡系军队和官僚班子，有继位而无需改朝的道统优势，藩王对中央的离心力，对皇权的觊觎，几乎是客观上必然会滋生的。对宗室诸王来说，谁得到中央，谁就是中央。西汉迎立代王为此，西晋八王之乱为此，成功的靖难之变更是如此。这种局面下，与嫡系皇权牢固捆绑的功臣集团，是汉初分封过渡成功的关键点所在，也是也西晋、明初最大的区别所在。他们对中央皇权稳定性的需求更强烈，利益与嫡系皇权的捆绑更甚，对皇室庶枝有一定的天然抵抗属性。

刘邦不断打压异姓王，并非他绝对相信同姓王。吴王刘濞就国前，刘邦就直接了当问他：“阿濞呀，你将来会不会造反啊？”刘濞直言不敢。可最后领头七国反叛的正是他。汉初功臣集团的作用，正是尽力维系嫡系一支皇权的托底势力。在中央，他们家族之间盘根错节，一旦嫡系皇权被推翻，他们也势必会被连根拔起。所以吕后活着，他们奉吕后。吕后死了，他们主动灭诸吕，堵住关东诸侯口实，迎立年长且素有贤名的代王，之后又尽力为景帝平定七国之乱。这是利益所在，是与皇权目标趋同下的合作。但朱元璋不然，他对功臣集团是一百个不放心。即使那些功勋权贵真的有反心，他这种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动辄数万人的连坐，也基本将中央功臣集团内，可用的次阶储备人才给灭干净了。这才有了建文帝削藩无将可用的局面。

建文帝低估了削藩的难度，从而采纳文官激烈削藩的主张。其实形势上，南京方面一直占据上风。但建文帝没有认清的一点就是，他的明初中央，虽然看起来强壮，可不是汉景帝的汉初中央。最大的差别，恰在汉朝功臣集团与景帝高度捆绑在一致利益下。而明初，主要由职业官僚组成的中央，无论是奉建文帝还是改尊永乐帝，都是效忠明朝。这个群体的利益、志向取向是多元的。而功臣集团，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维护其利益格局，就要维护嫡系皇权。而铲灭了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后，明初作为科举制下，乡绅庶族地主阶级主导的社会形态，职业官僚与皇权并无历史情感作为纽带，也无家族利益在中央网络交错的负担与责任。建文帝的皇权，是利益上孤立的皇权，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结果是，可笑李景隆成为了靖难首功。后来的永乐帝朱棣，也应感受到了这层，他老爸朱元璋设计出的皇权之利益孤独，替换京师利益格局成本之低。于是他轻易的对南京中央官场洗牌，对南京旧臣施行暴力恐吓，扶持靖难功臣集团全面上位，甚至把首都也迁到了北京。藩王对中央的窃取关键，在于拿到中央，就拿到了皇权合法性。朱棣先于建文帝看到了这是两个人的争斗，而不是两个国家或两个集团。鏖战数年后，他终于回过味儿来，一改以往战略，摔骑兵孤军深入中央腹地，出其不意，擒贼先擒王，直接勾结内奸拿下京师，一举解决所有问题。藩王的血统动力和极低的篡权成本，才是实封制无法忽视的先天弊端，最可怕之处...哪怕是朱元璋这般通晓人性的地缘战略大师再怎么缜密的设计，也只是试图对抗人性规律的冒险。

要说朱元璋的制衡之设计，如果建文帝不搞那么激烈，那么急功近利，或者他本人能够杀伐决断一些，或可稳定。毕竟明初的藩王，大都不具备国战能力。朱棣顶着造反的名头鏖战三年，也才河北一隅。在政治合法性上，在实际控制地盘大小上，在军力后勤上，始终无法与南京中央的雄厚国力比肩。他最大的依靠和优势，是自身丰富的统帅经验和能力，以及作为抗衡蒙古的精锐燕宁铁骑之师。这说明朱元璋的地缘制衡设计思路，大体是发挥了作用的。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是朱棣最终孤注一掷，携精锐骑兵，深入江淮，直临南京城下。此时若是没有建文帝发小李景隆的开城投降，这至多也就是朱棣一次孤军深入，冒险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正是因为李景隆已经受到南京文官系统的弹劾，有了性命之忧，却仍被建文帝委以重任，才会在关键时刻勾结叛军并反水。可见南京中央，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以及一个能够掌控局面的明君，来凝聚和稳定政治方向。其本质，仍是中央出身不同的各派别政治利益的不统一，造成的中央决策面紊乱。如果功臣集团能有一定的保存，或不至此。这才是南京远远不如朱棣团队，不如西汉中央团队的致命问题。

朱元璋的设计，强于西晋，因为偏重中央腹地之强实，集权程度之强力，对藩王封得多而碎小。但这次分封，不能说于国有太大损失，但又不及西汉成功，在优势情形下没能保存下嫡系一脉。当然西汉也没能保存嫡系一脉，但那是由于惠帝早逝，主少国疑，但文帝过度很稳定。明朝，没有中央内部政治利益之一致，是失于人事。朱元璋对开国功臣集团的不保存，让朝中无可以稳定局面之人与集团，更让李景隆这类仅存的功臣二代和新兴职业官僚间，存在着无法调和又无法消抵的冲突。临危之时，党争问题也很突出。这也是朱元璋最初的太子意外病死而忽然引发的继承问题，以及南京都城方位问题，不得不施行分封，作为朱元璋晚年的替代策略。

封同姓王是亲亲之道，拜异姓将是亲贤之道。外姓会割据叛乱，同姓也会坐大造反。同姓、异姓相互制衡，才是帝王的权变之道。偏于任何一方，实则损害了平衡，势必引发后权威时代的问题。这三次分封的成功与失败，都有时代因素，继承者因素，制衡设计效用发挥程度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大视角来说，分封制的确是逆流。用问题堵问题，新的问题始终也是需要得到解决的。把问题交予后人，这大概是很多王朝第一代创业者，所留下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