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人和现在对孙权的评价相差很大？
要说孙权，这事儿说来话长，也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透的。古人怎么看他？现在人怎么看他？这中间隔着的不止是时间，还有眼光、立场，甚至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头的那些个评价标准。我琢磨着，这差别咋就这么大呢？咱一句一句掰扯掰扯。
先说说古人，特别是那些写史书的，或者在当时跟孙权打交道的那些人，他们是怎么看孙权的。
古人的评价，那叫一个“看时势”。 孙权这人，生在哪儿？三国乱世。他爹孙坚、他哥哥孙策，都是能打硬仗的猛人，一点点把江东基业打下来的。孙权接手的时候，才十七八岁，根基不算太稳，四面都是狼。北边曹操那实力摆在那儿，西边刘备虽然没那么强，但也有个诸葛亮坐镇。这会儿孙权他得先活下来，还得站稳脚跟。
“守成之主”的底色： 当时的史官，很多是出身北方士族，或者后来归附曹魏、蜀汉的。他们看孙权，首先是看他有没有“篡位称帝”那股子野心，有没有“统一天下”的魄力。在他们眼里，孙权最突出的就是“守成”。孙坚、孙策打下的江东，孙权给守住了，而且还守得挺好。跟曹操、刘备比起来，他好像没那么大的进取心，尤其是在吞并蜀汉这事上，总觉得他有点“瞻前顾后”。所以，一些人就给他贴上了“守成之主”的标签，甚至有点“平庸”的意思。
“长江天险”的加持： 古人评价一个君主，很讲究他有没有“天命所归”，有没有“顺应天时”。孙权这边，长江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地理位置真的能改变很多事。他能坐拥江东，靠的不仅仅是兵马，还有那条大江。有些人就觉得，孙权能守住，很大程度上是占了长江的便宜，而不是他本身有多么高明。这就有那么点“运气好”的味道在里面。
“人臣之道”的影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忠君”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孙权虽然称帝了，但他的早期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刘备，或者跟刘备联合抗曹。当他后来跟曹魏称臣，又跟蜀汉翻脸的时候，在一些讲究“大义”的人看来，总归是有点“不义”或者“不忠”的嫌疑。特别是像陈寿这种写《三国志》的，他本身就带着一种正统观，对蜀汉的评价相对高一些。
“好杀”、“猜忌”的负面标签： 晚年孙权的一些行为，比如对吕蒙、陆逊等功臣的猜忌和猜疑，确实让人诟病。尤其是杀陆逊，这个评价不高，也确实容易让人觉得他晚年糊涂，人品不行。这在史书里也是浓墨重彩的描写。
所以，你可以看到，古人（尤其是北方士族或者蜀汉支持者写的史书）对孙权的评价，多少有点“得过且过”、“守成有余，进取不足”、“倚仗天险”的味道，偶尔还会夹杂着对他晚年猜忌功臣的批评。整体上，把他放在“雄主”的行列里，但总感觉少了那么点“开创”、“统一”的豪情壮志，甚至会把他跟曹操、刘备的“一统天下”的野心放在一起比较，然后觉得他“差了点火候”。
再来看看现在，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一些学者，或者通过文学作品、影视剧了解孙权的人，怎么看他？这评价，那就一个“复杂”+“立体”。
现在人的评价，那叫一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三国演义”的影响： 这个是最直接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孙权的刻画那叫一个“亦喜亦忧”。一方面，他表现出孙权的少年老成、政治智慧，比如“火烧赤壁”时跟刘备的合作，对周瑜的信任。另一方面，他把孙权写成了一个有点儿乖张、容易被说动、甚至有点“小气”的君主，跟诸葛亮的“智谋超群”、刘备的“仁德”比起来，就显得没那么光彩照人。演义里，他经常是处于一个被动或者被说服的角色，比如赤壁之战后，他跟刘备分荆州，好像总是被刘备占便宜。
“反差”带来的重新审视：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对江东士族、对三国时期政治格局的理解加深，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孙权。大家发现，当年那些批评孙权的“古人”，很多都有他们的立场和局限性。
“活下来的才是胜利者”： 在那个乱世，能活下来，还能把基业做得这么大，还能撑那么久，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曹操、刘备都没能统一天下，孙权能跟他们抗衡这么久，而且在他的统治下，江东的经济文化反而得到了发展，人民相对安稳，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功绩。现在人更能理解“乱世枭雄”的难度，也更能看到孙权在“生存”和“发展”上的高超手段。
“政治家的现实主义”： 孙权这个人，特别讲究“实用主义”和“利益最大化”。跟曹操搞好关系能保命，跟刘备合作能打仗，跟蜀汉翻脸能多拿地盘，跟曹魏称臣能保平安。这些看起来“不忠不义”的操作，在乱世之中，恰恰是政治家最现实的选择。他不像刘备那样，总想着“匡扶汉室”，也不像曹操那样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野心。他就是想让江东好好的，让孙吴王朝能传承下去。现在人反而更能理解这种“不搞虚的”的实在劲儿。
“用人唯贤，不拘一格”： 孙权能任用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些不同类型的人才，并且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本身就说明他有识人之明。即便晚年犯了错，但早期他用人的眼光和气度，是得到了普遍认可的。
“长寿”带来的不同解读： 孙权活了七十多岁，在当时绝对是长寿的。有人觉得这是他福气好，有人觉得他懂得养生。但更重要的是，他统治时间长，让江东稳定了很长时间。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贡献。
“民间智慧”的补充： 咱们老百姓看事情，有时候更注重“结果”和“道理”。孙权能让江东老百姓过上相对安稳的日子，这本身就是功劳。而且，他身上有很多“接地气”的故事，不像那些高高在上的帝王。比如他会去视察农田，跟大臣们开玩笑，这些细节会让他显得更有人情味。
“对历史人物的多元化解读”： 现在的社会更开放，大家也更愿意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人物。不像古代，评价标准可能相对单一。现代人更愿意看到孙权身上那些复杂、矛盾但又真实的一面。
所以，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我总结一下，大致是这么几个原因：
1. 评价标准的变化： 古代更看重“统一天下”的野心和“正统性”，看重君主是否能“顺应天时”。现代人则更看重“治国理政”的实际成效，看重“生存发展”的策略，也更理解“乱世枭雄”的难处和“政治现实主义”。
2. 信息来源的差异： 古人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方史书或者当时人的记述，这些信息可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现代人则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史料，也能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形成更立体的认知。
3. 文学和大众传播的影响： 《三国演义》这样的文学作品，以及后来的影视剧，对大众认知有着巨大影响。但这些作品往往会为了戏剧性而进行艺术加工，跟正史可能存在很大差异。现代人对这些作品的接受度，也会影响他们对孙权个人的评价。
4. 时代背景的代入：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的年代，很难真正体会到三国时期那种生死存亡的残酷竞争。把孙权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去理解，他的很多行为就显得没那么“奇怪”或者“不能理解”了。
总而言之，古人看孙权，可能更像是在看一个“大诸侯”或者“一方霸主”，对他有没有“君临天下”的魄力有所保留。而我们现在看孙权，则更像是看一个在极端恶劣环境下求生存、求发展的“政治家”和“领导者”，我们更能欣赏他的韧性、智慧和长远眼光，也能理解他在乱世中的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这就像看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你觉得他冲动莽撞，老了你发现他稳重内敛。孙权这人，放进历史的长河里，他就像一块越磨越亮的石头，每个时代的人都从中看到不一样的光彩。不能简单地说谁的评价更对，只能说，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时代，用自己的眼光去打量这位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
先说说古人，特别是那些写史书的，或者在当时跟孙权打交道的那些人，他们是怎么看孙权的。
古人的评价，那叫一个“看时势”。 孙权这人，生在哪儿？三国乱世。他爹孙坚、他哥哥孙策，都是能打硬仗的猛人，一点点把江东基业打下来的。孙权接手的时候，才十七八岁，根基不算太稳，四面都是狼。北边曹操那实力摆在那儿，西边刘备虽然没那么强，但也有个诸葛亮坐镇。这会儿孙权他得先活下来，还得站稳脚跟。
“守成之主”的底色： 当时的史官，很多是出身北方士族，或者后来归附曹魏、蜀汉的。他们看孙权，首先是看他有没有“篡位称帝”那股子野心，有没有“统一天下”的魄力。在他们眼里，孙权最突出的就是“守成”。孙坚、孙策打下的江东，孙权给守住了，而且还守得挺好。跟曹操、刘备比起来，他好像没那么大的进取心，尤其是在吞并蜀汉这事上，总觉得他有点“瞻前顾后”。所以，一些人就给他贴上了“守成之主”的标签，甚至有点“平庸”的意思。
“长江天险”的加持： 古人评价一个君主，很讲究他有没有“天命所归”，有没有“顺应天时”。孙权这边，长江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地理位置真的能改变很多事。他能坐拥江东，靠的不仅仅是兵马，还有那条大江。有些人就觉得，孙权能守住，很大程度上是占了长江的便宜，而不是他本身有多么高明。这就有那么点“运气好”的味道在里面。
“人臣之道”的影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忠君”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孙权虽然称帝了，但他的早期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刘备，或者跟刘备联合抗曹。当他后来跟曹魏称臣，又跟蜀汉翻脸的时候，在一些讲究“大义”的人看来，总归是有点“不义”或者“不忠”的嫌疑。特别是像陈寿这种写《三国志》的，他本身就带着一种正统观，对蜀汉的评价相对高一些。
“好杀”、“猜忌”的负面标签： 晚年孙权的一些行为，比如对吕蒙、陆逊等功臣的猜忌和猜疑，确实让人诟病。尤其是杀陆逊，这个评价不高，也确实容易让人觉得他晚年糊涂，人品不行。这在史书里也是浓墨重彩的描写。
所以，你可以看到，古人（尤其是北方士族或者蜀汉支持者写的史书）对孙权的评价，多少有点“得过且过”、“守成有余，进取不足”、“倚仗天险”的味道，偶尔还会夹杂着对他晚年猜忌功臣的批评。整体上，把他放在“雄主”的行列里，但总感觉少了那么点“开创”、“统一”的豪情壮志，甚至会把他跟曹操、刘备的“一统天下”的野心放在一起比较，然后觉得他“差了点火候”。
再来看看现在，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一些学者，或者通过文学作品、影视剧了解孙权的人，怎么看他？这评价，那就一个“复杂”+“立体”。
现在人的评价，那叫一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三国演义”的影响： 这个是最直接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孙权的刻画那叫一个“亦喜亦忧”。一方面，他表现出孙权的少年老成、政治智慧，比如“火烧赤壁”时跟刘备的合作，对周瑜的信任。另一方面，他把孙权写成了一个有点儿乖张、容易被说动、甚至有点“小气”的君主，跟诸葛亮的“智谋超群”、刘备的“仁德”比起来，就显得没那么光彩照人。演义里，他经常是处于一个被动或者被说服的角色，比如赤壁之战后，他跟刘备分荆州，好像总是被刘备占便宜。
“反差”带来的重新审视：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对江东士族、对三国时期政治格局的理解加深，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孙权。大家发现，当年那些批评孙权的“古人”，很多都有他们的立场和局限性。
“活下来的才是胜利者”： 在那个乱世，能活下来，还能把基业做得这么大，还能撑那么久，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曹操、刘备都没能统一天下，孙权能跟他们抗衡这么久，而且在他的统治下，江东的经济文化反而得到了发展，人民相对安稳，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功绩。现在人更能理解“乱世枭雄”的难度，也更能看到孙权在“生存”和“发展”上的高超手段。
“政治家的现实主义”： 孙权这个人，特别讲究“实用主义”和“利益最大化”。跟曹操搞好关系能保命，跟刘备合作能打仗，跟蜀汉翻脸能多拿地盘，跟曹魏称臣能保平安。这些看起来“不忠不义”的操作，在乱世之中，恰恰是政治家最现实的选择。他不像刘备那样，总想着“匡扶汉室”，也不像曹操那样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野心。他就是想让江东好好的，让孙吴王朝能传承下去。现在人反而更能理解这种“不搞虚的”的实在劲儿。
“用人唯贤，不拘一格”： 孙权能任用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些不同类型的人才，并且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本身就说明他有识人之明。即便晚年犯了错，但早期他用人的眼光和气度，是得到了普遍认可的。
“长寿”带来的不同解读： 孙权活了七十多岁，在当时绝对是长寿的。有人觉得这是他福气好，有人觉得他懂得养生。但更重要的是，他统治时间长，让江东稳定了很长时间。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贡献。
“民间智慧”的补充： 咱们老百姓看事情，有时候更注重“结果”和“道理”。孙权能让江东老百姓过上相对安稳的日子，这本身就是功劳。而且，他身上有很多“接地气”的故事，不像那些高高在上的帝王。比如他会去视察农田，跟大臣们开玩笑，这些细节会让他显得更有人情味。
“对历史人物的多元化解读”： 现在的社会更开放，大家也更愿意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人物。不像古代，评价标准可能相对单一。现代人更愿意看到孙权身上那些复杂、矛盾但又真实的一面。
所以，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我总结一下，大致是这么几个原因：
1. 评价标准的变化： 古代更看重“统一天下”的野心和“正统性”，看重君主是否能“顺应天时”。现代人则更看重“治国理政”的实际成效，看重“生存发展”的策略，也更理解“乱世枭雄”的难处和“政治现实主义”。
2. 信息来源的差异： 古人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方史书或者当时人的记述，这些信息可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现代人则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史料，也能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形成更立体的认知。
3. 文学和大众传播的影响： 《三国演义》这样的文学作品，以及后来的影视剧，对大众认知有着巨大影响。但这些作品往往会为了戏剧性而进行艺术加工，跟正史可能存在很大差异。现代人对这些作品的接受度，也会影响他们对孙权个人的评价。
4. 时代背景的代入：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的年代，很难真正体会到三国时期那种生死存亡的残酷竞争。把孙权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去理解，他的很多行为就显得没那么“奇怪”或者“不能理解”了。
总而言之，古人看孙权，可能更像是在看一个“大诸侯”或者“一方霸主”，对他有没有“君临天下”的魄力有所保留。而我们现在看孙权，则更像是看一个在极端恶劣环境下求生存、求发展的“政治家”和“领导者”，我们更能欣赏他的韧性、智慧和长远眼光，也能理解他在乱世中的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这就像看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你觉得他冲动莽撞，老了你发现他稳重内敛。孙权这人，放进历史的长河里，他就像一块越磨越亮的石头，每个时代的人都从中看到不一样的光彩。不能简单地说谁的评价更对，只能说，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时代，用自己的眼光去打量这位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
网友意见
因为孙权不进取之说，老实说，其实也很大程度上是演义印象。志里的孙权，明显都“进取”到病急乱投医了，不长的一篇《吴主传》，三四次提到派将派兵去辽东，一次派兵派将去台湾。
黄龙元年（229年），五月，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
黄龙二年（230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教科书上都有）。
嘉禾元年（232年），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于成山。
嘉禾二年（233年），三月，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举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数百护送舒、综，权终不听。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
赤乌二年（239年），三月，遣使者羊衜、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
而且这些行动也并不仅仅是联络、援助公孙渊（232年去辽东《虞翻传》记载为求马），实际上，吴军有两次甚至在辽东与魏军发生交战，一胜一败。一次则遭公孙渊袭击全军覆没。
这种局面，就要从吴国人力的实际情况说起：
据《晋书-地理志》载：“孙权赤乌五年(242年)，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
据《三国志-三嗣主传》裴注载，晋灭吴时：“(王)浚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由此看来，吴国的人力和兵力是非常紧张的，首先从242年到280年近40年的时间，男女口数不但没上升，反而还下降了。尤其是吴亡前230万户民养着23万兵，兵/户民比达到1：10。所以曹丕、姜维和孙皓这仨人基本上成了“穷兵黩武”这个成语的出典。
再分析一下，三国战事不断，肯定女多男少，240万民户里面，只怕能有六七成是女人，三四成男人里再把老弱病残和必须留着维持农业生产的去掉，你看还能有多少用来给20多万吴军补兵的，所以《三国志》各传里，吴军打劫山越、贼寇补兵屡见不鲜，甚至于陆逊掳掠了魏国千余男女，《吴书》作者都沾沾自喜的情况。
人家孙权是吴国皇帝，根本目标是保住孙家王朝（这点跟陆逊等人有很大区别，真的很保守的是陆逊等江东大族，我猜测陆逊可能对北方政权还是存在一定侥幸心理，就算吴亡了也能接着仕于魏，没有想到自己后人会几乎悉数死于西晋之手），看着吴国这种几乎打掉一个少一个的情况，能不急火攻心么？公孙渊背盟之后，孙权甚至大怒准备亲征辽东，被陆逊劝阻才作罢（《陆逊传》）。
有人可能会说，南方可能还有很多隐户，不止那么多人，但要是孙权能把这些隐户查出来征兵，那他估计早这么干了，所以应该是有什么因素使东吴政权一直没有能力清查南方户口（吴国民户始终就是这么52万户，一直没变化）。相比之下，北方户籍人口则不断上升，到了西晋统一全国时，已达1600万人（《晋书》）。
对于这种情况，孙权当然再清楚不过，不能打出去就是坐以待毙了，于是反映到其它方面，就是扩张欲望极强，包括N征合肥/江夏（催生满数十文睡觉等N多段子）、白衣渡江也是这种扩张欲望的一种体现。后来合肥、江夏实在是打不下来，就开始铤而走险，打跨海远征辽东的主意。一方面是为了开辟新战线（万一在北方站住脚了呢？），另一方面也是在魏国统治的薄弱区域掳掠和补充人口（上述有明确记载）。
孙权登基称帝后不过4年，竟然就接连发动了3次对辽东和台湾的远征行动，这些行动还派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将军和正规军，甚至出动兵力还不少（去辽东和台湾都是1万人）。这些行动显然不是吃饱饭没事做，其实就是为了打开新局面，或者增殖人口。
所以我发现很多贴吧众对孙权把卫温杀了很不解，人家还是带回了不少成果的，而且有地理发现意义，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认为，主要因素就是因为卫温此次远征损失太惨重（全琮传：”权不听。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要钱粮，要船，东吴有的是（据裴注，吴国灭亡时，尚存米谷280万斛，舟船5000余艘）。死了那么多人，你就提脑袋来见我吧。
这种扩张欲望，跟蜀汉比我不知道，跟两宋比，那真是云泥之别了，不然你觉得辛弃疾为什么要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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