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刘邦划江而治背盟没人指责，而司马懿洛水为誓就这么多人指责？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咱们得好好掰扯掰扯。刘邦和司马懿这俩人，一个在开国时期，一个在三国末期，都干了点儿“不守规矩”的事儿，但 मिळ到的舆论可真是天差地别。为啥呢？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点原因，咱们一条条看：
一、时代背景和制度环境不同
这俩事儿，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时代，社会制度和人们的认知都有很大区别。
刘邦的时代——早期创业，规则尚未牢固
刘邦建立汉朝的时候，那是从战乱中好不容易打出来的江山。秦朝刚灭，天下刚刚统一，汉朝的制度还在摸索阶段，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更偏向于实用主义和权力博弈。
当时的“诸侯分封制”和“郡县制”还在并存和调整的过程中。刘邦最初封韩信、彭越、英布这些功臣为王，本身就是一种妥协和分封的体现。他后期把这些功臣王国的地盘一点点蚕食、削弱，甚至找借口除掉他们，表面上是“划江而治”然后反悔，实际上是中央集权加强的必然过程。
更重要的是，当时“契约精神”或者说“法律约束”的概念，远没有后世那么深入人心。大家更看重的是实力和结果。刘邦能成功镇压反叛、巩固统治，大家更多的是佩服他的手段和能力，而不是纠结于他当初是怎么对功臣许诺的。加上汉初离“大一统”还不久，大家对“国家”这个概念的认同感，还没有达到后来的程度，对皇权合法性的要求也没那么严苛。
司马懿的时代——三国鼎立，政治复杂
司马懿生活在三国时期，这是一个军阀混战、政治斗争极其复杂的时代。曹魏政权本身就有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味，政权的合法性本身就受到质疑。
司马懿是曹魏后期的重臣，权倾朝野。他“洛水立誓”这事儿，是发生在诸葛亮死后，曹叡死前夕，围绕着“九锡”和“魏国公”这些象征权力至高无上的名号展开的。
这时候，曹魏政权已经比较成熟，内部对于皇位继承和权力分配的规则也更加清晰（虽然充满斗争）。司马懿的誓言，是在这样一个已经建立起相对稳定（但内部暗流涌动）的政治格局下做出的。他的行为，直接关系到曹魏政权的存亡和内部权力结构的稳定。
二、事情的性质和影响不同
虽然都是“背信弃义”，但两件事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给人的观感也大不相同。
刘邦“划江而治”的“背盟”——更像是权力调整
刘邦早期封了一堆异姓王，后来觉得这些人势力太大，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于是想办法削藩。他可能一开始的“划江而治”或者说对这些王的封地承诺，更像是一种暂时性的安排，是基于当时力量对比的妥协。当他实力足够的时候，自然会想办法收回权力。这与其说是“背叛承诺”，不如说是“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而进行的权力整合”。
而且，刘邦对待这些功臣王，虽然手段不光彩，但也不是全然无辜。韩信、彭越、英布后来都起了反叛之心，刘邦才有了借口去铲除他们。你可以说刘邦是“先动手脚”，但这些功臣王也并非完全守规矩。所以，这事儿更多被看作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尤其是对那些后来反叛的功臣，大家对他们的同情也会打折扣。
司马懿“洛水立誓”的“背盟”——更像是篡权和欺君
司马懿在洛水立誓，是为了向病重的曹叡保证，自己不会篡夺曹魏的政权，并且会将自己的儿子们置于朝堂的严密监视之下。他当时是辅政大臣，手握大权，而曹叡刚刚继位，年轻且体弱。司马懿的誓言，表面上是对皇帝的忠诚保证，实际上是为了打消曹叡的疑虑，获取信任，从而掌握更大的权力。
结果呢？曹叡死后，司马懿很快就发动了“高平陵之变”，杀掉了曹爽等人，彻底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为后来的司马氏代魏奠定了基础。这与他之前的誓言是截然相反的，直接违背了对皇帝的承诺。
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以及后来的史家看来，是非常严重的“欺君之罪”，也是“篡权”的明确信号。这不单单是政治上的妥协，而是赤裸裸的权力野心暴露，而且是建立在欺骗和背叛的基础上。
三、评价标准和历史记忆不同
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价值观和历史的“书写者”。
刘邦——汉初的“开国之君”的形象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刘邦的评价是复杂的，既写了他的流氓气，也写了他的雄才大略。但总体上，作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的“大一统”功绩被极大地放大和肯定。对于他如何巩固政权的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手段，尤其是为了长远计（在他看来），后人会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加上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其奠基者刘邦的形象，也更容易被“正能量化”。“划江而治”这事儿，在《史记》里可能更多的是作为“削藩”的背景，没有被特别拎出来作为重点批判。
司马懿——“权臣”和“篡位者”的负面标签
司马懿的评价，虽然有争议，但普遍上被认为是“权臣”，最终“篡权”的家族建立晋朝。在后来的评判中，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君臣大义”是评价的重中之重。司马懿的“洛水之誓”和后来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落下了“言而无信”和“篡逆”的口实。
很多史书和评书，比如《三国演义》，为了突出诸葛亮，更是将司马懿描绘成一个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形象。这种艺术加工，加上他本身行为带来的负面观感，使得“洛水立誓”被广泛地视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污点，并且被反复提及和批判。
四、公众的接受度和记忆点不同
人们记住的往往是那些具有戏剧性冲突和强烈道德指向的事件。
刘邦的“背盟”——更像是“上位者的手段”
刘邦在处理功臣时，其手段确实狠辣，但更多的是在权力游戏的范畴内。大家对皇帝的期望就是“能打天下，能守江山”，对手段的容忍度相对较高，只要最终江山稳固，功臣们也都是“为国尽忠”（即便后来被除掉）。这种“背盟”更多被看作是“上位者的智慧”或者“无奈之举”，而不是直接挑战道德底线。
司马懿的“背盟”——更像是“欺君的背叛”
司马懿“洛水立誓”直接面对的是皇帝，是对皇帝的直接欺骗。这种“欺君”行为，在强调君臣伦理的传统社会，是非常严重的道德败坏。加上之后迅速掌权并代魏，使得他的行为被定性为“野心膨胀，背信弃义，阴谋篡权”，这种强烈的道德批判，容易被大众记住和传播。
总结一下就是：
刘邦的“划江而治”后反悔，更多的是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而进行的权力整合，手段狠辣但被认为是“政治需要”，且功臣们自身也有问题。而司马懿的“洛水立誓”后再背叛，则是在一个相对成熟的政治体系下，对皇帝的直接欺骗，是为自己家族攫取最高权力铺路，其性质更恶劣，直接挑战了传统的君臣伦理，因此受到了更广泛的指责和历史负评。
简单说，一个被看作是创业初期的“铁腕手段”，另一个则被看作是成熟时期暴露的“权力野心和欺君之罪”。这就像创业者为了公司上市，可能得跟投资人谈一些“灵活的条件”，这可以理解；但一个已经稳坐钓鱼台的大老板，却对着自己的副总发誓说绝不觊觎他的位置，结果转身就把副总赶走自己上位，这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这两件事，虽然都涉及“违背承诺”，但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更多被理解为“政治生存术”，另一个则被定性为“道德败坏的权臣手段”，评价自然大相径庭。
一、时代背景和制度环境不同
这俩事儿，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时代，社会制度和人们的认知都有很大区别。
刘邦的时代——早期创业，规则尚未牢固
刘邦建立汉朝的时候，那是从战乱中好不容易打出来的江山。秦朝刚灭，天下刚刚统一，汉朝的制度还在摸索阶段，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更偏向于实用主义和权力博弈。
当时的“诸侯分封制”和“郡县制”还在并存和调整的过程中。刘邦最初封韩信、彭越、英布这些功臣为王，本身就是一种妥协和分封的体现。他后期把这些功臣王国的地盘一点点蚕食、削弱，甚至找借口除掉他们，表面上是“划江而治”然后反悔，实际上是中央集权加强的必然过程。
更重要的是，当时“契约精神”或者说“法律约束”的概念，远没有后世那么深入人心。大家更看重的是实力和结果。刘邦能成功镇压反叛、巩固统治，大家更多的是佩服他的手段和能力，而不是纠结于他当初是怎么对功臣许诺的。加上汉初离“大一统”还不久，大家对“国家”这个概念的认同感，还没有达到后来的程度，对皇权合法性的要求也没那么严苛。
司马懿的时代——三国鼎立，政治复杂
司马懿生活在三国时期，这是一个军阀混战、政治斗争极其复杂的时代。曹魏政权本身就有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味，政权的合法性本身就受到质疑。
司马懿是曹魏后期的重臣，权倾朝野。他“洛水立誓”这事儿，是发生在诸葛亮死后，曹叡死前夕，围绕着“九锡”和“魏国公”这些象征权力至高无上的名号展开的。
这时候，曹魏政权已经比较成熟，内部对于皇位继承和权力分配的规则也更加清晰（虽然充满斗争）。司马懿的誓言，是在这样一个已经建立起相对稳定（但内部暗流涌动）的政治格局下做出的。他的行为，直接关系到曹魏政权的存亡和内部权力结构的稳定。
二、事情的性质和影响不同
虽然都是“背信弃义”，但两件事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给人的观感也大不相同。
刘邦“划江而治”的“背盟”——更像是权力调整
刘邦早期封了一堆异姓王，后来觉得这些人势力太大，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于是想办法削藩。他可能一开始的“划江而治”或者说对这些王的封地承诺，更像是一种暂时性的安排，是基于当时力量对比的妥协。当他实力足够的时候，自然会想办法收回权力。这与其说是“背叛承诺”，不如说是“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而进行的权力整合”。
而且，刘邦对待这些功臣王，虽然手段不光彩，但也不是全然无辜。韩信、彭越、英布后来都起了反叛之心，刘邦才有了借口去铲除他们。你可以说刘邦是“先动手脚”，但这些功臣王也并非完全守规矩。所以，这事儿更多被看作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尤其是对那些后来反叛的功臣，大家对他们的同情也会打折扣。
司马懿“洛水立誓”的“背盟”——更像是篡权和欺君
司马懿在洛水立誓，是为了向病重的曹叡保证，自己不会篡夺曹魏的政权，并且会将自己的儿子们置于朝堂的严密监视之下。他当时是辅政大臣，手握大权，而曹叡刚刚继位，年轻且体弱。司马懿的誓言，表面上是对皇帝的忠诚保证，实际上是为了打消曹叡的疑虑，获取信任，从而掌握更大的权力。
结果呢？曹叡死后，司马懿很快就发动了“高平陵之变”，杀掉了曹爽等人，彻底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为后来的司马氏代魏奠定了基础。这与他之前的誓言是截然相反的，直接违背了对皇帝的承诺。
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以及后来的史家看来，是非常严重的“欺君之罪”，也是“篡权”的明确信号。这不单单是政治上的妥协，而是赤裸裸的权力野心暴露，而且是建立在欺骗和背叛的基础上。
三、评价标准和历史记忆不同
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价值观和历史的“书写者”。
刘邦——汉初的“开国之君”的形象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刘邦的评价是复杂的，既写了他的流氓气，也写了他的雄才大略。但总体上，作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的“大一统”功绩被极大地放大和肯定。对于他如何巩固政权的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手段，尤其是为了长远计（在他看来），后人会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加上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其奠基者刘邦的形象，也更容易被“正能量化”。“划江而治”这事儿，在《史记》里可能更多的是作为“削藩”的背景，没有被特别拎出来作为重点批判。
司马懿——“权臣”和“篡位者”的负面标签
司马懿的评价，虽然有争议，但普遍上被认为是“权臣”，最终“篡权”的家族建立晋朝。在后来的评判中，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君臣大义”是评价的重中之重。司马懿的“洛水之誓”和后来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落下了“言而无信”和“篡逆”的口实。
很多史书和评书，比如《三国演义》，为了突出诸葛亮，更是将司马懿描绘成一个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形象。这种艺术加工，加上他本身行为带来的负面观感，使得“洛水立誓”被广泛地视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污点，并且被反复提及和批判。
四、公众的接受度和记忆点不同
人们记住的往往是那些具有戏剧性冲突和强烈道德指向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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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一个被看作是创业初期的“铁腕手段”，另一个则被看作是成熟时期暴露的“权力野心和欺君之罪”。这就像创业者为了公司上市，可能得跟投资人谈一些“灵活的条件”，这可以理解；但一个已经稳坐钓鱼台的大老板，却对着自己的副总发誓说绝不觊觎他的位置，结果转身就把副总赶走自己上位，这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这两件事，虽然都涉及“违背承诺”，但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更多被理解为“政治生存术”，另一个则被定性为“道德败坏的权臣手段”，评价自然大相径庭。
网友意见
为什么要对一个不忠不义不孝不仁之辈讲诚信？
汉王数项羽曰：
“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於蜀汉，罪一。
秦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
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
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
又彊杀秦降王子婴，罪五。
诈阬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
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
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
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
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
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馀罪人击杀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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